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间：2011年7月18日

访谈地点：云南省昆明市震庄宾馆

访谈人：吴喜

被访谈人：龙绳德

整理人：于波 齐欢

注：为保证访谈过程顺利，记录人和被访谈人名采用缩写的形式。

吴：龙叔，您好，您老每年都来云南吗？

龙：不一定，我最近这几年都回来，一般是在10月。

吴：您能介绍一下您和您父亲生活的情况吗？

龙：我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或较多的时光主要还是解放后。特别是他老人家晚年时期我都一直在他周围直到他去世。

吴：您能谈谈您家族的情况吗？

龙：我对家族最初的了解是根据我父亲所说，我们家是从四川凉山一带迁过来的。至于怎么迁的，我父亲没有说过。对家族情况了解比较多的是我的二嫂，她也姓龙，她叫我父亲为舅舅。关于我父亲你有一件可能没有听说过吧，就是我父亲在出昭通的时候就在地方上出了名。

吴：是怎么回事？

龙：我父亲告诉我，昭通这个地方在晚清到民国早期很出土匪。有一天，几个土匪跑到他家抢劫。为了迷惑他们，父亲就用好酒好肉招待他们，等到半夜这帮土匪喝得烂醉时，父亲就带领家人把这帮土匪全杀死。这件事情轰动了官府，昭通官府就让人把我父亲叫去问事。当时是我父亲第一次去法庭见县太爷，还见到县太爷旁边还坐着一个县太爷老婆。因为是杀了人，官府一般都会问罪。当县太爷问了事情的原委后，就与夫人嘀嘀咕咕，可能是不愿意得罪我父亲还是看到我父亲血气方刚吧，就让我父亲回去了。这件杀土匪的事情让父亲在乡里出了名，地方的土匪也一般不敢轻易骚扰我们家。

龙：我还想讲的是我父亲当兵的原因。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与一些朋友合伙做生意。一次他们在金沙江上做买卖，不知是发洪水还是船烂的原因，船翻了货物也全部损失，人手也死了几个，我父亲很伤心，没有办法才跑到四川去找袍哥，在四川宜宾，见到了滇军将领谢汝翼，经过谢的推荐加入了滇军。

龙：我看了你写的材料，就我了解的情况可能还有一些出入，对我讲的你可以写入，在这些材料中我觉得写得比较好的是贵州龙志毅回忆的材料。

龙：我有两个问题问您。龙家华是谁？

吴：他是龙德源家族这一支的。他爷爷是龙雨苍。龙雨苍在家乡的第一个夫人是姓陇。龙雨苍有一个儿子叫龙云逸，在昭通炎山松乐去世，龙云逸生前的夫人是陇泽桃，他们的后人就是龙家华，他从小随母亲居住于昭通。

龙：龙雨苍是我表叔，我父亲对他很器重。我只知道他的一个爱人是吉庆祥的陈氏，另外，我也听说过他有一个彝族夫人，至于他的后人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关于这家人的情况，其他人都知道吗？

吴：是的，因为彝族上层一般都是亲戚，对你们家族了解的人，还有一些，如安恩溥的儿媳妇陇琳芝，他是陇生文的侄女。卢汉的侄儿卢国器、卢国柄等。禄国藩的女儿禄厚坤、禄厚英等，他们大多知道这些事情。

龙：他们的年龄都大喽？

吴：大多在80岁以上。

龙：龙奎垣这个人，跟我们家是怎样的关系呢？

吴：龙奎垣与你们家的关系是很有历史渊源的。从人文地理环境上讲，永善和四川凉山山水相连，家近，两家自古就有很多交往。从婚姻关系上看，龙奎垣的父亲和您的姑姑龙登凤有过婚配关系，由于龙奎垣的父亲在打冤家的过程中被打死，龙登凤也终身未再婚而帮助龙云处理家族事务。从这一点来看，两家关系很深。龙奎垣父亲死后，龙奎垣在很小时就跟随龙云，得到龙云的喜爱，特别是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像龙云，年轻时又青云直上被龙云提升为师长，有人称他为“小龙云”。

后来龙奎垣在抗日战争中在保山犯下滔天大祸，蒋介石不饶他，而龙云在抓获他后放了他本人，这些都说明他与龙云的关系非同一般。

附，龙云先生的两篇回忆录。

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龙云

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督促下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抗战。那时他召集了各省军政长官到南京开会，我接到电召后，当即乘专机赴京。飞机到西安着陆加油，机场上有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偕何柱国等前来欢迎照料，约我到休息室进餐。蒋鼎文对我说：“中共有几位负责人要到南京，在此等候飞机，可否搭你的专机一起去，你方便不方便？”我问他：“是哪几位？”他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我当时欣然答应道：“周是第一次见面，朱和叶都是我的先后同学，当然欢迎，我们一起去好了。”蒋鼎文转告了他们，大家在餐厅见了面，一见如故，非常亲热。何柱国在旁边笑道：“你们以前曾经敌对作战过的，今天见面却如此亲热。”饭后，我们就同上飞机，经武汉到了南京。何应钦在机场照料，我同何乘汽车到北极阁宋子文家住宿。中共的几位住另一个招待所。

次日，蒋介石由庐山回到南京。当天他请我吃饭，在座的还有汪精卫、冯玉祥、丁惟汾等人。当时上海战事已经爆发，我军进攻日海军司令部数日未下，增援部队正陆续开赴上海。宴会中，汪精卫问蒋道：“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用吗？”蒋回答说：“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汪即默不作声。从他们这几句对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抗日的决心，完全想依赖国际的干涉，他的所谓“全面抗战”，只不过是欺骗国人的幌子而已。

次日，日本出动飞机，第一次轰炸南京。我看见南京的防空设备非常薄弱，敌机进入市区上空时，地面仅有少数的机关枪射击，形同儿戏。半年前，我在云南看到报上载着南京曾举行防空演习的消息，总以为大体是有个样子，殊不知并没有充分准备。这件事也证明了蒋介石没有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派了侍从来北极阁我的住所告诉我：“委员长说，北极阁目标太大，恐怕敌机轰炸，不安全，请你去汤山休息几天。”我答应了。次日，我约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位一路同往汤山。周恩来因事未去，朱德、叶剑英和我先后到了汤山。晚餐后，我们在外散步，谈到抗日问题，我们的意见大体一致。朱说：“云南可以出二三十万人吗？”我说：“要看军事发展情况而定。”我问朱说：“这次抗日，政府给了你们些什么武器？”他说：“我们只要轻武器。”我问：“有没有大炮？”他说：“大炮运动不方便，我们打游击，不要大炮。”我说：“我想派一些干部到你们那里学打游击，好吗？”他说：“打游击要长时间才学得到经验，时间短是不行的。”我又问他：“以后我们如何联系？”他说：“用无线电联系。”我就给了他一本密码。后来他的秘书看后说：“这密码不好，容易泄密。”朱叫我的秘书和他的秘书商量另编。我说：“不必研究了，我的秘书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完全由你的秘书编制好，给我一份就行了。”我由汤山回南京后，密码就编好送来了。后来我在昆明与延安方面的电台联系，即用这本密码。

二

我由汤山回南京后，仍住北极阁。第二天，蒋介石来看我，他谈的话很多，范围很广，但要点是希望我出两个军的兵力抗日。我当即答应说：“可以办到，但只能是先出一个军，另一个军要看战争的情况再定。”他非常高兴地说：“一切供应和补充，我告诉敬之（何应钦）同你商量办理就可以了。”他又问我：“你看目前的军事形势怎样？”我说：“上海方面的战事恐难持久，如果一旦沦陷，南京即受威胁，殊难固守。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了。”我答道：“日本既大举进攻上海，它的南进政策必付诸实行，南方战区可能扩大，到那时，香港和滇越铁路都有问题了。”他问我：“那么，你的意见怎样呢？”我说：“国际交通应当预作准备，即刻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可以直通印度洋。公路由地区负担，中央补助；铁路则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政府可以协助修筑。”他连声说：“好得很，好得很。我告诉铁道部和交通部照此办理，叫他们和你商量，早日着手。”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早晨，我即动身回昆明。当我到机场时，蒋也来机场送行。因为机场在头一天已被敌机炸坏，飞机也被炸伤，不能起飞，后来只好改坐轮船到汉口转赴昆明。那几天敌机又连续轰炸武汉、九江一带，九江纱厂被炸起火，地面防空既无高射炮，也无高射机枪，纱厂起火两小时都没有救火队扑灭。我看到南京防空既是那样薄弱，地方也是如此，心里很难过。蒋介石并没真正准备抗战，更是暴露无遗了。

我回到昆明后，当即召集地区军政负责人，传达我到南京的所见所闻。我对他们说：“日本是真的干起来了，中央却毫无准备，看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的八路军，南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我即将第60军交由卢汉率领，出发抗日。我并且决定在后方采取如下一些相应的措施：

输积谷：云南原是一个粮食不能自给的省份，向来依靠越南米进口，若遇歉收年景，更加严重。尤其是个旧厂矿区数十万员工居民，经常就靠越米供应。从“九一八”事变后，我预料到中日将会有大战，粮食问题非常重要，云南必须做到粮食自给才行，于是着手输积谷（类似清朝的义仓）。到“八一三”时，云南全省积谷已有相当的成数，每年继续递增，到了抗战期间已有一定的充实。后来京沪两广沦陷，各地的人纷纷到滇，多数的机关、学校、工厂陆续迁来。接着缅甸沦陷，大量华侨回国。蒋军驻滇的部队又早已中断，粮食没法进口。在这样的情况下，滇省粮食能供应不缺，积谷实在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时在驻军供应方面最感困难的，就是美军的供应问题。他们每天除了要大量猪、鸡之外，鸡蛋最少供应六万余枚，菜牛百余条。此种供应不只为数很大，而且时间又长，地主渐感供不应求。邻近省份（如西康、贵州）私商牛贩见牛价涨，趁机源源运来，才减少了供应紧张的情况。

禁烟禁种：云南原来是一个出产鸦片烟土的省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一部分是靠烟税来维持的，如果一旦禁种，势必影响收入。我曾向南京行政院报请禁种，请求补助地方财政开支。行政院曾回电允予补助。我遂责成省民政厅迅速拟订禁烟禁种计划，限三年以内分期分区禁绝。可是南京行政院并未如诺补助分文。但因禁种后，烟地一般改种杂粮，粮食因而增产。这也是抗战期间云南粮食供应不致缺乏的原因之一。

购买武器：“九一八”后，我就与驻滇的法国领事商洽，通知法国军火商派负责代表来滇，面商购买军火，预为准备。法、比军火商的代表携带了武器的图片及式样来到昆明，经数日商洽，签订了订购大量轻重武器的合同。我们向法商代表提出，此项武器必须由法方负责运到昆明验收。法商代表初则表示困难，声称只能在越南海防交货；后因我们坚持要在昆明市验收，他们也答应了（照例凡购买外国武器，没有中央政府的护照则不能入境，故我方先行提出此项条件）。我们还向法商代表提出，交货要快，要派熟练技工同来装卸和训练使用，价款可照法商所要求以美金支付。果然，他们的武器来得很快，不久即如数收讫。后又继续用同样办法加订了大炮，但刚要装箱起运时，法、比两国即被德国法西斯打败，此项武器遂无法运来。

训练“保卫队”：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及补充前线兵源，云南全省各县普遍成立了“保卫队”，进行训练。保卫队分为甲、乙、丙三种（大县为甲，中等县为乙，小县为丙），人数不一，均称为中队，编为营，有一县编一营的，也有两县编一营的，由省府委任营长统率和训练。每六个月退伍一次，一年两次，以后缩短为一年退伍三次（即四个月一次）。共计全省编为48个营，每营有上千人的，也有四五百人的，也有二三百人的，人数不等。

修筑公路：全省公路在抗战前已初具规模。为了打通国际通道，我们急速着手兴修滇缅公路。首先勘测路线，一面动员民力分段施工，每天出勤的不下数十万人，轮班昼夜赶修，此段公路山势险峻，并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施工颇属不易，交通部帮助的材料也不充足，工程进度虽稍有耽延，但经过年余，终于完成。公路修通后，蒋即电驻美大使通知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有些不相信，罗斯福总统电令驻华大使詹森取道滇缅公路回国，顺路视察，回美报告。詹森到美后，向罗斯福报告说：这条公路选线适当，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修成，实属不易，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这条公路是当时唯一的国际交通路线，后来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均从此道运昆，在军事上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云南劳动人民的血汗所筑成的，也是云南人民对抗日的贡献之一。至于滇缅铁路，施工较迟，虽后来滇境内的路基大部修完，准备铺轨，美国运来的铁轨也运到了缅甸腊戍，但属于英缅境内的一段还未动工，他们借口没有民工可派。未几，缅甸沦陷，滇缅铁路也就无法完成了。

成立云南人民企业公司：抗日战争前，云南工矿各项企业的经营管理已有了头绪，财政渐有余裕，有了相当的积累。此项财产我未报过中央，因此蒋介石对我甚为不满。抗战期间，滇省成立了“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即以这份财产拨作该公司的基金，由各县选出代表负责经营管理，归地方所有，作为建设之用。该公司的财产，我所记得的约有黄金数万两，银元移到昆明郊外西华洞防空室内封存。我离滇后，杜聿明派兵强占把守，有无损失，不得而知。

以上所说的这些，就是在抗战时期云南省内部所办的几件事，因为手边没有具体的材料，只能简略地回忆到这一些。

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的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做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安歇。席散后已夜深，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回）来的。”（我曾把他要赴港的事电告蒋介石）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话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两三天后，蒋介石密派谷正纲（按：据范予遂订正，应是谷正纲弟弟谷正鼎）携带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谷正纲由重庆飞往越南，来回都经过昆明，但都不给我知道。不久，汪即在越南发出艳电。几日后汪即遇刺，曾仲鸣被误杀。我曾派李鸿谟去越南看汪，汪将遇刺经过以及谷正纲来往的事情告诉李鸿谟，我才知道这些情形。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交给李鸿谟带给我，告诉我他遇刺的经过及他积极考虑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意图，并且要我响应他的艳电主张。我看了信后，就将此信送重庆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我将此信在昆明各报发表。我即照办了。

三

关于蒋介石在抗战初期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日本谋求妥协投降这件事，我曾听张群说过如下一段话：当沪战失利后，日军向南京推进，德国希特勒电告他的驻华大使陶德曼，叫他劝阻日军不要即刻进攻南京，前进到镇江暂停，德国愿意从中调停。日军当局接受了，曾提出了日方的条件送交南京外交部。此时南京的要人多已纷纷逃往武汉，蒋介石尚在南京。当夜召集会议讨论日方所提出的条件，参加会议的仅六七人。他把日方的文件在会上传阅后，没有一个表示意见。蒋说：“这个条件还不是亡国条件，可以接受，交王宠惠部长答复陶德曼好了。”王宠惠还来不及答复，日军竟已打过镇江，蒋也就离京飞往武汉，把南京防务交给唐生智负责。不数日，南京即沦陷。日军通知陶德曼说：日军不再前进，在南京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蒋介石久不答复，日军又通知陶德曼说：东京即将召开御前会议，中日问题经日皇决定后就不能变更了。陶德曼即飞武汉转告蒋介石，蒋又叫王宠惠立即答复。当夜王酒醉不能起床，次日才作答复。陶德曼接到文件后就说：“答复迟了一点，计算日子，离日皇的御前会议只有两天了。今天发电给德驻日大使，他明天才能送到日本外务省，能否在御前会议前送达尚不可知，我先声明。”后来听说此电到东京后，御前会议已经开了，而且决定今后中日问题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蒋介石听到这消息后，非常着急，请汪精卫、孔祥熙等商量对策，然后他才发表宣言“长期抗战”。

由以上张群所说的这段事实来看，蒋介石随时打算与日本妥协，出卖国家，只有在危及他本人的权力地位时，他才被迫不得不作出抗日的姿态，否则他就宁可妥协了。

徐州、台儿庄撤退后，蒋介石打电报叫我到武汉，见面后他非常殷勤，当晚就约我吃饭，席间两次表示说：“志舟兄此次到武汉，等于带着百万雄师来的。”我不明他的含意何在，便未作答。后来我问张群说：“委员长昨晚在席间说我的话，其含意何在？”张群说：“因为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中日问题不以蒋为对手，他恐怕这个消息传出后，地方人士及抗日将士对他的威信有所动摇，所以你此次来汉，他特别高兴。”

我到武汉，蒋又叫我再派一个军出师抗日，我也答应了。不久，我就派孙渡率领第58军出发到前方。

我事毕随即返滇。临行时蒋又对我说：“戴笠派在云南工作的人员，我已告诉他全部撤回，今后如有人假借军统名义在云南活动，你可拿办。”他这番话对我表示信任的态度。他一向表面上对我是很尊重的，我对他也并无私人成见。我和他有十多年的关系，起初对他竭诚拥护，后来看他为人处世，私心自用，对他才渐渐怀疑起来。到后来，我看出他的所谓“长期抗战”，不过是为了保持他个人的权位，借抗日之名，消灭异己，独裁集权，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看清楚这些事实以后，对他就痛恨起来。

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西南联大的教授和我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独裁政治，大家都深恶痛绝。他们都反对内战，希望抗日胜利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民主宪法，用以束缚蒋介石，实行孙中山遗教。这也就是我当时的愿望。所以我对昆明市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张澜派人和我说，组织民盟有许多困难，我就竭力鼓励他放手干，我愿尽力帮助。后来刘文辉对民盟也与我采取一致态度。蒋因此对我深为痛恨，认为我碍手碍脚，决心要拔除我，后来就发动了昆明事变。事变后，我去重庆，蒋介石就开始对昆明民主运动大加迫害，因而相继发生了“一二·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事件。

蒋介石经常玩弄卑鄙毒辣的阴谋手段，我现在略举一二事即可看出：

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我的阴谋已经逐渐暴露。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军的少校乘吉普车经过昆明小西门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枪击中左臂。司机立即停车救护，在附近巡逻的宪警听到枪声，也同时赶到，但凶手已无从查寻。即将受伤的美军官送往云南省立医院，他不愿入院，要回美军营房，只好把他送往美军医院。当日施行手术，取出弹头，详细检查，经美军鉴定结果，认为这种枪弹非云南军警所能有，是特务使用的德国制造的枪弹。又一件事是：抗战胜利以后，美军集中昆明，刚要分批回国之时，美军当局突然宣布戒严，城内茶馆、酒店娱乐场所及市场街上美军都突然不见了。在美军中担任翻译员的梅贻琦的女儿，见情形紧张，跑回家告诉她的父亲。梅深夜来找我，探问美军戒严情由，我也十分诧异。次日，我派梁雨皋（英国留学生，能操流利英语，与美军军官多有交往）去美军中询明真相。美军官坦率告诉他说：“有人说云南军队要解除我们的武装，接收我们的仓库，所以下令戒严。”梁雨皋对他们说绝无此事，不要轻信谣言。美军官才接受劝告，解除戒严。

上述两件事，后来证明都是蒋介石干的。他企图借此挑拨引起美军和云南军队的冲突，然后他才好下手解决云南。他这种卑鄙手段是我事前万想不到的。

四

抗战胜利之前，很多事实，如大量蒋军麇集云南，军校、中统特务网密布全省大肆活动等，使我对蒋介石的阴谋手段有所戒备。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毛泽东主席也来到了重庆，我认为多年的国共问题必能得到解决，从此国家可以和平安定，从事建设和复兴事业了。我以为蒋介石是国家元首，一切作为必依理依法，而忘却了他原是一个独断擅权、阴险狠毒、嫉妒成性的人。我就放松警惕，麻痹大意，不加防备。甚至华岗从重庆回昆明告诉我说，“蒋介石对和谈诚意不够”，也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蒋叫我派军队到越南受降，我就毫不怀疑，表示同意，派了卢汉率领两个军前往越南。但军队临开拔之时，我还密告卢汉说：“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日军所缴武器以一部分补助胡志明；过去退入滇境内的法军亚历山大部，要阻止他们回越，因他们曾与日军勾结。”

等到云南军队大部调往越南以后，蒋就趁机指使杜聿明发动了昆明事变。杜聿明当年到缅甸远征，惨败后只身逃到印度，所部有忝职守，且失国家体面，应电请重庆命令杜聿明回国受军法惩办。电去后未得复。不久，杜聿明即由缅甸回到云南，形态狼狈，逢人诉苦，军纪废弛，士气涣散，有盗窃的，有强奸的，昆明社会秩序受到很大的骚扰。我一面责令其严加约束，一面电蒋速将他的部队调离滇境。对杜聿明及其所部，我也不甚重视。不料10月3日拂晓，他突然进攻昆明大东门，并袭击云南省政府。当时我省内尚有五六个团，但都分驻各县，省府的警卫还不到一营，只能警戒五华山，不能出击。是日晨，杜聿明派人把蒋介石的命令送来，命令内容是“免去龙云本兼各职（昆明行营主任和云南省主席），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其时各城门，杜聿明部同地方宪警还有零星战斗。杜聿明又派人来请我即日乘机到重庆，蒋介石也一天数次电催我到渝。我仍在省府坐候越南方面卢汉的反应。三天以后，越南仍无消息。蒋恐事态扩大，又急派宋子文飞昆明劝我到重庆。我口头答应次日同机赴渝，但暗中准备突围到滇南，以便调回在越南的部队反击。当时张冲和龙绳祖都认为突围危险，极力劝阻。张冲忽又建议说：“不如明天同何应钦、宋子文乘飞机去重庆时，在空中强迫驾驶员飞往越南。”龙绳祖更加反对地说：“这过于危险，一旦空中失事则同归于尽，这是不值得的。”张冲也未坚持，我也就放弃突围及其他盘算了。次日，我只好同宋子文、何应钦、卫立煌等乘飞机到重庆，陈诚和蒋经国候在珊瑚坝机场接我。蒋经国告诉宋子文，邀我直到蒋处吃饭。宋问我怎样，我说：“我过于疲乏，需要休息，明天再去吧。”随即往李家花园住宿。

次日，宋子文来约我去见蒋。见面时他假装殷勤，话中略示歉意。我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他很难堪地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我又说：“我身体不好，愿在重庆长期休养，关于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请另委贤能担任。”他说：“要不得，要不得！”谈了一会，我就辞出了。第二天宋子文、陈诚都来劝我快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并说，时间如果拖久，云南人民及在越南部队恐有误会。我再三推辞不果，最后只有勉强答应就职。随后，蒋介石就来看我，随便寒暄几句。临行时他说：“这个房屋不合适。”他叫陈诚替我另外找较好的房子。后来陈诚告诉我说，已经在李家坝另外找好了一所房子，我即迁居住。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前不久看到杜聿明写的《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一文中提到：“何应钦和我经过五、六、七月这三个月之久，从多方面劝龙云自动辞职，并经龙云的亲信卢汉等人婉劝，但均无效。”根本没有这回事，从来没有任何人劝过我自动辞职。真如杜聿明所说，那么就会引起我的注意，加以警惕，绝不会把滇军完全开到越南受降，这是不难理解的，殊不真实。

卢汉由越南来重庆时，他来看我。我说：“此间快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了，在此期间，我们的军队仍留在越南，暂勿回滇，静观政治协商会议的发展。如果达成协议，国内和平实现，你们即可正式回滇，着手进行退役复员的工作，恢复地方秩序。万一政协会议不能达成协议而告破裂，你们就在越南通电反对内战，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行动，此时你们可以打回云南去，肃清蒋在滇的一切，并即刻通电反蒋。”后来由于他们处境困难，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把部队开往东北和共军作战。最后潘朔端师长在海城起义，曾泽生军长在长春起义，这两件事我是高兴的；可是锦州卢浚泉军则效忠蒋介石，坚决反共，这是我最痛心的一件事。

我到重庆不久，中央各机关已陆续迁回南京。蒋又催军参院早日迁去，一面派飞机来接我。我拒绝坐飞机，改乘轮船到了南京。

军事参议院迁回南京数月后，因当时军队积极整编，机关也在改组，军参院的人员或退休退役，或另外安插，经处理完毕后即宣布撤销，另外成立了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委派何应钦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因何应钦在美国，即由我主持。委员有于学忠、何键、贺耀祖、陈济棠、张发奎、熊式辉、蒋鼎文、陈绍宽、刘峙、邹作华、鹿钟麟、杨杰等，多半是负过军政重要职务的人。这个机构是负责研究与战略有关的国防、经济、外交、交通等方面工作的。此时蒋介石在苏北的内战已暗中发动，空军也出动了，表面上还未暴露，中共的代表也还在南京。后来他在山东沂蒙山区进攻解放军遭到失败后，迭次要我拟出“剿共”的计划。我也没有照他的意思办，就此搁下。

1947年夏天，蒋介石到庐山避暑，我却想往钱塘江观潮。他知道了，就叫白崇禧来劝阻我，叫我等他回京和我一起去，要我先到庐山。我拒绝了，听说他也为此不大高兴。后来我女儿国壁到美国留学，我托吴鼎昌报告蒋，我要到上海照料一下。他不允许，叫吴劝阻我。吴对他说：“志舟以前要想去杭州，没有得去，此次要去上海，又不得去，会不会因此而生误会呢？”蒋答道：“龙志舟有亲共的倾向，不宜到上海。”后来我知道这种情况，心里非常不快，就促成了我决心脱离南京、前往解放区的计划。

我开始同上海的中共负责人吴克坚联系。吴托沈德健先生来南京同我面商。我当时对他说：“希望吴克坚帮助我找船，最好由南京下关秘密上船，离开南京到解放区。”沈大夫回上海和吴克坚商量后，第二次来南京对我说：“吴克坚负责进行，但船到南京是有困难的，最好是到上海上船。”我说：“能否一到上海就上船呢？”他说：“吴的意思，你到上海要住两三天，他可以找安全的地方给你住，然后从容准备，才能上船。”商量以后，我考虑到那时我坐飞机或火车都有问题，只有坐汽车赶赴上海为妥。不料山东境内军事日渐紧张，吴克坚星夜派人来告诉我说：蒋军为运输援军，已将淞沪一带的船只完全收缴了，所商定的计划无法实现。于是我不得不放弃坐船的计划，另想别的办法。虽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我对中共和吴克坚给我的关怀和帮助，迄今仍十分感激。

我自到重庆后，行动就被蒋暗中监视。在南京，我住宅周围早已密探四布。如左侧邻居张继的住宅内，就有特务一个组，与我的住宅仅是一墙之隔。斜对门丁惟汾的住宅楼上，也有特务一组。从这两处看我的院内动静，了如指掌。最厉害的是，特务们在中央路旁的空地上，正对我的住宅大门，修了三间临时房子，周围用竹、苇编制成，表面作为卖冷饮的。雇一女佣照料，特务隐蔽在屋内窥视，我家来往人等，他们都一目了然。周恩来总理离南京前，曾在一个夜间来看过我，第二天蒋就知道了。我每次郊游，都有特务暗中跟随。例如有一次我去采石矶游览，我的车后即有特务汽车跟随。另一次我到灵谷寺，亦复如是。由此可知，蒋对我暗中严密监视，真是无所不至。后来乘船计划没有实现，我才派我的秘书到上海找陈纳德密商，希望他派飞机送我到广州转赴香港。我之所以找陈纳德，是因为陈纳德抗战时期在昆明与我私人关系还处得好。他的公司既是商业性质，自然唯利是图。我同他既有旧交，又出巨款租他的飞机，我想他不会告密。但他那时也有顾虑。他曾问我的秘书：“蒋是否有公开命令不许龙院长离开南京；如有这种命令，就有困难。”我的秘书说：“没有发过公开的命令。”他说：“这就好办了，以后蒋如追问，我就有词可措了。”他们商量的结果，陈纳德认为飞机到南京时，不宜使用明故宫机场，因该地情况较为复杂，最好是用军用机场。我的秘书告诉他，军用机场检查甚严，不容易进去。陈说：“我有办法。我在南京所用的汽车是寄放在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处的，只要我的人到南京，随时可以使用这辆汽车，用这辆汽车就可以不受检查。但是这辆汽车不能直接到龙院长家接他，他只有在约定的地点上车。至于什么时候，可以由龙院长决定后通知我。”交涉得了这样的结果，我暗中十分欣慰。此时正值冬令，为了麻痹特务，我便大办过年的东西，杀猪宰羊，腌肉，购买大量煤炭，作春节之用。特务看到这些情形，认为年前不会出事，监视也就较松懈了。我每日起居，他们也清楚。我出外多半在午后，外出所坐汽车较新，目标显著，容易识别。当我决定时间离南京时，天将拂晓。为避免特务发觉，我改乘一辆吉普车，直到约定的地点。不几分钟，一个外国人（姓名不详）乘车来接我，同到军用机场。机场门卫挥旗三次阻拦，后见汽车是陈纳德的，车内又有外国人，即免予检查放行。我即安全地进入机场，乘机起飞。到上海着陆加油后，即直飞广州。到了广州，在一普通旅馆内午餐后，因事前已派人买好船票，故立即搭船到香港。

我离京到港前，曾亲笔写了两封信。一封由吴鼎昌转蒋介石，内容是责备他发动内战，祸国殃民等。另一封交我的办公室主任，叫他在我离京后迅速通知各位战略顾问委员。这两封信用一个大信封密封，上面批明：“未得我的命令前不许开拆，俟得到命令后立即开拆分送。”我到港后，即电办公室主任照办。后来听说，吴鼎昌将此信送给蒋时，蒋甚为震惊，立即找张群、吴鼎昌、何应钦三人商议处理办法，决定由中央社发表消息说：“准龙云在港休假三月。”他这样做法，用意不过是敷衍自己一时的面子，蒙蔽一般人的视听而已。消息发出后，南京议论纷纭，并且还曾糊里糊涂下令戒严，真是可恨，亦复可笑。

这就是我在抗战前后的几点回忆，其中难免有错，希望指正。

云南护国起义简述

龙云

袁世凯有了称帝的动机以后，他就处心积虑地从各方面加以布置，把全国各地方的行政组织和人选都大予变更。在成立筹安会以前，首先废督军制改为将军制，废省长改称巡按使，以实行军民分治的办法，削弱地方力量。特别是对于南方及遥远的西南各省，更是安置了他的心腹，如以陈宦督川，监视滇、川、黔三省，以汤芗铭督湘，监视两湖；以龙济光督粤，监视两广。其他如江西的李纯和安徽的倪嗣冲，都是袁的心腹。这就是袁世凯对南方布置的大概情况。

当时云南将军是唐继尧，巡按使是任可澄。至于蔡锷，同云南地方和唐继尧本人都是有历史关系的。

蔡锷在广西办讲武学堂，辛亥革命前李经羲督滇时，他请李把他调到云南来，到后不久，就充任十九镇三十七协统。武昌起义后云南酝酿反正时，日本士官毕业如唐继尧、李根源、李鸿祥、谢汝翼、顾品珍等，多系带兵的或办讲武堂的。李根源是讲武堂的督办，对讲武堂的学生有一定影响，因此该校革命热情很高。大家曾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定期起义。蔡锷以当时清廷高级军官的地位，参与反正的密谋。因此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将领，由此，蔡同云南将领往来甚密切，关系也就深厚了。

云南反正的消息泄露后，李经羲将73标第3营的管带李鸿祥传唤到总督衙门，立刻扣押。蔡锷谒见李督，负责担保说：“李鸿祥不会有二心的，我愿担保。”保释后，李鸿祥仍复原职。但是，滇督仍不放心，勒令第3营将全营的枪支卸下呈缴，该营也曾遵命将机柄卸下装箱，因时间太晚尚未送去。当晚，该营的全体官兵十分激动，干部中如黄子和等趁机从中鼓动，就于当晚（辛亥九月九日）在北校场营盘，发动起义。首先进攻标本部，标统丁锦逃逸，即将标本部放火烧掉，其他各标闻讯先后响应，然后分路进攻省城，占领了省会各司道衙门。云南总督李经羲逃入法国领事馆，各司道官员有被杀的和负伤的，藩司世增被杀，靳云鹏和曲同丰逃走，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负伤自杀，翌日宣告起义成功。

起义成功后，与会诸人聚会处理善后，并要成立政府，共同推选都督。会上，关于都督人选意见颇多分歧，想当都督的人也不少，论资历大家差不多。当时，唐继尧站起来说，“蔡松坡先生是老前辈，又是以协统的地位参加革命的，他应该是适合担任都督的人选。我推举蔡公，如果蔡老前辈坚持不干的话”，唐拍拍胸膛说，“那么我要干。”唐说了这番话以后，大家都一致赞成推举蔡锷为云南都督，蔡也就接受了。

云南都督府成立以后，一面张榜安民，一面编组军队。那时贵州省反正没有成功，四川在铁路风潮以后，赵尔丰仍旧督川，川黔两省都处在混乱的局面之下。云南就决定出兵援川、援黔，任命李鸿祥为第一梯团长，谢汝翼为第二梯团长，率兵援川；唐继尧为第三梯团长，率兵援黔。

谢、李入川后不久，成都一带革命党人尹昌衡率军起义，川督赵尔丰被杀，尹昌衡当了督军，四川宣告革命成功。谢、李自无前进的必要，遂奉命返滇。入黔的唐继尧一路，因为原先贵阳为哥老会所盘踞把持，唐部到达后，即将之驱逐溃散，贵州的士绅对唐十分感激，黔省革命成功后，就拥护唐继尧为贵州都督。

那时，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是熊希龄。熊是湖南人，一向与蔡锷交厚。蔡曾秘函致熊，希望离滇到北京供职，想担任陆军部长职位，信里问熊是否可以办到。熊复信说：“谋陆军部长颇有可能，但你离滇后，滇政交予何人主持？”蔡锷复信说：“云南都督以调黔督唐继尧最为适宜，贵州都督最好以该省刘显世任之。”熊希龄认为很好，报告了袁世凯，袁也同意，就根据熊的报告发表了两省的都督人选。

唐能够回云南任督军，原是他的愿望，所以唐对蔡的推荐斡旋，表示十分感激，两人的关系自此更加密切了。

蔡离滇北上，到了越南的河内，接到熊希龄的电报说：“陆军职已办不到，但你来京当有重要职务。”蔡到京后，等候数月，始发表了一个经界局督办（是新成立的办地政的机构），蔡遵命筹组，照常办公，但颇不得志，心中悒悒不乐，敷衍应付而已。筹安会酝酿中，蔡在京中，行动每被密探跟踪，蔡更不自安，不久即潜赴天津日租界，乘船赴日本。

蔡锷由云南到北京后，和唐继尧常有联系，故唐对袁世凯酝酿帝制事早有所闻。及蔡离京赴日，唐知袁的帝制不久就要实现，经派人到京密探回报称：筹安会已成立，唐即暗中部署，召集了军事秘密会议，参加者多是在滇的军政上层人员，也是昔日同盟会员，军中如邓泰中、杨蓁等人，都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又是在职团长，在军队中的活动很有影响。与此同时，唐继尧又一面暗中和贵州的刘显世联系，一面电邀李烈钧、程潜、陈强、熊克武、但懋辛、方声涛、戴戡、王伯群等人来滇共商大计。到1915年，筹安会的一切活动，更加暴露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唐继尧又派其弟唐继虞和李宗黄到上海一带探听各方面的消息，联络反袁同志，并电李烈钧邀请在日本的蔡锷来滇，共商国是。李烈钧复电说：“要你本人直接打电报给他，表示你的诚意，他才肯来。”唐就照办了。

1915年冬月，李烈钧、程潜、方声涛、戴戡、熊克武、王伯群等先后来滇，那时蔡锷也到了香港，乃又与刘显世联系反对袁世凯帝制问题，刘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只表示决不向袁告密；但他所属的部将，以王文会为首，力主和云南省一致行动，曾派警察厅长李雁宾为代表，来云南商洽一切，并要求云南补充军需。后来云南通电讨袁，刘也就首先响应，与云南采取了一致行动。

正在云南酝酿反对帝制之际，袁世凯派私人特使何佩文、唐宝潮二人来滇，窥伺云南的动态，并对唐继尧游说。何佩文曾对唐说：“如果袁氏称帝成功，许封给龙济光和你王位，龙已经表示接受，你的意见如何？”唐答道：“兹事体大，我还要考虑。”一面对何、唐二人优礼招待，一面派警探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直到云南宣布讨袁的时候，才将何、唐二人驱逐出境。

在未通电讨袁以前，唐就先期派了一部分军队出发昭通，借剿匪为名，向川边移动。熊克武、但懋辛两人就同邓泰中支队出发，后来奉唐委为四川招讨军总、副司令，协同滇军作战。

袁世凯已经知道唐继尧邀约了蔡锷、李烈均等人到滇，也知道云南情况不稳，乃于1915年12月18日由统率办事处电唐继尧说：“据探报：有乱党要人入滇，煽乱情形颇显等语，唐将军公忠体国，智勇兼优，必可震慑消灭。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置，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事后报明，勿庸先行请示。”次日又接到一电话：“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谋乱，应请严密查防。”同时发电给云南蒙自道尹周沆说：“若蔡锷入滇，即逮捕就地格杀。”袁又密令云南陆军第1师师长张子贞，接替唐的将军职；第2师师长刘祖武接替任可澄巡按使职。当时第1师的参谋长路孝忱，是袁派的人，对云南军队向取监视的态度，袁给这两个师长的密令，就是他转交的。第2师长刘祖武接到密令后，连夜呈给唐看，第1师长张子贞就有接受的意思，对电报是秘而不宣。因此，唐继尧即刻对第1师加以改组，编为梯团和支队，直属将军指挥，把张子贞摆在旁边，也没有揭破他接受伪命的内幕。

此时，蔡在香港富滇银行取了旅费，来电说明来滇日期，途经越南入境。唐即派其弟唐继虞率兵到河口，候蔡来时，保护到昆明。蔡入滇后，夜宿阿迷州（开远县），周沆率路警200余人追袭而来，因为唐继虞兵多势众，他不敢妄动，遂转过来说：“我们是来欢迎蔡先生的。”

蔡到昆明后，当夜唐就召集先后来滇诸同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起义讨袁。于12月22日开会决定：先以唐、任二人名义电袁世凯劝告取消帝制，杀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限24小时答复，否则即以武力解决。

电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蕴，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请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这股肱心旅月。盖杨度等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后。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与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继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能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月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二十二日）印。

电去后，限期满了没有答复，于是开会商量讨袁军务。唐提出愿率部出征，请蔡在滇主持一切。蔡当时表示：“起义要有本钱，就是说要有军队、器械，要有钱，尤其重要的有人民，才能够成大功。这些本钱都是云南人民的。我是你电召来的人，只身到，相信你讨袁的态度坚决，我才来的，滇政非你不可，仍应由你主持。”当时决定：取消以蔡将军和巡按使名义，推唐继尧任督军，任可澄任参议。组织护国军，任命蔡锷为护国军第1军总司令，率兵出川；李烈均为第2军总司令，率兵出粤；唐继尧自兼第2军总司令，坐镇后方，统筹一切。戴戡为护国第2军右翼总司令，率领王文华等部出川。会上论讨袁的檄文，戴戡拿出一篇梁启超拟的稿子，在会上传观，蔡对此稿未表示意见，说：“要重新研究。”任说：“要加修改。”戴戡不同意，认为“梁任公的文章不能修改”。最后唐说：“梁的稿子既不能修改，我们请任（可澄）兄和李厚安先生（名坤，昆明翰林，有才子之名）另拟吧。”后来，经过任、李二人重拟后，大家都一致同意，于12月27日发出檄文，宣布独立讨袁。文曰：

呜呼！天祸中国，实生妖孽。袁氏以子孙帝王之私，致亿兆生灵之祸，怙终不返，愎谏无亲。既自绝于国民，义不同其履戴，敢声其罪，与众讨之：袁氏昔在清廷久窃权位，不学无术，跋扈飞扬，凶德现已彰闻，朝（野）为之侧目，迨民军首义之日及清廷逊位之时，袁氏两端首鼠，百计媚狐，以孤儿寡妇为大可欺，以天灾人言为不足畏。迹其侮弄神器，睥睨君亲，固已路人知司马昭之心，识者有沐猴之叹。惟时我邦人诸友，念风雨之飘摇，惧民生之涂炭，永怀国难，力奠邦基。故赣宁之役无功，而皖粤之师亦挫。乃袁氏恃其武力，遽即骄盈，蹂躏人权，弁髦法令，国会加以解散，自治横被摧残，异己削迹于国中，大权独操于一手。彼固曰是可以有为矣，卒之无补时艰，不保中立，济南自拓夫战域，辽东复展其租期。甚至俯首为城下之盟，被发有陆沉之痛。呜呼！我国民之忍辱含垢为己甚矣，袁氏之力图湔雪，以求报称，宜何如者？何图异想忽开，野心愈肆，元首谋逆，帝制自为。筹安会发生于前，请愿团继起于后，等哀章之金匮，假疆华之赤符。对国内人民，则谓外议之一致；于外交方面，复假民意以相欺。自奋独夫之私，欲掩天下之目。呜呼！永除专制，夫己氏之口血未干，能拂民心；清废帝诏书具在，无信不立，宁得谓人。食言而肥，何以为国？其谁知彼此充耳不闻。因之外侮自召，警告频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此时杨再思一日天子；宁复有人间羞恶之心？他日石敬瑭半壁河山，更安有吾民视息之所？兴言及此，哀痛何云！夫总统一国之元首，中外所具瞻也，今袁氏躬为叛逆，自失元首之资格，斯其丑行凉德，固有无能为讳者，更举其略，以告国人；南北和议初成，党人欢迎南下，袁氏欲留无辞，乃煽动兵变以为口实，京津一带惨付劫烧，张家口兵变，首乱不过数人，而全军咸遭坑杀。逞一己之淫威，轻万众之生命，是为不仁。黎副总统一代元勋，功在民国；段陆军总长，当世人杰，志尤忠纯，皆袁氏股肱心膂也，徒以反对帝制之故，积被猜疑，瀛台等差之囚，西山有云梦之辱，近传噩耗，未卜存亡。叹乌啄之凶残，悲鸟弓之俱尽，是谓不义。梁士诒、段芝贵、张镇芳、袁乃宽、杨度、胡瑛、顾鳌辈，皆市井小人，顽钝无耻。袁氏利其奔走，任以鹰犬之材，梁等遂窃威权，肆其狼狈之技，群邪并进，一指当前，望夷元祸匪遥，轮台之悔何及同，是谓不智。当和议初起，袁氏握清廷全权，每语人曰：“吾誓不作总统”。及叛迹已露，中外咸知，袁氏犹曰：“公等若再以帝制相迫，则我必逃英伦”。竟言（昔）犹在耳，今竟何如？是谓不信。辛壬之际，义旅同兴，争冒死以图功，更举国以相授。袁氏之有今日，伊谁之力？乃动矜禅让，横肆诛夷，谓不杀于谦则此举无名，谓苟无曹瞒，则几人称帝？功反为罪，生者之力已冤；死而有知，地下之目岂瞑，是谓不让。又若财权集于内府，计部徒建空名，大借款以盐税抵押，用途始终秘密。长芦运盐公司独占商利，垄断闻亦同登。袁乃宽、梁士诒、张镇芳，袁氏之聚敛臣也；交通银行袁氏之外府也。甚至以一国之元首，而寄私财于他邦，腾笑外人，贻羞当世，其寡廉鲜耻有如此者。尤可异者，显违亲训，陌视孔怀，乖戾已深，本实先拨。官门喋血，患已伏于隐微；斗尺寻仇，祸恐烈于典午。彼宗且覆，吾国何存？哀我无告之人民，忍与昏暴而俱尽者哉。昔才董逃朱唱，关东州郡同盟；莽窃初成，两河义军并起。今袁氏之罪，更浮于二凶；民国之危，尤甚于季汉。而且孙皓与下多忌，祖约褊阨不仁，孟津之八百不期，牧野之三千愈奋，斯其时也。各省军民长官为共和官吏，实系共和安危，必能挥士行之义旗，标茂弘之大节，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其有海内顾厨，先朝耆硕，在昔首阳贬节，原知心在国家；于今大盗潜移，宁肯助其乱逆。谅同义愤，请共驱除。至南阳旧部，新室故人，谁非国人，岂任私匿。况悲凉风于斛律，划地难除；感大树之飘零，长城已圮。难共忧患，请视韩彭，其必有倒戈以图奋袂而起者乎？自余各界人士，虽未与人军师之谋，应念兴亡有责之义，则匹夫蹈海，义感邦居，小吏登坛，节厉群后，于古有之，是所望也。尧等痛念阽危，诚发宵寐，力虽穷于填海，志不挫于移山。请负弩以先驱，冀鼓桴之相应，将与摧公路之枯骨，走扬越之居尸，义声播而黄河清，大旆指而幽云卷。然后保固有之民国，定再造之旧邦，解此倒悬，绵我华胄，天下自此定矣，诸公其有意乎？乃若冀延漏刻，眷恋穷城，等防后之稽诛，效蜚廉之死纣。则师直为壮，助顺者天，何枯朽之能安，将声名之并裂，幸勿贻悔于他日，庶其有感于斯文。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同叩感（二十七日）印。

同时，唐、蔡、李、程、戴、任以及其他诸人，同至五华山开武亭歃血为盟。

第1军蔡锷部统率四个梯团：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领邓泰中、杨蓁两个支队；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率领董鸿勋、何海清两支队；第三梯团长顾品珍，率领禄国藩、朱德两支队；第四梯团长戴戡，率领熊其勋、王文华两支队，向四川出发。

第2军李烈钧部，统率三个梯团；第一梯团长张开儒，率领钱开甲、盛荣超两支队，第二梯团长方声涛，率领黄永社、马为麟两支队；第三梯团长何国钧，率领林开武、王锡吉两支队，向两广出发。

唐继尧所兼的第3军，统率赵钟奇、韩凤楼、刘祖武、庾恩旸、叶荃等五个梯团为留守部队，坐镇后方，相机增援。

又任黄毓成为挺进军司令，统率第一纵队司令杨杰，第二纵队司令叶成林，在滇桂边境游击，相机挺进。

护国军编整布置以后，当即分批分路出发，义旗高举，全国震动。

蔡军第一梯团刘云峰部到达川边捧印村，即与袁军伍祥祯部前卫接触，敌军退至横江，即设防抵抗，刘部进攻后，即占领白树溪部，退回宜宾，邓支队随即渡江与杨支队会合，进攻宜宾城。伍祥祯部不战而弃宜宾，退到岷江北岸吊黄楼一带防守。

邓杨两支队占领宜宾后，又向前推进，敌军又退至双鹤场一带固守待援。在这一带战斗甚为激烈，双方伤亡颇重。此时，袁军第16混成旅冯玉祥部增援上来，敌人大占优势，邓、杨两支队支持不住，退回宜宾。冯玉祥跟踪猛攻，宜宾本不易防守，遂退回江南岸整补。冯玉祥部重新占领宜宾。冯本人入城后，曾亲自到医院抚慰护国军负伤的官兵。

蔡锷亲自率领的赵又新、顾品珍两个梯团，行军到四川的永宁县，驻防该地的川军第2师刘存厚部，通电响应护国军，因此没有战斗，全军向纳溪及泸州挺进。先头部队抵达纳溪时，袁军曹锟、张敬尧部已经在蓝田坝和棉花埂一带布防，构筑了三道坚固防线，采取守势。蔡军在纳溪集中后，即在纳溪河上架设浮桥通过进攻，大战于是开始。鏖战二十余日，昼夜反复冲杀，双方伤亡甚众，而胜负未分（右翼军戴戡梯团此时已经进抵坎、九盘子一带，正与袁氏李长泰所部接触，战斗也很激烈）。当时情况非常紧张严重，由昆明到前方有两千多里路程，后方补给困难，援军弹药一时不能赶到，只有自己艰苦支撑。此时，占领宜宾的冯玉祥忽然密派亲信少校参谋张之江赶来纳溪，向蔡表示：第十六混成旅决心响应护国军的讨袁义举，到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即可通电表明态度。蔡闻之，非常高兴，对张之江奖勉优待。但蔡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仍在半信半疑之间。当晚，张即星夜返回宜宾城。

此时，四川陈宦正计划攻滇，电调冯玉祥回成都面授机宜。冯遂借此将占领宜宾的部队撤到龙泉驿集中，放弃了宜宾。邓、杨两支队接到情报，就重新过江入城。冯到成都后，陈宦要他担任攻云南的任务，冯满口接受，而且表示愿意限期两个月攻占昆明，陈宦坚信不疑，非常欣喜。

广东将军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派其兄觐光为“云南查办使”，乘我大军四出，内部空虚，一面率所部由广西进犯（当时广西尚未独立），一面令其子弟及乡人，在蒙自之逢春岭募兵招匪，以为内应。其党羽龙体乾、赵樾、黄恩锡等竟公然起兵，于民国五年三月初袭击陷个旧、蒙自，进扰临安、邱北、弥勒，气势汹汹。我入桂之第2军，与龙觐光部迭战于滇桂边境。3月9日，敌陷剥隘，12日，陷广南。唐继尧急调挺进军黄列成部由贵州经黄草坝昼夜赶回，绕道北面，与敌战于坡脚、西隆、黄南等地，破其主力，恢复剥、广，进而收复百色，截其后路。与此同时，唐又派赵世铭、马为麟率部南下，会同刘祖武分头击溃迤南各股匪党，收复个、蒙；派唐继虞部北上，驱除杨匪。龙觐光所部桂军又复倒戈，处此困境，乃向我求和。广西独立后，龙亦不得不加入护国军。至此，桂境无战事。

在四川的冯玉祥部，借进攻云南为名，率其所部出发，未向云南方向前进，反而向北开拔，行军到广源县，即通电响应护国军，脱离陈宦。陈宦以变生肘腋，惊惶失措，急电袁世凯请求取消帝制。在湖南的汤芗铭也和陈宦一样通电向袁请求。陈、汤两人均系袁的心腹，又是南方重要的支持力量，一旦转变，实非他始料所及。袁当时正在病中，得此消息后，病势加重，有人说这就是袁世凯致死的原因。

在纳溪方面，蔡军正在艰苦奋战中，忽然袁军曹锟、张敬尧派人向蔡洽商，请求暂时停战一星期（有人说是一个月）。蔡在紧张吃重的情况下，自然就接受了，借此机会才将部队调到纳溪后方大州驿，整补休息。到了期限届满，袁军又请求延缓一星期，蔡又同意，但声明说：“以后不能再延期了。”第二次期满后，曹、张没有表示，蔡即下令进攻。阵地在棉花埂，以这一带地形看，埂长有20余里，右翼又靠长江，正面进攻是比较难的，故放弃正面，向敌军左翼迂回。正在此时，北京宣布袁世凯业已病故。曹、张无心再战，宣告撤兵，放弃了泸州、重庆一带，退到武汉去了。至此，云南护国起义之目的已达，中华民国共和国体因而再造。

因陈宦还在成都，蔡又率兵进攻成都。陈无心恋战，遂离川北上。蔡即不战而进成都，主持了四川成都军政善后事宜。后因劳累过甚，旧疾复发，发电向唐继尧辞去护国第1军长职务，赴日本就医。四川军政，由其参谋长罗佩金代理。以后蔡就病故于日本。

袁世凯既丧失元首资格，北京政府当然不能复认为民国政府。最初护国军以军政府名义对内对外发布一切文告。按临时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但副总统黎元洪身陷贼围，不能行使这项职权。这时，军政大计，不可无人主持，遂由独立各省商定，于5月8日组设军务院于广东肇庆。以执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职权。公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昆、吕公望、龙济光、汤芗铭、蔡锷、李烈钧、戴戡、罗佩金、李鼎新、刘存厚等为抚军，并以梁启超兼任政务委员长。军务院成立后，主要大事为恢复约法、恢复国会及黎元洪继任总统。护国军提出的主要条款都已完全达到。唐继尧与各抚军商定，于7月14日通电中外，将军务院宣告撤销。

由上述护国军出师讨袁后各路的简要战况来看，当时在军事上几乎造成了云南的危险局面。但嗣后所以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与在四川方面的冯玉祥和广西方面的陆荣廷的响应不无关系。但主要的原因，完全由于护国军堂堂正义之师，反封建帝制，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有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政治上就首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条件。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战争的决定因素在于人”。这英明的论断，由这件事也得到了证实。

回忆当时袁氏盗窃国政后，大权在握，威势显赫。自江西李烈钧、四川熊克武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筹安会成立之际，各省军政大员闻之无敢非议者。云南是一个贫瘠省份，向受协饷的补助。自护国军兴，开支剧增，除李烈钧助饷20万元外，其他毫无外援。以一省之力，当此重任，只有一面发行公债，以济急需，一面悉索赋，全力以供护国军之用。当日云南人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护国成功后，梁启超曾对人说，护国起义，“蔡锷是主动的，唐继尧是被动的”。未参与其事而不明真相的人，包括少数在外对唐不满的滇人，也随声附和，歪曲史实。甚至当时的教育当局，不加审查研究，把这种说法载之于学校教材中。

梁启超先生是一代名人，向为世人所推崇，然歪曲护国史实，似有欠公正之处。蔡松坡先生智勇兼全，又在军事方面备极辛劳，泸纳苦战数月，击败强敌，此种丰功伟绩，足以彪炳史册。我对唐、蔡两公，均尊为前辈，且为我之直接长官，当时我位居中下级干部，未尝一日离开军旅，故略知其梗概，特将当时耳闻目见的事实简述如上。但因年深日久，又全凭个人记忆之所及，难免有遗漏偏误之处，尚盼与事诸公，予以指正。

我以为，论当时护国之能成为事实，非有人民为基础和一切物质基础不可，及是时势造英雄也。若仅以唐、蔡两人较论，唐是拥有云南省之军政实权者，苟唐不主动或不坚决，如此重大事件，岂能仅凭口舌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