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逾越阻碍因素、迈向信任关系

在前文中，我们已考察了合作在战后朝韩关系中的实际运作。一直以来，朝韩双方虽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也签署过一系列合作协议和宣言，在一些领域也曾获得成功，但事实证明，朝韩关系比任何其他国家间关系难以处理，其合作的进程仍然很艰难。笔者认为，朝韩关系是超出一般国家间关系意义上的特殊的双边关系，它比通常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朝韩关系的发展是一种复合式的过程，朝鲜半岛任何局势的出现都是国际、国内综合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朝韩双方权力互动的结果。

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和朝鲜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通过新年贺词、记者会等各种机会和途径明示了要改善南北关系的意愿和合作的意向。尤其，韩国现政府提出了比以往更加明确、既具原则性也具灵活性的对朝新政策——“朝鲜半岛信任进程”。这里需要回答的是朝韩之间如何构建信任关系、信任来自哪里等问题。这就需要专家们在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

如前所述，信任是一个社会性互动的产物，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意味着一方期待另一方按照开始要求的去行动并维持他们的关系。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未系统阐述信任问题，但其核心假设隐含着各自的信任观。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间的信任极其脆弱，他们认为，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国际安全的稀缺性，使得安全困境一直存在，在无政府体系中安全与权力是核心目标，而信任只是权力斗争的游戏和伎俩。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国与国之间在相互合作中对纯粹利益的追求支配着国家的行为，这实质上是对于国际事务中规定的义务的效力的一种否认。这种立场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历来很有市场，但是它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和学术分析的挑战。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间文化、价值取向及行为模式的一致性会带来更高的信任概率与信任程度，从而为国家间信任的生成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自由制度主义则用国际机制解释合作，认为制度可以有效地培育信任，同时信任的重塑有助于减少国家间的交易成本，增大国家间透明度，促成合作。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强调共同规范将会孕育信任关系，他们关注信任的社会建构性，认为信任产生于互动实践，康德文化下的朋友身份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表明，国与国之间构建信任关系并非易事。何况，朝韩之间维持长期的对立状态，构建信任更不容乐观。究竟什么因素限制了双方信任关系的构建？笔者认为，除了外部大环境的限制因素以外，还存在着朝韩自身的内部限制因素（因为前者不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在此不深入展开）。那么，构建朝韩信任关系的内部限制因素是什么？首先，朝韩之间的权力斗争是阻碍双方信任产生的最根本因素。在国际系统中，主要行为体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主权独立国家。二战后朝鲜国内外的各种复杂因素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分裂。朝鲜和韩国经过国家的建立、建设、发展等几个大阶段现已完备主权国家的所有要素。朝韩两个实体作为自助的行为体，维护自身的政权只能依靠国家权力。研究表明，任何一种权力都有无限自我扩张的本性。朝鲜和韩国均受一种内在的追求权力的本能驱使，企图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力范围，取得对对方的优势地位直至完全控制对方。而朝韩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不均又使它们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其次，不确定性和对安全的追求使朝韩双方难以构建信任。在无政府状态下，不确定性是绝对的，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主权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只有通过加强自身国防建设这一途径来实现。为了确保国家政权和自身的安全，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坚持发展其核武计划，而韩国为了地区势力均衡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这又导致双方的军备竞赛。最后，对相对收益的敏感，是阻碍朝韩信任产生的重要因素，这种敏感又进一步导致双方对合作态度审慎。韩国国内对金大中政府的对朝“阳光政策”的批评声音就是很好的例证。韩国国内不少人批评金大中政府的对朝“阳光政策”，认为其不仅未能促使朝鲜改革开放并放弃其核武计划，反而使朝鲜大捞一把，提升了其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以上因素使朝韩双方不断怀疑和担忧对方，致使双方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并限制彼此建立信任和展开合作。

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社会冲突源于人的权力欲，而国家无限扩大自己权力的欲望，会在一定国际条件下导致战争”。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为了谋求朝鲜半岛的和平，朝韩双方必须制约其主权权力。笔者认为，主权并不是什么不受国内法律、国际法等约束的绝对权力，而国与国之间实际上在政治、军事、经济或技术等方面都是相互依赖的。何况，在正常（如果不是极端）情况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影响它们的主权。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直接目标是通过各种方式或弥补或增强自己的能力，间接目标是维护国家的总体利益。朝鲜和韩国作为主权国家必然追求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朝韩之间又存在高度互补、共同命运、民族同质性等因素，这是双方信任得以构建的基础。研究表明，信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国家信用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升国家的长期收益和权力。通过隐瞒偏好和采取神秘姿态来让人迷惑不解会获得暂时的好处，但这会伤害其在此后获得有利合作的能力。不可预测更使他者疑虑不安，而且会降低承诺的效力。朝韩双方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探索合作的路径。关系交往是信任形成和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关系交往促进信任的生成，其中重点在于双方沟通和交往渠道与合作机制的建立，因为这有助于降低行为主体之间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亦即使双方的利益偏好、意图等具有透明性，从而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