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之我见

李慧波

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我们首先应对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做出界定。不少学者已从不同的方面对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美国的林·亨特认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英国的彼得·伯克曾从两个方面讨论过社会文化史的概念：从关注的领域来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相对于以往历史研究来说，是广阔而新鲜的。它在文化的概念里囊括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主题，既研究物质文化的历史，也研究身体、性别和记忆、语言的历史。社会文化史也关心政治，但是它所关注的“政治”，不是制度或政治事件，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社会文化史又是置于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下的一种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反思。刘志琴老师于1988年提出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其重心是“对历史上某一时期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作出描述和解释”。1993年，他又提出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路，“伦理价值通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作用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意识，这样的文化才真正具有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内在机制”。梁景和老师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是观察和诠释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层面。社会文化史可以补充通史和专史的内容，社会文化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具有交叉关系，亦可发展为并列关系。社会文化是客观存在，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和层面会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和内容，因此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推动史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李长莉老师认为，社会文化史“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学科范畴，而主要是指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大致而言，即以文化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它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予以补充，使历史学的血肉更为丰满鲜活”。左玉河老师强调社会文化史的独特视角，即“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化，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强调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黄兴涛老师提出社会文化史内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既是对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和探究，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和抽象。”可见，学者们虽然对于社会文化史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及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比较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回答。总而言之，从研究对象而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是与“人”的生活相关的一切，既包括表象的社会生活，也包括潜在的精神和情感。从研究视角而言，社会文化史既关注大众文化也关注精英文化，是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从研究方法而言，社会文化史研究采取的是一种以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为主的综合、交叉、多样化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笔者希望从史料入手来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社会文化史的史料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除了一般的诸如档案、报纸、史志、谱牒、杂志等资料外，还有回忆录、传记、笔记，以及金石碑刻、遗迹遗物、民谚俚语、家谱族谱、戏剧唱本、诗歌小说、影像图片等。此外，实地调查和采访记录也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资料。在诸多的史料中，如何合理地使用史料，如何从史料本身来透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内涵，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在运用每种文献的过程之中权衡、思考并做出判断。笔者以博士学位论文《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中的资料运用为例，来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简称《婚姻法》）。新《婚姻法》的执行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加之基层干部发挥中介作用，在短时间内收到惊人的效果，但传统的婚姻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制度的变化与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必然要发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制度的制定、执行与民众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的互动就成为笔者研究主要的目的。比如，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的人们，其婚姻文化有哪些异同；不同群体的人们从抵制到开始接受并认可新的婚姻文化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国家针对不同的群体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在各种矛盾和冲突中，民众的新婚姻文化观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等等。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档案、报纸、杂志、小说、传记、图片、影像材料、回忆录，以及当事人的访谈都是笔者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