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远古至隋唐时期辽宁手工业的发展

一 远古时期辽宁的石器、骨器和陶器

考古发现，早在40万～50万年以前，辽宁就已是古人类活动的场所。新石器时代，在这里居住的除汉族的先人外，还有东胡、肃慎等民族的先人。在各民族祖先的共同努力和开发建设下，辽宁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书写、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手工业文明。

1．石器的加工

在距今31万～28万年前，以金牛山人和庙后山人为代表，在辽宁境内出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足迹。金牛山遗址位于营口金牛山，是目前辽宁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址，遗址中出土了较为完整的猿人头骨、肋骨、手骨、脊椎等化石，以及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发现了人类用火的遗迹。庙后山遗址，位于本溪县太子河上游支流汤河河畔山城子村东的庙后山上，遗址中出土了半颗人齿，10余件打制石器及各种动物化石。金牛山人和庙后山人与北京猿人一样同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5万年，在喀左县大凌河畔的鸽子洞遗址，出土了一颗完整的古人类小孩牙齿化石及古人类的生产工具——打制石器、石核、石片等300余件。“鸽子洞人”所处的时代为旧石器中期，此时石器加工在品种和质量上均比以前有很大改进。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古人类的四处迁徙，遗址的分布也越来越广泛。锦县沈家台遗址、大连复县古龙山洞穴，凌源县西八间房遗址、东沟县的前阳遗址和海城的仙人洞遗址等无不表明，古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布辽宁全省。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是石器加工迅猛发展的时期。从“鸽子洞”所发现的300多件石器材料中可以看出，“鸽子洞人”对石器原料的质地，有了较为严格的选择。这一时期原始人类对石片的打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打击台面石片，加工技术增加了两面打制和错向加工，有些器件加工相当精细，虽然仍以石片石器为主，但刮削器的类型明显增多。

距今大约六千年，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以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小珠山下层文化、新乐下层文化为代表的这一时期辽宁人类活动的遗地，分布更加广泛。这一时期的原始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原始农业和牧业生产，使人类从食物采集阶段进入了食物生产阶段，劳动工具也发生了变革——从打制石器进入了磨制石器时代。如新乐下层出土的磨制石磨盘、磨棒、砍砸器、敲砸器、斧、铲、刀、锤、链等，以及制作精美的磨制玉斧；与小珠山中层文化比较接近的庄河市黑岛镇西阳宫村北吴屯遗址，出土有磨制的石斧、石铸、石凿、石磨盘、石磨棒等生产工具；在红山文化的诸多遗址中，独具红山文化标志特征的耕具——犁耜的发现，反映出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原始居民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畜牧、狩猎为辅，经济生产方式有了显著的进步。

2．原始骨器与纺织缝纫

早在旧石器时代，骨器的使用就已经较为广泛。在营口金牛山遗址发现的穿孔骨器表明，当时人类钻孔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到了新石器时代，骨器制作技术进步较快，骨制品不仅加工精细，而且种类繁多，被人类大量地用于生产和生活。纺织和缝纫技术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借助各种形式的纺轮把植物纤维捻成线，编织成布，并借助针、锥等工具将布或兽皮缝制成服装。在新乐下层文化中就出土有骨锥和角锥。在辽西富河沟门遗址，出土有磨制精细的骨针和大量的陶片纺轮；在小珠山中层遗址中，出土的骨锥和骨针的数量也很多；特别是郭家村遗址下层，纺织和缝纫工具多达六类360件，工具的制造工艺也很先进，骨梭上有长方孔，可以编织渔网或布类。纺锤由于大小不同，重量不等，可以捻制粗细不同的线，并且饰有美丽的花纹。如此众多的纺织和缝纫工具在同一地点出土，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纺织和缝纫或许已不再是家庭业余活动，有一个专门从事衣物制作的产业，已经从农业和渔业等部门中分离出来。

3．原始陶器的制作

原始陶器制作几乎与农业同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在阜新查海遗址，喀左东山嘴遗址，建平、凌源两地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均出土了大量具有红山文化特点的陶器。这一时期的陶器完全为手制，技术还较落后。如新乐下层遗址出土的深腹陶罐90%以上为夹砂红褐陶，质地疏构，火候较低。在旅顺和鸭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夹滑石或夹细砂陶，多为直口筒形罐，采用手制，较为厚重。尽管烧制的技术不高，但陶器上的纹饰却异常发达。新乐下层的“之”字纹，小珠山下层的压印几何纹，牛河梁红山文化黑色三角纹、勾连涡纹、宽弧带纹和斜条纹等，都是这一工艺的典型代表。

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河沿文化陶器与红山文化陶器相比有很大进步，主要表现为采用了陶土淘洗技术，使一些陶器的陶质很细腻；烧制技术也有了改进，火候提高，使之坚固耐用；器形种类增多，造型比较规整、美观，有些还有猪头、狗头等装饰；色彩也比较丰富，出现了彩陶；此外还掌握了镶嵌、镂空等新技术。如小珠山上层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条盘筑而成，尽管质地还较粗糙，烧制时火候也不均。但是它的泥质磨光黑陶，器壁较薄，而且是轮制，这是陶器制作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器物造型上设计简朴大方，颇具匠心，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器形种类也较多，陶器中常见的鬶、罐、豆、壶、钵、碗、鼎、杯、盂以及环足器、三足器等几乎应有尽有。

二 青铜时代辽宁的青铜冶铸和制陶业

公元前21世纪左右，辽宁与内地同步跨入金属文明——青铜时代。

1．青铜冶铸

在辽宁地区最早出现的青铜器，是在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夏代的四颗铜屑。在旅顺地区的于家村上层出土的青铜器，产自距今3200年左右的商朝末期；沈阳新乐上层文化（相当于周代）遗址中，出现了青铜斧、刀。由此可以看出，辽宁地区青铜文明系自西向东由中原传入，时间顺序上为辽西地区在夏代——与中原地区接近，其他地区则较晚，多为商末周初。这个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很少，所出器物大多为小型器物，如夏家店遗址出土的四颗铜屑，表明生产能力还很低下，青铜冶炼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掌握，并且还没有形成专门的加工工艺。但也应看到，当时青铜冶铸的技术已脱离了最原始的状态，有了一定的发展。

从商代晚期开始，辽宁的青铜冶铸业有了较快发展。首先，青铜冶铸分布区域扩大，在辽河流域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内发现了一段青铜刀和一件青铜斧。在辽北地区的李家台墓葬中，出土有铸造铜饰件的滑石范。叶茂台、抚顺等地相继发现了晚商的铜器，新金境内出土两件铜斧石范。南部沿海较多出现了链、鱼钩、短剑、各种饰件和马具等青铜器物。辽西地区青铜冶铸业仍居于领先地位。在喀左县高家洞村出土一件青铜瓶，另外在喀左的几批窖藏铜器中都有晚商器物存在。其次，技术水平有了提高，朝阳、喀左出土的大批西周时代的铜器，如牛纹罍、圆涡纹罍、鸭形尊等，均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冶铸水平都很高。最后，生产有了一定的规模。到了东周时代，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冶铸业又有新的发展。不仅出土了大量铜器，而且发现了铸造铜饰和铜斧的石范。

2．制陶业的发展

在青铜时代，辽宁的制陶业已经成为手工业生产中发展比较迅速的一个部门，有一批专门从事陶器生产的手工匠人。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当时制陶业最发达、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从考古发掘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比较普遍地应用了陶土的淘洗技术，因此陶器的陶质十分细腻。用于炊、煮器的夹砂陶，改变了器物的性能，使之更加耐高温和适应温度急骤变化。在制陶工艺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传统工艺基础上，还采用“慢轮修整法”和“轮制”法。“慢轮修整法”，即把成型陶坯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可以修整器件的口、沿等部分，使之规整平洁；“轮制”法，即用快轮制造陶坯，生产圆形陶器。此外，发明并应用了各种制坯的工具，如陶制陶垫和陶拍。陶垫主要用于垫在器内制作高足的空心或三足器。而陶拍的作用是为使陶器的器壁光洁和规整。陶器制作中也比较注意器物形制和装饰，“有纹陶”已经成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制作的一个显著标志。陶窑烧制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红山、小河沿文化相比，较为落后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不见彩陶，甚至彩绘陶也很少。

同一时期，辽南与中部制陶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大连新金乔东遗址出土的陶器发现有采用慢轮修整技术，在双陀子中层所见的泥质黑陶已经以轮制磨光为主，在老铁山积石墓中出土的少量蛋壳陶和黑陶也采用了“轮制”，只是与辽西相比，技艺还相对落后。沈阳新乐上层及新民高台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手制的夹砂陶，陶质较粗，纹饰较为罕见，制造水平上相对落后。

三 战国、秦、汉时期辽宁的手工业

1．燕秦时期辽宁的手工业

在战国时期辽宁属燕国管辖，据《史记》记载，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灭燕后，仍在辽宁地区设辽西、辽东二郡。

（1）冶铁和铁器制造业。

燕秦时期，冶铁和铁器的制造成为手工业生产中一个重要的新兴产业。燕是战国七雄中冶铁和铁器制造业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辽西兴隆寿王坟发现的一处当时最大的铁冶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铁范，而且还有开矿冶铁的遗迹。其冶炼和铸造技术在当时也较为先进，采用高温加热，然后浇铸成形。所产铁器为典型的白口组织，含碳量为4.5%，可以确定是高温炼出的铁水所浇铸。铸铁工艺发展得也很快，既有单扇范，也有较先进的双合范，大多数是两三件组成的复合范。复合范可以浇铸大型和较为复杂的铁器，成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大大延长了铁范的使用寿命。不仅如此，在兴隆寿王坟一地出土87件铁范还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此集中的铁范当不是家庭个体生产所为，特别是大部分铁范上都铸有代表职务和制造者名字的“右盦”二字，足以说明这是一处由官营的、冶铸规模较大的、配备比较齐全的冶铸铁器的大型手工作坊。辽西兴隆寿王坟铁冶遗址代表了当时辽宁西部铁器制造的发达水平。

但辽宁东部地区铁器生产相对落后。如在宽甸出土的一件梯形双孔铁刀，从刀和刃缘部位明显的改制痕迹就可以看出是利用废铁镰改制而成的；另一件有尖双孔铁刀，也是用铁镰前部改制，然后在刀身后部凿出双孔，这些铁器被与大量的明刀钱一起窖藏于一处石灰岩山洞中，可见当地铁器之稀少和人们对铁器的珍视程度。

（2）青铜冶铸业。

燕秦时代辽宁铜的冶铸业并没有因为铁器的出现而完全被后者所取代，相反由于铜器耐锈蚀及其在冶炼和制造上相对容易的特点，使之在一些特定的物品如武器、礼器、饰件的制造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在开原李家台遗址出土有浇铸铜饰件的滑石范，沈阳郑家洼子采集到许多斧、锥、鱼钩等器物的铸范，辽阳二道河子出土有可以同时浇铸出斧、镞的滑石范，旅顺牧羊城出土了两块铸铜斧用的残范，在兴隆的铜冶铸遗址，出土有直径33厘米的饼状铜坯七块，此外，锦州、朝阳、喀左、抚顺等地也都有铜的冶铸遗迹或遗址的发现。这些遗址、遗物的分布表明，与铁冶相比，铜冶的分布更为广泛。

这一时期，比较普遍地采用了分铸法、焊接法、错银、鎏锡和模印花纹等技术，大部分产品更加规格化。如采用分铸法等先进技术制造的喀左南洞沟的鳐鱼形当卢、表面鎏锡以防氧化的锦西徐家洼的夔龙回纹青铜矛等形制复杂、花纹丰富的精美铜器，反映出在作坊内部分工日益精细，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3）制陶业和纺织业。

燕秦时代辽宁的制陶业、纺织业的发展与铁器和青铜器相比稍显落后。在右北平、辽西郡内，制陶业几乎普遍采用轮制技术，泥质陶占多数，器物种类繁多，有盆、甑、盘、碗、罐、豆瓮和量器等。而辽东郡的制陶业则略逊色于辽西郡和右北平郡，如在抚顺莲花堡出土的陶器中，有2/3的为手制加工粗糙的夹砂粗陶，主要用手制，仅器口用轮制；在南部沿海的一些地方，夹砂陶采用轮制，泥质陶用手制，陶器虽器形规整，表面扫磨或压光，火候尚高，但陶色不均匀。

这一时期纺织业以麻纺为主，纺织工具以陶制纺轮为代表。陶纺轮因其生产较为容易、大小可以任选，并能迅速满足家庭手纺业广泛发展的需求等优点取代了石纺轮而得以普遍使用。这是纺织工具的一大改进，也是生产技术上的一个进步。从长海县上马石和沈阳郑家洼子出土的纺织品来看，均为麻织物，可见当时的纺织原料主要是麻类。

2．汉代辽宁的手工业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设置右北平郡、辽东郡、辽西郡、玄菟郡，下属的35个县中有28个县在今辽宁境内。辽宁在汉代虽属边疆地区，但由于全国统一局面形成后，辽宁便利的地理因素使陆路、海路都为汉族移入辽宁创造了方便条件。移民不仅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大批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技术，也进一步促进了辽宁手工业的发展。

（1）盐铁业。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对辽东的盐铁之利就有所记载。在《管子·轻重甲》篇中，管仲对齐桓公说：“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管仲所说的“燕有辽东之煮”，就是指当时燕地辽东所具有的海盐资源。

汉初，在辽东郡的平郭、辽西郡的海阳和右北平郡的夕阳等地均分别设有盐、铁官，由国家对盐、铁的生产实行统一经营。汉代辽宁铁冶遗址主要分布在辽东平郭、安市、襄平、居就诸县。20世纪60年代在汉代辽东平郭、安市县所属的营口汤池堡英守沟汉城东部的山上，发现一处汉代的冶铁作坊遗址，遗址现场发现有古矿洞、钎孔、炼铁渣等；在汤池堡附近稍北的于家堡（今海城东南5公里）“打铁炉沟”村，也发现古代的矿坑遗迹和红烧土及汉代铁、绳纹砖等，据专家考察亦是一处汉代古矿坑和冶炼遗址。其他在今鞍山东北的牌路沟、太平沟，也发现了一些冶铁遗址。在古矿坑中还存有多种采石和锻铁用的铁锤、铁砧子等生产工具，证明汉代辽宁冶铁手工业专门作坊和专业化生产的存在。

从辽阳三道壕遗址发现的铁器质量来看，金属组织相当好，其工艺分为铸铁和锻铁两种，铁车輨的残段为白口组织，是采用“高温液体还原法”得到液体金属后，制模浇铸而成的铸铁件；三道壕和西丰西岔沟汉墓还出土有对铸铁件经过淬火处理后二次锻造而成的铁刀、铁剑、铁镞、铁镰等锻铁，这种铁的质地较为坚韧，是在生铁加热柔化的基础上，经过脱碳锻造而成，这种技术在西汉初年的东北地区已经趋于成熟，说明汉代辽宁地区的生铁冶铸业，基本上与中原发展水平同步。铁制工具和兵器也得到了比较普遍的使用。考古发现，在辽宁境内有大批汉代铁制农具、木工工具、采矿工具、兵器、马具、车具以及生活用品等出土。仅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一地，就出土265件铁制生产工具，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铁铧犁和耧脚车。铁器种类的繁多，反映了铁器使用的广泛和铁器制造业的发达。

铁器制造业的发展和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得铁器完全取代了铜器在生产和兵器等领域的重要地位。但铜器在装饰品和日用品方面的生产仍然有所发展，从已出土的金属制品来看，铜器仍是除铁器以外最大宗的器具之一。在朝阳、旅顺、新金县、辽阳、鞍山、盖县、锦西、沈阳、西丰县等地各类遗址中，都出土有铜镜、饰牌、带钩、铜钱、铜印、铜柄铁剑等用品和器具。

（2）制陶业。

从考古发现看，汉代辽宁较大的城址中，大多有陶器作坊，其所生产的陶器多为泥质灰陶。制作技术大多是轮制，仅个别的为手制。如西汉末期旅顺营城子贝墓的陶器，胎壁坚硬，面有光泽，造型美观；东汉时代辽阳东门里汉墓所出陶器，也均是泥质陶，质地细腻，硬度较大，而且凡是圆形器皿都采用轮制，只有器耳、器足以及无法用轮制的地方，才使用手制。不仅种类十分丰富，做工也非常精细，大连前牧城驿东汉早中期的汉墓中，出土了两件白陶，陶质坚硬，器形工整，在白陶壶的颈部有一隶书体的“甲”字，说明其为同类产品中的上品。

两汉社会经济的进步，辽宁乃至东北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汉王朝政治军事统治的加强，极大地推动并刺激了砖瓦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使陶器生产由一般的生活用品扩大到建筑材料领域。在辽西绥中万家乡墙子里秦汉建筑遗址中，出土了一种陶质坚密、火候很高的大型灰陶空心砖和巨型瓦当，空心砖与中原地区战国到汉初出土的空心砖相同。辽阳三道壕遗址，仅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了七处窑址，可见，这是一个设备齐全、有相当组织规模的手工工场。而在辽西“柳城”遗址的窑址中，发现了多件印有柳城款记的瓦片，证明了在汉代辽宁的建筑材料生产中，已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化生产。

四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辽宁的手工业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辽宁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东汉末年，公孙氏利用中原军阀连年征战无力顾及边郡的机会，建立了以襄平为中心的辽东割据政权。公元238年魏国大将司马懿平定了辽东公孙氏政权，在辽东设平州，下辖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管辖东北各族。公元317年，司马睿即位于江南，史称东晋，从此北方脱离了晋的控制，陷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辽宁西部先后经过前燕、后燕和北燕三个小国的统治，辽宁东部为高句丽贵族所割据。公元436年后，辽西一带先后在北魏、东魏、北齐的统治之下。

1．魏晋南北朝时期辽宁的手工业

（1）金属制造业。

魏晋至北朝时期，在中原汉族先进技术的影响下，特别是大批汉族工匠的迁入，对辽宁铁器、铜器、金银装饰品等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铁器制作。这一时期，铁器在生产工具、武器和日常生活制品等方面取代了铜器，占据主要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铁冶制造具有相当规模。如作为消耗品的铁钉普遍存在并广泛使用。考古发现北票房身墓出土大小铁钉15枚；辽阳上王家村墓出土铁钉50枚，为圆帽方身；辽阳三道壕墓出土铁钉17枚；本溪晋墓出土的铁钉中既有圆头直铁钉，还有环形铁钉。其次铁器的种类和数量较多，有工具类、兵器类、车马类等多种。如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各种铁器的数量在300件以上，其中剑、刀、矛等兵器类为最多。辽西北票喇嘛洞墓地16座墓葬中出土铁器186件，其中生产工具70件、兵器51件、马具25件、日用品和其他用具40件，说明当时鲜卑地区的铁器在生产工具和兵器中业已得到普遍的使用。最后是制作工艺先进精细。这一时期的铁器，广泛采用了铸、锻、铆、錾、鎏金、错金等各种技术，制作工艺精细。经过专家对北票喇嘛洞墓地十六国时期鲜卑族遗存出土的32件铁器进行实验研究，发现其材质有白口铁、黑心韧性铸铁、铸铁脱碳钢、炒钢、灌钢和夹钢。铁兵器的制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铁刀鞘口包以银片，银片上面又加铜箍，既坚固又美观。北票冯素弗墓出土了形式各异的铁甲片，以圆角长方形为多，也有个别为叶形。甲片以皮条缝缀成甲衣，并可分辨出人甲和马甲。铁马甲实物为我国的首次发现。这些器具有的是直接铸造成形，没有进行后期的加工处理；有的是铸造好以后又经脱碳处理而成；有的则是直接用钢材锻打成形。表明当时工匠已经针对不同用途的产品采用不同的材质，说明多种钢铁材质和制作工艺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表明铁器质量达到较高水平。

铜器制造。鎏金铜器的制造在当时相当普遍，仅本溪晋墓出土鎏金铜饰达33件。不仅如此，铜器的加工更为讲究，造型奇特，栩栩如生。如冯素弗墓出土的铜魁，柄部铸成螭首形状，而且眉目略具，顶上挺出一角；铜尊三足作兽蹄形，腹外壁饰以三组弦纹；铜虎做匍匐状，鬛毛延伸为提梁，腋下毛伸出如双翅，长尾搭于背上，周身铸以花纹，并刻以细线表示毛、鬛；镏金提梁小壶，圆腹圆底，通体镏金，弓形提梁两端铸成螭首，造型独特；大镂孔高圈足提梁铜盖锅，将少数民族器物的风格与汉族文化融会贯通，充分显示了两种文化的交融与结合。

金银器制造。在鲜卑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饰品，反映出金银器制造业的发达与繁荣。如北票冯素弗墓就出土有金冠饰、金帽正、金笔帽、镂花金衬片、金钗、银笄等共30余件，据化验，出土金器的纯度分别为80%～85%和90%～95%; 北票房身村二号墓一处出土有花树状金饰、透雕金饰、月牙形嵌玉金饰、金发钗、金镯、嵌蓝色石金戒指、金顶针、金环、包金铜环、金指环、刀形金具、银嵌金珠、金丝珠等共40余件；朝阳田草沟西晋墓葬出土金步摇冠饰等金饰品80余件；朝阳市北庙村北燕墓出土金指环2件、银镯2件、银钗1件；北票喇嘛洞魏晋十六国墓出土金步摇冠饰、金耳坠、动物纹金饰牌、金钗、银耳坠、银钗、银饰牌等金银饰品。这一时期金银器的制造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工艺精湛，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2）马具的制造。

马具的制造是这一时期极具特色的手工行业之一。鲜卑马镫的制作技术对西晋后期开始出现的三角形单马镫进行改良，制造出供马上承足的双镫，在骑乘技术上有了一个重大改进。在前燕、北燕墓葬出土的马镫有包铜木镫和铜铸制的两种，均为双镫，在制作工艺设计上也十分先进。朝阳、北票等地区的七座鲜卑墓葬中，共出土了包括鞍、勒、辔、衔、镫、箍、卡、环等500多件马具，几乎囊括了所有马身之具。马身饰品的种类也十分繁多，计有面饰、鞍桥饰、马铃、牌饰等，其中牌饰又细分为鸟首形、圭首形和扁孔形等多种。这些制造工艺反映出马具的生产已为多工种、多工艺集合的综合性生产。辽西地区在马镫制作技术方面处于当时的全国领先地位。

（3）陶瓷业。

这一时期辽东、辽西地区的制陶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辽东地区制陶业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技术水平。本溪晋墓所出土的陶器全为轮制，泥质陶占92%以上；辽阳三道壕晋墓所出土的陶器全部为轮制细泥灰陶。辽西制陶业与两汉以前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后退。考古发现在约公元3世纪义县保安寺鲜卑石棺墓中，所出土的陶器以手制夹砂陶居多，轮制泥质陶较少。到了4世纪前期，辽西地区内的制陶业便基本恢复到了两汉时代的水平，主要表现在轮制陶器明显增多，手制陶器逐渐绝迹。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瓷器。朝阳袁台子东晋墓中出土了14件瓷器，其中酱釉钵一件，同期辽阳上王家村晋墓中也出土青瓷虎子一件。此时的瓷器，胎质和釉中还含有杂质，还原火力也不够强，所以胎质发红，釉色不佳，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但瓷器的出现，是辽宁地区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也是当时陶瓷业大发展的一个具体反映。

20世纪80～90年代，在作为前燕、后燕、北燕（三燕）都城的龙城（今朝阳市）曾先后发现了作为古代建筑附属构件的瓦当，其出土数量巨大，主要可分为文字瓦当和图案瓦当两大类。文字瓦当皆为“万岁富贵”，呈井字形界格，字体风格介于篆书和篆、隶之间。三燕瓦当的大量出现，反映出这一时期砖瓦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繁荣。

2．隋唐时期辽宁的手工业

隋唐时期，我国历史进入了第二次大的统一时期。时代的发展使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管辖方式发生变化，由府县制来替代对中央王朝臣附成为大势所趋。但割据辽东的高句丽政权，严重地阻碍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因此从隋到唐两代王朝，历经80余年的不懈斗争，国家统一为辽宁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制陶业。

隋唐时期辽西陶器制造较为精细，当时营州（今朝阳市）的手工业以制陶业为主，在朝阳市西北的于家窝堡附近发现的唐韩贞墓中，出土了彩绘灰陶盖罐6件，双系瓷罐1件，三彩三足罐1件，三彩小狗1只。其中彩绘灰陶盖罐“通体挂粉衣，肩部用朱红、白粉彩绘花纹一周，有的画俯莲花，有的绘流云。盖上亦绘莲花或云纹”；双系瓷罐“肩部横安复式双耳，粉白瓷胎，青釉微闪黄”；三彩三足罐“口微侈，圆唇短颈，鼓腹，小平底，下有三足。肩部堆塑叶形图案花三朵，腹部饰弦纹三道，并堆塑龙纹三条，与图案花上下错落相间。龙昂首翘尾，张牙舞爪，状甚矫健有力。粉色陶胎，挂釉以绿为主，堆塑纹饰则施黄、白、蓝三彩。形体厚重，色泽鲜艳匀净”；三彩小狗“体态肥健，肌肉突出，长毛披拂，颈系圆铃，回首翘尾，张口怒目，做狂吠状，形象生动逼真”，其制作水平与中原相比毫不逊色。

在朝阳市发现的唐墓中还出土有大量彩绘模制泥俑，如朝阳柴油机厂唐墓发现80多件釉陶俑，有武士俑、骑马俑、侍女俑、十二生肖俑、风帽俑、乐俑、马、骆驼、镇墓兽等种类；朝阳工程机械厂发现唐代蔡氏父子墓中出土的男女侍俑、武士俑、镇墓兽、骆驼、马、牛、羊等，造型生动逼真，惟妙惟肖；左才墓出土了几十件彩绘泥俑，主要有男女侍俑、仪仗俑、武士俑。大量形态各异的随葬陶俑的发现，表明当时的营州（朝阳市）极有可能存在专门制作丧葬品的作坊。

（2）建筑业。

作为唐代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所在地的营州（今朝阳市），由于其衙署的建筑应一定的规模，而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1980年在朝阳市境内的辽宁省微生物研究所院里发现了唐代陶器窑以及砖、瓦窑，不但出土的陶器的种类很多，而且还有建筑用瓦当。2001年朝阳市博物馆在对朝阳境内辽宁省微生物研究所住宅楼基建工地进行考古勘探时，发现5座唐代窑址，其中有4座窑体为长方形，1座为马蹄形。长方形的窑体规模相对较大，窑内存有摆放规矩的砖坯、青砖或残碎的青瓦，从出土遗物看，这处窑址群生产的主要产品是日用陶器和作为建筑材料的砖瓦构件。此外，在朝阳发现的唐墓中，有大量的是砖筑墓，其建筑材料多是采用印有绳纹的青砖砌筑，墓形各异，或方、或圆，墓门上有仿木结构的砖雕斗拱，均为券顶，反映出当时较高的建筑水平。特别是至今仍屹立在朝阳的两座唐代修建的十三级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都证明了在当时的营州存在较为发达的建筑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