四 困惑与反思：本土化的追求

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动，百年来知识分子对“新史学”的追求，正是中国学术近代化的核心问题。作为“西方冲击”反应过程中生起的一股反省力量，“新史学”基本满足知识分子重新了解和定位中国的需要，即说明“我们是谁？”“中国是如何构成的？”在现代性中，“中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百年来的“新史学”之路正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寻求各种答案，从呼吁到实践，从为西方经验普世性做脚注到寻求本土文明内在的独特性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所说，当前中国学术界已经从“狂飙猛进的时代”进入“理智渐进的时代”，从“面向世界开放的时代”进入“关注本土的时代”。正是在这种整体氛围下，区域社会史以其强烈的本土关怀和历史学本位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典范。但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怀疑和争论，焦点集中在对区域社会史适用性、可行性的质疑。也正是这种质疑才使得区域社会史在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多重反思。目前，中国学者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与应用各抒己见，意见分歧，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区域社会史有助于更真切地实现我们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并将其提到方法论、新范式的高度，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这种方法、取向仍存在不少局限，需要在不同方面加以讨论。

1．学科界限和史学本位

本文所说的区域社会史是指近年来随着问题意识的转变，史学界所提倡的具有“区域意识”的关于区域的社会史研究，与“地方史”概念相较，它不仅仅在研究对象上是从具有人文关怀的问题意识出发，关注一定区域的基层社会，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发掘历史中人们生活交往的日常状态，呈现各历史时期的多样性和整体面貌；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是注重区域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与着眼点，考察它们之间的对立与联系，并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思维进行研究。在目前区域社会史的强势话语下，我们所习称的“区域史”就是指上述意义下的区域社会史，它强调的是新的研究立场。

跨学科的研究必须强调史学本位。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80年代，中国历史学引用的社会学理论，其预设基本上是“非历史”的，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一时期历史学中这种跨学科的动向还只是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消费者的姿态出现的。不过随着各学科的发展，旧有学术框架限制被打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逐渐回归到注重社会科学理论的本土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学化。在引入社会学方法的同时，在区域社会史还注重与人类学结合，大量使用“反思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承认学者自身的主观创造性；但同时又打破本文化和异文化的二元对立，突出研究对象，将其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给予研究对象为自己解说的机会。这种本土化和历史学化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关注历时性和共时性，并用历史学家对史料的考辨功夫来看待、分析由其他学科方法而搜集到的史料。

2．区域的划界

在区域史的研究中，对区域的划界是史学家所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它不仅会影响研究的表现形式，而且能从中透视出研究者的史观与史法。现在许多学者或许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在反思现代史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区域的划分应强调人本主义，即打破现在约定俗成的时空界限，“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概念”，即所谓“人的区域”。显然，与以往以行政单位划分研究区域的地方史研究不同，区域史更加注重以民族、宗教等社会论题为观察立场来划分区域，注重其间的类似性和相关性，强调只有为解释历史而面对一系列问题时才是一个研究区域。也就是说，区域不只是史家为研究的方便而划出来的范围，更是人们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划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线。这种从问题出发的区域划分方法力图打破单向的强调挖掘在精英话语背后和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的“边角料”式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的研究模式，强调多元与互动的研究视角，从而在当今史学界形成一股“区域转向”的风潮。但是也有学者敏锐地提出：通过诸种概念立场划分区域，而这些立场背后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我们又如何理解？我们是否又重新掉入了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我们是不是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先验性呢？

另外，区域史在强调了区域差异性的同时，是否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同一性？这些差异如何在历史的时空中得到整合？其整合的原动力何在？因此，现在许多学者强调区域史的研究是重写整体史的技术手段，要用整体史的眼光来研究区域史。所以在写作区域史之前须先确定所研究区域的代表性是特例还是范例，其代表的程度如何？虽然任何区域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区域范围，但是也不要画地为牢，在需要整体认识时可以将研究的空间适量拉伸。

3．文献与田野调查：进入历史现场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社会学特别是对人类学方法的引进，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以至于现在历史人类学研究蔚为大观，使得现在历史研究以获取“历史现场感”“地方感”的全新途径来设问历史。

其突出表现是将田野调查与解读文献资料相结合及收集口述资料或“象征性文化符号”的研究方法高歌猛进。在区域史研究中多采用将“人”作为重点的所谓“三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即将田野调查与读文献材料相结合，强调广搜材料而不能偏废，认为做田野调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读懂文献，通过田野调查直接去体验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通过体会空间而去追寻已经失去的时间。另外，光有地方感、历史感还不行，人类学研究往往将研究对象视为他者，这种观念应与地方感的获得相结合，即费孝通所说的即“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也就是说在获取地方感的同时，又要从那种地方感中走出来，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获得相对真实的地方性知识。再有是强调共时性、结构性与历时性研究的整合，从而使我们能够“上下左右”的分析史料，“上下左右”的解读历史，以更加全面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区域历史及其发展脉络。面对后现代思潮提出的对话语的反思，我们应走向历史现场，将话语和观念视为行动，特别突出对普通百姓如何创造历史的探讨，将普通民众的话语看成他们的行为意图和行为过程，从地方感和疏离感、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相互作用中，分析记忆话语接受了怎样的历史，历史又是如何被现在创造等问题。这为我们更好的解读史料，实现所谓“声音考古”创造了理论准备和方法支持。在转换宏大历史叙述的研究视角，打破传统与近代的二元框架，开展“去熟悉化”的研究中，使得追寻历史的多元及其内在脉络、逼近历史过程与真实意义、深化历史认识成为可能。

区域社会史提倡以加深人类对历史的了解为目的，以现实为选题和研究的切入点，从微观入手呈现历史真实，逼近历史的多面向，再从所呈现的历史现场或科大卫称之为“原始的地图”中寻求问题的解答，“自下而上”看历史。即以追求客观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实际的研究中对理论和方法不断地进行批判和反思，并关注于挖掘这些理论所不能掌控的领域。既能从理论中获益，又能看到历史研究者有限的自觉，避免将理论实体化，重新返回追求开放的本土化的“中层理论”建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