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合历史”：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
1980年代中后期，历史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中走出来，渐趋实现人文科学化的位移，区域社会史也从此兴起了历史学科本位化的“人本主义”的笃实学风。历史学的跨学科整合步伐加快，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史学方法的更新，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国内史学界关注并用力的领域。不过，对于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区域社会史学科性质、区域社会史研究范围等问题尚未形成共识。针对大多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浓厚的地方史色彩，有学者指出，区域社会史并不等同于人为划定区域而从事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研究的地方史；作为社会史的分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应该具有社会史的整体视野。一方面，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歧性，幅员广阔造成了明显的区域性发展差异，同时还存在着社会变动、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发展变化速度不同步的现象，因而以特定区域作为研究范畴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应全方位地把握其总体发展。有学者批评区域社会史是关注历史的“边角料”，是“剩余的历史”，主张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提政治史的研究取向，认为这是整合区域社会史的一个突破口，强调关注区域社会史中国家的“在场”，建构权力关系的结构和格局，从而呈现中国社会演进的脉络和特质，并实现特定区域内的社会史研究和在区域实践中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双重目标。可见，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时间与空间、传统与现代、局部与整体等多重维度下进行考察是最理所应当和更真切理解中国的方法。国内学术界的反思为历史人类学的引入、“国家—社会”等理论的本土化讨论提供了契机。1990年代以来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因之呈现一种崭新的面貌，新的本土化研究范式的轮廓日渐清晰。
自社会史大论战以来，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是许多学者的研究重心，在1990年代以前，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基地，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学者，集中对徽州、江南地区、福建及两广的社会经济史展开深入探讨，想要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问题。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国家关系理论均被运用于中国史的研究，其中社会经济史学者更注重运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来突破传统的制度分析樊篱。1997年，刘志伟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一书中，运用了传统经济史资料之外的大量私人和民间领域的材料，来考察明清时代国家的里甲赋役制度在广东地方的实施过程，着重反映这一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国家政策与地方社会两大空间之间的复杂和曲折的联系。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新社会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新社会史就是要在传统经济史建构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外，寻求以更微观单位来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过密化理论”“关中模式”算得上其中的典范。“过密化理论”从经济史的视角描述了江南地区劳动力和生产量之间的关系，挑战传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进而把“过密化”这一理论上升到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趋势的诠释，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可反复验证的概念。同样是为了消解与对抗传统区域经济史将江南模式泛化为普遍性的历史解说，秦晖从农民学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西北区域经济的“关中模式”，主张把“关中模式”的特殊性作为建立中国本土社会经济史分析模式的另一参照。
由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往往关注的是制度运作，其中虽不乏人文关怀，但很难真实和全面地呈现人的生存状态，因而扩大历史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被提上研究日程。这促使史学界一面多元化继承和发扬以往学术传统，一面积极与欧美汉学对话。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物的中国宗族现象，则成为二者交汇的平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心逐渐出现转移，即从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步转向关注宗族问题和民间信仰的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自弗里德曼提出他的宗族理论后，关于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汉学界的热门课题。同时，我国学者郑振满吸收傅衣凌的乡族理论和多元结构理论的研究传统，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文献，以明清家族组织为探讨核心，论述了明清时期福建社会宗法伦理庶民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变迁趋势。
在“国家—社会”理论本土化的进程中，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以往的人类学过分强调宗族组织的自在功能，而忽视了在宗族影响的小区域中，也涵盖了国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因此，本土化的宗族研究必须于国家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交织中，探索宗族发展。科大卫与刘志伟超越血缘群体、亲属组织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宗族历史后提出，华南宗族的发展，实际上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他们还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宗族礼仪如何在地方社会推广，如何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等问题。
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在新的视角下有了新的面貌，在以往的“革命史叙事”下，以民间信仰为号召的近代教案和义和团运动等都被贴上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政治标签；而在现代化史观看来，民间信仰乃是“封建迷信”。虽然二者的评价完全相反，但同样都是从既定价值目标出发的目的论评判。在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方法和“国家—社会”理论等的影响下，赵世瑜在《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所展现的是以华北寺庙、庙会为中心，以民间信仰、仪式为内容的历史-生活世界，并指出民间诸神与寺庙是体现和支撑民众观念-行为体系的象征，其中自有一整套坚强的信念与伦理。因此，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要力图从长时段的文化史视野与民众观念心态、生活方式的角度，对近代以来作为重大政治事件的教案、义和团、太平天国运动进行重新理解，以揭示其中更为深厚、长远的文化心理渊源。陈春声通过对广东樟林乡村社会史的田野调查，探索了樟林神庙系统的结构关系。他发现“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的“正统”始终存在于基层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始终影响着乡民的“信仰空间”；并揭示这种“信仰空间”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场景，展现与其相伴相生的社会心理情形。这些研究都十分自明地对“国家—社会”理论框架有所运用与反思。
一直以来，台湾史学界对种种欧美新史学风气非常敏感，近二十年来受欧美新文化史的影响最大，对过去被视为本质式的或约定俗成的种种现象，以社会史、文化史的建构性角度加以解释，开拓了医疗史、生态史、身体史等新兴研究领域，大幅地扩大了历史的视界。与之貌同心异，近几年，大陆史学界在区域社会史研究逐渐兴起之时，或许是出于对后现代理论的挑战或反思，从纵横多元的角度去研究这些新兴领域被提上研究日程。目前，一般多注重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等方面，呈现具有整合性的研究对象在某区域内与周围环境的广泛联系，如医疗史、资源环境史等，都力图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割，注重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对区域历史重新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综合性解读。
在医疗史方面，余新忠通过考察清嘉道之际江南大疫时社会各界的反应，表明了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辨析了社会力量活跃在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意义。另外还指出清代传统医疗资源的发展及在晚清的重要变化，即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救疗机构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杨念群以北京城实施“兰安生模式”为重点，深入剖析了西医伴随政权力量如何侵入和融进基层民众生活的过程。这一视角表明“现代医疗空间”的形成不再是政治史叙事的附庸，反而有可能成为探讨近代政治整合不同地域进行跨区域研究的可行路径。
现在有学者也呼吁资源环境史是一个现代史学研究需要着力的方面，学者们或从生态环境的视角出发，或从水圈争夺入手，关注水利系统中反映的道德价值观念、时代风习，讨论水利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以水为中心的研究也增强了跨区域研究的力度，在对华北地区的研究中，以水为中心或切入点的研究最近颇有成果，体现了一种整合性历史的研究取向。例如，行龙对晋水流域水资源日益匮乏背景下出现的“从共享到争夺”的过程进行考察，分别从官方信仰系统与民间信仰系统如村庄神、人格神等角度，分析了争水现象的背后，晋水流域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为追求最大限度的“水权”，利用乡村传统资源和象征资本创构权利合法性的过程。
城市史更是整合跨学科研究的平台。城市是人的聚集地，是文化的聚集与创造之所，但是这一聚集的形态是依赖于环境并作用于环境的，因而研究城市史也应当考虑到人、社会、文化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在人与物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好比一个有机体，它不仅有一套内部的机制和自己的思想，同时它也需要吸收营养和排泄代谢物，因而周遭的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而城市社会、文化的运作又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新城市史可以引入西方“环境史”的概念，即植入复杂性和非线性的视角，突破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二元论和还原论式的历史研究对城市史研究的局限，加深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性和历史发展的非线性的研究。此外，研究城市史既可以从有着深入研究和丰富的成果的历史地理学那儿借鉴经验，又能吸收近些年在新城市史鼓荡下，民俗学、民族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可以说，新城市史研究有望引入环境史的研究方法，打破长期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隔阂，呈现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