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时期的军事船舶运输

陈良屏

船舶运输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军委会下令：十一月十日在南京下关江边成立军事委员会船舶运输司令部，承担水上军事运输任务。其编制是：少将司令一人，中校秘书二人，上尉办事员一人，中尉译电员一人，通讯员一至二人。司令庄达与我有亲戚关系。当我应他电催到部任秘书时，已是十一月二十一日，而这时南京政府正准备迁都重庆。南京形势已十分紧张，除军事物资仍由庄达直接交由原船舶管理所运输外，其他各机关报运物资，在十天内，登记数字已达一万一千三百余吨。工作人员既少，又只能在江边日夜冒着敌机轰炸进行工作。对于征集租用或调配运输工具，不但没有权力，连“关防”（公章）亦尚未发下来。这时，我们一些工作人员只好每天受各机关的咒骂，甚至有人挨过打。

每天半夜，司令部与船舶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总要集会向庄达作汇报。这时，大家建议：本兼各职人员，应该由庄达先行合并指挥，以增强运输力量，以后呈报核示。但庄达总是面有难色地说：“宁可贻误运输，不敢擅自做主。”不久收到军政部转下的军委会训令：“该部除遵照前领编制组成外，并将本部原有船舶管理所并入，充实机构，造具预算，呈报备核。”另拨调卫士一班，以维护军运。又附发一颗“军事委员会船舶运输司令部”关防。当庄达朗读训令后，接着宣布：“本部设秘书、译电、会计三室和征调、运输两股，增添少尉押运员若干人。除对原汉口、宜昌两管理所加强外，新添设万县、重庆两管理所。关于南京各机关报运物资抢运，责成征调股星夜征租三十吨到五百吨铁木驳船一百五十只、拖轮五十只，不分昼夜抢运至汉口，并在卫戍司令部通告限期内扫数运出。”

在南京失去制空权以后，有些赶时间的运输物资，白天冒着敌机轰炸与扫射进行抢运。为了物资在运行中减少损失，有些船主同司令部押运人员，做一些非交战国的国旗，插在船头或船尾，拖驳与木船上也掩盖其他国的国旗，借以避免日机轰炸。但敌人是十分狡猾和惨无人道的，即用水上飞机进行察看，再进行扫射或轰炸。因此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军运船只，在由南京上行到汉口途中，被日机扫射炸毁的就有中型火轮二只，沉没的铁驳三只，失踪的火轮一只、木船九只，烧毁汽油九百余桶。船上水手死伤的有九人，木船上的船夫死伤约有二十六人。

迁到武汉

南京沦陷后，船舶运输司令部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汉口招商局大厅恢复了正式办公。司令部的运输任务特别紧张而又复杂。因为武汉是水陆交通枢纽，各部门的运输都可以与船舶运输发生联系。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很难照顾全面，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加以长江水位正值低落时期，新堤以上，江轮行驶只有白天才可勉强通过。而司令部原来控制的招商局的江轮，多数均被马垱要塞司令部征调去了。这样更增加了汉口到宜昌的水运困难。另外，由宜昌再上运到重庆，又非特别制造的川江轮船。当时，司令部虽控制有招商局和三北轮船公司的两只行驶川江的轮船，运输量是十分有限的。其他只有依靠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承担，而民生公司的船只征用，在当时是有很多政治与经济阻力的。司令部为适应急需，就采分段办法，先转到宜昌与三斗坪，再由宜昌船舶管理分处承接转运。中央既决定后方机关先迁移重庆，各机关天天强索船只，其他湖南、江西、汉江等地的军运，亦极端繁重，时常强逼征用船只，司令部不胜其扰。于是，司令部有针对性地拟定了一个临时运输规则，即关于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四月水位低落时期的船舶运输规则，呈请批准执行，其全文大致是：

（一）优先承运军事人员与军事物资，及与军事有关的器材和设备，等等。

（二）中央机关交运的物资、器材、档案，与公务人员及其眷属，等等。

（三）迁移后方的企业单位及其工厂设备和职工、家属，等等。

（四）上述三类运输，在船只起运前，如尚有空余船位，得搭具有机关或团体证明迁移后方的难民。

（五）特殊军事机关如军委侍从室，除每日有一只轮船听候驶用外，其他专设军事机关，如马垱要塞司令部、武汉与宜昌城防司令部，以及经常军事机关（各战区与各路军驻汉办事处），如需用船只，得向司令部洽商，由司令部代为征租交用，按期交还。

（六）零星军官、士兵及公务人员与家属等，具有本机关证明的，得向司令部进行登记，以便按次配搭便船。

这样一来，从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到三月，不但运输秩序渐渐纳入了常轨，即运输任务也超过了预定的计划。同时，武汉形势的暂时稳定也是重要原因。

俞飞鹏兼船舶运输总司令

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五月，司令部的运输，突然发生了倒流现象：原先是长江、湘江、汉江的运输，总是向上游转进，下行船只，除载运粮秣或间有工事器材与燃料外，有时竟是空放；但在这一时期，下放船只，竟载有许多重返武汉的市民和公务人员的家属与难民。原因是在苏联的志愿空军在武汉上空，有一次击落日机二十七架，整整一个月中，日机没有空袭武汉。与此同时，平型关、台儿庄捷报传来，给武汉临时首都吃了定心丸，大家认为敌人再无进攻力量，从此就要挫败下去，胜利马上就要到来。于是各机关都进行扩建，准备迎接胜利的复员任务。因此既经转进的人们，在后方无法安排生活，一听到那种“速胜论”的宣传，都争先恐后地又向武汉倒流，致使司令部的运输任务，呈现了一种畸形而复杂的现象。

约在四月下旬，司令部接到行政院交通部与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的一道训令：“为了加强水上船舶运输，本部长奉军事委员会命令，兼任船舶运输总司令。”五月四日，俞飞鹏部长亲临主持就职典礼，他坐着一辆崭新的流线型汽车，后面跟着一辆卫生篷车，招商局大门开处，鼓乐齐鸣。只见三个夹皮包的随员，八个持盒子枪的卫士，拥着一个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人走了进来。庄达率领全体人员向他行了军礼。他旁若无人地走向会议桌的主席座位坐下，不待司仪人员介绍，他就开口说：“本部长的职务实在太忙，但委员长的命令又要奉行，迎接胜利的船舶运输要办好，所以不得不兼任本总司令的职务。原来庄达司令，改为副司令，专管船舶征调运输。今天同本部长前来到职的吴禺副司令，兼经理处长，专管经费与人事，并代行本部长兼任总司令的职务。”又宣布要在岳阳、长沙、桃源、常德增设办事处，汉江的沙洋、襄阳等地也要增设转运机构，至于长江、汉口上下要冲，亦须酌量加强转运处所，提高运输力量。此次就职典礼后，俞飞鹏在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就不再出现。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两个副司令，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是搞军事交通运输行道的。不过庄达属于军政部交通管理系统，吴禺属于后方勤务部运输系统。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平日既有权利之争的矛盾，自然要影响到庄达与吴禺两人的不协调。正在这时，徐州大溃退，保定、正定相继后撤，马垱要塞失守，武汉在战略上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央决定西迁重庆，船舶运输又十分紧张起来。吴禺、庄达虽在严重客观形势下勉强合作，支撑了武汉沦陷前的军事船舶运输，却让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做了一笔好生意。

武汉水陆联运处的设立

前面已经说过，当时川江运输，只有征调民生公司的十六艘船只，才能勉强应付。但征调民生公司的船只，每次发生意外的困难。原来司令部曾有一个征租船舶规定：除对官商合营的招商局船只征租，半付款半记账，一俟抗日胜利后，由国家偿付本息外，其他征租的船只，都依照其营业最高额与最低额折中地按日或按月计算付租。民生公司的船只多，营业也好。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看准了机会，挺身而出，组成武汉水陆联运办事处，自兼主任。承担国家机关与其他公私企业的运输任务，并与司令部划分了运输范围，除供应司令部军事运输船只外，其他运输都由水陆联运处承担。至于船租付款，除采用付现办法外，其余记账部分，则径由民生公司向国家机关统一办理记账手续。卢作孚的个人打算得手，同时对武汉的疏散运输也起了一定的调剂作用。所以到湖口要塞继马垱要塞失守后，武汉各机关西迁十分紧迫时，在运输上还没有什么贻误。

卢作孚是重庆北碚人，中学毕业后凑集资本买了一只旧轮船，修理后改名“民生”，在重庆、碚陵间运输客货。卢作孚勤俭自持，以船为家，能说会干，在数年内盈余日增，颇有声誉。同时又由于四川军阀的投资与支持，卢氏不断增加船只，发展业务，不到十年工夫，不但控制了整个川江运输，而且直下三峡，延伸到了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迁移武汉，转进重庆时，卢作孚在水运上就成了天之骄子，一跃而登上了交通部次长的宝座。抗战胜利后，日本赔偿给中国的各种船只，政府差不多都拨交给民生公司了。

武汉会战时的运输和江防工程

蒋介石认为海军宿将沈九渊建筑的长江下游马垱要塞，可阻止日军溯江进攻武汉。可是日军很快于六月二十六日攻陷马垱，七月五日攻陷湖口。同时，日军在长江北岸集结大批兵力，由皖西直向鄂东推进；在长江南岸相应地入侵南浔路，接连攻占了九江，重复三路包围南京的办法，用以进攻武汉。于是，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长江军运顿时加倍紧张起来。不过武汉是交通枢纽，运输路线比较多，加之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吸取南京撤退时的教训，对市民与商业机构，只要请求后撤或疏散，都给以方便，以期做到坚壁清野，使敌人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无所掠夺。这个运输计划是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与行政院战地服务团按照上级指示实施的，取得了一定成效。

陈诚当上武汉卫戍总司令后，宣称要寸土必争，焦土抗战，用百万雄师保卫大武汉，要把武汉外围变成日军的坟墓。他首先一眼看中了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命增设武汉渡河指挥部与江防工程部，两部的主要负责人，均须由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派人兼任，按期完成任务。汉水的硚口与赫山之间，相隔二百米距离，建造部队渡河码头两处，长江北岸六码头及刘家庙江岸，与南岸徐家棚及震寰纱厂江岸，设立部队渡江码头两处。以上渡河、渡江各码头须经常控制渡河江轮各十只，共四十只听候使用。至于江防工程，在长江北岸由汉口龙王庙到刘家庙约十五华里，建造地下隧道，离地面约三尺，高三尺三，宽一丈二尺。每隔一百五十步设一瞭望枪口，安置重炮处所，由工兵自行建造。长江南岸，由黄鹤楼麓到徐家棚江岸工程，其建筑样式与北岸相同。关于渡江、渡河准备，限在三周内布置妥当；江防工程则须在一个月内完成。并限在文到三日内动工，倘借故拖延，定按贻误军机论处。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接到这个命令，已是九月中旬，武汉形势已十分紧张，运输也很繁忙。船舶运输总司令庄达是专负运输与对外责任的，十分着急，马上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天下午，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发布一个命令：一、武汉渡江指挥部由本部派参谋主任一人，征调员三人，按照规定与部署地点，专司渡江渡河任务；二、武汉江防工程部由本部派参谋二人，征调员六人，专司运输鹦鹉洲木料与蔡甸上下窑厂的红青砖，以供应江防工程部所需为限；三、本部对于湘江、汉水运输暂停，长江运输，每日以保持开出一只江轮与一只川江轮为限，其余船只一概调集渡江和运输工程材料之用。

前方传来的军情，一天紧张一天，这些部署是否能在敌人进攻武汉时起阻止或反击的作用，毫无把握。还是武汉各部门的工人与市民的爱国热情高，力量大。在他们的支援下，渡江、渡河的布置竟在五天内完成了。当江防工程号召一发出，武汉工人、市民于远离市区数十里甚至百里外的农民均赶来参加。只是木料与砖石运输，因船只太少，感到供应不济，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根据当时情况从渡江、渡河两处控制的四十艘轮船中，先调了二十只轮船，十六只运输工程材料，四只给沙洋船舶管理所作为增强汉水运输力量。

江防工程在十月十九日前修建完成。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举行一次总的工作汇报。据统计，渡河处在一个月内只南渡了两次部队，不到五百人；渡江处南北互渡的部队只有十三次，总计约九千七八百人，骡马五百余匹。会上，两位副司令说了些安慰的话，并指出一方面呈报长官司令部，并撤回参加江防工程运输的全体人员；一方面增强渡江、渡河的工作，重新部署长江的船舶运输。

武汉撤退与江兴轮遇难

十月二十三日夜间，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两位副司令首先宣布：江防工程部征调未用的钢铁材料两千八百余吨，上级命令转运汉水上游，作宜昌城防工事之用，否则，沉没江中，以免资敌；现在宜昌警备司令部有人在武汉采购材料，本部拟定钢材转交与协运出去，以利后方防守；此事仍由本部前参加江防运输的人员和船只担任，限于二十六日前运毕；关于长江上游船只与开往湘江的船只，也一律准于最迟在二十六日下午十时开出，二十七日以后的报运机关与请运人员概行谢绝，请其自行设法。司令部这一布置，使大家意识到二十六日就是撤退武汉的最后一天。

十月二十四日，传闻日军在江北已占领黄冈，敌先头部队进入黄陂，江南樊口、鄂城陷落。二十五日，武昌方面已全部撤退，而渡江、渡河处竟在这几天内，没有渡运一兵一卒。武汉南北两岸江防工事里的瞭望枪口，寂静无声，武汉是没有作战。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召回所有船只，均于二十五日前开出去。只控制招商局的江兴轮一艘，定于二十四日装载一批人员最后撤退。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这只最后撤退的江兴轮开出。此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还控制了一只轻快的小火轮建兴号，准备晚间九时出发。

当江兴轮开出三小时后，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接到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密电：在汉口日本租界设置的六门高射炮，与所存五百箱弹药，须在该部撤退时抢运后移，倘有贻误以军法追究。司令部再没有船只可以载负，于是急电江兴轮转舵回汉。当江兴轮转回汉口时，已是深夜十时半了。江兴轮虽没有装载重要物资，乘客却有一万多人，高射炮无法下舱，只得安置在船面。启碇时已是二十五日清晨三时许，从武昌珞珈山东面，传来稀疏的枪声，这时，司令部的建兴轮领先，江兴轮随后，离开了武汉。建兴轮小而快，可以不择水线直航前进，而江兴轮是江轮，必须按照曲线水槽进发。行驶至新堤江面时，建兴轮已将江兴轮抛到后面四十多华里了。在建兴轮领先前进中，曾遇到几次敌机，由于船面掩蔽工事好，舵工也很有经验，都闪避过去了。大家只为江兴轮担心。建兴轮驶到小新镇，追上了先一天军委会侍从室开出的建武轮。建武轮在开出的当天，遭敌机扫射，死伤了十余人，连陈布雷秘书长站在锅炉旁，身穿的猪皮袍子也被子弹打穿了几个洞，幸而没有受伤。

据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一年中与敌人在水上运输的斗争经验，长江上下船只一离开武汉约四五十里，随时都可遇到敌人的水上飞机，总是两架一队。敌机一遇到船只就猛烈扫射，接着是一架凌空监视，一架降低或落在水面与船只平行，打着手势，表示要察看。并且喊出结结巴巴的中国话：“你的国军？你的武器？你的老百姓？”飞行员不一定每人都会说这几句话，但总的不出这几句话的范围。我们的船只总是用篷布围盖得很严密，人员物品都落舱，上面放些不重要的物品作掩护。一听到飞行员喊话时，押运人员即便衣出来，揭开篷布一角，或做手势，或答话。在船的篷布上张贴老百姓回乡的标志，也算是种掩护。再就是由船工放三声汽笛，以表示敬意，但当时的船工一般都拒绝使用汽笛。这三种对敌方法被当时的管理员们叫做“文昭关”；敌机如果发现船上有穿军服的人，就疯狂地扫射，管理员们叫做“武昭关”。

当时江兴轮篷顶上都是杂色军民乘客。我们在建武轮上的人都很担心，正在议论的时候，引水员很紧张地走进底舱来说：“江兴轮离我们水程六十余里，旱道不过二十里。前一小时，敌机两架飞过去后，我们听到过枪声。后来看到敌机向梁子湖方向窜去，一架好像受伤落下，一架直接向东飞去。约三十分钟后，又来了六架飞机，顿时水上传来了沉重的轰鸣声，可能是江兴轮遇险了。”副司令庄达即嘱咐三个船舶管理员与一个水手，携带款项，雇上轻快小木船，限于当日抵达肇事地点查勘，办理善后，并须在三日内由陆路赶到沙市会合。

二十九日晚，建兴轮转进宜昌时，那四位去侦察江兴轮出事的人员回来了。报告的情况与引水员所预料的并无不同。只不过证明：遇险地点，江面很宽，江滩极阔，南岸村庄离江心最近处约有十二三里，当地老百姓听到轮船遇险的轰鸣声，赶到江边时，江中业已平静，看不到船只了。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根据事前事后经过情况，以及二十六日在新堤江面遇险情况呈报参谋总部备核。

呈报一个月后，原乘江兴轮遇难脱险的船舶管理所书记李世芳回来说：“当日机两架发现江兴轮上有军人时就开始射击，死伤很重。飞行员随即打手势，强迫折转汉口。船上的高射炮手抑制不住怒火，就开炮射击，一架敌机受伤，逃到武昌西南面落下了，一架向东逃跑了。这时，我们司令部还有三个管理员也是随船撤退的，主张将船开足马力，搁在浅滩上，大家涉水登陆，以防敌机再来报复。但人员太多，命令传不下去，尤其是高射炮队的官兵，认为敌人水上飞机数量不多，也没有战斗力，不敢再来。倘若再来，可用高射炮与步枪反击，定能击退敌机，比涉水登陆损失小。他们一面说一面架设高射炮。可是船上人多，船面地位也有限，仓促之间，一架高射炮的位置还没有摆好，敌机六架，已凌上空，投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炸弹与燃烧弹。顿时船尾、中舱中弹燃烧，船尾开始下沉。船上秩序大乱，号哭声、救命声、爆炸声混为一团，高射炮手受了伤，无法抵抗，高射炮队的官兵都在血水中沉没了。我住在三楼边舱，先用绷带连着我的妻子与最小的孩子，让他们跳下去，我左右两手抱着两个大孩子也跟着跳下江中。一浪卷来，我的妻子沉没了，我喝了水，两手一松，两个孩子不知去向。我因穿着棉袄就漂在水上，直到漂离遇险地点约六十里才被渔民救起，到第二天中午我才苏醒。后来我在那里休养了五天，得悉那里叫新泽口，是回水地带。船只出事后，漂流的人，过此没有办法搭救。在那些天里，我也了解到江兴轮出事后，一共救了八十四人，其余连我们的三个管理员在内一共一万多人都死了。”李管理员的血泪控诉变成了愤怒的呜咽，引起了大家同仇敌忾的决心！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自十月二十四日撤离汉口后，对保卫武汉的运输任务即告一段落。我们转进到宜昌已是十一月一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