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现实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的现实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2012年末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2.6%，但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相距甚远。中国的21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21世纪影响世界发展的最大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企稳回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改变城镇化（本研究对“城市化”和“城镇化”不作严格的区分，视为等同）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发展模式，使之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所关注的焦点。

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同时，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之一。之后，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认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城市体系的合理布局要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及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农业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实质所在；要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3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以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强调把解决好农业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统筹协调，促进工业、信息、城镇、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推进新农村建设。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进一步指出：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城镇化健康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被上升到“扩大内需、加快转型升级、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

具体地说，本研究是基于以下现实背景。

（一）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约束

中国的城市化正面临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巨大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压力大。特别是水资源、土地资源和能源的紧缺，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已初现端倪；同时，治理已被污染的环境正消耗着大量的资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绊脚石。

首先，高资源消耗模式难以持续。从资源总量看，我国属于资源大国，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从人均资源量看又是一个资源小国，大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一些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资源，我国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水资源、土地资源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2/5；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1]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人均资源消耗量急剧上升，资源供给压力不断增大，同时也使环境污染加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刘耀彬和谢宜春（2013）[2]的研究表明，可利用耕地与可用水资源的总体阻力，导致中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降低1.3个百分点，而在各省份和区域中的个体与总体阻力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从资源利用效率看，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消耗强度大，通过高资源消耗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2012年《BP世界能源统计》[3]报告中指出，2011年，全球所有净增长均来自新兴经济体，仅中国就占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71%。从增长量看，2011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了5.5%，即50.5万桶/日，再次成为全球能源消费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从日消费量看，中国（内地）的石油消费量达每天975.8万桶，若加上香港地区石油消费量，则以1012.1万桶成为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但我国能源利用系统效率仅为33.4%，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水平分别为日本的2.2倍、德国的2.4倍、美国的1.6倍。[4]

从资源对外依存度看，主要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5]，能源问题尤为突出。2013年2月4日，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生产原油20748万吨，同比增长1.9%；进口原油27109万吨，同比增长7.3%；原油对外依存度56.4%，创下历史新高。进口铁矿砂7.4亿吨，同比增长8.4%，对外依存度约为70%。根据中国当前拥有的部分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储量，如果假定中国未来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开采额依然保持现有规模，那么预计煤炭可用于未来34.5年使用，石油为13年，天然气为36.5年，铁矿石则为25～26年。[6]

2013年7月14日，在2013年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表示，当前中国工业经济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难以支撑、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和行业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上述四个问题如果没有明显改善，一味追求GDP的增幅，不可能实现工业化。李毅中进一步指出：201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4倍，总耗能占全世界能源的21.3%，却只创造了全世界GDP的11.6%；同时，中国原油进口的依存度超过56%，预计到2020年要超过69%。铁矿石按含铁量计算一半需要进口，铝和铝材一半需要进口，铜和铜材70%需要进口。

其次，环境污染压力大。《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7]指出：2012年，全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294.91万平方千米，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2%。其中，水力侵蚀面积129.32万平方千米，风力侵蚀面积165.59万平方千米。2012年，全国共发生草原火灾110起，受害草原面积127133公顷，经济损失10990.9万元。与上年相比，全国草原火灾次数增加27起，受害草原面积增加109659.6公顷，重特大草原火灾增加4起。草原鼠害危害面积为3691.5万公顷，约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9.2%，比上年减少4.7个百分点；全国草原虫害危害面积为1739.6万公顷，约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4.3%，比上年减少1.5个百分点。2012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9046万吨，综合利用量（含利用往年贮存量）为202384万吨，综合利用率为60.9%。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突出表现为工矿污染压力加大，生活污染局部加剧，畜禽养殖污染严重。

国家海洋局发布《2012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8]显示：2012年，近岸海域水体污染、生态受损、灾害多发环境问题依然突出，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和大连新港“7·16”油污事件对邻近海域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损害依然存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对我国管辖海域造成的影响仍不确定。2012年，我国江河污染物入海量上升，陆源排污对海洋环境影响显著。72条主要江河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总量约1705万吨，较上年有所增加。辽河口、黄河口、长江口和珠江口等主要河口区环境状况受到明显影响。监测的435个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占监测总次数的51%，与上年基本持平。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依然较差，排污口邻近海域75%水质、30%沉积物质量不能满足海洋功能区的环境质量要求。

根据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网站发布的消息[9]：当前饮用水水源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放工业和城镇生活废水总量为15.1亿吨，占全国工业和城镇生活废水排放总量的2.7%，130个水源保护区内环境污染以工业源为主，133个保护区内存在化工企业等高风险污染源，294个保护区内存在危险品运输现象，1600个水源未设立规范标志和防护措施，439个水源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且部分水源应急预案操作性差，大部分城镇没有备用水源。不仅如此，根据“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饮用水水源地调查，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区内，尚有1129个加油站、4297个地下油罐、191个垃圾填埋场和439个矿山开发。

与饮用水水源一样，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也不容乐观。2013年第2个周末，我国中东部陷入严重雾霾；统计发现，在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检测站点检测数据超过300，即空气质量达到了严重污染；2013年1月12日晚，污染已扩散至沿海地区[10]；2013年春节前后，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主要城市先后都经历了严重的雾霾天气。

2013年5月，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检结果，其中一项结果为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发现镉超标。随后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华东6个地区的县级以上市场中，随机采集大米样品91个，结果显示：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另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11]

（二）中国发展观的理论探索与现实选择

传统发展观导致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通过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经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科学发展观；“两型社会”的提出，则是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

资源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缓解资源约束矛盾，关键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降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量，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即在“两型社会”理念指导下走新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为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基本国策一脉相承。

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之后，逐步由理论走向实践，不断和具体领域相结合。城市是一国或一区域经济增长极，是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类的未来将反映在城市中（陈光庭，2007）；我国城镇化处在快速发展时期，更应该重视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程俐骢，2009），城市应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有文献对此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王放，2000；王新文，2002；孙久文、张佰瑞等，2006）。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文献，涉及诸多方面内容，其中最优城市规模是焦点之一，李培（2007）、陈卓咏（2009）分别对此进行过相关述评。但从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的角度探讨城市规模的文献较少。

“两型社会”的提出，也引发了“两型社会”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现有文献总结了许多实践经验，也进行了相关理论探索。部分学者对“两型社会”的内涵和本质、消费方式变革、工业化战略举措、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环境保护等进行了研究。还有学者从行政管理、财政税收、金融服务、产业和消费、教育与法制等方面研究体制机制创新，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欧阳峣、生延超，2009）。2009年3月，首届“两型社会建设论坛”在长沙举行。与会者围绕“两型社会理论”“两型社会建设与体制机制改革”“两型社会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和“两型社会建设与新型城市化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讨（乔海曙、王修华，2009）。2010年4月，第二届“两型社会建设国际论坛”在长沙举行。“生态文明、低碳经济与两型社会建设”“结构升级与两型社会建设”“完善开放经济体系与两型社会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与两型社会建设”等问题成为主要议题。两届论坛的顺利召开，为“两型社会”研究创造了理论氛围，把相关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但关于“两型社会”建设与城市规模关系的探讨比较缺乏。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二 研究意义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领域。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城市领域诸多因素，城市规模的演变与选择则是基本问题之一，给我们带来许多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城市规模对经济效率、人均资源消耗（简称资源消耗）、环境质量等有何影响？什么样的城市规模对于经济效率、资源消耗、环境质量等来说是适度的、最优的？在“两型社会”建设的前提下，“两型社会”建设与城市规模的关系怎样？多大的城市规模对“两型社会”来说是最优的、适度的？

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现有文献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对最优城市规模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探讨。这些分析以西方经济学中最大化原理为出发点，不考虑资源、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作用，其结果更多偏向于城市的经济效应。从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的角度，研究最优或适度城市规模问题，探讨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与提高环境质量的最优或适度城市规模，为我国城市“两型社会”建设、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从资源和环境管理方面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对现有最优城市规模理论的有益补充。

另外，现有文献在研究城市规模时，大多以城市非农人口来度量城市规模，而城市规模还涉及经济规模、用地规模。在研究城市规模问题时，综合考虑城市规模各方面的因素，准确反映城市规模的变化，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