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2010年之后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为标志，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其直接的表现就是GDP潜在增长率的降低。2012年和2013年实际增长率都是7.7%，这个大幅度的下滑并不是外部冲击所致，而是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决定的。根据已有的研究，模型估计的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89%, 2013年为7.48%，与实际增长率非常吻合。换句话说，之所以中央政府能够接受这个低于8%的增长速度，在于认识到了“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并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给予明确表述。事实上，自2012年开始，中央政府不仅把增长速度预期定在8%以下，而且也真正能够接受这个增长速度。

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日益趋紧、投资回报率加速降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空间也大幅度缩小，因而，潜在增长率将逐年有所下降（见图1）。这提出一系列严肃的认识问题，例如，如果说在“十二五”期间还能够维持平均7.55%的话，“十三五”期间平均则进一步下降到6.20%。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尽管我们能够接受今天的7%～8%的实际增长率，但能否接受不久之后可能面临的6%～7%的实际增长率呢？

图1 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测

资料来源：根据陆旸、蔡昉《调整人口政策对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载于《劳动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绘制。

实际上，在过去GDP增长速度低于8%的两年中，宏观经济政策已经感受到较大的压力。中央政府感受到的是“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则尝试采取局部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企业面对市场疲软和成本上升等困难而嗷嗷待哺，经济学家也纷纷从需求角度建议新的经济增长点。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但是，通过制度改革获得改革红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一回事，试图通过需求方的刺激手段拉高增长速度则是另一回事，超越潜在增长率是危险的。根据国际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日本从泡沫经济破灭至今“失去的二十年”的教训，以及中国经济中已经显现出的现象，我们已知的经济增长超越增长能力的危险，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十分突出。

第一，从僵尸企业到僵尸金融。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提高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企业利润空间急剧缩小。这时，刺激政策则意味着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支付各种补贴，维持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苟延残喘。一旦企业过度依赖刺激政策，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就失灵了，企业不能正常退出，最终那些没有竞争力而继续生存的企业便成为僵尸企业。由于刺激政策是依托国有银行甚至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的，信贷也过度偏重在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建设项目上，金融风险过于集中，僵尸企业产生也必然把金融拖到危险的境地。

第二，从产能过剩到基础设施过剩。企业和产业在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形成的生产能力也必然是过剩产能。事实上，过去几年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甚至区域政策，都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政策制定者也认识到，在实体经济比较优势下降，从而投资积极性不足的情况下，刺激政策的效果往往导致产能过剩，因此，许多刺激政策着眼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一种派生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与实体经济需求密切相关的。曾经担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宫崎勇发现，在日本面临增长减速、尝试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过程中，公共投资遇到先是“有预算没下拨”，继而“下拨了没到位”，及至“资金到位没开工”等层层打折扣的问题。既然没有实际需求，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刺激政策也只能造成产能过剩。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显示，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基础设施过剩上面。

第三，从流动性溢出到泡沫经济形成。宫崎勇终究没有弄明白，本应投向基础设施的资金究竟去了哪里。其实，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终究造成过大的流动性，在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不强的情况下，放出笼子的货币终究要寻找其出处，自然且必然的选择便是流向各种理财领域。对此，凯恩斯的批评者早在1933年就有了先见之明。针对凯恩斯的刺激政策建议，斯基德尔斯基在“经济信息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同事休伯特·韩德森给他写信说：“如果你宣布启动一项2亿英镑的宏大计划，你将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拿不到一个订单（因为需求不足——引者注），同时，它对金边股票之类的市场会产生迅速的影响。这样，你也许会在良性循环开始启动之前已经被恶性循环所围绕而不能自拔。”而一旦形成泡沫经济，破灭也就是或迟或早的事情了。

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的上述危险，已经反复被那些遭遇经济增长减速的国际教训所揭示和印证，但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并不广为人知，或者至少是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警醒。因此，不厌其烦地予以阐述和提醒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同等重要的危险也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上。本书便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揭示超越经济增长能力的实际增长率，也会通过劳动力市场伤害长期增长可持续性。

当我们说到人口红利时，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单纯的人口因素可以决定经济增长源泉和走向。换句话说，本书作者并不是唯人口因素论者。公正地说，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只要能够充分把握和全面理解从而综合运用各主要增长理论，无疑就应该懂得，有利的人口因素可以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资本回报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基本增长源泉，创造出所谓的人口红利。因此，当人口的变化趋势不再构成这种有利的因素时，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事实上，笔者及与合作者此前做出的关于潜在增长率的估计，以及后来所做的局部修正与2012年和2013年实际增长率的走势高度吻合。而且，这个预测的准确性，与长期以来笔者所热衷于宣传的关于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的到来，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在经验上也就必然是相关联的。

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在争论孰是孰非，标榜自己的一贯正确，而是希望经济学家尽快达成这样的共识，即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增长减速，不是短期的需求方扰动因素所致，而是长期的供给方因素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所致。惨痛的国际教训表明，这个共识的达成虽然难度很大却异常重要。凡是那些用需求刺激手段代替提高潜在增长率努力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把减速变成了灾难性的停滞。日本就是一个经典的反面教材，“安倍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则意味着日本的决策者尚未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本书对这个问题的宏观经济和增长视角进行了扩展，引申到刺激性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不良影响，即伤害人力资本积累激励，加速比较优势丧失，削弱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经济体制改革日程开始实施，解决问题的出路已经越来越明朗，即把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毋庸置疑，把中国经济学家的认识统一在这个思路上面，对于今后二十年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萧伯纳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思维，他们最终什么也改变不了。关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面临的挑战，传统观念流行甚广，误解与误读也大行其道。本书尝试采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把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纳入其中，给出逻辑严密和一以贯之的解说，并援引经验证据加以验证，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虽不敢称正确，但是希望对读者和经济学界同行有所启发，得以对一些流行的观点保持一定的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