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建设东北亚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着力点

纵观六方会谈的曲折发展历程可以预见在东北亚地区建设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根据目前局势的发展，能不能建成东北亚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关键在于在如下几方面能否取得突破。

第一，总结朝核会谈的相关经验和教训，以解决核问题为着眼点，使安全成为地区成员皆可享用的“公共产品”。

不管朝核会谈机制是危机管理机制还是功能性机制，半岛无核化都应该成为相关各方的共同目标。然而，由于朝核会谈各方的战略目标针锋相对，同质性较低，使得共识较难达成。在六方会谈遇冷的情形下，合作或对话的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可双边、三边对话，也可四方或六方会谈，重要的是围绕朝核问题能够找到吸引各方合作的点，即通过合作求安全。无论是地区安全还是国家安全，都有共同的关注点——“安全”，围绕“安全”创设合作条件，相关各方也应该认识到，各方的妥协和让步是促成合作必不可少的，而这也正是建设东北亚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的前提。

根据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半岛无核化符合各国利益，由此，获得这一收益的成本就不能由美国或中国及其他任一国家独自承担，而应该由该区域的受益方共同支付这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朝鲜会否为了自身安全而支付区域公共安全产品的成本——弃核？这是能否建成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关键问题。学术界不乏针对朝鲜拥核是谈判手段还是战略目标的讨论。有人认为，朝核问题是朝鲜冷战遗产、安全保障和国家发展战略三位一体的宏大工程，而与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则可以收到一通百通的效果。因此但凡有一点希望，为了达到这一既定目标，朝鲜依然愿意争取这种机会并选择在关键时刻做出重大让步。由此推断，朝鲜弃核的姿态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故弄玄虚，相反，正是恶劣的国际政治生态逼得朝鲜“将错就错”。若得不到美国的安全保证并与其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朝鲜不会轻易弃核。但也有学者认为，拥有核武器是朝鲜的终极战略目标，六方会谈为朝鲜拥核赢得了时间。拥有核武器是手段还是目标，对朝鲜能否参与建设区域安全公共产品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其是否愿意支付享用公共产品的成本。换句话说，若核武器仅是朝鲜维护政权安全的手段，让朝鲜弃核相对比较容易，这是因为朝鲜的目标本质上是获得/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只要能够从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中获得政权安全、能源供给充足就实现了它的既定战略目标。但若拥有核武器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而是朝鲜的国家战略目标，那么朝鲜加入合作机制的意愿就相对较低。同时，由于东北亚各方利益博弈的复杂性，非但建设东北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希望渺茫，就连解决朝核问题本身也较难实现。建设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核心目标和共同利益必须一致，否则，合作平台即便搭建起来，也会因利益不一而相互扯皮，最终导致合作失败。努力促成各方在安全利益目标上相对趋同是建成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前提。

第二，建设东北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使相关各国以平等主体地位参与新机制的建设，防止大国控制和争夺新机制的主导权。

霸权国所提供的国际性公共产品通常兼具公益产品属性与公害产品属性。没有公益性，无法吸引其他国家参与合作；没有公害性，无法保证霸权结构的相对稳定。那些试图“搭便车”的国家随后会发现，它们可能是搭上了一辆快速狂奔中的战车，尽管不用花钱，但也无法轻易从车上跳下，强行跳下可能要承担极严重的后果。冷战时期，美国利用在全球建立的国际性公共产品使参与成员国对其依附，缺乏独立性，这些公共产品明显地被美国“私物化”了。但区域性公共产品则避免了这种“私物化”现象的出现，也使实力强大的霸权国家无法控制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运转。就解决朝核危机而言，东北亚区域公共产品作为朝核问题“区域解决”方式的载体，必须排斥任何国家单方面对朝核危机采取强制行动，任何个体国家也无权单方面就朝鲜核问题采取单独的强制性打击措施。在建立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时，大国可以做更多贡献、负担更多责任，但不能主导或控制机制，使其成为为己谋私利的工具。因此，无论是区域外国家美国，还是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都应以维护东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为最终目标，而不是去追求对机制的主导权。约束大国的霸权野心和控制欲，这是区域性公共产品不同于霸权公共产品的地方，也是较难解决的问题。

第三，目前，传统双边安全机制（“军事同盟”）在东北亚地区强势存在，这将是建设东北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最大障碍。

国际性公共产品由于同时兼有公益与公害两种本质属性，其能够从奖赏和惩罚两个方面同时对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二战后在美国的霸权体系中，许多国家虽然受益于美国提供的国际性公共产品，但同时也受制于美国的操控。区域性公共产品虽避免了霸权国直接对成员国产生绝对控制的“硬权力”，但同时也因此而缺乏对成员国有约束力的奖赏和惩罚。在传统国际性公共产品的霸权体制下，在达成某种协议或共识后，不存在成员国与霸权国在落实行动时讨价还价的现象。即便双方存在战略分歧，但因安全所需，这些盟国也不敢挑战公共产品提供国的权威。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此略有不同，区域性公共产品既无“公害性”也不存在“搭便车”现象，各方作为参与者与公共产品的共同提供者，在建设过程中，达成协议之前颇费周折，但一旦达协议，各方都须共同遵守规范，落实行动。

冷战结束至今，冷战思维下的安全困境仍困扰着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东北亚各国。传统的双边安全机制仍然强大，并成为建设东北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最大障碍。美国为其东亚盟友提供的针对第三国的双边安全机制带有明显的国际性公共产品所固有的属性，这些属性使得那些“搭便车”的成员国无法摆脱公共产品提供国的控制。就东北亚而言，日本和韩国在处理与邻国关系上，就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与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美国通过传统双边安全机制控制着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节奏。中日关系固然受到两国本身的领土及历史问题的羁绊，但美国在中日两国和解上并未发挥良好作用，也未尽到大国责任。而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更成为美韩关系的“晴雨表”，奉行亲美政策的李明博总统一上台就使本来就进展缓慢的朝韩关系雪上加霜。这凸显美国在该地区双边同盟关系的维持并未对地区安全与稳定起到良好作用。地区关系的相互为敌、无法互信使共建东北亚区域公共产品成为更加遥远的梦想。改变冷战思维，减小传统安全机制的不良影响，是建设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重要环节。

第四，中国如何说服美国、朝鲜重返谈判桌，变敌对为合作，是建设东北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关键。

就解决朝核问题而言，中国曾经成功说服美朝进行谈判，并促成了六方会谈。即便如此，从六方会谈的反复及长期搁置来看，中国对朝鲜及美国缺乏有力的影响。中国不但缺乏对美国的实际影响力，对朝鲜也缺乏在不触动中朝两国关系基本性质前提下的强制性影响力。因而中国在六方会谈进程中的外交斡旋常常停留在撮合和维持谈判进程等形式上，而不是在推动各方做出实质性妥协的操作能力上。在多次反复的朝核危机中，中国试图自我定位为一个纯粹的斡旋者，既适当拉开与朝鲜的距离，又不彻底站到美韩日一边。有学者分析，中国扮演一个中立的斡旋者既可以使自己有所行动但又不付出大的外交成本，还可以保持自己与对立双方的良好关系。这种立场完美地符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然而，这种策略亦使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不能发挥更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作为组织者的中国，其影响力的弱化间接导致了六方会谈成效甚微。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没有足够的“硬实力”迫使美国和朝鲜重返谈判桌，就应该发挥自身“软实力”去创设合作条件。中国既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又不能沦为朝鲜的“高级保姆”，在微妙的关系互动中，中国应该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创造条件。朝鲜弃核以及美国作为交换条件给予朝鲜安全保证这一议题既是朝核问题的关键，也是朝鲜半岛建立安全规制的关键。中国在进行外交斡旋时，应最大限度地将美朝的目标向无核化方向引导。同时，作为利益相关方，中国应对美朝表明利益底线，2013年春“不允许家门口生事”即是树立权威、表明底线的例子。说服美朝重返谈判桌，是建设东北亚区域公共产品的关键。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上，中国应该摆脱局部、狭隘的视角，从全局的大视野去重新定位中国的东北亚外交战略。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轴，努力促成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在引导东北亚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建设上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