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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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语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预示其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第一个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是以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减少,以及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中国经济面临着传统增长源泉的消失,如果不能适时转向新的增长模式,超出预期的减速将在所难免。而根据国际经验,这种不期而至的经济增长减速,也可能转变为长期的停滞。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到1970年人口抚养比达到谷底,在抚养比的最低点停顿了20余年之后,于90年代初开始提高。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

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耗尽其人口红利的讨论十分激烈并引人注目。但是,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影响了讨论的质量。第一,虽然否定性的意见不绝于耳,但是这些意见大多没有付诸学术性论文,而是在报刊和网络上以及在会议发言和新闻采访中表达,通常未提出什么可以与之争辩的论据。第二,一些争论的参加者干脆否认人口红利这个概念的必要性,甚至直接称之为“伪命题”例如请参见刘福垣《人口红利是个伪命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年第6期。。这种论战方法近年来成为一种时髦,即许多学者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动辄冠以“伪命题”。

由于科学上讲的伪命题或不真实的命题,是指一种判断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理论预期,因此,回应这些不同意见的方式,无疑是继续进行经验研究,提供更多的证据。此外,还有必要从更基础的问题上进行一些讨论,即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理论的意义在于抽象,即把纷繁复杂的现象加以归纳、提炼,放置到一个框架中,以便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换句话说,这种抽象使我们可以使用地理理论和地图去把握世界,而不必走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进一步,经济学家更看重借助理论去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因此,预测能力越强的理论就是越好的理论M.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pp.3-43.。我们退一步看,理论还是一种与一系列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或经验相关的概念,并且与特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相联系,可以使我们透过表面甚至假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或者变化的趋势,使我们不至于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

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其价值,即帮助我们揭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区别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偶发性的情形。由于人口过程表现为一个相对缓慢、长期和稳定的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各种变量中最可预测的因素,因此,抓住这个因素的变化趋势,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性变化及其提出的挑战和机会。事实上,当做出人口红利消失的判断时,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顺应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规律,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和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及如何从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更加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古典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