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甲骨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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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嵌为何无法成功

波兰尼辩称,若要建立一个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必须将人与自然环境变为商品,而这将导致两者的毁灭。他认为自律市场论者及其盟友,都不断尝试将人类社会推往自毁的深渊。但是,一旦脱缰的市场出现明显的影响时,人们会开始抗拒。他们不愿像北欧鼠(lemmings)一样成群结队跳下悬崖自杀。反之,他们将放弃自律市场的教条,挽救社会与自然以免于毁灭。由是观之,将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就有如拉扯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要给市场更多自主性,就会不断增加社会压力。继续拉扯橡皮筋,不是使之断裂,造成社会解体,便是逼使经济回归社会嵌含的位置。

这个论点的基本逻辑就是基于波兰尼对真实商品(real commodity)与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两者之区分。所谓商品,按波兰尼的说法,就是为市场销售所生产的东西。依此定义,土地、劳动力与金钱都只是虚拟商品,因它们并非为市场销售而生产。劳动力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土地则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货币与信贷在某个社会的供需,全由政策决定。但现代经济学却辩称:上述这些虚拟商品都应该与真实商品一样按同一规则运作。波兰尼指出,这种诡辩有其致命后果。这意味着经济学理论乃是建构于谎言之上,而这谎言会将人类社会推向危机。

波兰尼的论述其实有双重意义。第一重的道德论述指出,全由市场价格来决定自然与人类,是一根本错误。这种论调违反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信念,即自然与人都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向,而此面向同服膺于市场的劳动力与自然格格不入。波兰尼反对将自然视为商品,实际上可说是开创了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先河。要了解他对环境经济学的影响,可参考Herman E. Daly and John B. Cobb Jr. ,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波兰尼论述的第二重意义,就是国家在经济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涵盖于波兰尼论述之下的是他对自律性市场的特殊批评。以生产商品而言,过多的商品导致价格下跌。要重建其合理价格,可借助增加消费及缩减生产来达成。但对虚拟商品而言,这种价格机制的作用却会失效,因我们无法自动增减这些商品的供应。虽说经济体有其自律性,但国家必须不断调整货币与信贷的供应,以避免通货膨胀及萎缩的双重危机。同样,国家也必须为劳工需求的转变提供协助,救济失业工人,为未来劳工提供教育与训练,并调控移民的流量。就土地而言,国家必须通过各种政策,以保障农民不受收成好坏或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而稳定粮食的生产。在都会地区,政府借助环境法规与土地使用法规,来调节土地利用。简言之,由于政府必须管控这些虚拟商品,它也就成为这三个最重要市场的核心。这自然无法支持市场自由论者认为政府应退出经济活动的观点。其他诸多商品亦如是,即市场竞争的前提就是政府的参与。下列一书就贴切反映此点,Steven Vogel, 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虚拟商品的存在,充分说明了何以经济无法从社会中脱嵌。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政府在市场调节上扮演积极的角色,而此角色有赖于政策决定,这些都不能化简为某种技术或行政功能。货币主义者曾数度试图建立一货币供应法则来决定货币供应量,并从而削减中央银行的控制权,但他们失败了。在此状况下,他们采取第二个削减中央银行权限的策略,就是批评它们的角色有如信教徒或占卜者。见William Greider, Secrets of the Temple: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当国家政策朝向脱嵌,即变得更仰赖自律市场时,一般民众便会被逼得承担更多支出。工人及其家属因失业而变得脆弱,农民也因粮食进口而暴露于更多竞争之下。此时,工人与农民也面临国家削减其应有的补助。通常在此情形下,政府需投入更多努力,才有可能确保这些群体能承担支出的增加,而不致从事破坏性的政治活动。这也就是波兰尼所称的:“自由放任其实是有计划的。”我们同时需要政治策略及压制,才有可能推动市场逻辑与其给一般民众带来的风险。这也是波兰尼在讨论英国《新贫民法》时的重点。创造一个劳工市场需要政府大量增加其压制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波兰尼的解释得到后世学者支持,如Karel Williams, From Pauperism to Poverty(London:Routledge,1981)。就《斯皮纳姆兰法案》而言,波兰尼的观点被质疑。对《旧贫民法》两个重要却对立的不同解读,可见K. D. M. Snell, 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 Social Change and Agrarian England, 1660-190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及George Boye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gland Poor Law, 175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