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增长的人口引擎

学术史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是英国人马尔萨斯，而他则以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关系而著称于世。他关于食物以自然级数增长而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人口无限制地增长最终导致贫困和饥荒的论断，充当着否认技术进步可能性的典型代表，既作为马尔萨斯式低收入均衡陷阱理论的基础流传至今，并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自始至终被那些相信技术进步的经济理论当做永恒的对立面，遭到旷日持久的批评。

然而，即使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都越来越遭到广泛的批评，马尔萨斯理论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马尔萨斯模型终究是对人类历史最漫长的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概括，是可以成为与解释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刘易斯模型，以及解释西方式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古典模型并列的一个重要经济理论。其次，该理论可以说是开了把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方法论先河，是值得在研究中加以继承的。

不过，归根结底，马尔萨斯式的增长，即使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也较少能够找到对应的例子了。例如，在18世纪初即大约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每人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热量分别是2095大卡和1657大卡。而在2007年，非洲国家平均每人每天的热量摄入量为2462大卡，而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热量也为2162大卡。

因此，虽然马尔萨斯理论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前很长时期的经济史，但把这个理论和相关模型的结论用来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中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显然不合时宜了。事实上，当代主流学者并不把人口看做是经济增长的消极因素，并且，世界经济统计甚至显示两者之间更多的是正向的互相促进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经济增长表现的因素很多，绝非仅仅人口因素。例如，在捍卫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中，经济学家先后找出上百个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解释变量，尝试揭示经济增长之谜。对于低收入国家处于“贫困陷阱”中的极为低下的稳态增长，以及高收入国家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的低稳态增长，尤其需要避免以人口因素来进行解释。同时，这里我们也暂且撇开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的反作用，而仅仅关注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做出以上假设的条件下，从人口红利的理论出发，不仅可以做出上述关于两者关系的假设，而且可以从经验上进行检验。

早在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文章发表之前，自然也是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之前，人口转变理论的成熟形式已经公开发表。例如，汤普森最早区分了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随后又有人划分了人口转变的五个阶段。但是，由于当时的文献都没有作出关于生育率下降的标准理论解释，所以，“人口转变理论之父”的称号最终被授予了诺特斯坦。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早期的人口变动经验，人口学家总结出人口转变理论，即人口变化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相对应，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对应着一定的经济发展、健康和卫生条件改善，表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从而高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则是在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达到的，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从而低自然增长率。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刘易斯是否注意到人口学在这方面的重要文献，但是，刘易斯本人在其文章中不乏类似的人口学假定。在定义二元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门农业时，他解释说：“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小或等于零”，因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这里所隐含的就是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外生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和高出生率的惯性，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处在很高的水平上。又由于农业是初级的生产部门，所以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被积淀在这个部门。

理解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之间逻辑关系的关键，是理解人口红利的产生和获得的机制。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因此，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以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阶段，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换句话说，当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随后下降形成一个倒U形曲线变化之后，以大约一代人的时差，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

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因而被称作人口红利。相应的，一旦人口转变超过这个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相应丧失。

由于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可以最综合地用总和生育率来反映，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期这样一个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时，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处在很低的（假设没有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稳态水平上；随着生育率下降，并由于随之逐渐形成了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率加快，因而获得人口红利；而当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时，由于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到较低的（不再有我们认识到的人口转变，但是技术进步处在创新前沿）稳态水平上。相应的，在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形成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我们可以对1960年以来各国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刻画。在该数据库中，各国在历史上GDP的年增长率起伏极大，幅度竟在-51%至106%之间。为了避免解释那些极端值的复杂性，在此处的分析中，我们只观察GDP增长率介于0～10%之间更反映常态趋势的观察值。根据我们所做的理论预期，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随着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先上升随后降低的曲线。因此，我们根据理论上得出的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及其平方项的关系，在图1-1中画出了GDP增长率的拟合值，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图1-1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经验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数据绘制。

图1-1直观地告诉我们，总和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形的关系。那些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的国家，GDP增长率较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GDP增长率上升；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GDP增长率达到最高值，相应也达到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在那些生育率较低的国家，GDP增长率也重归较低的稳态。这个简单的经验曲线，与前面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一旦从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上都确认了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更一般地认识人口学中的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经济学所确立的人口红利获得过程，进而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的人口转变和人口红利的获得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