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冷战时期的美国文化外交

冷战时期是美国实施文化外交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是美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敌视和遏制的时期，也是美国文化外交实施的高峰期。在此期间，美国针对苏联的文化外交实施到达了顶级阶段，并最终取得了成功。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79-584号公共法修正案》（《富布赖特法案》, the Fulbright Act），首次以立法形式为美国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保障。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the Smith-Mundt Act），也被称作《美国信息和教育交流法案》（the U. 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在语言上它表明了理解的重要性：“该法案的目的是使美国政府修正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误解，这种误解对和平以及促进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间的相互理解造成障碍，而这种相互理解是和平的必要基础之一。”因此该法案明确了美国文化外交的方式策略。此后于1961年9月通过的《富布莱特—海斯法案》（The Fulbright-Hays Act of 1961），主要合并了1946年的《富布莱特修正法案》和1948年的《史密斯—蒙特法案》，同时弥补了《史密斯—蒙特法案》的不足，扩大了美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范围，建立了新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政策：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加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间的相互理解。该法案使交流更加制度化。通过展示美国和其他国家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成就以及对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富有成果的生活做出的贡献，加强连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纽带；促进有利于教育和文化进步的国际合作；帮助发展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友好、和谐与和平的关系。1953年，美国政府成立了美国新闻署（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简称USIA），这是一个独立于国务院的机构，其中包括教育文化事务局。教育文化事务局是全面主管同国外教育、文化交流事务的主管机构。文化外交的大部分文化活动归于该署，比如美国在使馆所在国设立的图书馆、文化中心、英语教学项目、图书翻译项目、举办展览等等。而文化外交的其他项目，如学术交流、举办艺术展览、访问者项目等，则由国务院负责。此外，还有由新闻署负责、“美国艺术”（Arts America）管理，二者共同合作运行的视觉和表演艺术交流等等。在开展的众多项目中，富布莱特教育交流项目（the Fulbright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已在140多个国家运行，国际访问者项目（the 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每年已使3000多位外国领导人来到美国进行文化政治交流。

此外，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成立的行动协调委员会所做的相关报告，冷战时期“国务院的教育交流项目依然强调通过资助教育领袖和专家等有西方倾向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1956年的财政预算中，美国大大增加了对近东国家领导人和专家的资助，政界、军事、工会的领导，以及新闻编辑、知识分子和学生等都得到了特别关注。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强调了文化外交的“交流”特性。尤其在卡特政府时代对文化外交的“交流”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卡特总统于1978年4月1日将新闻署改名为国际交流署就预示着美国政府正在从单向性的宣传与讲述向双向性的沟通与交流过渡。此外，从卡特总统在1978年3月13日给时任新闻署主任约翰·雷哈特（John Reinhart）的备忘录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文化外交新的指导思想。备忘录中说道：“有效与其他国家相处的基础是最大可能地了解对方的观点。国际交流署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鼓励美国民众与其他国家的民众进行思想和文化的交流。”这一指导思想为美国今后开展文化外交指明了方向。美国开展文化外交不仅仅是让对方国家理解美国，还要使美国民众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组织机构等。

冷战提供了一个文化外交产生影响的例子。那时美国文化受欢迎的程度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失败。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政府对文化外交的强度也随之消失。文化外交的主要机构——美国新闻署也被解散。当时新闻署的负责人约瑟夫·达菲（Joseph Duffey）说道：“随着冷战的结束，所有海外项目的资金也减少。”美国新闻署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讲述美国的故事”，包括对苏联的宣传战、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书籍翻译和美国之音的西班牙语广播的开通，还有面向古巴的马蒂电台。美国新闻署的关闭标志着美国官方文化外交政策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