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无涯苦作舟

吴作人

吴作人，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主要画册有《吴作人东北写生辑》、吴作人作品选《海》、《吴作人水墨画选》、《吴作人画集》、《吴作人速写集》、《吴作人画辑》、《吴作人、肖淑芳画选》。

他恪守“师造化、夺天功”的美学原则。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融合中西之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力图在自己的创作中使中国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我出生在苏州，是父亲的第十个孩子。

我们家的祖籍本为安徽泾县茂林村，是在动乱的年月中辗转到苏州落户的。祖父吴长吉（号平畴），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苏州的著名画师，父亲吴条元（后来为了抚慰孀居的母亲，自己又取名慰萱）在苏州府里做职员。父亲深受革新思潮的启发，思想十分活跃。据说他曾与友人联名著文，公开反对妇女缠足。由于他倾向革新，而为腐败势力所不容，以致在酒筵之间遭人暗算，中毒身亡。当时我才三岁。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两代寡妇和九个子女。十一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十四岁的长兄吴之屏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两个姐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我自己是幸存下来的最小的孩子，不但从来没吃过一顿好饭，也没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捡哥哥、姐姐们穿过了的、带补丁的旧衣。穿的鞋子也是母亲自己亲手缝制，为此，长辈们不得不千方百计限制我的活动。聪明的三姐用强迫背诗的方法，防止我这个顽皮弟弟乱跑乱跳，以免费鞋。

尽管生活清苦，作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两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捆未用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看着那诱人的颜色，我忍不住在纸上乱涂乱抹起来。那时也不懂得要调胶水，结果水一干，颜色就全部脱落了，引得家人的一阵大笑。我说这些没有“血统继承因素”的意思。因为我向来认为，绘画不同于音乐、戏曲的练功（如器乐的指法、戏曲的腰腿功等），绘画的基本功一般要到十几岁，有了一定的理解与分析能力时，才能开始培养。

不过，祖父的画箱的确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触发了我对绘画艺术的兴趣。一九二四年，我进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高中部读书时，就和一些爱好绘画的同学组织了美术组。那时候，我还与我同宿舍的同学约定，每天早起一小时，以写颜体楷书为日课。这样的日课我们持续了一年多。当时，我不仅课余习书画，还学音乐，并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对拉小提琴与吹笛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入苏州工专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了，我们学校也举行了罢课抗议活动。那些年，我的同班同学秦邦宪（即后来的博古）就是爱国示威游行的发动者与组织者。在“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革命口号的鼓舞下，我们美术组的同学，办起了壁报“讽刺画”专栏，揭露和批判当时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面目，同时也讽刺学生中的某些不良习惯。不想，我们这些正义的行为，竟然遭到学校当局和某些落后同学的忌恨，把我们视为“乱党”。学监在那年，把我的“操行”评为最差的一等。这些，使我朦胧地意识到，画画还有这么多的名堂，还会有如此举足轻重的效果。

从对绘画艺术的热爱直至看到它与实际生活的关系，慢慢地我萌发了对美术事业的向往。工专高中毕业后，我因喜爱美术，升入了工专的建筑系。然而建筑专业的美术课程，远远不能满足我对美术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十八岁那年，我决心专学美术。可是，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年迈的老祖母担忧地说：“不行，学这个没有出息，要饿肚皮的！你祖父画画，连个功名也没有。”但是，对艺术的陶醉却使我的决心毫不动摇。我那时年轻气盛，不得不冒犯我可怜的老祖母，我狠心地说：“饿肚皮也要学画！”结果，我终于得到了心软的母亲与憨厚的五哥吴之翰的支持。这样我就把求学的目标指向了美术学校。

一九二七年，在期待与焦急中，我在五花八门的广告丛中发现了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绘画系的招生广告。这幅广告中说，该校美术系由著名画家徐悲鸿亲自执教。这一来，我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徐悲鸿是我最崇拜的大画家，很早我就在报刊上看到过徐悲鸿发表的作品，钦慕之情由来已久。于是便报考艺大美术系。老天不负苦心人，我被录取了。

一九二七年的秋天，学校开学了。我兴冲冲地来到了上海艺术大学绘画系上课。进校第一课是素描。我从小纵然喜欢画两笔，但学炭笔画这还是头一遭。当时布置的习作是一个希腊石膏像。我一面画，心里却一面惦着看到徐悲鸿先生。过了几天，我才知道，不但关于徐悲鸿任教的事纯属子虚乌有，就是初级班的教员也从来未露过面。我不禁感到很失望。

在失望中得到些许慰藉的是，我见到了另一位文化先驱——田汉先生。当时上海艺大除了绘画系以外，还设有音乐系、文学系。才气横溢的田汉先生就在文学系开设外国文学课。文学也是我的爱好，因此我选修了田汉的课。田汉先生的课使我开始了解易卜生、莎士比亚、雪莱和王尔德等人的作品，受到了启发。而更使我感到新鲜的是，田汉先生为我们讲到“普罗艺术”。这时我才知道“普罗”即指无产阶级，普罗艺术就是要求艺术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这一切，都为我后来致力于写实主义的艺术奠定了思想基础。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上海艺术大学欠了许多债，校园的租金常常交不起，校长周勤豪为了逃债，躲了起来。结果房东告了他。法国巡捕房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学校查封了。帝国主义这种霸道的行为，自然引起了我们中国学生的愤懑，但我们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这一来，我们真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热心文化事业的田汉先生，发起了复校活动。但复校的关键是钱，钱从哪里来？田汉的想法是演戏筹款，拍电影筹款。田汉带着部分师生赴苏州拍电影《断笛余音》，同时演出话剧《苏州夜话》。记得剧中的老画师由唐槐秋饰演，画师的女儿，卖花女由唐叔明饰演。当时我与绘画系的几个同学正在苏州写生，也在剧中扮演角色，我扮演了老画师的学生。有趣的是，在戏中还有写生作画的表演。这次演出，轰动了苏州城。后来回到上海，又举办了“鱼龙会”，为复校募集资金。

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时日里，我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田汉在上海艺大召开全校大会，邀请刚从国外回来的徐悲鸿先生来校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他风采飘逸，面容清癯俊秀，浓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锐利的目光不时射向下面屏息敛气的听众。悲鸿先生告诫我们，凡是要决定献身艺术的人，首先要心诚，倘若没有诚意，想当艺术家是当不成的。他动人的演讲，博得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从事美术事业的决心。

大会结束以后，徐悲鸿先生又在田汉先生的陪同下，参观绘画系学生们的作品。他转了三四个画室，最后来到了我们初级班画室。我也兴高采烈地跟着簇拥的人群，在我们画室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站立的地方，静静地倾听徐先生的品评。突然，有一个同学过来叫我：“田先生叫你过去。”我赶忙挤过人群，朝田先生走过去。田先生把我招呼到徐先生面前。这时，我兴奋而又紧张。只见徐悲鸿先生正在端详我画的那幅希腊男性头部雕像的素描。他看见田先生把我叫到他身边，好像意识到我就是那幅习作的学生，和蔼地对我说：“这是你做的功课吗？画得不错，但还要加紧用功。礼拜天清早，你来我家看画吧！”接着，他抽出了一张名片，写上霞飞路霞飞坊××号，递给了我，然后与周围的师生一一点头，告辞后，与田汉先生一同离去。

徐悲鸿先生的名片，像一股暖流，通过我的手掌心，传遍了我的全身。好容易盼到了星期天，一大早我就赶紧起床，赶到了霞飞路，不到七点就进了徐先生的家门。果然，徐先生也早早起床了，正在整理散乱在书桌上、地板上的书籍和画册。他随手捡了一本旧画册递给我，要我仔细翻阅。于是，我如饥似渴地一本本地翻阅起来。徐先生也不打扰我，有时冷不丁地看我两眼。良久，徐先生对我说：“以后，只要你有空，可以在礼拜天来我家。”听了徐先生的话，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点头称是。此后，我就成了徐先生霞飞坊寓所的常客。

有了徐先生的关心与鼓励，我的信心更足了。徐先生见我用心学画，更加关心我的学业，他继续把他的作品与珍藏的美术资料给我观摩、学习，而且还让我协助他工作。

有一天，我照例来到了徐先生的家里，同时来的还有后来的著名雕塑家王临乙。徐先生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后，和蔼地对我们说：“我要画几张大画，想给你们两人一点工作做。我已经打好了初稿，画好了方格子。现在请你们二位把这张画放大，放大到钉在墙上的那块大画布上去。”我一看，那画稿就是《田横五百士》。徐先生当即向我们讲他的创作构思：《田横五百士》是他准备画的一组三幅大油画中的一幅，另外两幅是《傒我后》与《愚公移山》。徐先生说，他画此画的愿望由来已久。他说：“古往今来，画历史画的大有人在，但就是没有一位画家画过田横五百士。《史记》曰：‘田横之高节，宾客谋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太史公这句问话，实际上是对当时没有画家画此壮举的指责。”太史公的话，深深触动了两千年后的艺术大师徐悲鸿的心，加上四一二政变之后的时局，使徐先生更是感慨万端，因而决心画此壮烈局面。我有幸协助徐先生，参加这幅巨制的勾勒放大工作，不但在艺术上受到了锻炼，也在思想上受到锻炼。《田横五百士》的巨制，一九三〇年在南京最后完成。通过这段时间，我不但对徐先生的艺术更为敬佩，对他高尚的情操也深为景仰了。

上海艺大的复校工作，虽经田汉先生的几番努力，终因经济拮据而没有获得成功。但田汉先生并不因此灰心，在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下，又在邻近上海郊区的偏僻的西爱威斯路371弄租了五间铺面房，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开创了著名的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亲自用红纸写上中法两种文字的“南国艺术学院”的招牌，亲自担任院长。在开学典礼上，田汉宣布，“本学院是无产阶级青年们建设的研究艺术的机关”，成立目的是让“奋发有为之贫苦青年”“参加吾等在野的艺术运动”，明确地指出了南国艺术学院与当时官办学府的区别。学院共设文学、戏剧、美术三个系。田汉主持文学系；欧阳予倩主持戏剧系；美术系则由徐悲鸿主持。这时，徐悲鸿本已正式应聘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但鉴于他与田汉有着共同的艺术革新的理想以及个人的友谊，他决定每月用两周在南京教书，两周到南国艺术学院义务上课。我作为一个穷苦青年自愿留在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此刻，我才正式地成为徐悲鸿先生的一名学生。

“南国”是非常令人留恋的。在那大革命刚刚失败，人们思绪万千的时代，我们这批贫苦的文艺青年，之所以那样诚笃地追随田汉、徐悲鸿，从事艰辛的艺术活动，主要是因为有一种朦胧的共同认识。那就是认为艺术要代表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

记得是一九二八年四月，我们南国艺术学院借放春假之机，全体到杭州演戏、画画写生。我们师生在岳坟附近的李公祠住了下来。戏剧系的同学演戏，美术系的同学写生。我学的是美术，又喜欢音乐，所以我又与音乐家张晖一起为戏剧的演出伴奏，后来我还为《莎乐美》与《复活》的演出作舞美设计。那时，我们这批向往进步的文艺青年，不论在舞台上，在画报上，还是文章里，甚至泛舟西子湖的畅谈与高歌中，无不表现出许多激进的倾向。这些“在野的艺术运动”的活力，无疑震动了平静的杭州艺坛。不久，杭州警察当局竟下令禁止南国艺术学院演戏了。

正在此刻，从上海又传来消息，徐先生当时的夫人蒋碧薇派了一帮人，把徐悲鸿放在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画室里的作品及资料弄走了，并且扬言“不许徐悲鸿与这批‘共党’鬼混。”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给美术系师生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阴影。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上海，看到劫后的美术系画室碎纸遍地，四壁徒空，好不伤心！

蒋碧薇以离婚要挟徐悲鸿，要他离开“南国”。善良的徐先生为了不使家庭破裂，只好忍痛同意离开“南国”，举家迁往南京。但是，一旦要离开这一实践自己艺术主张的基地，徐先生又不免感到十分彷徨。那天，我正巧在学院门口碰见徐先生，他面色苍白，神情凄楚地对我说：“我要找田先生谈话，过一小时就可以回来。你现在住在哪里？你在家里等着我，一会儿我去找你。”我告诉他我住在附近一家理发店的亭子间里。一小时后，徐先生果然如约来到了我这小小的亭子间，恳切地对我说：“我老婆说，如果我继续留在南国艺术学院执教，她就要提出离婚。我们二人也是多年的患难夫妻了，现在闹离婚，于人情于舆论都不好。我刚才与田先生谈清楚了，我始终诚恳地支持南国艺术学院的艺术革新的主张，而且我本人也不会改变我自己坚持的艺术革新的主张。……看来，我不在此地，这个美术系就办不下去了。你在上海如何继续学美术，就是个问题。我的意思是你到南京去，那样可以继续跟我学习。”

徐先生一席话，使我感到十分温暖。想到能到南京继续跟徐先生学习，心里当然踏实下来了；但一想到自己囊空如洗，何以赴学，又不免愁上眉梢，可又不好再给已经处于困境的徐先生添麻烦，我只好说：

“我当然愿意到南京跟你继续学画，但是……”徐先生很了解我，不等我说完就说：

“至于入学嘛，那不成问题。等到秋天开学的时候，你就去南京吧！你到中央大学艺术系，就说‘我是徐悲鸿的学生，他叫我来的’，就可以了。”

我再没有什么可以犹豫了。于是，与徐师依依惜别。

这年秋天，我遵从老师的嘱咐，离开了上海，只身来到了南京，来到了人地生疏的南京中央大学。在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空床，安顿了下来，做了南京中大美术系的旁听生。

我当时虽然是个旁听生，但徐先生对我却格外关心。我每天清晨到画室画画，下午选修我感兴趣的课程，晚上我仍然在明灯高悬的画室里继续上晚课。我严格按照徐先生“宁方勿圆，宁拙勿巧，宁脏勿净”的要求，认真地作画，同时吸取多方面的知识。

在中大艺术系旁听期间，我仍然忘不了“南国”的老同学，因此，我常在业余时间，继续参加南国艺术学院的演剧活动。一九二九年初，“南国”的老同学郑君里、唐叔明等到南京演出，希望我协助工作。在徐先生的赞同下，我向地处半边街的通俗教育馆的主任赵光涛借了两间大房子，分别给“南国”的男女演员居住。在南京，我们演出了著名的《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苏州夜话》、《父归》等话剧，轰动了南京城。最难忘的是在这年冬天，我们应陶行知的邀请，到离南京城三十华里的晓庄师范演出。在那偏僻的晓庄，人们第一次看到如许动人的演出，无不惊喜若狂。观众的热烈欢迎，也使我们这批文艺青年感到无比的自豪。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后，陶行知弄了一辆车，将田汉与几位女演员送回南京，我与几位男演员则自晓庄踏雪回城。我们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兴冲冲地朝南京城的方向走去。一轮皎洁的明月高高悬挂在银装素裹的荒郊上空。极目远望，尧化门巍峨地屹立在前方，白雪勾出城堡的轮廓，犹如时光倒流，回到了遥远的古代，我们此时就仿佛是班师回朝的勇士……在我们这群青年之中，有后来的著名导演郑君里，戏剧家塞克，以及后来牺牲了的共产党员陆惠之。

一九二九年，“南国”又到南京演出，在徐先生的支持下，我参加了演出活动。这次演出，除了原有的一些剧目以外，又推出了一些新剧目。其中包括金焰、俞珊主演的《莎乐美》。田汉把这出戏的舞美设计工作交给了我，我当然欣然从命。但没想到，这出戏的演出遭到很大的阻力。首先反对的是金陵女大，因为莎乐美是《旧约》中记载的一个蛊惑国王杀死圣徒约翰的叛逆的女徒，对作为教会学校的金陵女大影响不利；同时，官方亦多方刁难。但经过努力，我们还是演出了。还打算演出《孙中山之死》，也因有鲜明的民主主义的色彩，而遭到了禁演。后来，“南国”又到无锡公演。在无锡，因为演员不够，我还临时在《画家与其妹妹》中饰演了一个学生的角色。

可是，乐极生悲。正当我尝到一点儿生活的甘美时，命运之神又来捉弄我、考验我。当时，我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不过是一个旁听生。既然是旁听生，就应该“安分守己”，不要“拔尖”，以求得那些“正式生”的“谅解”。谁知我当时成绩还不错，又得到徐先生的特别关照。加上我两次参加南国社的演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还热心肠地到看守所探视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的张曙，又和在晓庄师范的地下党员谢伟棨（宗晖）过从甚密……这一切，均被“正式生”中一些有背景的人视为有“不轨行为”。因此，当年（一九二九年）冬天，在放寒假之前，艺术系学生会召开全体大会，说我和另外两个旁听生（南国艺术学院转来的吕霞光、刘艺斯）是上海派来的“捣乱分子”，并以中央大学没有“旁听生”制度为借口，要把我们驱逐出中央大学。

老实说，离开中央大学，我并不感到可惜，可惜的是要离开我敬爱的徐先生。因此，我对向我们传达要我们离开中大的学生会长明确地申明：“我们本来也没有计划要长期待在中央大学，我们有自己的理想，你们不通知我们离校，我们也要离校的。”之后，我带着愤懑沉重与惜别的复杂心情，来到徐先生家。这时，徐先生正在画架前埋头作画。当他听到我带来的消息时，震惊了半晌，然后十分气愤地说：“怎么？这些人已经到了连我的学生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徐先生心里明白，这是以张道藩为首的反动文化的恶势力在中央大学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最终的矛头也是冲着他来的。徐先生敏锐地感到这是一场搏斗，他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在反动的文化势力面前退却。他沉思了很久，突然对我说：“你到法国留学去！”我不觉大吃一惊，因为我家贫如洗，在国内上学都有困难，哪敢妄想上外国留学呢？徐先生非常了解我的心情与境况，鼓励我说：“绝对没问题，只要能到巴黎，就万事大吉了。巴黎那个地方有很多华侨和中国学生，我还有很多老朋友。你到了以后，他们会帮助你的。何况你到了那里，即便没有钱也不要紧。你可以找工作做，可以以工养学。”

在徐先生的鼓励与开导下，我匆匆回到上海，与家人商量出国留学的事。这件事，不但家人同意，还得到南国社同人的支持。这时，田汉先生建议我，应该在出国之前，开一次画展。此时，我已经被选为南国社的绘画部长，当然欣然从命。热情的田汉先生在他熟悉的霞飞路“巴黎咖啡店”的三楼上，借了几间房间，举行了一次我与吕霞光、刘艺斯的三人画展。田汉亲自为这次展览撰写了“南国美术部习作展览会特刊”，并以美术部同人的名义写了《1930年度我们的Programme》文章，提出了“发展普罗美术”、“绘画与无产阶级”等革命性的口号。

展览会之后，我的长兄吴之屏给我筹措了仅够购买水手舱（最低等的）的船票钱，徐悲鸿先生通过朋友关系给我弄来了一个出国护照。就这样，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与吕霞光得以一起乘ArthosⅡ轮登程赴法。在码头上，南国社的同人田汉、金焰、张谔为我们送行。田汉先生兴奋而又感慨地说：“前一班船送走了星海，这班船送走了你们，谁知什么时候，又有谁来送我们！”

船开了，我们坐在水手舱的铁甲板上，心绪万千。这种“水手舱”，昏暗、潮湿、空气污浊，贫穷的乘客中还夹杂许多赌博的、酗酒的、凌辱有色人种的水兵等，真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这时，我只是想，快到马赛吧！当然，心里也很矛盾：到了法国，等着我们的将又是什么呢？

好容易熬过了漫长的近四十天旅程，我们终于到了马赛。同年五月，我赶到了巴黎。

在巴黎，我看到的是高楼广厦与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也看到了许多踯躅于街头的卖艺的贫苦画家、音乐家以及许多栖身于桥洞下的流浪汉。当时，我还没有能力对这一切进行分析判断，只是一股脑儿地寻找学画的门径。我找到了先到巴黎的同学张宗禹、李有行，他们帮我找工作、筹措学费，进了自由画院和鲁弗尔学校。这是两所为青年人提供画画条件的业余学校，主要靠自学，为报考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作准备的。当时，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入学办法，是由工作室的主持教授审查考生平时的素描作业来决定的。因此，我必须准备一批素描习作。于是，我拼命地练习。我每天带着只能勉强充饥的两片面包到博物馆去，由上午十时工作到下午三时，对着古代石雕练素描或者临摹油画作品，晚上则吃一份在大学城学生餐厅中最廉价的、卖剩下来的土豆。这样苦苦地熬过了半年，终于顺利地考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西蒙教授工作室”。

入学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没有学费，生活也非常困难，光靠零星打工得来的钱是维持不下去的。正在没有办法可想的时候，恰好听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有一个“庚款助学金”的空额。这一回，又在徐先生的多方协助下，我到了比利时，考入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巴思天工作室”。巴思天是当时比利时最负盛名的写实主义画家。这时他正好兼任校长（轮流制），他看了我的应考成绩，十分肯定，特意把我介绍给同学说：“孩子们，这是一位中国同学，大家过来看看他的功课，他将来会是你们的模范的。”由于他对我的赏识，我才得以补上“庚款助学金”的缺额，获得了生活上的保障。后来，巴思天知道我经济还有困难，继续解囊相助。他对我说：“你可以在合作社支取一切绘画用品，不必付钱，我已替你预付了一千法郎了。”

巴思天先生这种无私的关怀，使我更加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一九三一年，皇家美术学院暑期大会考，我被评为全院的油画第一名，获得了金质奖章与“桂冠生”的称号，因此得到享有个人工作室并由学校免费供给全部作画费用的奖励。过了两年，我又获得了雕塑构图第一名奖。

但是，好事多磨。在巴思天画室里，同学有六十多人，分属十一个国籍。观点各异，这些观点经常在交换甚至交锋着，于是出现了一批反宗教的同学。因为我是持反宗教观点的，便被视为“无神论者”。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三一年的暑假，我的助学金第一次被教会势力取消了。在我有苦难言的时候，巴思天为我解了危。原来他也是个无神论者，到过中国，对中国人民与古老的文明有感情。由于他的努力，我才得以恢复了助学金。一九三四年，不知何因，“庚款助学金”又第二次停发。这时，为了继续学下去，我不得不卖卖画，做一些给建筑师搞壁画，或者给玩具厂的玩具上色等临时工来维持生活。当时有一个画商的代理人乘机要和我订合同，画商品画。正当我左右为难，打不定主意的时候，又是巴思天向我伸出了热情的手。他语重心长地劝阻我说：“千万别被画商拖住，他们为了牟利，鼓动青年搞形式主义，到头来你就会被拖进形式主义的泥坑里去。”他一方面开导我，一方面设法为我解决实际问题。这年冬天，他承包了一批壁画工程，找我和另外几个曾分别在各届获得第一名的同学做他的助手，付给我优厚的工资，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

在巴思天指导下，我的油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巴思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我就是师法这两位大师，经过探索、创造才找到自己的创造路子的。所以，巴思天在审阅我的作品时，给予我这样的评语：“你的油画当然不是中国传统，但也不属于弗拉芒画派传统，而是充满了你自己的个性。”

巴思天教授虽然给予了我良好的学习与创作条件，但我还是时时惦念着我的祖国和我的亲人。回国之念时时萦绕着我的心。不久，徐悲鸿先生来了信，要我回国任教。于是，我向我的外国恩师巴思天告别，巴思天理解我的心情，同意了我的请求。临别之时，巴思天对我说：“你回去后，大约免不了要当老师。那么记住我的话，要有耐心，对不容易教的学生也应当坚持试三年。”巴思天的临别赠言，使我非常感动。它使我在后来避免了某些“唯天才论”的片面观点。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回到了我日夜思念的祖国。从九月起，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讲师。这是我第一次当教员，那时我才二十七岁。油画教室里的同学看来并不比我年轻多少，所以开始讲课时，我不免有些胆怯。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和当时艺术系的另一位讲师吕斯百，以及杭州艺专教授刘开渠三人在中大举行了一次联合展览，获得了人们的一些好评后，我才建立起为人之师的信心。特别是当一九三七年，我又以《出窑》、《湖上的风云》参加了当时的第二届全国美展，不久又当选为中国美术会理事之后，我才感到我初步踏入了艺术的门槛。

然而，在那样的年月里，艺术家的道路是不可能平坦的。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烽烟四起，我们美术工作者也和全国人民一道，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这年十月，中大内迁四川，我也随校到了重庆。但是，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谁也不安心躲在自己的画室里。一九三八年在台儿庄大捷的鼓舞下，我们艺术系几个青年教师得到了徐先生的支持组织了起来，准备到五战区前方画一些战地素材，反映抗日战争。徐先生对我们说：“你们不是想去台儿庄写生吗？现在田汉先生在武昌三厅，可以去找他帮助你们。他也说了，欢迎青年朋友去画画。而且郭先生（指郭沫若，当时任三厅厅长）也在。到了台儿庄，李先生（指李宗仁）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一定会很高兴的。”于是我们急忙赶到武汉，找到了田汉先生，希望帮助我们解决赴战地的经费以及其他问题。田先生把我们的要求报到了上面，久久未获批准。原来当时政治部的头目陈诚，不放心我们这些年轻人，把我们的报告压下来了。一腔热血被泼了一盆冷水，我们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徐先生，徐先生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介绍我们去军委参谋本部，程思远先生负责安排我们赴战地。于是，我们到了前方，见到了李宗仁先生，画了不少战地写生画。但由于经费很少，支持不了多久，我们只好又折回后方。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得留在重庆。在这段时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里，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共同组织了赴苏中国美展，我把我描写劳动者的一些作品如《播种者》、《纤夫》、《出窑》、《擦灯罩者》送去参加展览。随后，大约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间，我又以《播种者》以及《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等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作品在重庆参加了第三届全国美展。但是，重庆当时的统治十分腐败，当局竟然把我们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抗敌”二字砍去。我们这个标榜“学术至上”的中央大学，也竟然由蒋介石当了校长。

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与抗日斗争的严峻现实生活，使我更加意识到艺术一定要“跳出它的牢笼、士大夫斋轩。”我不满足于我的教学生活了。一九四一年的夏天，我的住房被日寇的飞机炸平了。民族的危亡和个人的忧患交织在一起，促使我产生了走出狭窄的画室和教室，到广阔的生活中去写生、作画的愿望。于是我决心到西北边陲去。

但是，在当时，正当的艺术活动从来是障碍重重的。要走出教室，到边疆去，就必须自己解决经济问题。于是我就靠卖画来筹措自己的生活费与旅费，只身奔赴大西北。

我在青藏高原，和牧民驰骋在肥沃的草地上，又随骆驼队横跨戈壁沙漠。我画玉门矿区，摹敦煌石窟，越二郎山，过大渡河，下打箭炉。之后再登巴颜喀拉山南麓，渡过天河，经玉树折回成都，历时十几个月。艰辛的征程，不但磨炼了我的意志，更磨炼了我的画笔。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儿平凡的艺术活动，对于反动当局来说，竟然也得不到理解。所以，当我从河西走廊回兰州的时候，甘肃的特务头子就说我“有共党嫌疑”、“要查究”；当我从草地回到康定的时候，西康反动当局也说我是“共嫌”，而要康定保安司令部勒令我限期出境。那时，正是冰雪封山的严冬。我回到成都，满腔悲愤无处倾诉，这时候，恰好碰上郭沫若同志发起文艺界关于“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拥护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吁的签名运动，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名。这时，四川省政府竟然也派人来找我说：“你是搞艺术的，搞什么政治嘛！”妄图要我登报收回签名，我当然“谢绝”了。当时，为了争一口气，我们美术界在成都的几个人，自己组织了现代美术会，以抵制张道藩的“四川美术会”的控制。

一九四五年八月，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这年冬天，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举办了几次个人画展，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又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上海，举行了我个人的边疆画展。这些反映丰富多彩的边疆人民生活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同时，组建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一九四六年八月，我随徐悲鸿先生一起到北京，负责接管日伪的“北平艺专”，重建“国立北平艺专”。

然而，这时的天下并没有太平，我们艺术家还是没有真正安身的地方。当我们成立了我们自己的组织——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徐悲鸿为名誉会长，我为理事长）时，张道藩一伙就威胁我们说：“上海美术作家协会有共产党，你们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有没有共产党啊？”当时，一气之下，我回答了他一句：“我们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有没有共产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的会员里有你的老师齐白石。”狠狠地把他奚落了一番。后来，又由于我反对把艺专的助学金全部都分给训导处所提名的三青团学生，而不给生活上的确困难的学生，惹恼了反动势力。他们在艺专满贴标语，要轰我下台，并拉人联名向南京教育部告密，诬称“徐悲鸿任用以吴作人为首的危险分子集团”，要求对我“撤查”。

正在这时，我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希望我到英国去考察访问。我征求徐先生的意见，徐先生劝我接受邀请。因为当时国民党特务正勾结一些反动文人围攻徐悲鸿。徐先生说：“我在北平，他们不敢动我，但有可能把矛头指向你。你出国一下，可以先避开这个风头。”于是我应邀赴伦敦，并举行了画展。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由英国转赴西欧大陆，又在日内瓦举行了画展，接着又应法国博物馆的邀请，在巴黎举行展览。

一九四八年一月，我访问西欧后回到了祖国，见到徐悲鸿先生。徐先生愤慨地告诉我，近一年中，反动势力对于他以及正派的美术家的种种迫害。此刻，我们多么盼望解放战争的胜利，盼望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我们美术家出头的日子早日到来！果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北平解放在即。这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了邀请，要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参加美术组。我当即告诉了徐先生，并且说：“这时候，我不想离开北平了。”徐先生支持我说：“好，我们在一起迎接新局面吧！”

此刻，待解放的北平城，出现一片惊慌与混乱。一些国民党要员纷纷离去，南京教育部也急电各大专学校南迁。但徐先生和我，还有李桦、王临乙、冯法禩、艾中信一起商定，我们大家都不离开北平，北平艺专也决不南迁。

我们得到消息说，田汉先生秘密地进了北平，要与我们见面。于是，在一个停电的夜晚，在徐先生家里，徐先生、我、冯法禩以及徐夫人廖静文女士，与田汉一同围坐在烛光下面，倾听田先生述说解放区的消息。田汉先生异常激动地对我们说：

“我来北平之前，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

田汉传达的党和人民的声音，第一次唤起了我作为一个美术家的自尊感、荣誉感与责任感。北平解放之后的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区、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在北京举行了大会师的第一次文代会。我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大会的会场。此时此刻，我似乎才感到艺术之果是甜的，不是苦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是荣耀的，而不是屈辱的。

就这样，我翻过了我的艺术生涯的第一章。

一九八五年春述于京郊花园村

（肖曼 霍大寿 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