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外有关引进外资与自主创新的论述
第一节 自主研发与技术进步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而自主研发是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学者们就已经开始从计量角度对R&D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研究（Minasian，1962；Griliches，1964；Mansfield，1965），在这些研究中，关于R&D与生产率增长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扩展经典的C-D生产函数，在传统的物质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基础上，再加一项研发资本投入，然后估计研发资本的产出弹性。估计上述函数首先要测算研发资本存量，但是研发资本测算涉及折旧率和平均滞后期的确定，因此在计算上有一定难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R&D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趋于成熟（Griliches，1979），继而在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上均涌现出大量经验性研究文献。
在企业层面上，Griliches（1980）、Griliches & Mairesse（1984）、Griliches（1986）、Adams & Jaffe（1996）通过对美国企业的研究发现，美国不同企业的R&D产出弹性约为0.07、0.05、0.1和0.08。Cuneo & Mairesse（1984）、Hall & Mairesse（1995）、Mairesse & Hall（1996）通过对法国企业的研究发现，法国不同企业的R&D产出弹性为0.20、0.17～0.25、0.09。Griliches & Mairesse（1990）通过对日本企业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R&D产出弹性处于0.20～0.57之间。Harhoff（1998）通过对德国企业的研究发现，德国企业R&D产出弹性为0.13。Dilling-Hansen et al.（2000）通过对丹麦企业的研究发现，丹麦企业R&D产出弹性处于0.12～0.15之间。
在产业层面上，Griliches（1980）利用美国1959～1977年39个制造业数据、Sveikauskas et al.（1982）利用美国1959～1969年144个制造业数据，分别认为美国制造业R&D产出弹性处于0.03～0.07、0.22～0.25之间。Mansfield（1988）通过对日本制造业数据的研究发现，日本制造业R&D产出弹性为0.42。Bernstein（1988）通过对加拿大制造业数据的研究发现，加拿大制造业R&D产出弹性为0.12，而Hanel（2000）研究发现加拿大制造业R&D产出弹性为0.34。Englanderet al.（1988）利用6个国家的产业数据、Verspagen（1995）利用11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数据，分别发现其R&D产出弹性为-0.16～0.50、-0.02～0.17。Van Meijl（1997）研究发现法国制造业的R&D产出弹性为0.19。Vuori（1997）研究发现芬兰制造业的R&D产出弹性为0.14。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大量研究基本都证明了R&D对各国和地区企业或产业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关于企业或产业R&D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开展的时间较晚。Wang & Szirmai（2003）利用中国5大高技术产业21个细分行业1996～200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生产函数首次估计了中国高技术产业R&D产出弹性，其值约为0.11。Hu et al.（2004）利用北京地区1991～1997年88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数据，估计出R&D产出弹性处于0.12～0.14之间。吴延兵（2006）运用1993～2002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测算出R&D产出弹性处于0.1～0.3之间。从已有研究结果看，中国R&D产出弹性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R&D产出弹性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自主研发虽然是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但是技术进步的另一个途径是充分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在技术引进中，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购买直接引进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FDI的技术溢出间接引进技术。一些文献对中国的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给予了关注。Hu（2001）运用北京市海淀区1995年813个高科技企业样本，Jefferson et al.（2004）运用中国1997～1999年5451个大中型制造企业样本，均发现自主研发对生产率有显著正影响。吴延兵（2006）运用中国2002年四位数制造产业数据发现自主研发与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Hu et al.（2005）运用中国1995～1999年每年约1万个大中型制造企业样本，研究了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运用全部样本时的研究结果表明，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有利于生产率提高，而且自主研发与国内外技术引进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朱平芳、李磊（2006）运用1998～2003年上海市189家大中型工业企业样本，研究了直接技术引进和FDI两种技术引进方式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直接技术引进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其他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朱有为、徐康宁（2007）在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基础上，利用C-D生产函数研究了高技术产业研发资本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研发资本积累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贡献，其贡献水平有提高趋势。吴延兵（2008）运用中国地区层面的工业面板数据（1996～2003年）研究了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地区工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也就是说，自主研发只是对东中部地区的工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国外技术引进只对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吴建新、刘德学（2010）利用1985～2005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人力资本、国内研发和技术外溢与中国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和国内研发都显著地促进了中国TFP水平的提高，但没有发现FDI对TF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沙文兵、李桂香（2011）基于知识生产函数，采用1995～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内资企业自主R&D投入是其形成创新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外资企业R&D活动对内资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继而提出加大对内资企业研发扶持力度的政策建议。肖文、林高榜（2011）研究发现本国R&D资本积累对本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和较强的正面作用。周新苗和唐绍祥（2011）以上海2001～2006年工业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发现自主研发对企业TFP的贡献大于技术引进对企业TFP的贡献。吴延兵、李莉（2011）基于1987～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研究了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自主研发和直接技术引进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增长均有长期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关于中国的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的研究，一些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张海洋（2005）运用中国1999～2002年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作用不显著或有负作用，只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李小平、朱钟棣（2006）运用中国1998～2003年32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国内本行业R&D对工业行业的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起阻碍作用，而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的R&D溢出促进了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生产率增长。可见，由于采用的时序区间、企业或者产业样本和估计方法的不同，其研究结果往往存在很大差异。许培源、钟惠波（2009）采用1998～2007年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国际技术溢出、国内R&D和工业行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国际技术溢出是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国内R&D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不显著，认为这可能与国内R&D过度集中在垄断程度较高的重工业部门有关。
综上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关于R&D与生产率的研究文献主要应用于所有行业层面或者地区层面，而关于某一具体行业的研究涉及较少，特别是针对中国汽车工业R&D与生产率的研究更不多见。提升汽车行业的创新能力是中国实现由汽车制造大国向汽车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测度分析中国汽车行业创新能力发展态势、国际水平和创新发展环境对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有重要意义。陈芳、穆荣平（2011）构建了中国汽车行业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体系，分析汽车行业创新实力、创新效力与创新发展环境，认为中国汽车行业创新实力与创新效力不断提升，但与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强国差距较大，汽车龙头企业创新规模问题突出，也认识到国内汽车行业创新能力建设环境基础薄弱。阳立高等（2010）采用1991～2009年数据对R&D投入与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要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在于R&D有效融资，并指出中国汽车产业在R&D投入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R&D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二是R&D经费投入增长缓慢，三是R&D经费来源结构不合理。导致中国汽车产业R&D投入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三个：一是R&D融资市场失灵，二是政府与国有汽车企业缺乏R&D投入的动力，三是合资企业缺乏R&D投入的主动权。可见，关于中国汽车企业R&D产出弹性、R&D与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