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片段回忆
陶峙岳
北伐战争的先声
辛亥革命以后，直到北伐战争前夕，湖南处在南北纷争的夹缝之中，是以当权者多依违于南北两大壁垒之间。而广东政府鞭长莫及，以致湖南长期处在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之下。湖南省长赵恒惕虽标榜联省自治，实际上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借以巩固其地方割据地位。
一九二三年秋，赵恒惕再次驱逐谭延闿之后，雄踞一方，踌躇满志。他将湖南各军整编为四十师，以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和唐生智分任第一、二、三、四师师长。到一九二五年，湘西之刘叙彝部也被迫编并到第一师为一个团。我当时是刘叙彝部营长，与贺耀组有同学同乡之谊，虽省方坚决反对，我仍得任第一师团长。那时，代理刘叙彝掌握军队的是其参谋长毛炳文，部队编并时，毛炳文就赴广西投李宗仁、白崇禧去了。
赴恒惕所部将领，虽然各得其所，但同床异梦，各有打算。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兼领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雄踞湘南。其部队武器之精良及兵员之众为各师之冠。唐素有野心，志在一省，未料干戈一动，竟成为北伐战争的先声，唐生智也成为北伐战争中的风云人物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初，唐生智突然在衡阳起兵驱逐赵恒惕。赵猝不及防，仓皇出走上海。唐军遂于三月中旬占领长沙，旋克岳州，乃代理湖南省长。
唐生智的行动，触犯了吴佩孚的利益。他不甘失去湖南地盘，乃挥军南指，并与叶开鑫等部配合反击唐军。吴部为北军劲旅，一经接战，唐军败北，岳州、长沙先后失守，衡阳老巢也处在吴军兵锋之下，形势危急。幸得广东军队来援，才得稳住阵脚。
由于唐生智这次起兵驱赵和吴佩孚的出兵干涉，使广东政府决定乘机联合唐生智进行北伐。个中曲折事后虽传说纷纭，但非当事人，是无从知悉其实情的。所以当时我对唐生智忽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复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这个突然事件，因无思想准备而感到茫然。当时贺耀组师正驻石门、澧县一带。当吴、赵军反击唐军时，贺之第一师也参与对唐军之攻击，但无激烈战斗。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复长沙，吴军溃退，全国为之震动。国民革命的风声所播，势不可当。各方人物不管其目的如何，纷纷附义。贺耀组也是一个颇有才干和抱负的人物，长期处在湖南军阀纷争中，正感非常苦闷。他看到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长期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势力一朝溃败，感到十分高兴。当他准备附义而征询旅团长意见时，获得大家的赞同。我亦更为高兴，因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再兴北伐之师，委任驻郴县的湖南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为讨贼军第一路司令。我当时任陈部营长。陈派我营为先遣部队，由郴县经安江、茶陵向江西出击。我营到达莲花，方与江西之北军接触，忽奉命回师。原来是因广东陈炯明叛变，北伐被迫中止。抚今追昔，感到能再次投身北伐，勒马幽燕，正如我夙愿也。
当南北两军激战湘北，直捣武汉三镇时，贺师受国民革命军总部命令，将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仍任师长。当时，毛炳文也早随桂军回到湖南，对贺耀组之附义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贺师改编，毛出任第三旅旅长，我仍任该旅团长。湘西之杨永清和刘某某（据贺执圭说是刘晴初）同任旅长。
一旦投身革命，军中空气大变，绝大多数官兵对这种新鲜事情感到兴奋。但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军官，他们以为北伐是要大打了，太平官当不成，纷纷要求辞职。我团有的营长不辞而去，有的托词告假。我以为武官而怕死，留之反将误事，因之对于求去的绝不强留。
当时与独立第二师同驻石门、澧县一带的，还有贺龙将军的部队。两支部队同时在石门誓师北伐，两位贺将军都在誓师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贺龙将军的讲话，简短而明确，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坚强意志。他的讲话给官兵以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对此，我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马回岭与九江之战
一九二六年的深秋时节，贺龙部向武汉出动，独立第二师则循湘鄂边境进入江西。部队由于有了明确的革命目标，精神面貌一改旧观，士气极为旺盛，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官兵都系一条三色领巾，象征信仰三民主义。行军途中，官兵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歌声此起彼落，激荡山野。所到之处，老百姓欢欣若狂，箪食壶浆以迎者不少。目睹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我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往日颓废之情为之一振。当时，且天真地以为中国前途从此无限光明了。
我师进入江西时，正是北伐军与孙传芳部为争夺南昌打得难解难分之际。第六军程潜部虽一度以偏师轻取南昌，但孤军无援，陷于敌军重围，又不得不弃城而走。蒋介石总司令督师城下，再度强攻不能克，而官兵牺牲甚大。独立第二师东调来援，于十月到达赣西北之武宁。正逢重新部署对江西之敌的作战计划，我师配属左翼军战斗序列，归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指挥。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部队，有李宗仁、张发奎、朱培德、鲁涤平、程潜、刘峙等各部共十几个师。而孙传芳所属各部，实力仍很雄厚。但敌军因北洋系军队在湘北及武汉的惨败，各地复有率部归附革命军者，所以他们士气不振，军心涣散，实际上外强而中干。我军数量和武器装备虽不及敌军，但我军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士气极旺，虽弱实强。我们对于战争的胜利是有信心的。
十一月一日，独立第二师与友军张发奎部一个师，按既定部署，向南浔路之敌攻击前进，主攻点是马回岭。马回岭之得失，关系江西整个战局。因此，敌人在那里凭险构筑了强固工事，驻有重兵把守，以逸待劳。而我军必须攻占马回岭，以截断南浔路通道，绝南昌外援，并打开攻略九江的外围门户。我们担负的战略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敌我接触后，战斗非常激烈，反复冲杀至第三日晨，复得友军增援，全线猛攻，敌渐感不支，且战且向九江方面退走。
我军攻占马回岭后，南昌之敌就孤立了。这是江西战役的一个重大胜利。张发奎部留在马回岭待命，独立第二师则乘胜向九江方向追击前进。敌军扼守九江外围之赛湖桥，原不利于强攻。而我师某部指挥官急于图功，再度强攻不能克，官兵牺牲颇多。幸某旅团长龚宪，见敌我相持不下，乃自告奋勇，率部绕道奇袭九江。奇袭成功，敌后院起火，不攻自溃。停泊在九江江面的孙传芳司令舰也仓皇遁走。我军在攻克马回岭和九江的战斗中，俘虏数千人，缴获武器装备甚多。
克复九江之后，江西之敌闻风丧胆。不久，南昌亦为我有，各地残敌全部被歼。全军分别在各地休整，独立第二师则留九江。
独二师在九江休整时期，以蒋介石总司令为首的高级将领们，频繁地在南昌商讨继续东征的战略。其细节当然不是我们中下级军官所能得悉的。进军的部署既定，贺耀组兼任蒋介石的中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名曰纵队，实际仍只有一个独立第二师。
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我军向南京攻击前进。我师直捣芜湖。陌镇一战，我团极为奋勇，一举击溃守敌。逼近芜湖时，安徽省长陈调元已反正，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于是，安徽全境乃传檄而定。此时，浙江亦早入我手，军威所播，各方纷纷响应归顺。上海、南京之守敌，已如惊弓之鸟，不敢恋战，仓皇渡江北窜。我军遂于三月下旬占领南京。
在南京，独立第二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贺耀组军长兼任南京卫戍司令，我升任第三师副师长。同时，经贺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
入南京后，我因体弱和经年劳累，以致身患重病。贺耀组旋即率师渡江继续北伐，我则留在南京，一度代理他的卫戍司令职务。此时，部队军官多恃功骄纵，大肆赌博，纪律大不如前，令人殊感头痛。
龙潭战役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正当宁汉分裂相持不下之际，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张宗昌等部合流，乘机向国民革命军反攻，合肥告急，守军马祥斌部死守待援。攻占浦口之敌，也不时隔江炮击南京。为解合肥之围，消除江北敌军威胁，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继续北伐。
北伐军分为三路，以何应钦、蒋中正（白崇禧代）、李宗仁分任三路大军的总指挥。贺耀组的第四十军加入第二路军战斗序列，由白崇禧率领渡江北伐。我因病未随军行动。五月上旬，我各路大军先后在各地渡江。江北敌人纠集的许琨、张敬尧等部仓皇迎战，但一触即溃，我军捷报频传。六月初，攻克徐州，三路大军已会师陇海线，势可乘胜直捣津京。中旬，冯玉祥来会蒋介石于徐州，即所谓徐州会议。蒋冯会商之后，蒋介石决定乘胜追击，攻略济南。
六月下旬，各路大军分途并进，所向披靡，战事极为顺利，眼看山东指日可定。但此时武汉方面反蒋的声浪更高，已发起东征，几个军向长江下游移动，大有进窥南京之势，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挽回其走狗的败局，也派兵侵入山东，阻挠北伐军事行动。北伐军处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中途变计，把绝大部分北伐部队回师南京，仅留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守徐州。
由于北伐中途受挫，孙传芳、张宗昌等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乃重新集结部队进行反扑。七月下旬，徐州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王天培以孤军无援，不得不弃城而走，徐州再度陷落。蒋介石或许是为了顾全面子，复率数军反攻徐州。初或以为孙张残部不堪一击，但这次却遭到敌军顽强抵抗，蒋介石最后惨败而回，为北伐以来最大的挫折。蒋介石不自责其指挥失误，而迁怒于徐州守将王天培，将其枪决以泄愤。
孙传芳、张宗昌等打了一个空前的大胜仗，气焰复张。他们复集结重兵南犯，号称十万之众。时为八月中旬，蒋介石已被迫宣布下野，南京方面的军政事务，均由何应钦主持。此时，对北军来说，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由龙潭、栖霞山强渡长江，与我守军发生激烈战斗，栖霞山反复易手，胜负殊难逆料。南京各机关团体纷纷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真正是一夕数惊。
栖霞山方面经反复争夺，幸能稳定下来。最后争夺的焦点，在龙潭附近一带。孙传芳亲自督阵，倾巢来犯，破釜沉舟，势在必得。我军也处在生死关头，如果失败，将难以复振。所以龙潭战役打得十分激烈，双方死伤极大。经过四五天激烈的战斗，终于将来犯之敌全部歼灭，孙传芳仅以身免，我当时仍在病中，第四十军也未投入这场战斗。但闻龙潭之役所以取得胜利，主要应归功于李宗仁、白崇禧等之指挥有方。余非亲历其境，未知确否。
济南惨案
龙潭战役之后，部队稍事休整，南京方面复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在进行西征的同时，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旬，又组织第二次北伐，何应钦主持其事。当时，我升任第四十军第三师师长，参与了这次新的进军。孙传芳新败之后，虽与张宗昌等集结重兵二十万，企图死守徐州，无如形势不利，士气不振，经不起各路北伐军的奋勇攻击，一经接触，无不望风披靡。不旬日之间，徐州外围争夺战即告结束，各路北伐军对徐州形成合围态势。孙传芳、张宗昌据城顽抗，终经不起北伐军势不可当的攻击，员兵遭到惨重的损失，他们最后率残部仓皇遁逃。北伐军再度克复徐州，军威大振。
一九二八年春，西征军经武汉进入湖南，唐生智集团全部瓦解。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国军队组成四个集团军，以蒋介石（何应钦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准备继续完成北伐大计。蒋介石东山再起，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旬，蒋介石亲临徐州主持军事会议，商讨部署继续北进的军事方略。当时，贺耀组以第四十军军长兼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我军的战略目标是攻取济南。
我军当面之敌，多为孙传芳、张宗昌的残部，虽欲负隅顽抗，但惊弓之鸟，不堪一击。我军节节胜利，第三军团于四月下旬进入黄河南岸地区。我第三师昼夜兼程，轻装追击前进，沿途很少遇到抵抗，部队于四月三十日夜间即达济南附近。
如前所述，当北伐军第一次渡江北伐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即曾出兵山东，妄图阻挠我北伐军前进，以挽救其走狗于垂危。这次我军再度北上，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打击敌军，使孙传芳、张宗昌等已丧失了抵抗能力。日本帝国主义者不甘其走狗的失败，迫不及待地公然派斋藤旅团等部队星夜急进，于四月下旬先后到达济南。这些外国侵略者侵入济南后，即在市区各要道堆集沙包，设置路障，划分守备区，准备向我军挑衅。
我第三师与部分友军于五月一日进入济南。日本侵略军福田师团长也率其主力部队于二日赶到。同时，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也已进驻济南的旧督军署。中、日两军杂处济南，这是多么危险的形势。由于日军的欺骗宣传，或许也是将领们警惕性不高，一时竟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危急。事后回想起来，可痛复可笑也。
五月三日上午，震惊世界的“五三”惨案突然发生了。日军突然对我入城部队发动袭击。我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王校膺违背我的命令进驻商埠，与日军驻地相距甚近，故首当其冲。当时，部队各级军官多到澡堂去洗澡，或往市场街头闲逛，以致事起仓促，部队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状态。第二营非死即伤，他部亦损失甚重。团长王校膺于当日畏罪潜逃，另一团长查端生也在混乱中战死。
事变发生后，我率第三师主力和友军方振武部奋力反击。当我军以强大火力把敌人的气焰压制下去时，令人不解的事情发生了。总司令部不是激励我们，而是派人来命令我们停火，不准向日军射击。旋复命令各军进驻商埠的部队全部撤出，以避敌锋。
日军发动武装挑衅时，对我军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死伤枕藉。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十七人也惨遭毒手。蒋介石被日军吓破了胆，不敢继续北进，下令全军南撤。听说后来经各将领力陈利弊，才改变计划，将一部分部队南撤徐州，以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等军团避开济南，分别渡过黄河，向德州方面攻击前进。敌军残部无力再作坚强抵抗，不数日即攻下德州，旋会攻沧州，克之。此时，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集团军已逼近津、京，我军遂留沧州待命。
在我军绕道渡河北进时，日军并未停止侵略行动。尽管蒋介石连续派大员向日方交涉议和，日方还是得寸进尺。五月七日向我提出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八日，又向我驻济南的部队发起攻击，将我驻军驱逐出城，济南遂完全陷入日军之手。蒋介石在日军不断威胁下，俯首帖耳地对日军最后通牒作了屈辱的答复。其中一条是“免贺耀组职”。不数日，蒋介石即撤免贺耀组第三军团总指挥职，派方鼎英继任，并派谷正伦继任贺的南京卫戍司令职务。当时，还保留了贺的第四十军军长职务，但贺一气之下，就离开前线跑到上海去了。我以事先有令不许部队进驻商埠，所以未受任何处分。但这次惨案，我师首当其冲，损失甚大，结果如此屈辱，毕竟是平生之耻。
（李伏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