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第一标志便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刘易斯转折点是否莅临中国？自该判断最初被提出来便争论不休。虽然时间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持肯定意见的一方，也就是说，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上涨变成不容否认的事实和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究竟这种发展阶段变化的含义是什么，学界的争论仍在继续。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不赞成运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甚至质疑用刘易斯转折点来描述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特征的适当性。例如，一些人不仅从理论上像舒尔茨一样，否认刘易斯理论关于“边际劳动生产力为零”的假说，而且从经验上否认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因此他们不赞成用“刘易斯转折点”来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其实，笔者借用了刘易斯的名字来描述劳动力剩余减少的新情况，是对应着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类型。既然在这个经济发展类型意义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特征变化，以刘易斯来命名这个转折点，以便在更加确定的规定性中来刻画它，不是很符合一致性的要求吗？

在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与以下几个事实密切相关。第一，人口转变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作为生育率下降的结果，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经历减慢并到达峰值之后，已经开始负增长，劳动力供给相应趋紧。第二，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的速度足够高，保持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第三，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开始改变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再为零，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显著提高，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显现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