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他们如何憎恨我们
德国《时代周报》的编辑和出版人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讲述了一件事，一名15岁的德国汉堡男生在2003年写了下面这封信给当地报纸。
一个森林里的舒适所在。棕松鼠们欢快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但突然一只黑松鼠猛冲进来，对它的棕色同类穷追不舍。第一伙黑松鼠从美国溜到了这里。从那以后，它们的数量激增……现在，它们的数量和欧洲松鼠一样多了。它们取代了我们心爱的棕松鼠……这是动物王国里的美国化。
黑松鼠最令人惊恐的故事不是出自西欧，也不是出自美国（那里黑松鼠稀少，现存的黑松鼠往往源自从加拿大输入的种群），而是来自俄国的远东。最近BBC报道了一个故事，一群黑松鼠围杀了一条狗，并且吃了它。俄国和其他地方的自然学家对此表示怀疑。传闻说富有进攻性的黑松鼠正在驱赶比它们更文明的竞争者（在美国攻击灰松鼠，在欧洲攻击棕松鼠）没有严肃的科学根据，在自然学家的报告中，黑松鼠并无超常的进攻行为。
隐藏在年轻的汉堡人关注之后的真相是美国灰松鼠（学名为东美松鼠）在欧洲红松鼠（学名为欧亚红松鼠）的部分分布区域里逐渐取代了欧洲红松鼠。然而，灰松鼠并没有追杀红松鼠；红松鼠更喜欢居住的欧洲针叶林在萎缩；而灰松鼠更适合在落叶林和郊区林地生存。
东美松鼠在欧洲的扩散不是独特或孤立的现象。随着人类旅行和贸易的发展，动物种类有时候是搭了旅行和贸易的便车，有时是有意被人带出，也从它们的原居地向外扩散。欧亚红松鼠并不是这一进程中唯一的失败者。在美国，很多欧洲动物和植物种类及亚种数量激增，并且将本地物种驱逐出去。一种猪属的欧洲野猪成为众多美国森林的主要害兽。紫翅椋鸟（一种欧洲八哥）和欧洲舞毒蛾都名列美国农业部网站上的入侵物种清单。杉叶蕨藻，也被叫作地中海克隆草和杀手藻，偶然在斯图亚特水族馆繁殖。斯图亚特水族馆并没有对之加以根除，而是将其传播了出来，直到长到摩纳哥海洋博物馆才被赶回地中海。源自德国的杀手藻已将数千英亩海底变成废地，近来在美国水域也探查到了其踪迹。
汉堡的年轻作者对此背景并不知晓，把表面的也许是有争议的事实，即欧洲红松鼠数量的下降和在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下日益频繁的动物种群迁徙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后果，变成一场完全基于幻想的情节剧。恶毒的美国入侵者在摧毁无辜且有趣的欧洲人。他们对欧洲人穷追不舍并进行杀戮。
另一位担心他“心爱的棕松鼠们”被取代的欧洲人是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的纳粹官员。“奥立弗·克伦威尔总是声称上帝与他的暴行同在，”莱伊1942年写道，“并把他邪恶的士兵看作上帝的选民。丘吉尔和罗斯福学到并牢记残忍伪善的克伦威尔的办法，证明了在过去三百年内英美世界没有变化，完全没有变化。”
德国左翼可能同样尖刻、不留情面。1953年，有一份获得批准的术语清单对德国共产党演讲者如何描述英国人提出了建议，其给出以下词语以备挑选：“麻痹的谄媚者，衰老的人类叛徒，吃腐肉为生的卑屈模仿者。”其他受到推荐的词语包括极端的懦夫和通敌者、堕落的暴民、寄生的传统主义者、花花公子士兵、自负的纨绔子弟。
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民主社会主义党，包括一些演讲者，他们今天会发现一些曾在共产党执政时期使用的绰号，很适合形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同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对这个党来说仍像以前一样是个怪物，演讲者声称这种社会模式留下的“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欧洲资本主义有社会保障，这种保障“在美国不存在”。这些人不是说美国的保障不如欧洲那样慷慨，或没有那么广泛；他们是说完全不存在。显然这些胜出的食人黑松鼠对欧洲人穷追不舍，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很快就会把他们赶尽杀绝。
对世界上很多地方来说，憎恨盎格鲁-撒克逊的一切已成为一项古老而光荣的传统。19世纪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世界上动力最强劲、最先进的经济，仇英心理是当时最普遍的状态；反美主义则是当今的首选形式。但不讨论直接目标的话，从极左到极右，从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世俗的传统主义者、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疯狂的保王党，自克伦威尔时代到现在，谩骂的狂流一直倾泻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盎格鲁-撒克逊领袖们在几个世纪以来用高度一致的元素展开修辞时，敌人们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攻击也一直绵延不断。
当海象和木匠邀请牡蛎和他们一起散步时，有些贝类没有接受。
最老的牡蛎看着他们，
一言不发；
最老的牡蛎眨眨眼，
摇摇沉重的头——
意思是它不会选择离开这个家。
这只牡蛎可能是法国人。在2003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联合国反对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前很久，法国一直是最长久、最一贯地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建设者的国家；是法国最辛苦、最深入地思考他们哪里错了，是法国最频繁地试图打败或至少遏制他们。
现代的对抗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那时英国是路易十四统治欧洲计划的主要障碍。1682年，伟大的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波舒哀（Bossuet）在梅茨的一次布道中谴责了“背信弃义的盎格鲁人”。路易十四本人轻蔑地评论道：“英国是个长满酸臭杂草的小花园。”
美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见证了两国之间意义深远且具有原则性的冲突的加剧。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为自由而战；法国人将此看作文明和有钱有势的野蛮社会之间的战争。“卑鄙粗野”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对邻居的结论。“作为一名法国人，作为一位人民代表，我宣布，我憎恨英国人……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商业民族是不是农牧业民族的对手。”
在法国人眼中，法英对抗是虔敬、以土地为基础和文明的罗马与残酷、攫取钱财、重视海洋和商业的迦太基之间古老战斗的重演。一首反英歌曲依据《马赛曲》的曲调而作，攻击“野心勃勃的迦太基/不正当移民的支持者”, 将折磨法国的所有国内灾难都归咎于英国。
拿破仑掌权只不过是加剧了这种对抗和憎恨。“英国的贪婪和野心终于大白于天下，”1803年法国官方报纸《世界箴言报》（Le Moniteur Universel）上一篇署名为拿破仑的文章又一次祭出了反迦太基的主题：“影响她政策和野心勃勃目标实现的唯一障碍是胜利、稳健、繁荣的法兰西；她朝气蓬勃的开明政府；（并且拿破仑冒险地说到自己）她高尚杰出的领袖……但欧洲在观望。法国在武装。历史在记录。罗马摧毁了迦太基。”
迦太基主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现。维希广播记者让·埃罗尔德-帕基（Jean Herold-Paquis）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每天广播，每天都重复他的口号：“英国就像迦太基，必被毁灭。”
法国支持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希望高尚正直的美国农场主与法国解放者并肩反对掠夺他们两者的英国商人。希望很快变成失望；看美国人越久，他们越像英国人。塔列朗（Talleyrand）在法国革命特别险恶的阶段在美国流亡，带回痛苦的新闻：美国人和英国人，不论他们自己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本质上是完全一回事。塔列朗说，每个英国人到那里都像到了家；没有法国人有这种感觉。“确确实实，”1864年埃内斯特·迪韦吉耶·德·奥雷内（Ernest Duvergier De Hauranne）醒悟后写道，“这里不再是美国：这是英国，而且这个国家正确地被命名为新英格兰。”
只是在美国更强大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关联开始在法国人的思想中消失；到了20世纪，恐英心理从法国人（更普遍地说，是拉丁人）思想的最重要位置上逐渐消退，对美国佬的憎恨和恐惧越来越多；美国内战中北方的胜利和紧随其后的法国支持的“皇帝”马克西米连·哈布斯堡（Maximilian Hapsburg）在墨西哥令人震惊的失败，给法国社会发出了恐惧和敌对的冲击波，人们开始思考和平文明的拉丁人和野蛮无情、强大得令人惊骇的美国“种族”在国际赛场上的对决。美西战争加快了法国和拉丁美洲将最大的恐惧从恐英转变为反美，法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无礼的美国佬对温柔友好的西班牙人的野蛮攻击。
“我谴责美国，这是永久犯有危害人类罪的国家。”小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德·蒙丹朗（Henri De Montherlant）如此说道。弗洛伊德（Freud）更温和：“一个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是如此，但依然是一个错误。”“我不憎恨美国，我为它感到惋惜。”
不仅是法国，在世界众多地方，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沙滩清扫和控制世界的方案是右翼和左翼的共同基础。拉丁美洲传统的天主教徒、平民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享这种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三种力量的政治关系历来存在竞争，看三者中谁最有可能击败或阻挠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庇护九世（Pius IX）在众多问题上并不会达成一致，但在面对英美主宰世界的危险时他们意见一致。人们可以发现在伊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存在同样的模式，那里的世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伊斯兰激进主义者都在寻求对英美权力的抵制。
很难说这种自发形成的系统性憎恨和恐惧，以及对英美文明和权力的反对应该怎么称呼。这是一种元意识形态，如母亲般喂养着左右两翼的孩子。这超出了仅仅是反美主义，或仅仅是恐英主义的范畴，尽管两者都包括在内。
虽然是塑造世界历史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并没有一个名称。“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Waspophobia）是最切近的描述词语：恐惧和憎恨英美文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不论我们怎么称呼它，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他们所作所为的憎恨和恐惧是驱动世界的发动机之一。
成为一名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仅仅憎恨英国或美国，或憎恨这两国是不够的。就像罗伯特·莱伊一样，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需要对英美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有一个综合完整的观点，相信英美文明从核心上就是邪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策和实践证明了自身内部的罪恶。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辩护者，他认为美国是“一台机器，一台冰冷的、看不见的、没有理智的机器，其中的人只是一枚无关紧要的螺丝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坚守传统的天主教徒还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高尔基对美国的描述抓住了英美文明的本质属性：冷酷无情的机器，对个人没有一丝关怀。
残忍和贪婪在服务于顽固、专制和完全没有人性的权力欲时，会因粗鲁傲慢的伪善而更可怕，散发出无法抵制却令人无法容忍的粗俗：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们自17世纪以来对我们的评价。
非同一般的冷酷和无情，这是一切的起点。英国与西班牙战争的英雄，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和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可能并经常被描绘成袭击西班牙领土的海盗，贪婪而不顾战争法，后世由此把英美看作“空中劫匪”，在二战中用倾泻暴雨般的火力摧毁了欧洲的城市。（英国轰炸了鲁昂这座圣女贞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城市后，维希宣传机构制作了一幅海报，声称“他们总是回到犯罪现场”。）
一位西班牙年鉴学家描绘了德雷克在圣多明各的行为，在那里这位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喜爱的水手发动了袭击，他的手下“严重地冒犯了我们天主教徒的虔敬，他们侮辱了最受尊敬的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肖像，砍掉了它们手脚，将它们当成座位或用它们烧饭……两个年老体弱的修士没有力气逃走……因为抗议这种行为被拖出来，在公共广场上被绞死”。
这种反对英美国家暴行的宣传并不难找到。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征战即使用那时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令人震惊。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对苏格兰高地部落的镇压因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的小说而广为人知，成为欧洲世界的巨大丑闻。格伦科大屠杀——在对整个村庄进行屠杀之前，忠于威廉三世的部队作为客人在苏格兰高地人的村子里度过了12个冬日——令欧洲舆论在充满暴行的时代也陷入惊骇之中。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年代，近代大多数时间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令人既羞耻又恐惧。盎格鲁-撒克逊人领导了对众多欧洲之外土地上的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给欧洲大陆的批评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来攻击海象和木匠的道德优越性。非洲奴隶贸易和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谢尔曼（Sherman）穿越佐治亚（美国南部的一部分，那时法国的舆论错误地相信那里从人种的角度来讲是“拉丁”的）的远征，英国人关押布尔平民的集中营，战后重建时期美国南方的种族政策，这种种恐怖现在看来与其说是浪漫拉丁色彩的，不如说是侵略成性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所有这些元素组合成了这个种族的肖像，只有它对黄金的贪欲才和它对权力的贪欲相匹配（当然，现代是对石油的贪欲）。
对英美人在战争中的残暴所进行的抨击在20世纪仍在持续。德国宣传机构抨击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海军的封锁及其所导致的欧洲饥荒和食品短缺，认为这是谋杀数百万无辜平民的蓄意行为——很相像的是，两次海湾战争间对伊拉克的禁运被攻击为冷血行为，用无助妇女和儿童的苦难作为政治武器。二战中英美的恐怖轰炸在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袭击中达到顶点，这在战争中被德国和日本引用，后来又被共产主义者引用，以激起对作恶者的憎恶和愤恨。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国际新闻社的新闻充斥着有关暴行的故事，一些是基于事实，其他则由苏联和共产党宣传机构和假情报办公室捏造而成。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后，美国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虐囚的报告和有关费卢杰等伊拉克战场的平民苦难的详尽描述是这一暴行长单上的最新内容。这种观念将经典的苏联冷战宣传与截然不同的伊朗理念混合在一起，正如2006年2月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 - 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回应小布什总统时所说的：
这些人的胳膊肘浸在其他国家的鲜血中。世界上哪里有战争和压迫，他们都参与其间。这些人用他们的工厂制造武器。这些人在亚洲和非洲发动战争，杀害千百万人民以促进他们自己的生产、就业和经济。这些人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细菌并输出到别的国家，从而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这些人在上世纪主导了数场毁灭性的战争。仅在一场世界大战中他们就杀死了6000余万人。
一位叙利亚新闻工作者持相似观点。“谋杀在美国文化的基因中根深蒂固，”胡斯努·马哈里（Husnu Mahlli）博士在据说与政府有关系的土耳其报纸《叶尼萨法克报》（Yeni Safak）上写道，
让我们回到费卢杰（的主题）……美国人用伊拉克平民做人肉盾牌来保护他们自己……对没有信仰、奸诈阴险、杀人成性的美国人，人们不能有什么期望……费卢杰清真寺爆炸后，美国士兵对着清真寺的墙撒尿拉屎，进行亵渎。在搜捕完人们的家后，美国士兵剥光妇女和女孩的衣服，并猥亵她们……美国人想毁灭这一地区所有人的人类价值。就像沙龙（以色列总理），美国人想玷污和羞辱我们，践踏我们的尊严。美国人与沙龙一道想把我们拖进绝望和自弃，从而奴役我们。
盎格鲁-撒克逊人用残忍服务于其贪婪，这一主题成为众多观察者用以解释神秘事件的关键性组织原则。“别斯兰：屠杀责任指向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篇文章的标题，此文于2004年9月27日由自我认定为中立不结盟的新闻来源Voltarienet. org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登，讲述了300名俄罗斯学童死于和车臣有关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俄国军事分析家论证说可怕的事件是更广阔的盎格鲁-撒克逊阴谋的一部分，其意在北高加索推进美国和英国的利益，报道引用了一些专家的名字。无情、贪婪、残忍和影响深远：盎格鲁-撒克逊威胁之“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甚至追捕孩子以满足他们对石油的贪求。
很遗憾，对盎格鲁-撒克逊暴行的控诉并不总是如此偏执且不切实际；事实上远非如此。但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与众不同的标记并不是对英美暴行的敌意。反对罪恶不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讲英语的世界中很多最伟大的领袖也谴责并与这类罪恶作战。在攻击奴隶制时，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揭露英国工厂和作坊的状况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为爱尔兰寻求地方自治时，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与种族隔离斗争之际，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不是反美者。众多揭露英军和美军在不同战争中错误行为的新闻记者之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国主义；他们是力图拯救病人的外科医生，而不是挥舞斧头砍杀的杀手。
当然，如果英美人可能为他们国家的各种邪恶和罪行而感到震惊并进行抗争的话，外国人指出罪恶的存在，谴责并反对他们，这没有错。反对美国在越南或伊拉克的战争并不必然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相信美国印第安人未获得很好待遇，这也并不会引发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
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者，与人道主义者相反，他们绝不仅仅把这些暴行看作军事史上的事件。它们是内在的兽性的表征，是窥探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灵魂的窗户——看到潜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心脏之中可怕而空洞的残忍。它们不是年轻士兵一时冲动犯下的放纵、鲁莽或令人遗憾的判断错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认为它们曾经过冷静的计算，是故意犯罪，致力于获得收益，并且没有什么比它们更能揭示盎格鲁-撒克逊人非常伪善地称之为“文明”和“文化”的核心中没有底线的道德堕落。
暴行从家中开始。对众多观察者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以攫取海外权力的残忍反映了英美社会的内在动力，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种残忍可追溯至英国历史的开始时期。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反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经典假设，写下了英国历史中“原始积累”的过程。他说，英国宗教改革、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战争、议会制政府的兴起和英国“自由”的发展都是英国贵族用以掠夺佃农的手段。地主通过圈地运动将佃农驱离土地；城市资本主义者付给那些面临饥饿威胁的几近绝望的前佃农们难以维系温饱的极低工资。信奉天主教和坚守传统的作者，比如希莱克·贝洛克（Hilaire Belloc）和G. 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加入了马克思的抨击队伍。他们批判攻击辉格党。辉格党是詹姆斯二世颠覆者的继承人，同时它认为英国需要开明的新教主义才能通往自由和繁荣。这个批判行为以“辉格迷思”（Whig myth）而为人所知。对于反对辉格党的人来说，近代新教英国的历史是一部犯罪史。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许多作者都将英国宗教改革描绘成对土地寡廉鲜耻的攫取，与其说改革是受宗教驱动，毋宁说是受到英国都铎王朝统治者夺取天主教会财富的渴望驱使。贵族霸占了农民传统上对土地的权利，从而建立无情且不敬神的资本主义。在英国，他们圈起传统上的公共用地，将佃农逐出土地，从而令贵族得益；在苏格兰，1745年邦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即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反叛失败后，高地人被谋杀并被迫离开土地。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乔治五世统治时期，爱尔兰天主教佃农受到无穷迫害，他们的财产被霸占，并受到剥削和强制移民，甚至被绞死。
对于有顽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的人来说，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残忍服务于系统且压倒一切的贪婪，这是英美社会的主导特征。这并不是说有一个特定的地主压迫佃农、偷窃他们的土地，或是有一个特定的工厂主剥削他的工人：为了能够运转，整个英国的土地体系和工厂体系都得建立在偷窃和剥削的基础上。
对于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的人而言，资本主义，至少是在展现出凶猛的自相残杀形式的18世纪，是一个偷窃成性的不人道的体系。此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么想，天主教知识分子也从这个残忍野蛮的体系后撤，他们相信中世纪社会发展出来的所有保护和人性都被这个体系革除了。1792年，宗教裁判所将《国富论》列为禁书。显而易见，被称作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激烈竞争，包括“公平价格”在内的一些传统概念，具有非同寻常的残酷性。
一次又一次，欧陆人关注无比贪婪的盎格鲁 -撒克逊世界，雅各宾派和拿破仑一世经验知识中的“新迦太基”。迦太基是重商航海社会；商人因其财富（那时罗马人仍为自己对物质利益的漠不关心而骄傲，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准确）和贪财而闻名于世。迦太基人也因残忍而著称；那里崇拜摩洛神，仪式包括焚烧婴儿献祭。
“英国人对财富如此重视，当他们对他人表示赞赏时，他们会说他非常值钱，他们甚至能明确说出数目。”法国旅行者约瑟夫·菲耶韦（Joseph Fiévée）在1802年写的《英国书信》中这样写道。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就整体而言是非常赞赏的，这大大有损他在法国的声誉，但他也非常肯定地把美国人归在同一阵营。“人们常常发现热爱金钱是每一个美国人最为根本的首要或次要目标，”他写道，“美国人描绘的高尚可敬的志向，我们中世纪的祖先会称之为基于贪婪。”
共鸣更少的观察者更不留情面。对这一民族性格中不讨人喜的成分证词甚多，费利克斯·德·博茹尔（Felix de Beaujour）在19世纪早期的观察中就包含了常见的控诉：
美国从不浪费机会让自己发财致富。获利是美国人所有话语的主题和行为的杠杆；因此，世界上简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像美国一样在情操上更少宽宏、在灵魂上更缺崇高、柔和美好的幻觉更少，而正是这几方面构成了生活的魅力。美国人为自身利益权衡一切、计算一切和牺牲一切。美国人只生活在个人天地，只为自己而活，将无私的行动看成非常愚蠢的事情，谴责纯粹让人愉悦的才能，显示出对各种英勇和光荣理念的疏远，并且不关注历史。
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相信，英美人为追求经济收益而施暴是其第二天性。确实，用这种方式思考，他们的残忍和贪婪构成了他们不讲道德原则、剥削成性的国际体系的基础。爱尔兰流亡者阿瑟·奥康纳（Arthur O'Connor）为拿破仑撰写宣传材料，对英帝国进行了描绘，其中很多有趣的方面都符合今天的反对者们对美国的世界体系的指控：“一个欧洲尽头的岛屿，人口刚过1100万，横跨世界其他3/4的土地；一只脚踏在美洲广阔的土地上，另一只脚踩在印度，它把非洲交托给未开化和奴隶制，安的列斯群岛的产品会使它进口商品的名录膨胀。”
英国利用这种地位，“通过一种混杂着贸易、勒索、掠夺和朝贡的体系”，搜集商品再用虚高并垄断的价格售往欧洲，由此那些仍保持“疆域自主”的国家也被帝国“在海洋上征服了”。对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而言，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变化甚少；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几乎很难把它阐释得更为清晰。
迦太基幸存下来，拿破仑被放逐至圣赫勒拿岛，在那儿他继续反思这个背信弃义的岛屿的短处。“在我的印象中，你浪漫而有骑士风度，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懊悔地说，显然忘记了他更早的评论：“英国人没有高尚的情操，他们都可以被收买。”
拿破仑的帝国灭亡了，但奥康纳对英美权力体系征服全球的分析获得了一代又一代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评论家的共鸣，他们认为英美体系在讲英语的世界创造了财富，因为他们在现在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方创造了贫困——正如他们抑制了欧洲竞争者的财富和安逸。在随后的岁月中，奥康纳的分析，对那个年代有思想的爱尔兰人而言合乎常情甚至在所难免，对在英帝国体系的束缚和限制下备受折磨的印度人、拉丁美洲人、法国人、德国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埃及人，以及众多其他国家的人而言更是显而易见且不可抗拒的。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希特勒对全球政治的分析、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政治战略都包含这些核心观点，这些观点也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Hugo Chavez）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讲话提供了资料来源。
一些观察者谴责英国，一些观察者则希望进行模仿。德皇威廉二世感到德国需要殖民地以突破英国体系的束缚。日本需要一个在中国的帝国以成为“亚洲的英国”，这是日本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所期望的。其他日本人则指望美国人，他们提倡“亚洲门罗主义”，这会给日本在这一区域与美国在美洲同样的垄断权力。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认为德国需要广袤的资源区域，如此德国的人口可达到在长远时段维持强国所必需的规模，这基于他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地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发挥效用的观察。
但不论你是想与他们作战，还是以他们为榜样成为世界强国，故事都很明晰：首先是英国人，随后是美国人在残忍和贪婪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帝国。
这类堕落的社会当然不能创造出体面的文化或生活的品质，一长串的不以英语为母语的观察者描绘和分析了英语世界令人震惊的文化匮乏。法国又一次占了主导地位。“在国家的光鲜之下，英国人郁郁不乐地寻欢作乐。”1638年叙利公爵（duc de Sully）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么写道。
古代的迦太基没有高雅的文化，新时代的迦太基也没有。“我读了（莎士比亚）, ”1803年，拿破仑告诉他的顾问们，“根本比不上高乃依和拉辛（Racine）。他的所有戏剧都无法卒读；真是令人怜悯……法国无须羡慕英国的任何东西。”
“英国人是欧洲最不开化的民族，”约瑟夫·菲耶韦写道，“你发现他们天性不善社交，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高度重视金钱；二是他们厌倦有妇人在场；三是他们对自己的夸张印象，近似于狂热。”
美国人更差。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有个很有名的观察：“美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神奇地直接由野蛮走向堕落、没有惯常的文明间隔的国家。”
英美世界是集清教主义和放任于一身的令人恐怖的混杂，融教士与妓女为一体的可怕混合。欧洲来访者频繁地记录下英国安息日的沉闷枯燥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古板伪善。少有社会实验会像美国禁酒令的疯狂一样引来开怀大笑。
此外，美国人强烈的欲望让人既感惊慌又想发笑。法国访问者被口香糖的传播吓坏了，把这看作恶魔般的美国式健身，让下巴更强健、欲望更强烈。当代美国既是世界最肥胖的国家，也是纳粹式营养痴迷者和食物偏执者的家园，这成了全世界的笑料。没有什么比注重养生的肥胖疯子不停地狂踩跑步机更有盎格鲁-撒克逊特色了。
然而，这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单一的粗野：女性的莽撞无礼，道德的伪善自负，橄榄球这类野蛮的运动，或是啦啦队这类最有力地击中欧陆人的不可思议的行动。大众文化粗俗——这在英国的音乐厅已是显而易见——证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已经掉进了可怕的深渊，对世界在欧洲本土所呈现的一切真善美构成威胁。
乌拉圭散文家和批评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e Enrique Rodo, 1872～1917年）才华横溢地描述了这一前景，他的《爱丽儿》协助形塑了一个世纪来拉美对美国的回应。罗多说，我们曾经认为英国人差——他们的实证主义，他们的实用主义，他们对占有专一的执着到了忽视更高尚的文化和价值的地步，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可怕的。但美国人更糟糕——他们是好的品质没有留存、坏品质吞噬填满了空间的英国人。英国贵族保护英国社会免于商业阶级引发的最坏后果，但在美国，“没有樊篱减缓粗野心灵水位的上升，它散布并膨胀起来，就像洪水漫过无边的平原”。
苏联作家根里赫·沃尔科夫（Genrikh Volkov）将问题的来源放在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结构上：“总体上它对人类、对个人和精神文化有敌意，对获取收益有着夏洛克（Shylock）般的激情，不仅存在于血液中，也存在于活生生的灵魂和跳动的心脏中。”
有了夏洛克式的一磅肉，美国体系于是对它疲惫困惑的牺牲者给予“补偿”: “廉价的文化、令人震惊的粗劣电影和电视作品、低品质的展览、色情文学、麻醉毒品和迷幻剂。”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和苏联的辩护者沃尔科夫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但在美国文化这一主题上他们意见完全一致。索尔仁尼琴1978年对哈佛毕业班的著名讲话有一部分可能源自根里赫·沃尔科夫，他是一个伟大的异见者，将美国大众文化归纳为“令人反感的入侵式宣传……电视蠢蛋和……无法容忍的音乐”的令人迟钝的混合。
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是著名的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家，也是穆斯林反美主义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对自己见证的美国文化持相似观点。他首先描绘美国女孩：
美国女孩非常了解她身体的诱惑力。她明白这种诱惑体现在她的脸、她善于表达的眼睛、她饥渴的嘴唇上。她明白她的魅力体现在浑圆的乳房、丰满的臀部和匀称的大腿、光滑的小腿上——她们乐于展现自己，并不隐藏。
美国男人在他的观感中并没有更好：
这种原始性可从粉丝追捧橄榄球的情景中看到……或是在观看拳击比赛或血腥怪异的摔跤比赛中看到……这种景观让人无从质疑那些迷恋并渴望得到强健肌肉的人的感受中的原始性。
所有这些放在一起，即使在教会地下室有监护人在场的舞会上，可怕的事也开始发生：
他们随留声机的曲调起舞，舞池的地板满是敲打地面的脚、诱人的腿、环着腰的胳膊、嘴唇贴着嘴唇、胸贴着胸。空气中满是欲望……牧师……走近留声机，选择一首适宜气氛并怂恿仍坐着的男女参与的歌曲。并且神父（原文如此）来挑选。他挑选了一首有名的美国歌曲《宝贝，外面很冷》。
这种丑恶的底层文化，令人生厌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危险的魅力，具有清教徒式的拘谨却也猥亵淫荡，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让外国人惊骇。相比于巴尔扎克（Balzac）、左拉（Zola）与萨克雷（Thackeray）、特罗洛普（Trollope），大部分时间内英美文化对待性主题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学和艺术更为克制；英国和美国文化中这种社会许可，而并非性许可，震惊了众多外国观察者：下层社会和妇女参与文化制作和大众消费的程度，与弱势的高雅文化和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大众文化之间差异悬殊。
英美高雅文化，如果存在的话，被看作是“庸俗”的：对艺术持敌对态度，与微妙精细为敌。说英语世界中的上等阶级更愿意骑马打猎，而不是聆听歌剧；下层阶级通过音乐厅、歌舞杂耍，以及20世纪以来的电影，对文化的主导性不断加强。
大批量生产和留声机等工艺，放大了平民主义者和说英语世界粗俗的底层文化的影响力。大众文化第一次能够广泛传播。随着电影的兴起，全世界的普通民众都能看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傲慢的女性，独立的工人和农场主，年轻人准备好开始他们自己的生活，不用顺从传统或父母。专为美国大众市场设计出来的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倾泻出来，世界各地的精英和传统主义者对此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并不欢迎。
从拉格泰姆音乐（多切分节奏的一种早期爵士乐）和爵士乐的时代到嘻哈音乐的时代，美国音乐也被看作是文化灾难的标志和对欧洲文明的威胁。在种族和民族性措辞中常见这一危险。乔治·杜哈梅（George Duhamel）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和《美国：一种威胁》（1931年）等书籍的作者，他写道：“北美对画家没有鼓舞，对雕塑家没有激励，没有发表一首由音乐家创作的歌曲，除了单调的黑人。”
著名社会评论家阿道夫·希特勒基于这种先前已存在的欧式分析，曾注意到，“美国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揭示，它一半犹太化了，另一半黑人化了”。诺贝尔奖得主、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优雅地表述了这一点：“美国建立了黑白混血儿种畜场，而不是培养有智慧的精英。”
即便欧洲人谴责美国的种族政策残忍且不公正，他们也害怕美国的非洲一面（America's African side）的蔓延。人种潜台词在1950年《明镜》周刊一篇关于美国音乐的可怕文章中不难读到：这种来自贫民窟的淫荡而有节奏的音乐使美国青少年成为“只受音乐统治的热带丛林部落里幽灵上身的巫医”。一篇关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文章暗示，他主要对“忘形的野蛮人”和“原始人”有吸引力。
近来，阿拉伯世界拥有憎恨美国的能力，因为它虐待黑人——并且蔑视美国，因为该国满是黑人。最近有一幅沙特报纸的卡通画以极度厌恶黑人的想象力，用老一套夸大的讽刺描绘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并用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的耳饰增强恐惧。赛义德·库特卜称爵士乐“这种音乐由野蛮的丛林人创造出来，满足他们的原始欲望，他们对噪声的渴望是一方面，大量动物噪声是另一方面”。
希望捍卫他们的音乐成就的美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海外的同盟者指出，爵士乐能使美国大众音乐最终获得智力上的声望。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未被打动：“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上升，任何因为单簧管的虚伪音符就将流行歌曲等同于现代艺术的人，任何错误地把用 ‘下流音符’装饰的三和音听成无调性的人，已经屈从于野蛮落后。”阿多诺写道，美国大众文化“宣告容忍过度的麻木是自由王国”。
对叙利亚国会议员穆罕默德·哈巴什（Muhammad Habash）来说，美国大众文化的庸俗与他相信的美国生活的尼采式哲学基础有关。“我个人将他看作，”哈巴什这样写尼采，“美国行政机构的哲学家和美国政策的哲学家。”哈巴什特别援引了尼采的格言作为美国今日世界政策的基础：“如果我们想建立我们的文化，我们必须压榨弱者、压迫弱者，粉碎他们，踩着他们的尸体攀爬。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我们必须履行这一职责。”哈巴什告诉我们，这不是对美国文化的攻击；毕竟，尼采是受到高度尊敬的哲学家。
对哈巴什而言，美国流行文化不仅仅是商业；总的来说是通过文化传播暴力和堕落来实现美国社会的尼采式计划。
这一文化今天通过好莱坞等方式出口，这是一种暴力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中电影通常结束于警察喋血，而强盗抽着雪茄拥抱爱人。这一意象美化了残忍，美化了暴力，美化了因其能力和武器而胜利的人。
迦太基由来自邻近的古朱迪亚（Judea）的移民建立，这一观点尚有疑问，希特勒、斯大林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患者常常也是反犹太主义者。根里赫·沃尔科夫对英美社会“夏洛克”本质的攻击狡猾地暗示了在英语母语者的敌人中一个日益重要的主题。
悠长的欧洲传统现在在中东地区开花结果，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党羽的不信神的资本主义与犹太人力量的上升联系起来。1290年爱德华一世迫使犹太人离开英国；他们在克伦威尔治下回到英国，尽管经常被边缘化和备受猜疑，但自17世纪以来他们在英国生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19世纪胜利进入英国政治圈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他在信仰上是基督徒但公开为他的犹太祖先感到自豪，这让全欧洲为之惊讶。19世纪末，尤其是布尔战争时期，大多数欧洲舆论将这一战争解释为对有道德的农场主（布尔是一个荷兰语单词，意为农场主）的攻击，以保护犹太财阀的利益。犹太人和英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对众多观察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主题在20世纪早期出现于法国天主教和民族主义者对德雷福斯事件的宣传中，并成为法国在两次战争之间的一种困扰。“离散的”“世界主义的”犹太人与离散的、世界主义旺盛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是天作之合，在那里人们只相信金钱的支配能力。又一次，美国比英国更差。当范妮·特罗洛普（Fanny Trollope）指出美国与众不同的标志时，她注意到在对收益的热爱方面，美国佬像“亚伯拉罕的儿子们”。
欧陆批评者认为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很快堕落到财阀统治，盎格鲁-撒克逊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和价值只是门面。少数亿万富翁在幕后拉着绳子——而且这些金融家和财阀常常是犹太人。纳粹煽动者欣喜于细述这种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犹太人”串联在一起的联系，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罗斯福有一位犹太人财政部长，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娶了个犹太人。温斯顿·丘吉尔是另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勋爵是反犹主义者，他暴怒的父亲曾经采取行动，使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与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发生同性关系而招致不幸。他指控丘吉尔收取了犹太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4万英镑，提供了内部战争资讯，使欧内斯特爵士和他的伙伴收获了投机暴利。有一家报纸称这一情况是伪造的，道格拉斯便控告这家报纸诽谤罪，并在法庭作证，说丘吉尔
这个野心勃勃的杰出人物，缺钱用又渴望权力，跳进了犹太人的陷阱，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为他装修了房子。
道格拉斯赢得了这场带有嘲讽意味的审判，获赔1法新（1/4便士），并在怒火中继续复印了3万份小册子，指责丘吉尔受到卡塞尔影响。道格拉斯因诽谤罪被捕，案子又回到法庭，如今道格拉斯是被告。丘吉尔和这个生于德国的富有金融家之间的关系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卡塞尔投资了丘吉尔的著作和讲座的收益，给了他相当于2006年4万美元的现金作为结婚礼物。卡塞尔也为丘吉尔在伦敦南博尔顿大街的房子装修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没有证据显示丘吉尔一方做过不道德的事，关于丘吉尔与犹太金融家有隐蔽财务联系的谣言一直存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分子令这一谣言复燃。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国舆论对美国的犹太金融家可能拥有的权力而感到愤怒，比对美国要求法国偿还战争债务还要气愤。在很多法国人心里“夏洛克大叔”替代了“山姆大叔”，反犹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合流而成令人憎恨的犹太-撒克逊权力图景，这不是最后一次。批评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欧洲人哀叹：“自此以后世界将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并受到犹太因素影响。”人们现在可以在伊斯兰网站上感受到这种悲痛之情。
又一次，不只是纳粹在新显示出来的令人惊恐的盎格鲁-撒克逊威胁中看到犹太人的手。犹太人在流行音乐、出版界和好莱坞的成功，有点像新一代非裔美国艺术家和企业家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打击了众多欧洲观察者，他们将它看成盎格鲁-撒克逊/希伯来综合体另一个灾难性的迹象。财阀政治和粗俗与对权力无法满足的贪婪和顽固不妥协的愿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展现在对抗他们的人面前的形象。
犹太人蜂拥至好莱坞，许多著名工作室的领导、演员、作家都是犹太人，这些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能很快融入英美世界的文化权力结构，给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火上浇油，使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憎恨与对犹太人憎恨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显然这两个群体已经开始狼狈为奸，策划一些大阴谋以摧毁世界的道德品质，同时令他们的人民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屈从于原始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人“文化”和资本主义。
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世界
真正的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憎恨美国，因为这是傲慢粗俗的海洋，耀武扬威、无拘无束的暴徒毫无顾忌地践踏脚下只有有教养的少数人才能支撑的复杂微妙的成就；他们憎恨美国，也因为这是一块充满可怕的不平等的土地，全能的财阀将沉默的穷苦大众践踏到尘土里；他们憎恨美国，因为美国像老派清教派一样憎恨娱乐和性；他们憎恨美国，因为在美国颓废的快乐主义中存在着商品化的色情行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既憎恨美国的好战精神和对武力的野蛮使用，同时又轻视美国人的怯懦以及他们在为信仰战斗和死亡上所表现的不情愿。美国人必须受到憎恨，因为他们对世界漠不关心，局限在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中，排斥其他所有的一切；他们必须受到抵制，因为他们永远不屈不挠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人们轻视美国这个卑劣、枯竭和衰微的社会；人们拒绝美国，因为美国有贪得无厌的动力，富有扩张精神。美国人是天真而不谙世故的；美国人善于谄媚又狡猾。美国人是对上帝痴醉的五旬节派信徒；美国人是愤世嫉俗的犹太人的机械手，没有宗教或世俗价值观。美国人是像霍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这样又肥又懒的电视迷；美国人是精明残酷的商人，凭借既冷淡又邪恶的超常智慧无情地剥夺对手的财富。美国男性是鲁莽、决断迅速的牛仔，践踏所有的限制和文明规则；美国男性是女性化的懦夫，臣服于跋扈妻子的指尖。美国女人是荡妇和勾引者，轻易就和任何男人睡觉；美国女人是脸形瘦削、冷漠又刚勇好战的男人杀手，毫无女人味。美国是一块柔软却悲哀的土地，这里尽是哀鸣者和需进行十二步疗法的上瘾症与强迫症患者，他们自恋般地斤斤计较于情感问题；这里是机械性的野蛮土地，赢家吃掉输家，团结和同情在脚下被踩得粉碎。美国压迫和镇压它高尚的黑人少数族裔；美国是堕落的杂种社会，大众文化向世界易受伤害的青年人喷射出非洲的污秽。美国用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危害世界和平，不负责任地对国际体系产生威胁；美国无情且不人道地挑起战争，全世界都对它愤慨并抵制。美国是邪恶的，因为它是基要主义者和基督徒；它是邪恶的，因为它被犹太人统治。
这一模式的反美主义不仅是一种情绪；它包罗万象，尽管不一定一直是这样一种连贯的世界观。作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和阿维夏·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把这和一种他们称为“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的现象联系起来——欧洲和非欧洲的作家和政治思想家进行了诸多尝试，发展出一种反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多个方面的连贯意识形态。西方主义与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共享对自由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系统化憎恨和嫌恶；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主义者可能不会将英国或美国（或两者兼有）作为他们憎恨的这种现代性的首要来源和主导力量，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则会这么看。
讽刺的是，对非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西方主义者而言，法国经常是主要的恶棍。为将德国文化从法国启蒙运动令人憎厌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而战斗的德国浪漫主义者，反对法国文化和政治控制的阿尔及利亚叛军，反对世俗现代性的传统主义天主教徒，以及既要分离教会与国家又要将教会在国家中边缘化的激进雅各宾传统，都把法国大革命（由共济会和巴伐利亚光明会协助）看作折磨人类的罪恶渊薮。再往东，俄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满是西方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或其他人——他们起来反抗他们眼中冷酷残忍的德国启蒙之光，保护俄国灵魂丰富的内在世界。在中亚，西方主义者需要消灭令人憎厌的俄国的西化影响。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在世界上取代和压倒法国、德国和俄国的权力，西方主义开始更紧密地与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联系在一起——正如美国人逐步代替英国人成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想象中十恶不赦的恶魔。西方主义本身不太可能消失，但对美国的关注增强了。对西方主义者而言，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一种趋势，憎恶美国是这种趋势的最纯粹的表现。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会憎恶西方的其他地方，因为这部分世界充斥的美国社会价值和理念最多，最像美国；西方主义者憎恶美国，因为他们最蔑视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在这里表达得最纯粹，并且拥有政治同盟。
在西方主义者和反美人士中也必然有反犹主义者。西方主义者和反美人士憎恶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和/或以色列人是西方或美国人的同盟者；反犹主义者憎恶西方和美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奴隶。
对所有三类憎恶现代性的人来说，美国和它所代表的一切远胜任何其他烦恼。美国，它的文化、它的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观溢出疆域给他们造成威胁。这种威胁无所不在，全方位且令人恐惧。一位摩洛哥女权主义学者这样描绘阿拉伯男人对于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麦加被置于美国空军保护之下的感受：
敌人不再仅仅是在地球上；他们占领了天堂和星球，统治长久。他们引诱人妻，不论她们是否蒙着面纱，借着电视的天窗。炸弹只是新主人的附带物件。巡航导弹用在大场合，造成无法避免的牺牲。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用“软件”来滋养我们：广告信息、青少年歌曲、每日科技资讯、文凭课程、要掌握的语言和代码。我们的奴役状态流动易变，我们遭受羞辱而麻木不仁。
在当前条件下，到处都充斥着现代消费经济的商品，到处都是携带当下媒体信息的电波，美国无所不在。无形中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公共舆论和精英中强大的部分都引进了“美国化”这个项目——从经济层面而言，如果不是从政治层面来说的话。帝国主义不再是有关征服或殖民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入侵，是基于消费主义的征服，有如二战后困扰法国知识分子的恐惧：马歇尔计划会使法国臣服于“可口可乐化殖民”。
“我们穆斯林的生活空间里，还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没被美国腐化的？”埃及人塔里克·希尔米（Tareq Hilmi）如此写道。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美国运用国际体系分化、削弱和剥削倒霉的伊斯兰世界。然而，这里也有希望，它们越大就跌得越惨。引述“著名经济学家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的话，希尔米期待一场迫近的金融危机和崩溃。圣公会对“所多玛”式主教的任命为相信长久以来不知为何延迟的英美巨灾现在即将到来增添了理由。
今天系统化的反美者把体现美国在世界上重要性不断增长的各方面看作旧有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主宰世界的“天命”的一部分。
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不论是听取乔治·W．布什这样的政客讨论美国推进世界民主的使命的人，还是听取美国女权组织急切地在全世界推动确定模式的性别关系并决定运用美国政府的压力帮助它们做到这一点的人，不论是阅读五角大楼的那些强调美国要确保没有国家曾寻求达到与之相同的军事实力的文件的人，或是关注美国商业寻求渗透新的市场同时指出美国人不顾国际反对继续主宰和控制互联网的人，非美国公民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办法来减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这一意愿能获得理解。
对于反美人士来说，这些以及美国权力的其他迹象太让人不安。它们是对人类生活中有价值的一切不断增长的极大威胁。把美国的胜利等同于机器对生命的胜利，这通常是悠久的法国传统，但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最好地诠释了反美观点。美国的文化和生活，即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美国主义”，是人类道路在岔离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后可怕的最终目的地。美国把人生贬损成无意义产品的消费和无意义的事件体验，人际关系把每一样有价值的东西都清空。通过电视引诱人妻、通过电影和电子游戏窃走别人的儿女，这是对非地缘的却仍然是帝国的美国的观感。
20世纪30年代初，海德格尔把苏联和美国看作孪生恶魔：它们都用各自的方式表现出机器、工具手段对真实人生的胜利。至少有一段时间，海德格尔行之过远，把纳粹德国看作让欧洲脱离孪生威胁的最好、最高贵的保护者。就像莱顿和年轻的德国松鼠爱好者，海德格尔害怕可爱的棕松鼠落入富有进攻性的黑松鼠的爪间。纳粹德国倒台后，海德格尔总结道，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罪恶加起来也不敌美国人危险；他希望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话会打通建立有效反美同盟的新路。
今天，海德格尔的观点在众多欧洲和拉美反美主义者中仍占主流地位，不论他们属于左翼还是右翼；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家尽管思考进程略有不同，但结论相似。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的绿党、色彩斑斓的各类后现代激进主义者和激进的穆斯林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把他们联合起来，只有一个议题能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对自由资本主义现代性、以色列和美国的憎恶。
2002年10月，奥萨马·本·拉登向美国人民发布了一条消息，总结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的犹太盟友）的敌人和反对者数世纪来认可的大多数主题。本·拉登发表了一份翔实丰富的控告，将美国人称作“婚外性交、同性恋、麻醉、赌博和高利贷的”民族，“人类历史上可见的最差文明”。
宪法上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违背了上帝的权柄。高利贷这一美国经济的基石允许犹太人操控媒体，并使美国人成为他们的仆人。美国人将淫乱等同于个人自由——这使克林顿总统在总统办公室的不道德行为未受惩罚。美国人赌博。他们剥削妇女，像对待消费品，却声称支持妇女的解放。商业化、商品化的性渗透在美国经济和文化中。美国科学家发明和传播艾滋病。美国的核污染在毁灭世界——并且即便如此，美国拒绝批准京都协议。美国政治只是假装民主；事实上它是财阀体系，犹太人在幕后拉着线操纵。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充满暴力的社会，把核武器投向日本是众多罪行中的一种。美国的伪善无可比拟；美国民主为有特权的白人专设。美国不尊重国际法，尽管它推动其他国家贯彻这类法律。“9·11”后的《爱国者法案》和其他严厉措施完全展示了美国声称捍卫人权的伪善。
尽管反美主义在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中已经取代恐英心理成为主导范式，海象和木匠，连同犹太人仍在世界上有着诸多想象的海滩上出没。提到英国和美国，本·拉登对一位采访者这样说：“这两国的政策对伊斯兰世界最具敌意，这一点众所周知。”他随后回到主题：
我是说在斗争中有两方，一方是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世界十字军，由美国、英国和以色列领导，另一方是伊斯兰世界。
什叶派的伊朗人同样看到老的伙伴关系仍在运作，并准备好抵制它。针对在国际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朗组织以为其革命输出服务的事件，总部设于伦敦的一家阿拉伯语报纸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的一位“理论家”描绘了伊朗针对首要敌人的未来行动计划：
难道犹太人和基督徒没有借着粗暴和压迫取得进步？我们制定了战略去摧毁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并把美国人和英国人斩草除根。
伊朗总统内贾德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也表现出相似的乐观，预测伊朗的敌人会倒台，这是他们弃教导致的结果：“今天，美国、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注定要消失，因为他们偏离安拉的教导太远，这是安拉的应许。”
牡蛎吃完了，沙滩还没扫——海象、木匠和他们的犹太主计长（paymaster）需要受召进行解释。
那些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和秩序的人长久以来寻求从军事、政治和文化层面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权力。四个世纪以来，为抵抗这种威胁而形成的对泛欧洲联盟的需求在欧陆治国安邦的讨论中显得非常突出。查理五世和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尝试在天主教正统的旗帜下，把欧洲联合起来反对迷雾笼罩的岛屿，但失败了。拿破仑催促他帝国的臣民支持他推翻背信弃义的店主所实施的古老暴政；法国知识分子提倡建立一个欧洲联盟，甚至包括1870年以来令人憎厌的德国以抵制盎格鲁-撒克逊威胁。德皇和希特勒都倡议促进欧洲团结，而德国站在无私的立场上，从而抵制盎格鲁-撒克逊威胁。冷战期间共产主义的宣传用尽办法离间欧洲和其盎格鲁-撒克逊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热心于欧盟的人争论说，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才能足够坚定有力地抵抗美国全球化的阴险力量和盎格鲁 - 撒克逊社会模式。让 - 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将海德格尔的反美思想引入战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在共产主义者瓦解西方冷战同盟的进程中发挥了作用。今天这一理念就算不是海德格尔的系统哲学，这一世俗的德国前纳粹思想在西方共产主义者中长久以来颇为流行，而且在中东地区一些穆斯林中成为新的时尚。那些人发现，在他们分别寻找反对和摧毁危险的美国体系及其扩散性工事的有效方法时，海德格尔原则性强的反美主义是有用的工具。
因此，四百年来，两种话语渐渐成型。母语是英语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捍卫、有时促进自由，保护弱者，为穷人提供机会，将道德和民主原则引入国际社会，而且在国内外创建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他们的敌人在同样的现实面前，看到的却是对社会和道德体系各方面的残酷攻击。
人们可以争论这些意识形态的不同是讲英语的国家和它们的邻国之间频繁战争的原因或结果，我们是因为彼此憎恨而争战，或因我们争战而彼此憎恨。
当然，细微之处的阴影多有参差。不是所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都是反犹主义者；不是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讨厌高雅文化。在盎格鲁-撒克逊地盘上也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在法国也有亲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
然而，总体而言，这一结论很难避免，即在讲英语的社会和它们的邻居及对手的频繁冲突中，一些非常真实、非常重要的事情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本质上这是宗教冲突。
希尔米写道：“我们通过厌弃美国而敬拜安拉。”他属于反英分子和反美分子长队中得出这个结论的最新一拨。
克伦威尔说，我们的敌人“都是世界上邪恶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是这个国家存在所面对的敌人……他们怀着很大的敌意，反对任何服事神的荣耀及其子民的人；而在这个国家，这些人看来却更出众，是的，是最受到庇护和承认的——我们不是虚荣地这么说——超越世上所有国度”。
他们不可能都是对的。
漫长的战争
统一的“西方”崛起的传统叙事掩饰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古老且最尖锐的文明冲突：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欧陆持续数世纪的战争。在长年的战争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的欧陆对手在争执中墨水几乎和鲜血溅得一样多，笔墨之战甚至日益超过真正的战事。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向它的批评者学习了一些东西；牡蛎有它的道理。“他们”说的很多关于“我们”的事是真实且重要的。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中学习。
尽管如此，在所有伪善和欺骗、罪行和贪婪之下，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在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战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盎格鲁-撒克逊强权的自由帝国和欧陆不自由的帝国之间确有不同，不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一方有多少过错，令人吃惊的是人们不会想要恢复天主教绝对主义、雅各宾派的恐怖、拿破仑的狂妄自大、普鲁士的尚武、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疯狂的残酷、列宁主义浸透鲜血的“科学”狂热、斯大林的杀人偏执，或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令人头昏脑涨、思想贫瘠的官僚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有人感到，正当或一旦像本·拉登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这样的狂热分子的偏执和恐怖主义像其他那些人一样被丢进历史的垃圾箱，世界对发掘和复兴克伦威尔及其继任者最新对手的教义和实践将同样兴味索然。
在有人努力弄明白这场漫长的战争时，还有其他东西值得回顾：胜利。
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仅与欧洲和其他地方不自由的反对者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首先是英国、接着是美国成为世界强权，且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前所未见。这样说可能没有礼貌，但无损其真实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广阔、最强大、文化意味最显著的霸权——不顾其他有能力发动军事和意识形态战争来反对英美秩序的富裕强大国家的激烈反对。英美人已经不断壮大，越来越富有，而他们的对手遭受耻辱且蒙羞，直到他们学会适应英美秩序。
正如克伦威尔而不是海德格尔会提出的，从17世纪到现在，撒旦和他在地球上的奴才憎恶以英语为母语者，并努力打碎他们的骄傲、削弱他们的权力。强大的邪恶轴心兴起，反对以英语为母语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部队集结和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反对讲英语的世界——然而他们失败了。德雷克烧焦了西班牙国王的胡须；克伦威尔进一步让他悲痛心碎。马尔博罗（Marlborough）打败了路易十四的军队；老皮特（the elder Pitt）摧毁了路易十四继承人的帝国。小皮特（The younger Pitt）组织了对拿破仑的抵抗。威尔逊和劳合·乔治抵抗德皇；罗斯福和丘吉尔粉碎了纳粹，并用天火惩罚了纳粹反全世界的罪行。杜鲁门遏制斯大林；里根活着见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倒台。
在所有战争中，以英语为母语者都有同盟。一直都有这样的国家，常常是更小更弱的国家，它们和艾迪生一样，相信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会“回应受折磨邻居的祈祷”。然而，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孤立或近似于孤立的时刻也反复出现：当整个欧洲在梦魇般的单一权力统治之下，即当一个类似斯大林、希特勒、拿破仑或路易的人看来行将胜利时。极权意识形态的崇拜者自信而狂喜：英美人被轻蔑地摒弃，因为他们是过时的、与此无关的。暗黑领主成功了，联盟瓦解了，黑暗之塔升向天空，末日火山那让人内心充满恐惧的有毒烟雾覆盖着中土世界。
然而总是在最终，不知何故，狡猾的小霍比特人赢了。高塔轰塌，夏尔重又繁盛。纳尼亚兴盛了，女巫逃走了。
这是现代最大的地缘政治故事：英美权力的诞生、兴起、胜利、防卫和继续上升，尽管反对和冲突持续不断、方式更新。今天，了解那一体系最坚定敌人之强烈愤怒和狂热憎恨的最后要素就是连续胜利的历史。对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而言，自17世纪以来，历史被领进了导致灾难性错误的方向；每一次对抗都令英美体系比上一次对抗时更强有力。抵抗是必需的，抵抗也是无效的。在像本·拉登和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这样的人憎恨与反抗的尖叫后面潜藏着一个常识，即历史潮流长久以来偏向讲英语的人。
我们中的其他一些人回望跨越四个世纪的英美权力，询问这意味着什么。显然是这样：上帝是自由的；恶魔不是。很难给出一个克伦威尔、杜鲁门、艾迪生和皮特都赞同的对他们的战斗目标的精准定义，但出于做得更好的愿望，1987年里根在柏林的大声呼喊就有这个意味：“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
上帝是自由的，这是自英国宗教改革以来讲英语国家的根深蒂固的体认，而且如果历史是天意的镜子，他们是对的。自16世纪以来，在每一个世纪里英美人都面临威风凛凛、实施不自由政策的对手，每一个世纪结束时英美人及其领导的世界秩序都比世纪之初更加强大。英美人寻求在不断发展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贸易体系；他们的敌人进行抵制，并建起壁垒保护自己的社会免于盎格鲁-撒克逊实践和理念的破坏效应。这些壁垒的下场是倒塌；盎格鲁-撒克逊人相信这一模式反映的是上帝，或至少是自然力量应许给世界的路。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写道：“有一件事摆在这里，壁垒不讨人喜欢。”
在现代历史中，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像英美世界秩序的发展和兴起这样持久或重要。自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要求德雷克爵士出海抵抗西班牙无敌舰队起，几乎每件事都发生了变化：科技、社会、政治、文化、宗教。过去四百年间见证了空前的变化以更快的速度出现。
但有些事并未改变。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在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治下隐然成形，自由的海权帝国反对团结起来的不自由的欧亚霸权，这一点走向成熟并一直存续。确实，筋疲力尽的海象在海浪中喘着粗气，只是有时抬起患有风湿的鳍，喊叫着用尖利的言辞提出建议（“乔治，现在没有时间摇摆不定！”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准备进行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对第一位布什总统所说的）；但是木匠——曾只是伊丽莎白女王眼中一闪而过的光芒——仍然在沙滩巡逻，一只眼睛瞪起来防着恶魔，另一只眼睛望着深蓝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