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社会工作:介入机制及组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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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灾害社会服务中增权理念的运用

增权是社会工作实务的核心。在灾害服务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外界对灾民的各种帮助,却忽视了这样会使灾民过度依赖外界资源,因此,这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对灾民实行增权服务,增强灾民自我发展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增权工作方法特别适合灾害救助与灾后重建,它特别强调灾民在增强自我能力后对灾后重建的贡献,因此增权是灾后重建的过程也是结果。

一 增权概念及作用

(一)增权概念

增权是由英文的 empowerment直接翻译过来的,本身并不是中文惯用的词语,关于它的译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译法,如赋权增能、授权增能、增权赋能、彰权益能、增权、争权、授能、灌能、增能和启能等,增权是指个人或团体期待通过某种实际的参与促进其改变和满足其需求。社会工作辞典将增权视为一种理论及方法,在理论层面是指人们如何对其生活获得集体的主导权,以便能够获得团体的利益。在方法层面是指社工企图增强缺乏权力者的权力。李(Lee)将增权定义为社工与案主所从事的一套活动的过程,主要目的在于减少对团体成员产生的刻板印象以及连带产生的负面评价所导致的无权力(powerlessness),包括对导致问题的权力障碍进行确认,以及发展和执行特定策略,以减少间接权力障碍的效应,或减少直接障碍[53]。因此,增权可以被看作一种理论和实践、一个目标或心理状态、一个发展过程和一种介入方式,增能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54]。增权有三种相互关联的面向:第一种面向是较为正面和有力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第二种面向是更精确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能力的建构,第三种面向是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对资源、策略或才能的培养[55]

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大多数接受服务者较缺乏权力,特别是失能者,他们可能遭遇忽略、歧视及社会刻板印象等。一些学者因此而提出的增权阶梯论(ladder of empowerment),或许可以作为提升案主能力与权力的方式,主要是让案主在评估过程中具备合作参与的能力。否则,将难以跳脱服务导向(service-led)的供给模式。简言之,增权是指在对案主潜能充分挖掘的基础上实施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灾害社会工作中,增权是指社工组织协助灾民或社区排除障碍和唤醒自我意识,从而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优势能力或挖掘解决自身困境的潜能,最终达到有能力改变自身处境的目的。

(二)增权在灾害服务中的作用

1.从防止福利依赖到开发民智和潜能

增权理论强调让案主参与制定攸关自己的关键决定,防止受灾群众形成福利依赖,化消极的预防为积极的行动,在增权视角中探究发展和立足于个人内外在资源是重点。因此,从社会工作角度来看,应该通过积极开发民智和潜能的方式预防福利依赖的产生,如在安置区的管理中发挥居民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56]。在社区安置中还有部分受灾群众常常以“灾民”名义争取个人利益,社工需要引导受灾群众由“灾民意识”向“居民意识”过渡。为了实现这种过渡,不能仅靠个人自觉,还要配合社会福利政策的转变,构建社工服务由灾时非常态向常态过渡的机制,实现灾区社会的和谐发展[57]

2.社会工作追求的能力目标是“助人自助”

增权的目的是通过改变案主内在的负向态度建立正向的自我观念,从而建立起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发展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增权使得社会工作明显区别于一般的慈善活动和志愿活动。社工要帮助受助对象达到自助的目的,关键在于提高受助对象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以增权赋能的观点培育受灾居民的责任感、能力和信心。同时,让灾区民众亲自参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加快心理和社会复原的速度。就灾后社会工作而言,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帮助灾区政府、社区、民间组织、个人和家庭等拓展视野以及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58]。社工需要利用增权视角建立社区内资源的科学评估方案,并找到适合的联动机制,在社区中形成新的生命力和适应力更强的关系体系,用于居民的自我恢复与自我发展。

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和他们一起工作,专门有一个组叫做“与居委会同行”。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做居委会的助手,为他们出谋划策,有时还要给他们提供工作减压的服务,比如开“减压工作坊”,还有就是及时发现社区问题,提出建议,推动居委会之间的工作交流,并将专业社会工作与居委会的传统社会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具体有开“减压工作坊”、优化会议流程、细化执行方案等(个案106,WCD,女,27岁,大学本科,CXQ社工机构社工)。

在灾害救助中,人们往往注重外界对灾民的各种帮助,却忽视了促使灾民面对现实比外界提供援助更为重要。因此,社会工作者应帮助灾民摆脱弱势地位与受害者的心理,只有通过增权才能避免污名化处境,才能减少在社会结构中由弱势地位所造成的“习得的无助”,才能改变过去的“削权”[59],以建立灾害正向的自我概念。同时,还要通过营造社区认同并协助灾区发展独立组织,以灾区的自主力量建构和规划灾区长期发展的脉络。

学者苏莱曼也指出受灾民众的自助与求助意愿越高,复原的机会也就越大[60]。因此,在灾后重建中社工组织被期待充当灾民增权者角色,这不仅有助于灾民自立,使灾民从附属(subjection)到自主(subjectivity)[61],更有助于整个社区的重建。而且,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开发社区资源,尤其是增强灾区群众的权利感、能力感和自信心,可培养他们的参与观、权利观、发展观和自主意识,增强其对自身命运和生活机会的控制能力,从而培养其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此,采用社会工作的“增能”视角,对于发展社区能力建设不失为一个好的途径和方法。

二 灾害服务中增权的形式及内容

(一)理论基础

在灾害服务过程中,社工组织如何有效进行增权实践?克鲁克香克(Cruikshank)认为增权实践主要包括意识唤醒(consciousness)、知识增进(knowledge)和采取行动(action)三方面的内容[62],具体来说增权服务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第一,在灾后服务过程中社工要相信和尊重案主,避免责备案主。第二,在增权实践中,社工要做的是询问、倾听和协助案主解决问题,使用案主可以理解的语言,重视案主本身对于灾害事实的了解并发现案主的需求。第三,社工要善于发现案主的独特性,因为灾民的重建困境经常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必须具体了解案主所处的独特处境[63],并善于发现社区灾民可以帮助的地方,强调灾民自我行动的价值。因此,社工不宜对灾民设定过高的目标,让灾民自行订定目标和进度。第四,社工应引导灾民加强合作意识及提高灾区共同体认同,以正面鼓励的方式激发或发掘社区内在的潜能和优势,唤醒整个社区灾民重建的意识,真正促进社区重建力量的增强。

在灾害社会工作服务中,社区增权是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的重要特色,它意味着社工服务目标并不是指向某一单一群体,而是兼具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不同群体组成的新社区或临时社区,即安置点。因此,建构社区增权网络(community empowerment networks)的目的就在于建立满足地方需求,提供社区论坛的地方行动团体,在这一组织中地方意见可以向决策者详细陈述,这种方法直接为政治服务且涉及与邻里领袖、地方自愿组织及地方企业的意见领袖、工会和社区其他组织一同参与。具体来说,社区增权途径主要是通过社区活动增加社区居民的熟悉度。入住安置点后很多居民因为灾害失业或原本就赋闲在家,对新社区的陌生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休闲生活,很多时候感到空虚、无聊和迷惘。多数社工组织都会在安置点上开展大量的社区文化活动,一方面为活跃社区气氛,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这一途径为居民提供彼此熟悉的机会,也因此增加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凝聚力[64]

在安置社区开展“巷巷增能”项目。主要的做法有以下几个。

(1)社区教育和培训。培训当地居委会主任和居民小组长,借助当地已有的党支部、居委会、居民小组长等,对社区领袖人物进行培训使其成为社区重建的骨干力量。通过让社区骨干人物学习沟通技巧、组织发动技巧、会议技巧、活动技巧进一步发动居民的力量。

(2)成立居民自我管理弄堂会、组织召开“巷巷会”。从巷子命名到巷子公约的产生我们都是组织居民参与讨论商量。这是在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参与性,让大家一起面对公共设施的使用与维护、公共卫生与安全、邻里人际关系等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让大家出谋划策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执行。

(3)协助组织建立社区组织和互助网络,如社区居民的锅庄舞队、儿童的兴趣小组、青少年的文体组织、老人的围棋协会、书画协会、读报组、诗社等,居民间的“同心互行——青少年与老人的跨代支持志愿者行动”、邻里互助小组、老人志愿者服务队、妇女志愿者服务队。

(4)举办各类社区活动。“小社区大舞台”,“巷巷文化艺术节”和“巷巷体育节”等丰富了灾区居民的生活,增强了灾民的社区归属感,也增进了居民的感情与融合。一系列服务方案的推行,增强了社区居民的能力,也提升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互助意识以及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尤其是扩大了社区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使公民更容易相互合作,解决共同的问题;社会资本有利于增强公民间的“反复互动”,减少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中的成本;社会资本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培育和保持了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性格特点[65]

社会工作者要带给灾区群众全新的服务视角,让其了解到自己有哪些优势和资源来帮助自己实现理想或满足自己的需求,以此增强灾民的自信。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建立了一种合作的、协同的伙伴关系。

为了实现社区灾民“增权赋能”的目的,社会工作者应推动各种宣传和沟通活动的开展,以此来吸引社区志愿者。各种社区活动需要专业和非专业人员及志愿服务人员的参与,专业型的人员可聘请为顾问或咨询人员,而非专业人员则可能是技术或半技术人员。方案不同,所需要的人员也有差别,因此招募的程序就显得相当重要。

增权过程中也要注意同理心的运用,同理心是传统社会工作中十分重要的理念之一,而增权视角则将同理心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同理心就是感受案主的私人世界,就好像感受自己的世界,但又绝没有失去“好像”这一品质。同理心就是感受案主的愤怒、害怕或烦乱,就像那是自己的愤怒、害怕与烦乱,然而并没有自己的愤怒、害怕或烦乱卷入其中,这就是社工想要描述的情形。因此,只有最真诚的情感共鸣,才能超越灾民面对社会工作者时的依赖、猜忌和排斥等负面情绪[66]。而且,社会工作者要充分相信案主的自身潜能和改变的动机与能力,在此基础上,积极挖掘灾民的自主性,这才是改变命运的关键。

(二)青少年工作中增权理念的运用

增权理论要求社工协助服务对象为了他们的利益向现存的社会结构争取权利,促使现存的社会结构做出一些有利于服务对象的制度或政策安排。四川大地震后,灾区的青少年在地震中受到了惊吓,他们为失去家人、失去家园、失去老师和失去同学伤心与痛苦,其心理容易产生孤独、自闭、自责和迷茫等问题。尤其是突变的社会环境会使许多灾区青少年感到不适,不能独立地应对灾变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人与环境发生了严重失调。针对这样的心理状态,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增权视角社会工作介入理论、理念和技巧为灾区青少年提供帮助和服务,使灾区青少年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开展自救和克服困难。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借助增权方法积极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

第一,社会工作者关注的重点要放在强调灾区青少年用心生活方面。一些孩子在地震后,存在着深深的自责,认为自己不听话而导致了灾害的发生,进而夺去了亲人朋友的生命。因此,社工需要从增权视角出发与灾区青少年一起澄清问题所在,使他们意识到灾害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一种自然现象。然后,把注意力聚焦于灾区青少年如何生活及找到未来的希望[67]

第二,社工需要让失去亲人的青少年认识到没有父母的孩子一样可以成人成才,因此应该更坚强地活着。社会工作者为灾区青少年设计的增权方案,在信任灾区青少年能力的基础上,了解灾区青少年的需求,帮其寻找自身及环境优势,鼓励其实现自身价值和自我赋权。因为每个青少年都有自我实现的倾向,而危机环境更能激发出青少年的抗逆力。一旦充分挖掘了自身潜力,发挥了自身优势,并能利用外界资源来进行灾害应对,那么,灾区青少年会比那些生长在顺境中的孩子拥有更多成功的机会。

第三,社工如何引导灾区青少年从痛苦封闭的现状中走出来,转向正常的生活状态,这是增权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要思考的问题。社工需要重构灾区青少年的社会生态,实现其与生活环境的整合。同时社工需要使灾区青少年充分认识到自己同社工之间的平等关系,从而信任社工,然后运用同理心的技巧,以爱和理解来激发灾区青少年内在的抗逆力。社工可以尝试以自我暴露的方式来运用同理心,即与灾区青少年分享自己的困难经历,以此理解灾区青少年在生活中遇到的沮丧和焦虑的情绪,获得灾区青少年情感上的共鸣。只有这样,灾区青少年才能逐渐地、开放地谈论自己的想法,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潜能去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以此提升自我效能感[68]

第四,增权视角认为所有的环境都充满了资源,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自己的优势,这是与“整合”理念相对应的,因此,如何更加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去帮助灾区青少年提升自我潜能以解决问题,则成为增权视角社会工作介入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社会工作者要善于利用原生资源,来自家人、朋友、同伴和老师的特别照顾会让灾区青少年比较容易接受。在孩子的词典里,“接受救助”的概念是绝对没有的,社会工作者首先要对灾区青少年周围可利用的原生资源进行评估,比如通过家庭和学校了解灾区青少年的人际关系脉络和他们的性格行为。然后,对这些人际关系进行排查并找出哪些资源可以给灾区青少年带来帮助,而不至于使得青少年产生抵触的负面情绪。社工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如亲戚般的照顾、朋友般的谈心和老师般的关怀等避免青少年的抗拒和不认同态度。从增权视角来看,所有的助人计划和实施过程都应该以优势视角和培养抗逆力为核心,充分尊重案主的权利。不管是计划的制订、选择还是实施,社会工作者都应鼓励案主全程参与,并且由案主自己决定[69]

增权是在对案主潜能充分挖掘的基础上实施的社会工作介入,在这一视角的指导下社会工作从治疗范式转向了建构范式,从而有效引导灾区青少年重构自己的生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灾区青少年更多地亲近社会;二是传授灾区青少年生活技能;三是提供关怀与支持;四是建立和表达高期望;五是提供机会,调动一切资源促进灾区青少年从痛苦封闭的状态走出来[70]。增权视角的关键词是“抗逆力”“赋权”(增权)和“优势资源”,这些都为社工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指导意义。然而,增权视角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所以只能是一种“视角”,而非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同时,增权视角需要和其他理论、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最终推动社会工作理论在实践中发展,特别是对于社工理论和实务本土化而言,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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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国新闻网、深圳社协:《广东派出社工前往茂名对灾民进行心理辅导》,http://ww w.chinanews.com/df/2010/09-29/256482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10月13日。

[42] Wegner,D. & James,T.,The Convergence of Volunteers in a Consensus Crisis:The Case of the 1985 Mexico City Earthquake,In Russell Dynes & Kathleen Tierney(eds.),Disaster,Collective Behavior,and Social Organization. Newark,Delaware: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94:32-231.

[43] 汤京平、蔡允栋、黄纪:《灾难与政治:九二一地震中的集体行为与灾变情境的治理》,《政治科学论丛》,2002,第137-162页。

[44] 汤京平、蔡允栋、黄纪:《灾难与政治:九二一地震中的集体行为与灾变情境的治理》,《政治科学论丛》,2002,第137-162页。

[45] 韦克难、黄玉浓、张琼文:《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探讨》,《社会工作》2013年第1期,第57-58页。

[46] 韦克难、黄玉浓、张琼文:《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探讨》,《社会工作》2013年第1期,第57-58页。

[47] 韦克难、黄玉浓、张琼文:《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探讨》,《社会工作》2013年第1期,第57-58页。

[48] 韦克难、黄玉浓、张琼文:《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探讨》,《社会工作》2013年第1期,第57-58页。

[49] 柴定红、周琴:《我国灾害救援社会工作研究的现状及反思》,《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91页。

[50] 韦克难、黄玉浓、张琼文:《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探讨》,《社会工作》2013年第1期,第62-63页。

[51] 温静:《灾后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抗震希望学校社工志愿服务项目”为例》,《社会工作》2009年第8期,第38-39页。

[52] 马云馨:《灾害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一种优势视角的分析——基于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站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专业学位论文,2012,第24-25页。

[53] Lee,J.A.,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54] 韦克难、黄玉浓、张琼文:《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探讨》,《社会工作》2013年第1期,第62-63页。

[55] 陈淑妃:《灾变社会工作重建模式之研究——大安溪部落工作站的案例分析》,东吴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硕士论文,2006,第24页。

[56] 廖鸿冰:《灾后重建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基于四川理县社会重建的实践》,《社会工作》2009年第10期,第12页。

[57] 吕雪峰:《灾后安置社区建设的路径探索与经验总结——以社工服务为视角》,《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8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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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陈淑妃:《灾变社会工作重建模式之研究——大安溪部落工作站的案例分析》,东吴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硕士论文,2006,第111页。

[60] Soliman,H.H.,Community Responses to Chronic Technological Disaster:The Case of the Pigeon River,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1996,22(1/2):8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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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ruikshank,B.,The Will to Empower:Democratic Citizens and Other Subjects,I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63] 陈淑妃:《灾变社会工作重建模式之研究——大安溪部落工作站的案例分析》,东吴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硕士论文,2006,第40页。

[64] 徐文艳、沙卫、高建秀:《“社区为本”的综合社会服务: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8页。

[65] 朱孔芳:《灾区重建中的社区能力建设——基于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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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管雷:《优势视角下汶川地震灾区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介入》,《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23-24页。

[68] 管雷:《优势视角下汶川地震灾区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介入》,《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23-24页。

[69] 管雷:《优势视角下汶川地震灾区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介入》,《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24页。

[70] 管雷:《优势视角下汶川地震灾区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介入》,《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