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海象与木匠

第1章 上帝站在我们一边

1656年9月17日，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英国议会致辞，提出其外交政策，他以对最根本政治问题的发问开始演说：谁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他们憎恨我们？

他继而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存在邪恶轴心。他说，英国人的敌人“全是世界上邪恶的人，他们或在海外，或在英国国内”。

接下来他用17世纪的语言说，他们憎恨我们，因为他们憎恨上帝和世界上美好的一切，他们憎恨我们“充满敌意，反对能够服事上帝的荣耀和它子民的利益的一切；反对在他们看来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这个国度里最明显地受到庇护和承认的一切，我们这样说并非虚夸”。

克伦威尔继续向圆颅党（Roundheads）这一在英国内战中已为人熟知的党派解释，邪恶轴心有一个领袖：一个驱使自己服事邪恶的强国。

“的确，”克伦威尔说，“你们最大的敌人是西班牙……因为它从始至终对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充满了敌意。”敌意来自天主教起源时对上帝的原初叛逆，潜藏在伊甸园的蛇身上，“我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克伦威尔如此说道，引用了上帝对蛇的诅咒与他在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之间布下的敌意。

克伦威尔处理世界政治的方法在三百余年后3000英里外产生了共鸣，那就是1983年3月8日在美国福音派联盟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年会上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发表的致辞。苏联，里根说，是“现代世界的邪恶核心”, 美国参与了一场忠诚考验，与反对上帝的邪恶对手对抗。里根引用前共产党员告密者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言论，断言马列主义是“第二古老的宗教信仰”，由伊甸园中的蛇首次宣告，那时它引诱亚当和夏娃背弃上帝。和克伦威尔一样，里根将历史看作精神力量之间的战斗。“我一直坚持，”总统告诉牧师们，“正在持续的争夺世界的战斗不会由炸弹或火箭、军队或军事力量决定胜负。”

由于自由世界与邪恶帝国之间存有敌意，即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之间的战役，这种敌意也是永恒的，就像克伦威尔召唤对西班牙开展不屈不挠的战争。没有人能和说谎之父立约。

克伦威尔警告议会，天主教教义支持教皇有权赦免所有的罪。如果信奉天主教的国君与英国订立和平条约，一旦他们愿意，教皇会宽恕他们的背誓之罪。克伦威尔如此总结道：“朴素的真理是，与任何服从罗马和教皇意志的天主教国家讲和，那么你们就会受到束缚，而他们则无拘无束……一旦教皇不再对它说 ‘阿门’，和平转瞬便会瓦解。”

里根对共产主义者的感受也是这样：他们所持的哲学立场显然不可能保障他们的信誉。美国不能坦率诚实地对待共产主义者。里根说，因为“苏联领导人坦率公开地宣布，他们认可的唯一美德是推动他们前进的目标”。他们的唯物哲学对正确的行动或真理没有绝对的价值观念，只要结果证明了方式的正当，他们的罪行便可以获得宽恕。

克伦威尔与里根论辩的相似性愈加深入。两位领袖都号召他们的国人对可以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的外交政策形成共识。极端的共和党人里根声称坚持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的传统，这冒犯了一些民主党听众。与现代美国人相比，两党制对克伦威尔的听众而言是更为艰深的概念。冷战时期“两党联立的外交政策”是上一代美国政治的主题。在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合法政党仍在为诞生而挣扎；异见者和不忠者还被视为同一类人。克伦威尔新近领导议会军在以处死国王为结局的内战中取得胜利，仍然希望证明所有真正的英国人，包括王党和共和派，对天主教威胁的邪恶性拥有一致意见。克伦威尔指出，伊丽莎白女王支持反对西班牙的政策，在必定让屋内的圆颅党人摇头的一句话里，他称赞了女王留下的“极好的回忆”，声称要坚守她的传统，就像里根声称要坚守杜鲁门的传统一样。

历史上的邪恶帝国总是践踏人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们常规性地谴责苏联对异见者和宗教信徒的苛待。在这一点上他们又一次地跟从了护国公的脚步。克伦威尔在1656年的演讲中历数了西班牙的暴行：他谈到一位被西班牙人残酷谋杀的英国长期国会信使，并指出当英国大使“请求补偿可怜的人民在西印度群岛因蒙冤而流的鲜血，补偿在别处做的错事，当他们为在那边贸易的人民要求信仰自由——这些事无一会得到补偿——时只得到了拒绝”。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克伦威尔告诉议会，是自由。仅此而已。

在描述最近与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失败的谈判时，克伦威尔希望说明英国人所提的要求是多么合理和适度。“我们渴望这样的自由，他们（造访西班牙疆域的英国商人）可以将圣经放在口袋里，实践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不受到限制。但那里没有信仰的自由。”

堂·菲利普，拆掉这堵墙！

如果说在过去的数世纪中邪恶帝国颇有共同之处，那么仁善帝国的同盟亦有很多共同点。美国及其冷战同盟国就像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新教同盟一样，不只是为自身的私利而战斗，这打消了自私的念头。它们为所有地方的良善、正确和人权而战。

“所有诚实的利益，”克伦威尔说，“是的，所有德国、丹麦、瑞士、瑞士自治领的新教徒的利益，所有基督教王国的利益，与你们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如果你们好好接续和行动，确信什么是上帝的利益并加以贯彻，你们会发现你们是为上帝的无数子民而行动。”

“美国，”里根告诉福音派信徒，“让自由的火炬一直明亮，但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世上其他地方的亿万人民。”

克伦威尔和里根还面临其他相同的问题。比起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历时颇长却断断续续的对抗，冷战更具连续性，但两场对抗都难分胜负，拖延数十年，有时对抗发生在前线，有时发生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伴随着缓和的间隔、同盟的逆转，以及诸多命运的变化。1588年无敌舰队失败后，西班牙便没有能力进攻英国本土。英国军队也没有强大到可对西班牙本土发动持久战。事实上，断断续续的冲突反而在迁延不决中转移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即两大国到处散落的殖民属地、贸易航线和世界的海洋。英国的鹰派——往往是新教徒和商人——向往进攻性的反西班牙政策，同意在开放市场的前提下接纳教皇；温和派（一般情况下乡绅对昂贵的国外冒险并无兴趣）则是促进缓和。

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一个国内问题。“并且确实它（西班牙）对你们的内脏感兴趣，”克伦威尔告诉他的听众，“它对此有兴趣。从我出生到现在，据报告英国奉守教皇制的天主教徒西班牙化了。”罗纳德·里根恰好明白克伦威尔的意思，尽管随着暗喻潮流的变化他会谈及第五纵队，而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的内脏有兴趣”。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努力应对如何对待天主教少数派这一问题，1570年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一世革出教门，并宣布她是不合法的女王，基督徒没有服从她的义务，此后反天主教的刑法大幅收紧。对伊丽莎白一世来说，问题是如何辨别那些对君主保有忠诚或至少愿意和平生活在君主治下的天主教徒，和那些积极参与密谋杀害女王、使国家陷入内战的天主教徒。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入侵的威胁增大。天主教徒所受的压力增大；天主教神父进入英国变得非法，任何英国国民用任何方式为天主教神父提供住宿和帮助亦为非法。处罚是死刑。拒绝参加新教仪式者亦课以高额罚金。当无敌舰队从西班牙起航时，绳套再次收紧。地方官员受命将被视为安全威胁的天主教徒收监。一旦入侵威胁消散，法律实施就得以放宽。

在伊丽莎白统治的余下时期，天主教徒的法律地位随着与西班牙的战争危险多寡而恶化或改善。1605年前所未有的未遂恐怖行动使天主教徒们经历了在她的继任者治下更黑暗的新时期。

1605年11月5日，一个天主教极端团体将多桶炸药放在位于伦敦的议会大厦下，计划在上、下议院议员和国王都在此聚会时引爆炸弹。尽管只有少数天主教徒与这一事件有直接关联，尽管大多数英国天主教徒可能反对所谓的炸药阴谋，旧有的法律还是恢复了效力，新的法律也很快得到通过，反对如今看来比以往更危险的少数派。任何拒绝向詹姆斯一世行效忠誓言的人都会被剥夺地产、终身监禁，而这一誓言的措辞方式令虔敬的天主教徒难以接受，尽管也并非不可能。

到1642年内战爆发为止，天主教徒的境遇一直在不断改善；冷战中这样的时期会被称作解冻时期，由于不存在安全威胁，反对天主教的法律在实践中得以放宽。1632年，一位英国天主教徒能够出版向圣母玛利亚致敬的一组十四行诗；至少有一位法国耶稣会士的著作被译成英语并在牛津出版。

当内战来临时，英国宗教的政治化发展不断滋生忧虑。内战中大部分天主教徒支持王党。当时的国王查理一世娶了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17世纪30年代对天主教不断增长的宽容来自王室的影响，而不是议会。胜利的清教徒很快便实施报复；天主教徒同时被认定是保王党和异教徒。至少1600人的房屋和土地被没收充公。

1653年克伦威尔夺取政权时，他放宽了反天主教法律的实施。连年内乱后，英国需要和平与稳定。克伦威尔希望妥协与宽容能够巩固王国。然而，与西班牙的战争改变了局势，关注国家安全的保守新教徒要求对少数派采取强硬行动。

在克伦威尔发表邪恶帝国的演讲约一个月后，一个新议案被提出来。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会被传唤到法庭发弃绝誓。这一誓词比炸药阴谋后提出的誓词更强硬。没有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可能这样起誓：

我，（名字），痛恨、厌恶和弃绝教皇的权柄，总体而言对教会也持这一态度，我自己尤其如此。我谴责和诅咒任何将报酬归于善功的教义。我坚定相信并公开承认不应崇敬圣母玛利亚或其他任何天堂中的圣徒；没有偶像崇拜，对他们不应祈求或崇拜。我主张对由人献祭的圣餐或献祭后面包和酒这类物品不应加以敬拜和崇敬。我相信炼狱并不存在，这是教皇治下天主教的虚构；授予赎罪券也是教皇的旨意。我也坚定地相信无论是教皇还是天主教神父都不能赦罪，那是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徒的胡言乱语。

不肯如此起誓的人会立刻失去2/3的财产；第二次拒绝又会导致余下财产的2/3充公，以此类推。过去天主教徒可以通过将财产记在妻子名下来逃避惩罚。如今则情况不再：漏洞已被补上。

即使在那个年代，这项法律仍充满争议。在议会中代表肯特郡的律师兰伯特·戈弗雷（Lambert Godfrey）认为这一法律令人厌恶：“我认为这与宗教裁判所没有区别，只是一边是钱袋受到榨取和折磨，一边是人。”兰伯特能言善辩，但法案还是通过了，异议票数只有53张。这一法案被证明在把爱尔兰天主教徒和他们的故乡隔绝开来方面很有成效。

对克伦威尔所面对的另一问题的呼应声也在冷战中响起。反抗天主教的浩大战役常常逼迫克伦威尔建立奇怪的联盟，甚至与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国家结为盟友；杜鲁门发现他自己在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元帅。尼克松（Nixon）和里根与共产党苏联的对抗，导致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改善；克伦威尔发现他自己试图解释为什么天主教法国是对抗天主教西班牙的有价值的盟友。

相似的问题又一次找到了相似的答案。正如杜鲁门和他的继任者注意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独立于莫斯科，克伦威尔声称法国实际上独立于教皇制，因此可以依据自身意愿缔结条约。克伦威尔也辩解说他与法国枢机主教马萨林的秘密联络会改善那个国家新教徒的待遇；感到不舒服的美国总统一贯抱有改善中国人权的期望，以此替冷战中的迂回曲折做辩护。让克伦威尔的处境更为困难的是，马萨林指出他改善法国新教徒待遇的能力取决于克伦威尔在让英国天主教徒生活在更宽容的环境方面获得的成功。

任何试图理解奥利弗·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政策的人与尝试理解美国冷战时期政策的历史学者会面对很多相似的问题。克伦威尔抨击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他们的西班牙同盟在1649年至1652年间杀害了约两万名爱尔兰新教徒，但他自己在爱尔兰犯下残酷罪行的军队却仍然势力强大。冷战中亦有同样的争论，美国支持的那些独裁政权有时与它所反对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凶残。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天主教的反对“真诚”吗？抑或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只是他为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国家利益追求寻求公众支持所采取的不光明正大的策略？当克伦威尔决定帮助新教荷兰对抗西班牙人，他与天主教法国结盟并肩作战——在得到海峡港口敦刻尔克作为他施予援手的报酬之后，他是一个为上帝而战的宗教狂热者，还是一个推进英国利益的精明政客？

克伦威尔可能会说他政策中的两种元素，即为上帝而战和为英国国家利益而战，是扭结在一起的，并且这本身就是天佑的标志。通过做好事和与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徒作战，英国将进展顺利、获得财富。对上帝好的事就是对英联邦好的事，反之亦然。可以想见，这一令人舒适的综合体赢得了那个时代众多英国人不加批判的支持。

不论克伦威尔的私下观点如何，他的政策无疑吸引了那些不那么关心他宗教信念的人的支持。很多在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也许对重新分配爱尔兰农田比对神学争论更有兴趣。难怪他们中的某些指挥官和支持者会有意识且冷笑着利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通过一些往往是犯罪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利。船长和船员乐意掠夺西班牙的贸易甚于推进新教前途。另外，众多顽强的、为信仰而战的战士鄙视物质收益，对于克伦威尔在反抗天主教的神圣之战中做出妥协以获得一些暂时性好处，约翰·伯奇协会强硬派的类加尔文派式成员有时会摇头否定，就像伯奇派痛斥与任何类型的共产主义者的“通融”。

在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在一起。只有上帝本人能分清贯穿那个历史时期的线索中的黑暗与光明，英国人的友邦可能将英国的政策归功于英国的高尚道德信念，英国的敌人则更可能归之于它的国家利益。两种解释都可以在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期间克伦威尔的言论和英国的行动记录中找到支撑。

西班牙不是与英语世界对峙的最后一个邪恶帝国。撒旦幸运地在塞万提斯的土地上被征服，他在埃斯科里亚尔被驱逐没多久就在凡尔赛新建的大厅里找到了住处。1689年，在英国被称为“奥兰治的威廉”的威廉三世即位，取代了被推翻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英国发现自己被锁定在与法国的一系列战争中，和先前与西班牙的战争一样长久、一样危险。英国作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于1707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以此为主题，在一个更为世俗化的时代更新了克伦威尔的论辩。

“法国的确是英国最不可调和、最危险的敌人，”他写道，“他们的政府形式、他们的宗教、他们对英国实力的妒忌，还有他们的商业诉求、他们对实现世界帝国的追求使他们对我们充满仇恨与厌恶，令他们抓住所有机会来推翻我们的宪法、摧毁我们的宗教、破坏我们的贸易，并降低我们在欧洲国家中发挥的作用。”

换句话说，他们是决心征服全球的邪恶帝国；他们不能受到信任；他们雇用了间谍来颠覆英国自身；他们制订了长远计划，危害英国的财产与声誉。

但英国的理由当然高于狭隘的利益。艾迪生附和了克伦威尔将自由视作英国全部追求的呐喊，将自由描述成一位女神：

你，女神，你，不列颠的岛屿在敬拜，

为什么她常常耗尽所有的积蓄，

多少次你在死亡之地求索，

也不认为巨大的奖赏代价高昂！……

不仅如此，与克伦威尔一样，对艾迪生而言，许多英格兰的事业就是她疆界以外国家的事业。

英国关心守望欧洲的命运，

并维持每一个开展竞争的国家的平衡，

用战争威胁大胆放肆的国王，

应答受折磨邻居的恳求。

与太阳王和他的邪恶盟友及继任者的战争，和与西班牙的战争一样，迁延数十年。有时候是热战，有时候是冷战；很多战斗发生在第三世界，包括美洲的殖民者与法国印第安同盟之间的战役。

为了保卫自由又一次必须，至少看起来必须，剥夺自由。隐秘的天主教徒查理二世和他公开的天主教徒兄弟詹姆斯二世取代克伦威尔后，天主教徒的处境逐渐得以改善，尽管偶有艰难时期。反天主教的法律依然存在，但国王们用他们的宽恕和豁免权令天主教徒更为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其自由程度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第一部刑法通过以来所未有的。

詹姆斯二世流亡法国后局势发生了变化。路易十四待他以王室之礼，许诺法国军队将帮助他恢复源自他父亲的王位。入侵舰队将詹姆斯载至爱尔兰，那里的大部分人是支持他的天主教徒。

爱尔兰的二世党人战争（支持詹姆斯的人被称为二世党人）很快便不光彩地结束了。“女士，你的同胞逃避战斗”，战败的詹姆斯向一位匆忙从败退的战场返回的爱尔兰支持者说道。“先生，”她回答，“你看上去跑赢了。”然而，来自法国的和兴起的二世党人的威胁都没有随着詹姆斯的失败而结束。

尽管意大利教皇国的统治者教皇是威廉三世反法战争中的军事同盟，尽管梵蒂冈庆祝詹姆斯在博因河的新近失败，但天主教徒几乎普遍被看作是忠诚于老国王的。他们又一次从公共生活里被驱赶出来，承受新的压力和罚金。1715年二世党人起义占领了苏格兰大部分地区，受惊的新教徒把这看作天主教十字军。老的刑法典抹去灰尘重新使用，誓言被拿出了图书馆，经过长期准备的紧急计划投入使用，天主教徒和被认为是天主教徒的人必须向现在的国王、信奉新教的乔治一世发效忠誓言，誓绝教皇的要求。拒绝的后果严重：首先，天主教徒的活动受到限制，他们的马匹和装备充公，任何有“背叛”嫌疑的人会被预防性拘禁。

对国内的天主教徒少数派会站在国外的天主教敌人那边的恐惧导致了新的约束和迫害，与法国的战争在18世纪40年代再一次爆发。反天主教的暴徒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焚烧教皇和被称为“年轻的王位觊觎者”的詹姆斯二世孙子的肖像，有时也攻击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又一次，地方官员手攥誓言巡视辖区寻找天主教徒和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马匹和装备又一次被从拒绝宣誓的人身边夺走。其他惩罚也在迫近。

这一时代英帝国境内唯一可公开举行天主教弥撒的城市是公谊会的首府费城。刑法在其他地方已实施，以避免天主教第五纵队与法国勾连。

奉行绝对王权的邪恶帝国法国最终于1763年战败。撒旦换了外套，但没换房子，1791年，人们发现他掌控了法国大革命中得胜的军队。当发现天主教不再适合他的企图后，撒旦抛弃了它，转而拥抱革命时期法国的世俗哲学。邪恶帝国曾经是保守主义和天主教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邪恶帝国成为世俗和现代的。拿破仑统治时期又有短暂变化，从无神论转回天主教，但撒旦翻来覆去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好事情。英国的观察者看到了克伦威尔谴责过的同样的景象：一个邪恶帝国与完全正确的国家作战。

伟大的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非常明智地观察到，邪恶帝国罪行相似：违反人权，有计划地实现世界帝国，阴谋颠覆英国，以及不忠无信，令谈判变得危险、和平无法实现。

23岁的皮特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1793年2月1日，他向议会警告法国雅各宾派带来的危险：

他们利用军队的出击抓住每一次机会来摧毁每一个国家最神圣、最有价值的机制；以自由为名，他们决定通过雅各宾派的独裁把每一个国家实际上而非形式上变成他们的附属省……法国将所有的法律、人类和神践踏在脚下。它最后宣明了最贪得无厌的野心、对各国法律最大的轻蔑，而这些法律是迄今所有公开声明对宗教最为虔诚的国家所遵守的；并且除非它止步于这一事业，否则全欧洲必然很快就会从法国加农炮嘴里认识到正义理念——国际法——政府模式和自由原则。

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死，英国震惊了、震惊了，英国人开始组织一个又一个反法同盟，漫长的战争开始了。100多年前，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是一个弑君的国度，其敌人是君主制合法性的支持者；幸运的是，那时上帝与魔鬼都随机应变，对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在随之而来的敌对年代中，英国及其同盟与法国及其同盟在第三世界战斗；数十年的敌对状态，也因间歇的缓和局势不断被打断。

当然，对外战争中撒旦的意识形态对英国形成的挑战是不够的。英国内部有雅各宾派的利益：激进派、自由派、通信委员会和其他在英国中心地带抬头的危险思想的巢穴。皮特的政府受到了挑战。

在1792年和1793年，针对暴动的审判比过去87年还多；诗人和画家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对一名擅自进入的士兵说，“国王该死，他的所有士兵都该死，他们都是国王的奴隶”，他由此而受审（后被无罪释放）。1792年末，法国大革命政府给予推翻他们国王和暴君的外国革命者“兄弟般的帮助”，暴乱由此遍及北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当战争于1793年爆发时，英国政府镇压国内真实或假想敌人的行动升级了。

1793年5月，英国政府获取了通信委员会这一由自由和激进行动者组成的网络的文件，中止了《人身保护法》的实施。这尤嫌不足，《叛国行动法》和《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问世，对全国言论和集会自由实施严格限制。在这些被称作“禁口法”的法律管制下，即便合法集会也会被地方官员下令解散；抵制这一命令的处罚是死刑。一位律师被判入狱18个月，因为他说了“我赞成平等……为什么，不是国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著作《论人权》的出版商也获刑18个月；潘恩不得不逃亡法国，但被缺席审判为煽动诽谤罪。

同时，当局建立了威廉·威克姆（William Wickham）所谓的“预防性警戒体系”的机制。外事办公室对有嫌疑的外国人贴身跟进；邮局和海关检查颠覆材料；地方官员监视辖区内有问题的组织和个人的行动。

自反天主教狂热的高峰时期以来，英国从未采取这么多反对异见者的措施，它们也受到英国国会反对派的尖锐批评，但是新措施的捍卫者争辩道，自天主教形成威胁以来，来自英国内部的敌人从未如此具有威胁性。禁口法的通过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与传统的天主教君主并肩作战，对抗新的革命危险，天主教看上去不再像是一种威胁。1763年法国战败后英国天主教几乎立刻就开始了缓慢的解放历程。刑法仍然有效，但很少执行。1774年的《魁北克法》是血腥玛丽死后第一部宽容天主教徒的议会法律。

在左翼受到打击的时候，天主教的解放历程仍在延续。1791年，接着又在1793年，议会通过《天主教援助法》，去除了所有天主教实践会导致的刑事处罚。1801年对爱尔兰天主教做出了进一步的让步。激进的法国革命党雅各宾派，而不是二世党，是皮特任首相时期英国内部的敌人，皮特本人竭其所能说服顽固的乔治三世给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完全平等的权利。

拿破仑几乎与皮特一样憎恨雅各宾派，但拿破仑的世界帝国对英国而言和雅各宾派的革命一样危险。正因如此，皮特能够推敲两大挑战的共同之处，早在1800年2月3日，他就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永远不能相信拿破仑的政权并和它谈判，因为这一政权显示出“背信弃义，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条约束缚，对所有国家都接受的原则无动于衷，对人和神都不存在义务而不受约制”。正如之前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波旁王朝，拿破仑寻求建立世界帝国，这是全世界自由和人类自由的敌人，拿破仑也憎恶英国的价值和文化：与他战斗是为全人类而战。

正因如此，所有人类的联合行动彻底打败了拿破仑，以拿破仑为伪装的撒旦最后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各位胜利者开会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英国伙同欧洲天主教君主们建立保住他们王位的政治秩序。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眼下是欧洲秩序的新支柱，英国希望它们能支撑得住。

接下来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撒旦给了英国喘息的时间。英国只有少数时间感到焦虑，譬如法国偶尔用贪婪的眼睛盯住曾属于奥地利的荷兰的一部分，这一地区于1815年短暂地并入荷兰，1831年之后成为独立的比利时，由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稳妥掌控。俄国看起来也不时和那个恶者调情，打量着君士坦丁堡和英国在印度北部的边界。

尽管间或警钟鸣响，但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新的邪恶帝国，德国皇帝承担了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角色。1914年8月，一切注定，威廉二世军队的所作所为将英国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以来第一次卷入欧陆战争：他们侵入低地国家，攻击比利时。

当时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从来不是引人入胜的演讲者，但他在议会关于向德国宣战的演讲又带回了陈旧的主题：

我相信没有任何国家曾卷入这么巨大的争论，这是我们所知的最伟大的历史时期之一，对此有更清晰的意识和更强烈的确信：我们不是为了侵略、不是为了保有一己之私利而战，我们是为捍卫对保全世界文明至关重要的原则而战。

1914年9月19日，阿斯奎斯的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劳合·乔治引用威廉二世对即将开拔去前线的部队的演讲作为开始。“记住，德国人乃是上帝的选民。”威廉二世（据说）这样说。

上帝的灵与我，与身为德国大帝的我同在。我是他的剑，他的武器，他的副手。不从命的人有祸了，懦夫与不信的人必遭死亡。

劳合·乔治明白其中的寓意。对威廉二世身边的一些人而言，至少这是新的邪恶宗教的呼召。依劳合·乔治的措辞，这是威廉二世和他的奴才们所想的：

条约。条约束缚了德国的手脚。拿剑砍掉就行了。小国。小国阻挡了德国前进的道路。用德国的脚后跟把它们踩入泥沼。……英国。它是德国主宰世界的恒久威胁。从它手里把三叉戟抢下来！

劳合·乔治能看到将走向何方。

不仅如此，德国的新兴哲学打算摧毁基督教，这种提倡为他人牺牲的病态感伤主义，全然不对德国人的胃口……自由将消失，民主亦将遁迹。人类的前途将一片黑暗，除非英国和英国老百姓出面扭转乾坤。

撒旦又一次举剑，前去摧毁基督教文明、小国、英国海军和英国的自由。

当德国经由比利时发动侵略，陈旧的模式愈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英国急于为其事业进行国内公共舆论动员和赢得中立者的支持，于是公布了一系列关于德国暴行的令人震惊的指控。例如，前英国驻美大使、西奥多 ·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好朋友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公布了一份记录德国在比利时城市哈瑟尔特暴行的报告：

几个儿童遭到杀害；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手脚被钉在农舍的门上，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但证据充分，让我们必须承认暴行已发生。

报告也引用了目击者关于德军推进到梅赫伦的证词：

我看到一个小孩出了房子，我看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小孩大约两岁。孩子走到路中间，正好挡了士兵的道……右边一个人出列，双手将刺刀捅进了小孩子的胃部，用刺刀将孩子举到空中，再用刺刀把孩子运走，他和他的同伴还在唱歌。士兵用刀刺时，小孩发出惨叫，随后就再没有声音了。

即使不是全部，大部分这类指控在战后被证明并不足信。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这并不仅仅因为冲突是如此具有破坏性和可怕。1917年3月，美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两个最大的英语国家、克伦威尔和光荣革命的继承人自法国战争和印第安人战争以来首次并肩作战，那两次战争发生时北美殖民地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在愤怒的分离岁月中，两个强国不时站在不同的战壕中，但苹果掉下来不会离树太远。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把他们的战争看作对邪恶帝国的抗争，虽然有时邪恶的中心在伦敦。即便在独立战争最火热的时期，美国人也不认为英国文明是邪恶文明；他们认为英国文明是自己的文明，因此显然是好的文明。但他们却曾争辩说，美国革命是英帝国内部善与恶之间恒久战争的最新回合。对殖民者而言，英国历史是传统的英国价值观——法治、民权、限制君主在征税和组建军队方面的权力——和毫无约束、不讲道德的凶险堕落的王廷力量之间的漫长战争。1215年，英格兰国王约翰在兰尼米德被迫签署《大宪章》，至少承认了他的一些臣民的权利，循此逻辑，美国革命也是这样一场战斗。克伦威尔和热爱自由的圆颅党人为摧毁腐化骑士集团（这些人很可能支持天主教）而引发的英国内战亦然。革命者的标签贴在了保王党身上，在战争中支持乔治三世和诺斯勋爵（Lord North）的美国人被称为托利党人——这个名称最早给予了为詹姆斯二世而向威廉三世宣战的爱尔兰天主教势力。

在美国内战中，北方人和南方人都从英国历史中寻找依据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和解释。北方把自己比作圆颅党，南方则声称自己代表来源于骑士制度的骑士精神和贵族政治，同时有几分自相矛盾地以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为先例来为自己辩护。南方将联邦政府与滥用权力的英国国王们相提并论；若政府滥用职权，公民有权反抗。

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为北方在葛底斯堡发表重要演讲，同日林肯也发表了著名演讲。英国上议院议员罗素伯爵（Earl of Russell）和众多英国贵族一样对南部邦联抱有同情，他新近用1640年和1688年的先例指明南方反叛的正当性；埃弗里特绝不同意，向伯爵指出情况非常不同。在美国内战这一最伟大的战场，在一次纪念成千上万名献身的联邦士兵的活动中，提出南部邦联反叛的合法性建立在英国历史事实之上这一复杂的论点，对埃弗里特和他充满赞同的听众而言似乎完全适宜。南方将其反叛与美国革命相提并论？埃弗里特指出，1776年美国人在议会中没有代表。然而，在内战爆发之际南方在政府中得到了很好的代表：

一个持公正立场的反抗乔治三世的美国革命的后裔本应怎么考虑，如果殖民者在议会中一直被非常公平地代表，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汉考克、杰斐逊和在邮票中留下肖像的革命者会在两个世代均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并治理帝国的政府？

南方扬言要为宪政自由的原则与北方开战，就像英国人在英国内战中对查理一世、光荣革命中对詹姆斯二世的反叛。但这种类比也是错的。

1640年的清教徒和1688年的辉格党反叛专制政权以建立宪政自由。如果他们会因查理和詹姆斯这些君主赞成平等权利而奋起反抗，并且为了他们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以奴隶制为基石”的寡头政治，他们本可为南方的反叛者提供一个先例，但因皮姆（Pym）或萨默斯（Somers）的雄辩，他们的理由并不成立，汉普登（Hampden）或罗素（Russell）的鲜血也未印证他们的理由。

指出“基督王国每个教会的连祷”与英国国教会意见一致，认为向上帝的祈祷会令我们免于“暴动、密谋和反叛”，埃弗里特继续援引玫瑰战争和英国内战的先例，说明曾因内战而分裂的国家可以得到完整修复。

在20世纪的战争中，美国人和英国人并肩作战。在这些战争中，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与克伦威尔、艾迪生和皮特的诉求产生了共鸣。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丘吉尔和罗斯福、撒切尔和里根在争取动员公共舆论、面对他们的时代所遭受的挑战时，都从痛击邪恶帝国的丰富传统中汲取养分。

就像那些寡廉鲜耻的前辈，威廉一世/希特勒/裕仁天皇/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无可救药地反对所有美好的事物；他们邪恶的哲学令他们不受道德约束；他们的军队犯下违反人权和国际法的罪过；向他们开战是为了捍卫所有正派的世人；就算是建立最不可能的联盟反对他们也具有可取之处；他们的目标就是获得对全球的统治，并招募了第五纵队以力图从英国和美国内部着手进行破坏。不管他说俄语、德语或日语，或悬挂鹰徽、纳粹标志、日出之阳，或臂章上镶着锤头和镰刀，邪恶国家的策略和目标从未改变。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20世纪加上一系列新的论证：共同的起源、共同的价值和两国的共同命运。两国的领袖都谈及两国间深厚的纽带，这建立在历史记忆和相互联系中，埃弗里特在葛底斯堡亦如是说。美国卷入一战后不久，时任纽约联邦储蓄银行行长的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向一群自由公债销售者讲述了英美人传统和反对暴政的长期战争的故事：

在四百余年的时间长河中，我们讲英语的民族和我们所容留的其他国家人民在宪法基础上发展了我们的体制。40年来……德国对权力充满贪婪，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结构，其基础是个人专制政府这一全然不同的理论，由此他们发生冲突……问题是，谁会赢得胜利？这是人类所曾面临的最大问题——宪政政府与以个人为中心的、以德皇为首的军政府。

美国政治家在论证方面不像他们的英国同行那样急迫；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一个太好的政治家，以致遗忘了爱尔兰裔选票的重要性。

但到痛击邪恶帝国的时候，美国人迅速显示出他们能和英国人一样大打出手。前任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将一战称作“基督教文明原则与异教残忍行为和野蛮武力原则之间的伟大战争”。对J. P．摩根（J. P. Morgan）而言，形势同样严峻：“全德在 ‘主宰或消灭世界’的呐喊中开战，我们公认由德国主宰世界将彻底摧毁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

伍德罗·威尔逊向国会发表的战争咨文强调了类似的主题：德国是全人类的敌人。它“把法律或人道的所有限制抛在一边”；它对那些医务船只和为痛失亲人的比利时人民带去救援物资的船只发起的系列袭击，揭露了它“毫无同情心或原则”；德国发起了“一场反人类的战争”；德国人的罪行“切入人类生活的根基”。

福音布道者比利·森戴（Billy Sunday）用更平易的语言进行陈述：“基督教与爱国主义是同义词，地狱与卖国贼是同义词。”普利茅斯公理会教堂由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牧师建立，这一位于布鲁克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教堂见证了近400次演讲，讲述德国在比利时和其他地方的暴行。

德国是全人类的敌人，像拿破仑一世、雅各宾派、波旁和哈布斯堡这些老敌人一样，对英国和美国的内部结构感兴趣。在宣战之日，议会授权政府发表关于敌对国家侨民待遇的规章。基于《外侨限制法案》，英国政府要求所有敌对国家侨民进行注册，防止他们拥有武器、炸药、无线电和汽车，甚至信鸽也被禁止。敌对国侨民经常光顾的酒吧和餐馆可被关闭；3万多名此类侨民最终被拘留。

在美国，德裔是排在英裔之后的第二大单一民族群体，对国内敌人展开的战争也达到了非同寻常的水平。

1917年4月，所有14岁以上、仍是德意志帝国“本地人、公民、居民或国民”的男性被宣布为敌侨；第二年，国会扩大范畴，将14岁以上的妇女和女孩也包括在内。根据伍德罗·威尔逊在宣战之日颁布的条例，敌侨不能拥有火器、航空器或无线电设备。他们不能在出版物中“攻击”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只能生活在总统允许的区域并按照总统的指令迁徙。12月颁布的新条例禁止敌侨进入哥伦比亚特区，或靠近铁路、码头、仓库设施。敌侨不能航空旅行。司法部长得到授权颁布任何他认为适宜的对敌侨的限制法令，并且要求侨民每周到地方当局进行登记。

1917年，《反间谍法》将螺丝拧得更紧。正如英国在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战争时期检查包含颠覆出版物的邮件，美国邮政总局基于这类判断可以拒绝递送故意妨碍战争行动的物品。根据这一法令，《国家》杂志被禁止邮寄，其他十余种社会主义出版物也在禁邮之列。《对敌贸易法》授予邮政局长额外审查权；在向报纸主编们解释这一条例时，艾伯特·悉尼·伯利森（Albert Sydney Burleson）局长声称出版物不能

说本届政府参战是错误的，参战的意图是错误的，或对政府参战动机有任何指责。他们不能说政府是华尔街或军火商的工具……这是一个错误表述，是谎言，是不被允许的。

显然这还不够。1918年5月，《惩治叛乱法》加强了已有立法并将“妨碍国家军队的成功”列为罪名，如阻碍政府公债发行，或言行损害美国目标或有利于敌人。全国25万名志愿者签约协助联邦调查局的前身机构识别叛徒和间谍。德裔美国人被掷石头、被殴打、被鞭笞、被骚扰、被监禁、被排斥和被嘲笑。一些州的公立学校禁止教授德语，到处都在焚烧德语书籍。一位德裔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的反战立场和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被赶出国会，他继续这么说话显得对美国不忠诚。众议院以311比1的投票结果褫夺了他的席位。

我们内部的敌人被清洗，德皇进入了充斥着拿破仑、路易十四和腓力二世这些战败的侵略者的殿堂，但邪恶并未远离我们。在德皇倒下的同一个时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于1940年的最后一天在全国广播的“炉边谈话”中向美国人民描绘了纳粹的新威胁：

德国的纳粹主子显然表明，他们不仅想主宰他们自己国家的所有生命和思想，也想奴役整个欧洲，随后运用欧洲的资源主宰世界其他地方……换句话说，轴心国并不完全承认，但轴心国宣称在他们的政府理念和我们的政府理念之间可能没有根本的和平……美国没有权利或理由支持和平论调，除非有一天侵略国家有明确意愿放弃其主宰或征服世界的想法。

这个邪恶十足的政权还备有在美国活动的传统第五纵队，美国亟须应对。罗斯福准备好了：

让我们不再对不可否认的事实视而不见，邪恶力量压碎、毁坏并腐化了我们自己国门里的许许多多人。你们的政府对他们了解很多，每天都在将他们查获。

二战中美国对敌侨的监督和限制在众多案例上比一战更强硬；日裔美国人，包括众多生长于美国的日裔遭到囚禁，这是在美国史无前例的举措。

2001年9月，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发动袭击，九天后，乔治·W．布什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古老逻辑再次出现。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永恒的战争：“自由和恐怖、正义和残暴始终在进行交战，我们知道，上帝在两者之间不是中立的。”

奥萨马·本·拉登，小布什总统将他称作“恶魔”，他的“基地”组织寻求实现以往的目标：主宰世界。“它的目标是改变这个世界——把它的激进信仰强加于世界各地的人民。”

我们的战争是各地善良人们的战争——为阿富汗人民的权利、为穆斯林的自由、为所有友好亲善的人们的安全而战。“基地”组织“对我们内部的兴趣”必须得到遏制；因为有共同的事业，与俄罗斯、巴基斯坦这样道德信誉可疑的政府联盟也受到支持。

2001年，英美传统的继承人在又一个五百年后给一个自由的敌人送行，小布什认识到新战争后隐藏的历史。“基地”组织将自己演变成了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继承人，他说，他们将在那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尽头：走进没有墓碑的被摈弃的谎言的历史坟墓”。尽管一些修辞有所不同，国会迅速通过《爱国者法案》，给予政府新的权力反对美国国内任何可能的第五纵队；英国很快跟进，用严格的新法律反对以清真寺为庇护的组织或支持恐怖活动的行为。

老的工厂重又开业；反对撒旦的战争再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