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

中山大学刘森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虚无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9BZX001），最终成果为专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课题组成员有：赵锦英。

“物化”与“虚无”则是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以至现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在作者看来，对它们的解释隐匿着一个文明论的背景。从文明论的角度来看，传统深厚、晚外发现代化的大国，在追索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时，往往产生“虚无主义”话语，怀疑现代文明中蕴含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本质与后果。现代“虚无主义”话语先后在德国（以哲学形式）、俄国（以文学形式）产生并绵延不断，20世纪初传入中国，明显地凸显了这一点。在现代化的始发英国，即使出现类似情况，也没有用虚无主义指称之。不过，比德国、俄国现代化更晚，离始发国更远从而显得似乎更“外”的中国，其虚无主义话语明显没有德、俄两国那么浓重。雅各比对康德、费希特启蒙哲学势必陷入虚无主义的担忧，对应的是中国启蒙的不足；《父与子》中俄国贵族巴威尔对唯科学主义是虚无主义的指责，对应的是中国科玄论战中科学对玄学的明显优势。相比之下，中国的虚无主义话语是以另类的形式出现的。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长期困扰传统深厚、晚外发现代化的德国和俄国的问题：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不是虚无主义？现代社会的物化倾向是不是必然导向虚无？现代文明的发展前景如何？晚外发现代化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化以后能否以及如何创建一种更好的新文明，等等，却无法使我们无动于衷了。对于现代性日益明显，力图创建中华新文明的我们来说，上述问题是绕不过的。总结、梳理、重思德、俄两国的虚无主义话语，吸取两国的经验教训，是思考中华文明复兴问题之必需。

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虚无主义”诞生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伊始，一直延续到黑格尔学派解体、尼采、海德格尔，自然也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全过程。本书以虚无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为中心，对从德国、俄国到中国的虚无主义话语言说的基本问题和主要人物，特别是施蒂纳、马克思、屠格涅夫、尼采、海德格尔、朱谦之等，做出自己的思考。马克思关于虚无问题的两次思考（第一次指责施蒂纳的“无”是“虚”的，第二次则指出资本的运作势必荡除一切崇高与神圣），以及他关于物化（Verdinglichung）、物象化（Versachlichung）及其与虚无关系的思考，构成本书的核心。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虚无主义的类型与意蕴；第二部分主要分析马克思与虚无主义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物化与虚无的关系以及形而上学重建问题。

第一章、第三章分析虚无主义的类型、含义及其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认为虚无主义有三个类型：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柏拉图主义；还有认定现实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仍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作为尼采虚无主义的隐微论解释，构成第四种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产生了相对主义和“上帝之死”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它意味着对现代文化发展的忧虑。主体性哲学塑造了“物的世界”的繁荣，也塑造了“意义世界”的“虚无”。物的世界、人的基本价值世界、崇高意义世界、任何意义，四个世界何者被否定，决定了虚无主义的四个层次。

海德格尔批评尼采的价值论思路，力图以存在论思路替代之。认为虚无主义不是超感性世界的不在场，而是存在的被遗忘。存在者的无化，是走向作为无限可能性之“无”的前提，无限可能性之“无”即“存在”与“无”的统一。从“畏”启示出的“无”到“死”启示出来的“无”，存在的本真性、生动性、可能性进一步得以开放。通过分析无规定性、不可说、取代意义上待确定、超知性思维、达到顶点后一切不在话下等多种含义的“无”，第二章的分析表明，海德格尔的“无”仍然是包容一切、为一切“奠基”的“无”，具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价值论路子；并且比前辈更深陷“虚无”之中。所以，本书仍然在“上帝之死”的意义上使用“虚无主义”一词，而不遵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虚无主义。

除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生卒年份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屠格涅夫也谈论虚无主义问题。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思考的虚无主义其实就是唯科学主义及其指导下的激进行动论。马克思立足于未来新人（无产阶级），而屠格涅夫则立足于贵族角度，都把对手资产阶级认定为虚无主义。两人都没有在民族—文明论意义上谈论虚无主义。

本书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与虚无主义的关系。它提出，个体至上论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需要认真对待如何遏制施蒂纳推导出来的虚无主义问题。他通过辩证法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存于其中的形而上维度，重思确立崇高价值的路径和根基。早期浪漫派、施蒂纳失败的思想实验都为马克思提出警示：拒斥上帝后，必须以奠基于社会性之上的辩证法拒斥虚无主义。使原来超验的价值理想扎根大地，奠基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是关键。问题不在于否弃超感性世界，而是给它一个真实、合理的现实生活的根基。辩证法通过遏制超感性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个体化逻辑的极端延展这两种路径而遏制着虚无主义。

具体说来，马克思两次分析虚无主义问题。第一次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以无作为自己事业基础”的施蒂纳。认为施蒂纳的“无”很“虚”，没有实在基础，是德国小资产者无力的表达，并必然消解平等、法则等现代理念的根基，从而坠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批判、解构“形而上学”需要高度谨慎，注意限度。马克思第二次分析虚无问题，是对资本逻辑的剖析。他在资本的运作中看到了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必然力量。不仅体现为物，而且更体现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在谋求自我壮大和扩展的运动中，必然荡除一切超验的神圣和崇高，把一切都推向市场，把一切都置换成物品，标上价格。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只有资本及其积累。维系共同体理想的超验神圣存在被消解了，资本自己塑造的经验神圣物品，也因为必须不断推倒重建以换取更大利润的内在需要，其超凡脱俗的品格存在时间更为短暂。资产阶级必然陷入虚无，是马克思、尼采、屠格涅夫的共同认定，由此，必须找寻承担新文明创造的新人。

第三部分首先讨论了“物”在现代主体性背景下的产生：它不再是自身的绽放，而成了被主体确定的客体。在此前提下，马克思区分了两种物：有形有状的“物”与无形无状的社会“物”，并致力于揭示物的社会特质，包括使物普遍化的抽象、无差别的普遍量度，以及体现不同阶层和文明体差异的文化意涵等。由此，对其哲学思考的关键也从主体性的自我心灵内在结构转向使主体成为可能的身体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结构奥秘。现代社会力图把一切价值存在都还原为物，以物来表达一切价值存在，因而，物化、物象化成为马克思社会哲学的关键概念。物化只是表达人由物来呈现、表达的事实，还没有揭示这一事实的社会性秘密；而物象化进一步明确物只是表象，真实的本质隐藏在表象背后。物化表示一种客观事实，而物象化则进一步表示批判意识已经看透这种事实了，要由“表象”直面真实。

从区分几个相关词入手，本研究主张区分物化（Verdinglichung）、物象化（Versachlichung）。认为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概念在当下中国最有讨论价值。物象化的几种含义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人的普遍性维度的社会伸张，以及个性维度的丧失；社会关系独立性意义上的职业人与功能人；物象化社会关系的效率论评价，作为一种积极的肯定性评价，在当下中国更具意义，因为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物象化，就是一种程序化、法制化、标准化、精确化、自动化、 “对事不对人”化，相对于随意化、人情化、“对人不对事”化来说，显然是一种进步。马克思的物象化论包含着它既使人物化，又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为物化的消除提供物质基础的张力结构。韦伯发展了这一概念蕴含着促进效率提高、促使社会合理化的意义，卢卡奇则发展了使人降低为物与事、人的整体性存在被肢解、个性被践踏等负面意义。不能因为物象化概念蕴含的批判性否认它在提高效率、公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因为它后来被韦伯等解释成一种中性词，就否认它在马克思那儿的多重性内涵，尤其是批判性内涵。遵循马克思的教诲，保持物象化理论的内在张力结构至关重要。

对物化与虚无的关系，“物象化”（“事化”）是切入问题的关键，它意味着制度愈来愈成熟、规范、严格、见事（物）不见人。是着眼于其效率的提高还是对个性的压抑？无论如何，立场的选取，相应的认知方式，都会驱使“虚无”问题的呈现。“虚无主义”的提出和拒斥意味着一种现代化的方案，意味着一种整合各种价值的雄心，一种整体地把握世界的冲动，更意味着难以割舍的主体性立场。

针对“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等同论，本研究认为，从不同于阶级论的文明论视角来看，“形而上学”不应在等同于“虚无主义”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把超验、普遍、本质、永恒的世界视为真实，而把与之相反的世界视为虚幻”，或“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对所有人都具有规范性的终极答案”的哲学理论，而应该视之为一门专门研究最普遍的范畴的学问，这种学问在各个时期和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不同，反映了各自（时期）文明所采取的基本假定和框架。任何“形而上学”都不是超文明的、超历史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命运跟与之相适应的文明的兴衰相对应。鉴于西方现代文明的虚无主义本性，应该立足于中国文明的复兴来建构一种反映中华文明特色、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特长的中国化“形而上学”。一味地跟着西方人声称“形而上学”的衰落、死亡，是对当下中国文化责任的不自觉，是哲学本土话语的主体性丧失。

该研究较好地总结了德国、俄国的虚无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到遇到两国历史上类似境遇（GDP世界第二）和问题（文明向何处发展，如何创建本国的新文化）之时，对于哲学地思考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构筑中国当代新文化，吸取德国和俄国的经验教训，具有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