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了艺专
到了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后，我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第二次报考艺专，并考取了第一名，插班到西画系一年级，开始了专业的学习生活。
艺专西画系的教师，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有留法的、留英的、留日的、留德的。从教学上看，大体都属于学院派，但又各具特色。如从法国归来的教师高乐宜先生的画风受西欧十九世纪绘画风格的影响较大。教我们素描的彭沛民，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基础很强，教学也十分严格，但他作画并不太多。也有一些高班留校任教的老师，像钱祝九、王曼佗等，属于当时比较新派的风格。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卫天霖老师。他留学日本，是我国少有的学习印象派的画家。他将东西方绘画语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画风。我后来也很喜欢印象派的东西，可能就是受到卫老师的影响。
当时艺专正处于变动较大的时期，最初是收初中生，学制四年。随后林风眠去杭州办学，由徐悲鸿先生来任校长，将学校改名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改为二年预科，四年本科的大学学制。半年后徐先生又离去，杨仲子接任，学制却没有再变动。我正是在这时考入艺专的。所以当时学校里班级并不太多，每班学生也很少。师生之间除去课堂上的接触，课下交往很多。卫老师那时单身一人住在弓弦胡同。我常去他家。他作画很勤，我在他家看到他的各种作品，还看到他自己设计、制作的画框。因为常去，他就将这些课堂上讲不到的东西也教给了我。于是我在画画之余，也自己学着雕刻些画框。卫老师平易近人，是一位严谨、朴实、正直、刚毅的画家。在艺术上，他博取众家之长，丰富自己。然而，与他的绘画艺术语言相反，他不善言谈。他是以他的为人、他的艺术品德、他的作品对学生循循善诱，使我们受益匪浅。为了画风景，卫老师常常是带着一点干粮，用草席将绘画用具一裹，早出晚归，累了就在席上稍稍休息一会儿，几年里，差不多徒步走遍了全北平城内外。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同他一起住在西山，每天天一亮就出去画画，很晚才回来。跟卫老师一起画画，使我对色彩大感兴趣，但却有些放松了对形的严格要求，因为当时没有自己明确的见解，总有些顾此失彼。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段时间里画的一张《日出》。为了捕捉那一瞬间景致的变化，我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画室里，卫老师则着重于静物写生。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每年都要画一张向日葵，菠萝和芍药也画得很多。他是在努力追求色彩丰富的层次，笔触上的篆刻特色以及线的提炼，不断地研究着其中的奥妙。从卫老师那里，我也学到了不去画奇景，在自己所熟悉的、平凡的东西中想法去表现更深一层的意思。
艺专的课时安排得不很满，我们有许多自己的时间，可以接触到更为广泛的东西，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去学习。
学校附近有一个小美术商店。下课后我们经常往那儿跑，买一些便宜的外国画纸、颜色，看那些外国名著的印刷品和工艺品。我们高班的一位同学，担任某家报馆的美编。同学们常向他投稿。我也曾有一幅仿木刻的装饰画被他采用过。
我一边在艺专学习，一边还在当时的志成中学兼任美术教师。
艺专的同学中自己组织有各种画会。画会可以把会员的作品集中起来搞展览。经常的活动地点是学校礼堂和中山公园。我没有参加什么画会。但我们也有几个十分要好的同学，时常一起出去画画。一次暑期，我们中有一位同学托颐和园里一位熟人在园内找了一间房子。我们住在颐和园里，画了一个暑假的画。画画时，谁要来跟我说话，我总是不加可否地“啊啊”应着。低班的同学暗中叫我乌鸦，送了我一个“李鸟”的绰号。野外写生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回来后，我们把几个人的画一起拿到中山公园，开了一个画展。
正当我埋头绘画的时候，生活中出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我的哥哥李建藩在燕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由植物研究所派往美国去考博士学位。在美学习期间，他因过于劳累，身体、精神都受到极度的损伤，在他乡故去。哥哥的死给我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过去心中的依靠没有了，我成了父母唯一的儿子。
命运并不十分照顾我，紧跟着在我的生活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挫折。
那些年，艺专的进步学生很多。有的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也有的是托派分子。学校里经常闹学潮。我们上到五年级的时候，艺专被当局勒令停办，我们也就被算作提前毕业离开了学校。就在这时，与我结识了五年的女友，因家庭的阻挠和我分手了。她与我同年进艺专，是国画系的同学。我常去她家，关系也早已明朗。她父亲是当时北平著名的律师，对我很好。她母亲则认为搞绘画没出路，将她带回老家上海，另为她择婚，逼她尽快成家。
在生活重压下，我下决心要出国留学，要干出一番成绩来。
我找了周围的亲戚，希望能够得到亲友们的帮助和支持。因为靠我个人的力量是难以使出国的想法付于行动的。然而因为哥哥的死，没人支持我再出去。最后只有我的三表舅袁同礼（当时在北平图书馆任馆长）表示愿意帮助我。当他来到我家征求我父母的意见时，父亲对他说：“你能够给他帮助，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出国留学，这也和打仗一样。我的第一个儿子死了，第二个跟上去，这是应该的。”出国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