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属于祖国

在促进中外艺术交流方面，我也作过一些努力。较大的活动共有三次：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后，我和章太炎、黄任之、袁希涛、郭秉文等十五人以“学阀”罪名被上海市的陈群、杨虎等人通缉。我听从黄任之先生劝告，东走扶桑，到日本去避难。我在东京拜访了八年前结识的画友藤岛武二、桥本关雪、石井柏亭、小室翠云等等，大家对我都很关心。日本诗人井土灵三在井之头公园为我租了一间画室，每天埋头作画，准备开一次个人画展。恰巧诗人柳亚子也在东京，我们常常相见，谈诗谈画，也谈故国的情思。

《朝日新闻》社记者，见到我的国画，颇觉意外，他们邀请我去作一次演讲，题为《石涛与后期印象派》。听众很多，济济一堂，井土灵三任翻译，讲演记录就发表在小室翠云主编的杂志《新南画》上，迅速销售一空。

我突击画了几十张画，加上随身带去的十几幅旧作，然后在《朝日新闻》社展厅开了一次书画展，报刊都发表了消息与评论。《泰山飞瀑》为皇家购藏，并送我一套银杯（抗战时做了烟灰缸），天皇裕仁的岳父久尔宫邦彦王购藏《月落乌啼霜林寒》，前首相青浦奎吾子爵购去《峦树草堂》（上有王一亭及滕若渠题识）、河野义正先生买去《彤云素羽》（有高剑父题跋）。柳亚子先生和他的夫人郑佩宜到会祝贺，还送了我两首诗。

一九三〇年，我曾在巴黎办过一次个人画展，法兰西国家学院委员、著名文学家，孙中山先生好友路易·赖鲁阿写了序言，称我为中国文艺复兴大师，报上发了好评。消息传到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学院特地派了教授丁文渊与康特克女士来到巴黎，约请我去讲学，举办个人画展。经与傅雷等友人商议，决定去讲谢赫的《六法论》。

通过讲学及展出，反应较好，普鲁士艺术院院长李贝母及德国的博物馆、东方艺术研究机构约我去柏林会谈，德方到场十余人，均是白发斑斑的著名学者，我最年轻。通过即席挥毫和对古代艺术的介绍，引起德方巨大的兴趣。经过协商，决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柏林普鲁士美术院举办中国现代画展。

我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返国，向蔡元培、叶恭绰二位先生报告了会谈经过，由中央研究院决定成立了筹委会，除蔡、叶二先生外，选了我与李石曾、陈树人、朱家骅、高奇峰、狄平子、徐悲鸿、刘杰（驻德公使）、齐白石为委员，蔡、叶分别担任正副主席。经过两年筹备，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柏林揭幕，中国现代画家的彩笔轰动了欧洲。我任中国全权代表，雇用了一位德国人李丹田做秘书，各种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报纸有佳评五百余篇。每天有五千观众，有许多人排队拿着印有中国画家作品及照片的报纸，守候在展览馆门外等着我去签名。

此后，虽然国内不再供给经费，由于外国朋友尊重中国艺术，多方热情相助，展览又在海牙、阿姆斯特丹、汉堡、捷克、瑞士等地巡回展出。在日内瓦展览时，大文豪罗曼·罗兰还来参观，对中国画评价很高。后来英国专人来请，一九三五年在伦敦百灵吞展出，盛况空前。评论家汝宁及路基弗兰给了极高评价，《泰晤士报》也有专题评论。

第三次展览活动是抗战初期，我应印尼诸友人及新加坡侨领陈嘉庚邀请，到南洋群岛，在雅加达、新加坡、万隆、三宝垅、泗水、马来西亚等地先后轮流展出。各处卖画收入一千多万元，全部寄给了中国红十字会，用于抗战活动。我到处讲演，号召抗战，同时向侨胞介绍了祖国优秀文化传统，激起了侨胞们的民族自豪感，也扩大了中国绘画的影响。

一九七九年，我在京开了画展，美国收藏家、喜剧演员卜合，通过文化部商得我同意，购去两张画，付款七万元。一九八一年又赴香港办画展，《锦绣山河》一画，售款百万港币。船王包玉刚以十万元买去“气节千载，精神万古”八个字，引起报界震动。这些钱都捐给了国家，用于发展艺术教育事业。

文化交流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把国内优秀之作介绍出去，将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吸收进来，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

近年，意大利国家艺术学院授我以院士称号，今年五月赴日展出，被日本书画界尊称为“天师”。

所有光荣，属于祖国。祖国是泰山，我不过是山上一根小草，极为平凡。各种工作，仅仅是开始，愿以余年，继续耕耘。

人创造路，路召唤人。

文艺之路，单枪匹马是走不通的。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历史条件和个人奋进的韧性。

走路，不仅是和艰苦的环境奋斗，也是和自己意志的较量。要战胜自己的骄傲、平庸、寂寞，都非易事。尤其是在漫漫长夜中，一腔热情，不是换得冰雹，就是从冷漠的墙上撞回，烫伤了自己。只有九死不悔的献身精神，才能锲而不舍，永不停步，于山重水复中找到柳暗花明的新途！

路，我正在走着。

在往昔的途中，我扎伤过脚，视誉如谤，以谤为师，并不后悔。

在明天的新程上，是否都是宽广平坦的大道呢？走着看吧，我充满着新的信念。

（柯文辉 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