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的父亲龙云

龙绳武遗著

1．为龙云定位

我老太爷个人的历史和中华民国史有密切的关系。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如果不发生昆明事变，中共绝对无法崛起，我们也绝对不会退守台湾。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说中共的崛起有一个阶段是受龙云的帮助，好像我们是中共的同路人一样，这是最大的错误。

2．龙云早年经历

老太爷的舅父（我外公）在满清时代考上了武举，他们称他为（龙大新爷），也就是刚有功名，却还尚未当官的人，我老太爷也走了武这条路，他不喜欢读书，常在家里骑马射箭，练功夫。不过，这是他们讲的，我也是没有亲眼见过。

后来因为清廷废科举，老太爷也没法应科举的考试。因为祖父过世得早，所以早自光绪年间他就开始管家。那时中国情势，地方上匪乱猖獗，永善县委派他当联防主人，维持地方治安，武器自备。因为汉人较不善战，也没有枪支，所以老太爷在彝区选了二三十名勇士，准备剿匪。过渡口时，水很急，船失事了，牺牲了二十几个人，船夫因为懂水性而未死。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常常每天发牢骚，卢汉的父亲卢老太爷劝他到四川去玩玩。

卢父长我老太爷一辈，我外公的女儿嫁给卢汉。外头的传言不实在，说老太爷跟卢汉两人是兄弟。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我讲完故事就了解了。卢汉的父亲劝我老太爷到四川，老太爷也就准备去叙府，但是需要盘缠，他们就做木材的买卖。

老太爷要到四川时，卢汉还小，才十四五岁，平常跟着老太爷玩，非常崇拜他，但是老太爷要远行时，并不想让卢汉跟去。我老太爷出门前住在卢家，半夜三更时起床，偷偷地和卢汉的太爷走了，结果这家伙一起床就去追。当时的人睡觉不穿裤儿、衣服，觉得穿衣睡是浪费，卢汉就这么赤身裸体地追。半途遇到邹炯，后来邹炯常说一个笑话，说卢汉以前穷得很，出门时连裤儿都没得穿。邹炯系汉人，移民到彝区，他在街上做生意，大家都叫他“邹客掌家”，而我老太爷则称他为“邹三哥”。

后来卢汉追上我老太爷他们，一起到了叙府。叙府有个拳师，混名叫马汤圆，我老太爷跟他学功夫，传说马拳师功夫好得很，好到什么程度？有人用一根绳子一人拉一头绞住马拳师，他却还可以吃汤圆。抗战时，马拳师八十几岁了，跑到昆明去。我趁机问老太爷马拳师是否可以勒紧脖子吃汤圆，老太爷笑了，说那简直是笑话，哪有人有这本事呢？

他们在叙府时，正闹川路风潮，百姓反满清，由张澜领导，组织了同志会，后来老太爷也参加了。张澜后来是民主同盟主席，他对我老太爷有印象，认为老太爷是一个好人。清廷派新军团长谢汝翼第一次援川，谢汝翼一进叙府，查看情形后，发现同志会中有云南人，觉得很奇怪，于是遣人邀约这些云南人的领导，我老太爷就和他们见了面。见面时，老太爷说明自己前来叙府的经过。谢团长叮嘱他暂且按兵不动，并且告诉我老太爷有何任务待作。后来谢汝翼回云南时，也把我老太爷这批人带回来。

3．进云南讲武堂

回到昭通后，谢汝翼要我老太爷把其他人放回家，并要他开张枪单子，领回一些好枪。此外，谢团长要我老太爷、卢汉、邹炯三人到省城进云南讲武堂。当时谢汝翼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三人到达省城后，川人杨森（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在云南陆军司令部当司令，因为与邹炯认识，所以要邹到司令部当副官。邹动心了，并且也劝卢汉不要进讲武堂。

我老太爷却非要卢汉上军校不可，因此他和卢汉都去报考讲武堂。考完后，我老太爷问卢汉：“你今天考得怎样？”他说：“我交白卷。”我老太爷急死了，问他是真是假，卢汉说是真的。不过，等到放榜，榜上还是有卢汉的名字，因为谢汝翼支持他们。

进讲武堂后，发生了老太爷跟外国人打拳的故事，这件事外头的人写得很多。老太爷跟卢汉进讲武堂时是讲武堂的盛世。但是就我看来，他们的出头是因为时机，因为他们的职业配合了时代的需求，所以他们能飞黄腾达。

4．滇军简史

在全中国看来，云南是穷乡僻壤，但是这个省份却有它的军事基础，也就是清末的努力。满清在云南练了两个国防师，编制仿照欧洲的师，第1师约一个团炮兵、72门大炮，后来云南的声望都是靠这两个国防师闯出来的。此外，清廷还在云南建了一座造币厂及兵工厂，准备许多装备，甚至到抗战时期，军队所有的毛呢衣和士兵所穿的皮夹，都还是继续在使用清末的储藏。

护国之役时，蔡锷任护国军第1军司令官，出四川、贵州；李烈钧任第2军司令官，进向广西、湖南。因为护国之役，云南军费的拖累十分沉重，内部财政很狼狈，因此到民国十年时，无力支持顾品珍军队在四川的战争，顾军擅自回滇，到会泽时，顾品珍才打长途电话向唐继尧报告情况，唐继尧一急之下出走香港。民国十一年，唐继尧二次回滇。顾品珍为应战而到前线督师，但是夜间在村庄下脚时，碰巧遇到土匪宿营，双方混战，顾遂稀里糊涂地阵亡。

唐继尧回滇后，正式将老太爷升为第5军军长。

民国十三年九月，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唐却不就职，一般的说法是认为唐继尧不赞成联俄容共，所以不肯与孙中山合作，并且组织建国联军，在昆明召集七省代表，熊克武及卢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共推老唐为建国军联帅。我还保有那次会议的照片。

唐继尧北伐时，出三路军：我老太爷一路走南宁，胡若愚走柳州、桂林，唐继尧走湖南下广东。此时粤人范石生所占地区极好，并有兵工厂，枪械不缺。范父在云南，派人接去广东，唐继尧为求示好，沿途护送范父。不料送到海防时，范父病故，国民党趁机造谣说范父被唐害死，范信以为真，来了一师人寻仇，跟我老太爷在南宁打了一两个月。范石生请云南将领杨臻指挥军队，杨臻人很能干，军队武器又好，因此我老太爷被围在南宁城中。正在此时，范军突然起了内讧。杨臻下令范军挖掘长沟、战壕，但是当他去视察时，却发现军令并未实行，因此找来团长盘问，团长回答不合他的意思，杨恼火了，举起马鞭就打，引起军官不满。这些军官集合起来，一起去见范石生。杨臻和范石生睡在同一房，在范石生毫不阻拦的情况下，杨臻被士兵由床上拉出处决了。这时我老太爷发现范军少数部队围城，多数部队开往云南，以图乘虚而入。因此老太爷弃守南宁，追赶范军。追上范军时，正逢范军中午用餐时间，因此大获全胜，范石生逃回广东。战事结束后，我老太爷回到昆明。

南宁之战时，胡若愚的军队被李宗仁部纠缠在柳州、桂林，因此无法南援南宁。而唐三（唐继虞）的军队则因在洪江等地收取贩卖鸦片的税钱，坐失援助驻粤滇军的机会，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因此各方军队回滇后，滇军的内部摩擦非常多，甚至演变到要闹“清君侧”。唐继尧在孙中山死后，曾在昆明就副元帅之职，却不受国民党承认，而内部的纠纷又如此多，因此他心情不佳，身体一天天坏起来，生了病，终而不治。这是民国十六年（1927）的事。

5．“六一四”政变

唐死后，云南组织军政府，推选几位省府委员，由这个名称看来，云南已经和南京联络上了，省政府组织完成后，推不出省主席，于是决议由各委员每月轮流负责省政，我老太爷是首任，次月轮到胡若愚，遂发生“六一四”政变。

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云南成立了省政府后，中央颁发了四个军的番号给滇军，我老太爷是第38军。原为胡若愚手下的张汝骥未获编一个军的番号，只编得一个独立师，心中甚为不平，因此去找我老太爷，建议将别军的军长拉下来，我老太爷告诉他只有四个番号，实在让不出来，并且说独立师的地位和军相同。但是张汝骥并未被说服，又去找胡若愚。这是政变的原因。

此间有些谣言散播。有一天，胡若愚的一位连长来昆明（胡部驻扎蒙自、个旧一带），向我老太爷敬过礼后说，团部要他们白天睡觉，他不想睡，才跑了出来。老太爷听了这些话觉得很奇怪，心想军队白天睡觉，晚上一定要出动。连长走了以后，凑巧下午卢汉及高阴槐来公馆看老太爷，老太爷说：“看情形今晚恐怕有事，我不方便离开司令部，你二人赶紧回营准备。”政变果然发生了。

政变中，我老太爷被俘，卢汉的部队逃到西边，整顿之后反攻过来，胡若愚战败逃走。他们要逃走时，先把我老太爷放在轿子内，外面加上铁丝网，夜宿离昆明50里路的郊野。

后来法国领事出来调解。我的继母李夫人同法国领事去探视老太爷，晚上夹带字条回来，通知了自己的部队进攻。胡若愚恐被第38军追击，因此把我老太爷放回来。

老太爷出来后，知道漓江人王洁修不可信用，准备除去。于是先乘船到西山高峤，住在村中，卢汉来会合。老太爷告诉他要连夜缴械王洁修。于是卢汉先进城，吃过晚饭后睡觉。半夜三四点突击王洁修，王的号兵吹了紧急集合号，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王洁修被枪毙，士兵和枪支都被瓜分了。之后老太爷正式出任云南省主席。

6．建设云南

民国十六年（1927），老太爷执政云南，他遭遇几种困难，第一是治安上的问题，第二是金融财政的问题，第三是云南的建设问题。

第一步最麻烦的是治安问题。唐继尧回滇得力于土匪招安军，此后招安成为云南定制。匪首接受招安后，一两年后就可能高升。

唐死后，招安军的问题渐渐明显。如说招安军是军队，它不完全是军队；如说招安军是土匪，它又是正当的招安军。在此情况下，招安军影响云南治安甚巨。我老太爷执政后，省政府困于招安军问题的麻烦，遂下令决心取消招安制度，已存在的招安军则下令归田，不给予保障。至于招安军废除后平时地方治安之维护，则令各县自组自卫队，自卫队枪支由县政府采购，不足之处再由省政府支援少许。地方若有较大的匪乱，再由正规军前去剿乱，平时各地治安由自卫队负责。

招安制度取消后，人民回乡。土匪因此孤立，力量大减。两三年后云南最后一名土匪头子李绍宗逃至贵州兴义县黄草坝，被当地人逮捕，送到云南领赏。这时候，云南治安逐渐平静，从前的军队保商制也差不多都取消了。及至卢沟桥事变发生，云南遂能在平静的情势下步入抗战的准备。

问：云南军队除正规军外，另有自卫队，自卫队是清末以来保边的军队，数量似乎不少？

答：自卫队是属于县政府的部队，区县大致有一个中队，其兵员多寡视县区大小及富瘠而定。云南省政府将全省各中队合编为十几个保安营。

抗战期间，陆军总司令何敬公曾告诉我老太爷说：“人民的枪太多了，不应任其发展。”想要收缴自卫队的枪支，但是我老太爷答复他说：“他们又不拿政府当敌人，我不需要接受他们的枪支。能自卫总是不错的。”

云南人民一向爱枪，抗战以前，民间的枪支本来就不少。抗战期间，日军到缅甸、越南、云南聚结四个集团军，一个集团至少两个军，合计至少有八个军，加上卫立煌的远征军，共约十万军队，自然也有不少枪支。其后卢汉在滇缅边区，关麟征在滇越边区，远征军在缅甸，因为尝到败绩，所以第五军溃退回云南；广西部队也被调赴云南边境，战败后再回云南，因此枪支流落地方者不少。云南多枪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边区种植鸦片，贩卖后可以得到银元（当时10元美金等于一块半开银元），有利于购买枪支，甚至还有迫击炮。中共统治云南后，在当地收缴30万支枪，结果他们还是不满意，据中共的估计，云南地区差不多拥有70万支枪。

其次是金融财政问题。因为护国之役的用度大增，云南财政渐感不足，旧富滇银行滥印纸钞，因为准备金不够，所以币值大跌，跌倒谷底时的价格是上海钱的十分之一，也是十块滇币兑一块上海钱。老太爷执政后，最初由李培炎管理富滇银行，不过，因为外汇管制中有许多舞弊，流言四起，终为卢汉所揭发，省政府派员调查后，发现钞票的发行量超过法定限额，因此下令李培炎下台。本来李应该自杀的，但是他在会议上赌过咒，老太爷不愿再逼他。之后由缪嘉铭接掌富滇银行。

缪嘉铭（云台）是昆明人，他的姑妈认识慈禧太后，慈禧当上皇后后，叫缪娘娘到宫中服务，称她为缪四姑太。因为这层关系，缪嘉铭到美国学工矿学时，可以用公费出国。

我老太爷将金融财政等经济问题交给缪嘉铭负责，由他管理财政厅、经济委员会及富滇银行。最值得一提的是整理钱币及外汇管制两部分。在整理钱币方面，政府准许人民买银子，由政府铸成龙元币。法定银子是七钱两分银为一块，云南只用半开，也就是三钱六分银，这样一来就有利可图。因为准备金充足，新的富滇银行才成立，并且印了大约一亿元纸币。在外汇管制方面，云南规定，商人从事外销时，一定要将外汇交给银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实行外汇管制。

在经济方面，陆崇仁也是一个重要人物。陆崇仁也是彝族，他是巧家人，北京法政大学毕业。本来是军法官，后来被委任财政厅长。他不交际，和一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做了很多事。

陆崇仁在云南的成绩比缪云台（缪嘉铭）好，因为陆所管的物质属于云南，而缪经手的物质则归属中央。缪云台对陆崇仁的成绩有点吃醋，他批评陆的事业比较容易做，我劝他说：“缪公啊，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是我们的东西，就不必分。”

陆崇仁年轻时私生活不检点，后来感染梅毒，病逝于香港，享年不长。相较之下，缪云台的个性比较圆滑。云南曾利用一亿多元的外汇送了三十余名学生留美，缪云台是经手的负责人。大陆变色后，这批留学生都留在美国，本来他们可以靠公费再继续进研究所，但是缪云台却将钱扣下来，留着自己用。缪云台后来自美国返回大陆，1988年过世。

第三个问题是建设云南的问题。抗战以前，云南没有什么惹人注意的建设成绩。经济委员会的缪嘉铭设立了纺纱厂，目标是使1700万云南人每年都有足够做一件衣服的布，工厂的规模约一两万纱锭，产量不大。

当时云南省政府的收入少，在教育经费方面非常缺乏，后来就加征特种消费税，对外国烟、酒及化妆品课税，这笔特税完全拨为教育经费。因为教育厅对统支统收业务外行，所以委托财政厅办理，也正因为双方合作的关系，后来财政厅企业局的人才，有不少人是来自教育界的。教育经费充实后，各县也办了些中学。云南教育界对省政府的爱戴，或许与提拨特税为教育经费这件事有关。

7．支持抗战

八年抗战中，云南也贡献了不少力量。当时云南凡是可以换外汇的物质，中央都需要。例如桐油、猪鬃、锡都归中央，云南一文钱得不到。利用这三种物质，中央换取了不少外汇。不过，锡砂的管理方法对云南特种矿产来说，也造成了一些后遗症。以个旧为例，抗战前，原有10万工人，战时因为钖砂官价太低，而卖到外国的市场价却很高，因此个旧工人苦不堪言。到抗战胜利后，个旧的工人竟只剩下5000人。

个旧锡矿可以用机器开采，不过却不是很适宜，因为矿产分散。机器所开采的，大多是品质较差的矿砂，不值得提炼，一般仍用土法开采为主。人工采矿时先以三人为一组进行挖掘，一人负责挖，他要懂得矿产的分布；其他两人是“马尾”，负责搬运。及至挖掘到“完洞”（矿产）时，再加派人手来挖，藏量丰富的矿产一年都挖不完。但是，当别人知道你找到“完洞”时，也会朝这个方向挖过来，往往会酿成争端，因此，挖“完洞”时要有势力保护，才可保护自己的矿产。

云南锡业由经济委员会管理，不由财政厅管。财政厅在矿产方面，管理的是昭通的白银。

8．龙云对中央命令的态度

我老太爷崇尚诚实政治，不搞政客政治，对中央的命令，好的他就支持，不好的他就不支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南京方面曾下令各省进行土地清丈，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对于这道命令，云南财政厅立刻执行，在抗战前就执行完毕。修筑滇缅公路也是如此，云南省政府支出了大半经费，一年多就完成工程并通车。美国罗斯福总统本来认为以美国的机器及人力来修的话，恐将费时三五年，所以滇缅公路通车时，罗斯福总统觉得难以置信，遂派人来滇实地观察，结果令他非常惊讶。

至于老太爷和中央意见不同的例子也不少，比如说对黄金美钞的政策。战时国民政府币值下跌，物价上涨，中央认为民间有人囤积货物是祸首，但是老太爷认为是因为国币贬值才造成物价上涨，百姓为求保值当然要囤积，然后再居奇。因为中央与云南的看法不同，所以当中央禁止黄金美钞的买卖时，云南却准许公开买卖黄金美钞。在云南有黄金美钞的人遂大发国难财，一到夜间，街上贩卖黄金的商店灯火闪烁，成为战时特殊的一景。

中央对地方的情形不一定清楚，米粮问题就是一例。最初，因为政府不准米粮涨价，所以云南米粮不足，军队粮食也受影响，即使派车出省采买，也因为交通不便而助益甚少。到后来连美国人也遭到缺粮之苦，于是由中央、云南省政府及美国三方面会商，终于准许涨价，一涨价，米粮就够了。其中的哲学，除了和囤积有关外，还有运输的关系，本来价钱高的地方物资就容易较其他地方充足，因为利之所在，商人总会设法运来。

9．龙蒋关系

我老太爷和蒋先生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他们两人只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爷也认为蒋是一个成气候的领导人物，所以支持他。

我们最早跟南京接近是在民国十六年以后，当时张邦翰跟老太爷曾经接触，而张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他跟孙中山很接近，也认识胡汉民。张邦翰是美国留学生，学土木建筑。

扩大会议后，西山会议派及改组派反蒋，改组派派遣云南人陇体要回滇，以拉拢我老太爷。陇系汪派，当时是上海学生会会长。他回云南后，我老太爷骂他说：“中国打了十多年内战，一个文人（指汪兆铭）如何能处理这个局面呢？”或许他听了老太爷的话，不久就脱离了汪，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的CC派，因而当上上海宝山县县长，再由宝山调无锡，直到抗战期间才回云南。

这期间，蒋介石方面一直无人来老太爷这里游说。后来蒋先生派蒋子孝来云南当第38军政治部主任，他是第一个由南京派来云南的人。蒋子孝也是昭通人，北大毕业。

老太爷对蒋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当了18年云南省主席，一朝说调就调了，不给老太爷一点交代的时间。这件事令老太爷非常生气。

10．倒龙政变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间，日本投降。《大公报》及中共的《新华日报》都登载了一封朱德给重庆政府的公开信，代表红军声明：八路军不再受中央指挥。此信一出，国际震动，都认为中国又要爆发内战。英法等国遂召开会议，试图阻止中国内战。因为美国跟重庆方面接触机会较多，所以由美国负责国共和谈，并派赫尔利大使来华。重庆方面也同意不以内战来解决问题。

事情因为朱德公开信而起，赫尔利为证实共军意向，于是先拜访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说他不能做主，必须回延安报告后，再由毛泽东裁决。赫尔利要求同行，周恩来不便拒绝，于是两人同飞延安。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表示是：“我举双手赞成不打内战！”并立刻陪赫尔利到重庆。这样一来，局势哗然，赫尔利也非常高兴。

国共和谈必须有第三方面人士仲裁，因此通知美国，但是白宫方面表示美国不便正式出面。赫尔利遂秘密飞到昆明，夜里9点钟来见我老太爷。当夜的翻译是缪嘉铭。第二天晚上，我到主席公馆同老太爷谈话，他告诉我：“昨夜我同赫尔利见了面，他教我学毛泽东一样，也搭他的飞机到重庆，去当国共和谈的第三方面。”老太爷答应赫尔利第三天启程。他又说：“我对赫尔利有一个要求，我向他说，虽然同样是搭飞机到重庆，我的身份跟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我则是民国政府特任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治体系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党员，所以我要去重庆前，一定要得到重庆方面的同意。我希望你先到重庆见蒋委员长，由他发电报，我再到重庆去。”这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底的事。到9月初，重庆方面仍然没有消息来，我老太爷对这件事的立场是不感兴趣也不拒绝，一切顺其自然。

到9月初时，政变的征兆就出现了。我个人认为，蒋龙关系无论如何不好，但还不到要引起政变的地步，其中的毛病，一定是出在赫尔利要老太爷当第三方面的这件事上。那时候民主人士差不多都拥护我老太爷。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卢汉即被派到越南，负责接收，带走了第93军及第60军，我的部队并未随行。到9月初，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的第19师也加入越南受降的军队中。我认为十分不合理，因为越南已驻有卢汉的两个军，既非作战，接收绰绰有余。我告诉老太爷说：“我不去，恐怕事情不简单。”老太爷认为我住了昆明八年，太舒服了，所以舍不得离开昆明。其实这不是什么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需要我去。结果，老太爷还是要我前去越南。我的部队先走，四天后，部队抵达越南，我才准备动身。

在我的部队出发那天，士兵在营房中，4点钟时，一颗炮弹从天而降，打死七八个士兵，这是一种征兆。卢汉当时人在昆明，他前往巡视，判断是我的士兵不慎引爆。其实我的士兵根本没有配到这种炮弹，如何引爆呢？他是鬼扯的。我猜测这是杜聿明的第5军在挑唆。老太爷也怕我和他起冲突。临走之前，我建议老太爷毁掉战时工事，他同意了。

我到越南前，预先订了10月3日的机票。3日凌晨3点钟枪声响起，第5军要进城，警察抵抗。我起床打电话给空军司令晏玉宗（贵州人）谈机票问题，他告诉我当日飞越南的飞机停飞了。

在抗战胜利后，云南省议会曾通电重庆，要求将第5军调离云南，因为杜军驻滇太久，既已胜利，当可返回重庆。而卢汉和周钟岳到重庆开会时，老太爷也曾希望他能要求中央尽早将驻滇中央部队调走，卢汉说：“我是一个军人，我怎么敢这样讲？”后来由一位团长去报告，因为他是文人。不过，再怎么说，这些事应该都不会引起第5军进城来。

11．神秘出走

老太爷到南京当军事参议院院长后，身边都是特务，等于被软禁。老太爷听说中央将迁往台湾，他着急了，因此才下决心自南京出走。

老太爷要缪嘉铭去见陈纳德，表示将搭乘飞机离开南京。陈纳德先问：“蒋有没有命令不准龙主席离开南京？”缪答没有，因此陈纳德答应送我老太爷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当然，陈纳德必定调查过缪嘉铭的话是否实在。之后我老太爷命令秘书刘宗岳去见陈纳德，联络好上飞机的方式。陈纳德拿了一张机场通行证给我老太爷。

出走当日，我老太爷改穿西装（平时系着中装），由公馆乘吉普车出发。因为他平常都是下午出门，那天早上7点出走时，特务并没有注意到。他由南京上飞机，到上海再换机直飞广州，最后转到香港。

南京方面发现老太爷出走后，认为他至多只到上海。当时老五（龙绳勋）在上海，特务跟他的梢。老五知道有人跟踪，于是东跑西跑，那群特务差不多跟了四五天。直到宋子文到香港后，与我老太爷见了面，南京方面在上海的搜索才停止。

现在大陆已将这段经过完全写出来了，大致内容不差。

12．父亲与我

我老太爷大我二十来岁，但是我们父子的体型完全一样。一样到什么程度？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

平常我老太爷总穿长袍马褂，除非与军队见面，不然很少穿军衣。我到冬天也穿棉袍，戴毡帽。我到台湾来了之后，不到两年，有一天我从重庆南路台湾银行出来，往北走时，咦！怎么看到老太爷从对面走过来了？我想他怎么可能来台北，于是试着拉拉帽子，一拉帽子，发现对面男人也在拉帽子，原来那是我自己，商店把镜子摆在人行道上了，所以我照到镜子了。

（载“中央研究院龙绳武先生访问记录”）

民革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将领龙云诞辰一百周年

杨尚昆等出席 习仲勋讲话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孙勇）民革中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龙云先生一百周年诞辰。

杨尚昆、杨静仁、康克清、王昆仑、缪云台、屈武等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首先介绍了龙云先生一生的业绩。他说，龙云先生出身于云南一位彝族土司家庭，他早年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参加过讨袁、护法斗争，并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后，龙云先生曾任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对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有所贡献。龙云先生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于1948年在香港参加民革，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2年6月在北京逝世。

习仲勋说，1957年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龙云先生曾遭到错误的批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他恢复了名誉。对于这样一位在我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为人民做了好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实事求是地作出公正的评价，是完全应该的。

他说，龙云先生生前十分关切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海外炎黄子孙，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审时度势，作出明智的决策。

楚图南、朱家璧、伍精华、程思远和李一平也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回顾了自己与龙云先生的交往。生前好友一百多人参加了座谈会。

晚上，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专程从美国、香港来京参加纪念活动的龙云先生的子女龙绳勋、龙绳德、龙国璧和其他亲属。

龙云年表

1884年11月19日（清光绪十年十月初二）龙云生于云南省恩安（今昭通县）炎山区松乐村下营盘一个保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地主家庭。

1896年进昭通城私塾发蒙读书。

1911年加入滇军徐采臣营，被委任为上尉候差官。

1912年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

1914年从讲武堂毕业，被分配到昭通独立营任少尉排长。

1915年任云南都督府副官处中尉侍从副官，从此跟随唐继尧，形影不离。

1916年6月被提升为近卫军第二大队中队长、补充第一大队大队附、佽飞军副大队长，不久升任佽飞军大队长。

1922年为代理第1军军长。

1923年唐继尧编制14个军，龙云任第5军军长，改滇东镇守使。

1924年唐继尧组“建国联军总司令部”，龙云任第3军军长。

1927年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四镇守使结盟发动“二六政变”，派兵进逼昆明发动兵谏，孟坤与龙云里应外合，唐继尧反击计划告吹。

192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1930年1月18日龙云部旅长高荫槐击败胡若愚等，孟坤翻船淹死，胡若愚逃往上海，龙云终于统一了云南，从此成为“云南王”。

1931年1月1日国府授勋于龙云，2月滇军撤回昆明，龙云路过路南县李子箐时，见此处群峰耸立，莽莽若林，便命名为“石林”，云南石林由此定名。

1932年1月6日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6月4日被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第10路军总指挥，龙云直接向外国购买军火，成立军官学校，逐步建立起忠于自己的滇军系统。

1933年夫人李培莲在生龙绳德时因患产褥热而不幸去世。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2月红军突破湘江向贵州前进，蒋介石调包括滇军在内的军队到贵州围堵，龙云奉蒋介石命令，调部分滇军追剿红军，并在云南施行“清党”。

1937年9月9日龙云的滇军誓师巫家坝，首批第60军4万余官兵浩浩荡荡，步行1000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抗日前线台儿庄。12月云南开始修筑滇缅公路，每天出勤不下数十万人，轮班昼夜赶修。

1938年3月龙云麾下第60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

1945年1月20日中国军队收复畹町，至此滇西国土全部收复。2月3日，龙云被任命为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辖第一、第九集团军。5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驱龙事件”，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软禁于重庆。

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参加了民革。

1949年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50年龙云偕夫人顾映秋及随员离开香港，到达北京，居住于东单北总布胡同。

1953年1月14日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6年3月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春被错划为“右派”。

1959年12月复任人大主席团副主席。

1962年4月任人民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1962年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死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为龙云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