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国际体系

第一章 百年和平

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本书所讨论的就是这一事件的政治及经济根源，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转变。

19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之上。第一是均势制（balance-of-power system），它在整整一个世纪内防止了霸权之间长久而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二是国际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它象征着一个独特的世界经济组织。第三是自律性市场制（self-regulating market），它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第四是自由主义国家制（liberal state）。假如从一个角度将这四种制度加以分类，那么其中两种是经济的，另外两种是政治的。假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加以分类，那么有两种是国家性的，而另外两种是国际性的。这四个制度决定了我们的文明（指西方文明——译者注）之历史的独特轮廓。

在这些制度中，金本位制最具关键性；它的崩溃是这个大变动的近因。当它要崩溃时，其他的制度也在各种徒劳无功的挽救过程中牺牲了。

然而，金本位制的源泉和母体是自律性市场制度。正是这个新制度培植了一个特殊的文明。金本位制其实不过是企图将国内的市场制扩展到国际领域中的一种制度；均势制则是金本位制的上层结构，且局部通过金本位制来运作；自由主义国家制度本身则是这种自律性市场制的产物。19世纪各种制度之系统的关键乃是支配市场的一些规律。

本书的主题是，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Utopia）。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是，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哪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最终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像这样对人类历史中最深危机之一所做出的解释看来必定过于简单。没有比试图将一个文明之本质及精神风貌（ethos）化约为固定的几项制度，试图选择其中一项作为基础并以其经济组织的某些技术特质作为理由来论辩文明之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更愚昧的事。文明就像生命一样，是从许多独立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中产生出来的，一般而言，这些因素无法化约成几个有限制的制度。从制度结构的角度来探索文明的衰落似乎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企图。

然而，这正是我们所要从事的工作。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把目标调整到这个主题的极端独特性上。19世纪文明之所以独特，正是因为它确实是以一个明确的制度结构（a definit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为枢纽。

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都必须能说明这个变动的急剧性。变动的冲力似乎已经被压抑了一个世纪，一连串的事件倾泻在人类头上。战争以其前所未有的形态带动了全球的社会转变，在其中，有些国家被摧毁了，而另一些新兴帝国则在血海中浮现出来。但这一恶魔般的暴力只不过是漂浮在一道急剧而寂静的变迁洪流之上的事物，这道洪流吞噬了人类的过去，却不曾在表面上显出任何波痕！这一灾变的一个合理的分析，必须同时考虑到狂风暴雨般的行动和无声无息的崩解毁灭。

本书不是一部历史的著作，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重大事件之令人信服的前后关系，而是从人类制度的角度来解释它们的趋势。我们将自由地讨论过去的景观，以便从中了解现在；我们将详细地分析若干关键时期，而几乎完全忽视其间的连接点；我们将运用若干不同学科的知识，以追求这个单一的目标。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国际体系的崩溃。我们将试图说明一旦均势制所立足的世界经济崩溃了，它将不再能保证和平。这些内容说明了这个破灭何以会如此突兀，其崩解何以会以如此不可思议的速度进行着。

如果说我们文明的崩溃在时间上是跟着世界经济的失败而来，后者却不是前者的起因。其起源可以回溯到一百多年前西欧之社会的及技术的大变动，以及因此产生的自律性市场的观念。这个事件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才结束，它结束了工业文明史上一个显著的阶段。

本书最后一部分将讨论支配我们时代之社会变动及国家变动的一些结构（mechanism）。明白地说，我们认为人类现代的情况必须从危机的制度根源加以厘清。

19世纪产生了西方文明史上前所未闻的现象，即1815年到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除了克里米亚战争——它多少是个殖民地事件——之外，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及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总共加起来只有18个月。相较之下，前两个世纪中每个世纪平均各有60～70年的主要战争。但在19世纪，就连最凶猛的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也仅持续不到一年，其后战败国能付出空前的赔款而没有任何有关通货的骚乱。

这一实用和平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当时缺乏冲突之起因的结果。伴随着这一和平景观的是各强权与大帝国的内在和外在情况都在不断改变。这个世纪的前一部分，内战、革命及反革命的外力干涉很流行。在西班牙，昂古莱姆公爵（Due d'Angouleme, 1775～1844年，原法皇查理十世之皇太子——译者注）率10万部队攻陷加的斯城（Cadiz，位于西班牙西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省——译者注）；在匈牙利，毛焦尔（Magyar）族的革命在阵地战中几乎打败了奥皇，直到俄罗斯军队开到匈牙利境内，才将它镇压下去。此外，对日耳曼诸邦、比利时、波兰、瑞士、丹麦及威尼斯等国的军事干预显示出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的无所不在。到了这个世纪的下半叶，进步的动力被解放出来；奥斯曼（Ottoman）、埃及和谢里夫帝国（Sheriffian，阿拉伯国名，位于今圣城麦加附近——译者注），都解体了或被分割了；中国在入侵武力的压迫下，向外国人打开了它的门户；在巨大的拉扯中，非洲大陆也被瓜分了。同时，两个强权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力量：美国及俄罗斯。德国及意大利完成了国家统一；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及匈牙利取得或重新取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在欧洲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持续不断的战争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步伐侵入古老文化或原始民族的领域。俄罗斯对中亚细亚的军事征服，英国对印度及非洲的无数战争，法国在埃及、阿尔及尔、突尼斯、叙利亚、马达加斯加、印支半岛（即中南半岛）及暹罗的剥削，都引发了各霸权之间的争端，这些争端通常只能用武力加以解决。然而，这些冲突的每一个都是局部性的，而其他无数的暴力变动事件不是由霸权以共同行动加以对付，就是以妥协含混应付过去。不论使用的方法有何不同，结果是一样的。在这一世纪的上半叶，宪政主义是被禁止的，且神圣同盟以和平之名压制自由，到了该世纪下半叶——又以和平之名——宪法被有生意头脑的银行家们强塞给强横的专制君王。因此，在各种形式的、不断改变的意识形态之下——有时是以进步与自由之名，有时是为了王权和教权，有时为了股票交易及支票簿，有时是以贪污及贿赂，有时借用道德的说辞和开明的诉愿，有时则使用舰炮和刺刀——达到了同样的结果：维持了和平。

这种奇迹般的表现要归功于均势制的运用，它在此导致了一个不是它固有本质应该有的结果。就其本质而言，均势制应该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即各权力单元的生存；事实上，它仅仅假设三个或更多的权力单元行动的方式一定是按着结合弱小权力单元的力量，来对抗最强权力单元的力量的任何增长。在世界史的领域里，均势制和那些借此来维持独立的国家有关。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靠各国之间合纵连横般的战争。古代希腊或北意大利诸城邦的策略，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种各国之间合纵连横般的战争维持了那些城邦长久的独立。同样原则的运用保全了《明斯特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Münster and Westphalia, 1648）所形成之欧洲诸邦的主权达两百年之久。七十五年之后，在《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中，所有签约国正式宣称遵守此原则，它们把这个原则在一个制度中具体化，因而以战争的手段为强国与弱国建立了生存的互相保证。在19世纪时，同样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和平而非战争，这是一个对史家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一个崭新的因素，是对和平之强烈兴趣的出现。传统上，像这样的一种兴趣是被视为超乎国家制度范围之外的。和平与其结果之技能和艺术只是生活的装饰品。教会可能会像祈求丰收一样祈求和平，但在国家行动的领域中它却鼓吹武力干涉；各国政府都将和平的位置放在安全与主权之下，也就是说，放在不依靠最后手段之武力无法达到的意图之下。很少有比在一个社群之中有一个有组织的和平党派更不利于社群的事。直到18世纪下半叶，卢梭（J. J. Rousseau）还指责商人们缺少爱国心，因为他怀疑他们喜好和平更甚于自由。

1815年以后的改变是突然而彻底的。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加强了建立作为普遍利益之和平事业的工业革命的高涨形势。梅特涅（Metternich, 1773～1859年，奥地利首相，神圣同盟的缔造者——译者注）宣称，欧洲人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和平。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 1764～1832年，德意志人，后来成为梅特涅的助手——译者注）称爱国主义者为新的野蛮人。教会及君王们开始推动欧洲的非国家化。他们的说辞基于两方面的支持：当时流行形式之战争的残酷性以及萌芽经济下和平之非常高涨的价值。

跟往常一般，这个新的“和平兴趣”的鼓吹者是那些首先从中获利的人，也就是那些世袭地位受到当时席卷欧洲大陆之爱国主义革命潮流所威胁的王公贵族。如是，在大约三分之一个世纪间，神圣同盟为积极的和平政策提供了强制武力及意识形态上的推动力；它的军队奔驰于欧洲，镇压少数民族，压迫多数人民。从1846年到1871年——“欧洲史上最混乱多事的二十五年” ——和平已不能完全确立，反动的衰退力量碰上了工业主义的成长力量。在普法战争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发现由一个新的权力体——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所代表的和平兴趣的复活。

然而，兴趣跟意图一样必然仍是空想的，除非它们以某些社会制度的手段将之转化到实际政治中。在表面上，像这样的一种实现此种构想的社会工具是付诸阙如的；终极地说，神圣同盟与欧洲协调一样，只不过是一群独立自主国家的结合，而且它们也因此受到均势制及其战争制度的主宰。和平要如何维持呢？

诚然，任何均势制都会倾向于防止因一个国家企图改变现状而无视国际权力之重新调整所可能引发的战争。有名的例子是俾斯麦在1875年因英国、俄国的干预，而制止新闻界攻击法国（奥地利对法国的援助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这时，欧洲协调联手对付孤立的德意志。1877～1878年德意志无法阻止俄土战争，但以支持英国对俄国之逼近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嫉妒，成功地将这场战争地方化；德意志与英国支持土耳其对抗俄国——因而挽救了和平。在柏林会议上，列强提出了一个长远的计划以瓜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所拥有的领土；这终于防止了强权之间的战争——尽管在现状上产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乃是因为各国能事先得知它们在战场上会遭遇到怎样的敌人。在这些例子中，和平是均势制可喜的副产品。

此外，在只涉及小国的命运时，战争有时也因审慎地消除其起因而得以避免。小国受到各种节制以防止它们以各种方法扰乱现状而引发战争。荷兰在1831年对比利时的入侵导致列强对后者的中立化。1855年，挪威被中立化。1867年，荷兰将卢森堡卖给法国；德意志抗议这项交易，因而卢森堡也被中立化。1856年时奥斯曼帝国的完整被认为是维持欧洲平衡的基本条件，并且欧洲协调尽力去维护这个帝国；1878年之后，当列强认为瓜分奥斯曼帝国是维持平衡所必须时，对它的肢解也以同样有秩序的方法来进行，尽管这两个个案所涉及的都是较小民族的存亡。丹麦在1852年至1863年之间，德意志诸邦在1851年至1856年之间，都威胁了均势制；每一次这些小国都被霸权强迫就范。在这些例子中，霸权用该制度赋予它们的行动自由来达成一个共同的利益——碰巧是和平。

但无论是借着适时地澄清权力状况或是强制小国就范来偶尔地避免战争，这与维持百年的和平之间都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国际的不平衡可以因无数的理由而发生——从皇家的桃色纠纷到河口的淤塞，从神学的争论到技术的发明。财富与人口的增长，或是缩减，都会引起政治势力的蠢动；而外在的平衡必然反映出内部的情况。甚至一个有组织的均势制也只有在它能直接地影响那些内部因素并且在不稳定刚萌芽时就加以防范，它才能确保和平而没有永久的战争威胁。一旦不稳的情势累积成冲力时，只有武力才能纠正。常识告诉我们：要维持和平，必须消除战争的起因；但一般人并不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控制必须及于生活的最基层。

神圣同盟因具备了一些特殊的条件而得以达到这个目的。欧洲的王公贵族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亲属体；罗马教会也在中欧、南欧为他们提供一个从最高社会阶层到最低社会阶层的志愿性文官服务。于是这种血亲与神恩的阶级制度融合进一个有效的地方统治工具，只需要加上一点儿武力就可以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

然而，继承它的欧洲协调却缺少这种封建的和教会的触须；它最多只能被视为一个松散的联盟，无法在凝固性上与梅特涅的杰作相比。它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形下才能聚集各强权国开会，而各国之间的猜忌导致了各种阴谋、诡计及外交破坏；共同军事行动变得很少。但神圣同盟以其思想上和目标上的全然一致，加上不时的军事干预才能在欧洲完成维持和平的任务，到此时却能由这个称为欧洲协调的影子实体，使用较少的和较不压制性的武力在世界规模上完成这个任务。要解释此惊人的成就，我们必须去找寻在这种新形势之下未为人所知但强有力的社会工具，它们能扮演旧时代王室和宗教的角色，并且使得对和平的兴趣继续维持下去。这个无名的因素就是国际金融（haute finance）。

19世纪国际银行业的本质至今还没有被全面研究过，这个神秘的机构几乎不能从政治-经济神话的半隐半现状态中浮现出来。有些人认为它只是政府的工具，另一些人认为政府只是它在追求无止境之利益时的工具；有些人认为它是国际争端的播种者，而另一些人认为它是无力之世界主义榨取强国之精髓的工具。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完全错的。作为一个独特的制度而言，尤其是在19世纪的后三十年及20世纪的前三十年，国际金融确实是这个时期之世界政治与经济组织间的主要联系。它为一个国际和平体制提供了各种工具，它在各霸权的协助下运作，但它不是由各霸权本身所设立或维持的。当欧洲协调只是这里那里地发挥作用时，国际金融已经以一种最富弹性的永久性机构在运作了。它独立于任何政府之外——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但与所有国家保持接触；它独立于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之外——即使是英格兰银行——但与它们密切联系。金融与外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论是和平或战争，两者之一在未了解另一者的意图之前绝不会考虑任何长远的计划。而成功地维持全面和平的秘诀，无疑就在于国际金融的地位、组织及策略。

这个独特机构所拥有的人员及动机，赋予它国际性的地位，但其根基却深植于全然商业利益的私人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 18～19世纪德国犹太银行家族——译者注）就不属任何一个政府管辖；以一个家族而言，它体现了国际主义的抽象原则；他们的忠诚只针对一个企业，其信用已经成为迅速成长的世界经济中政府与工业系统之间超越国家的联系。作为一种最后手段而言，他们的独立性来自当时急需一个能赢得政治人物及国际投资者双方信心的独立自主的代理人；而这个分布在欧洲各国首都的犹太银行王国所享有之无实体的治外法权，能为这种紧要的需求提供一个几近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因资助战争而致富；他们对道德考虑是无动于衷的；他们从不反对任何小型的、短促的及地区性的战争。但是，霸权之间的长期战争会干扰到这个制度的货币基础，因而损害他们的事业。基于这些事实的逻辑，当全世界的人民都蒙受革命的转变时，国际金融却承担着维护一般和平的工作。

就组织而言，国际金融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最复杂的制度之一的核心。虽然它是短暂的，但就其普遍性，就其形式与手段之丰富而言，只有人类追求工业及贸易的热衷可与之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后两者的典型与相对物。国际金融本身除了其国际中心之外，还有大约半打左右的国家中心聚集于其发行银行及股票市场周围。国际银行不限于为各国政府融资的计划，它们在战争与和平之上冒险；它也包括投资于外国工业、公共设施及银行并长期贷款给外国的公共或私人企业。国家金融则是其缩影。单就英国而言，就可数出50种不同形态的银行，法国和德国的银行组织也是特殊的。而在上述各国，其财政部的措施以及它与私人金融业之间的关系，都有显著的以及在细节上微妙的不同。金融市场处理各种不同的商业账单、国外付款、金融期票，以及通知存款和其他股票经纪人的设施。其形式则因各国之政体与特性而互有不同，每一种都各具特殊的声望、地位、权威与效忠的对象，都各具有货币与接触、支持社会气氛的资产。

国际金融并不是设计出来作为一个和平工具的。史学家或许会说这个功能是意外地落到它头上的，而社会学家则宁可称之为可适用定律（law of availability）。国际金融的动机是图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必然要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后者的目的是权力与征服。在这个阶段，政府方面我们可以忽略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以及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自主国家的特质使得像这样的区别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不论它的目标是什么，政府都会经由国家力量之使用与增强来努力达成。另一方面，虽然国际金融的组织和人员都是国际性的，但也不能全然独立于国家组织之外。这是因为国际金融作为银行家们参与企业联合组织、国际借款团、投资团体、国外贷款、金融控制或其他大规模交易的活动中心而言，它必须获得国家银行、国家资本及国家金融的合作。一般而言，虽然国家金融比较不像国家工业那样容易屈从于政府，但仍然多少会如此，以致国际金融极想与政府本身保持良好关系。但由于它的国际性地位与人员，以及它的私有财富与私人联系，使得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任何政府，并使它能提供一个新的利益，它没有自己特有的机构，也没有其他的制度能提供它所提供的这种服务，而这种服务——和平——对国家金融是至为重要的。所谓和平并不是不计一切代价的和平，甚至也不是以牺牲主权、独立、光荣或将来取得霸权等为代价所换来的和平，但假如能不做这样的牺牲而取得和平的话，和平仍是和平。

舍此之外别无他法。力量终究优先于利润。不管这两者的范围如何互相交错重叠，最后总是由战争来决定商业的法则。譬如说，自1870年开始，法国与德国就是仇敌，但这并不排除两国间不确定的交易。两国偶尔也会为了短暂的目标而组织银行团；有些德国投资银行私下投资于边界另一边的企业，而不使其投资额出现于资产负债表上；在短期贷款市场上，法国银行方面给予德国贸易期票折扣并依担保物和商业票据担保而给予短期贷款；直接投资可见于炼焦和铁矿的密切结合，或诺曼底的蒂森（Thyssen）工厂，但这些投资只限于法国的特定地区并且一直受到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两方的攻击；直接投资更常见于殖民地，一如德国不断想得到阿尔及尔的高级矿产，或在摩洛哥的共同投资所显示的。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1870年以后，法国官方对德国证券在法国交易所的严格管制没有一刻放松过。法国只是“不愿冒险让外贷资本的力量”加诸自己的头上。奥地利也受到法国的怀疑；在1905年至1906年的摩洛哥危机时，这种管制也延伸到匈牙利。巴黎的金融界要求容许匈牙利证券入口，但工业界却支持政府反对向一个可能的军事对手做任何让步的强硬立场。政治外交的竞争持续不断。任何可能增加假想敌之潜力的措施都被政府否决。从表面上看，这种冲突已经数度看似被消除了，但圈内人都知道它不过是转移到深藏于和谐外表的底层。

或者以德国的东进野心为例。此例中政治与金融也混合在一起，但政治仍占着上风。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争执，德国与英国在1914年6月就巴格达铁路签订了一份全面协定——但如某些人所说的，这已经来不及防止世界大战了。另外一些人则辩称：这份协议的签署证明了英德之间的战争并不是由经济扩张的冲突引起的。这两种说法都不能用事实来加以证明。事实上，这份协议仍留下了主要的争端未能解决。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德国的铁路线仍然不能超过巴士拉城（Basra，在今伊拉克境内，近波斯湾——译者注），而且协议所涉及的经济区也必然会在未来导致双方的直接冲突。其间，各霸权也继续准备战争爆发之日，它比它们所推想的来得更快。

国际金融必须巧妙应付各个大小强权互相冲突的野心与阴谋；它的计划常常遭到外交策略的干扰，它的长期投资常常陷入危险，它的建设性努力也常常受到政治的阴谋破坏和秘密阻挠。而各国的国家银行——没有它们国际金融即无能为力——却常常成为该国政府的共谋，没有一个投资计划是安全的，除非能在事前就分配好参与者的战利品。然而，霸权金融通常并不是金元外交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它为金融界人士的丝绒手套提供了钢筋铁骨。商业的成功意味着无情地使用武力以对付较弱的国家，全面贿赂落伍的政府，以及使用各种狡诈的手段以取得类似殖民及半殖民时代的目标。但国际金融在机能上的决定性地位，使它能不断地避免全面性的战争。大多数政府公债的持有人，以及其他的投资者和商人，必然都会成为这种战争的受害者，尤其是当货币受到影响的时候。国际金融对霸权国所施加的影响力一向是有利于维护欧洲和平的。它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使得各政府都必须在各方面依赖它的合作。因此，每一次欧洲协调的会议都会讨论到它对和平的利益。如果加上在各国国内对和平的向往——尤其是那些已经培养出投资习惯的国家——我们就可以看出何以在当时大约几十个实际上已动员的国家中，武装和平这种恐怖的发明得以从1871年到1914年笼罩着欧洲而没有引发毁灭性的战争。

在许多小国的会议及政策上，金融成为一个有力的调节器，这正是其影响力的渠道之一。对这些小国的贷款及重新贷款，有赖于信用，而信用则有赖于这些政府的良好行为。因为在立宪政体之下（非立宪政体则广受责难），政府的行为会反映在国家预算和与预算分不开的货币的国际价值上，负债国政府都被劝导要小心注意它们的外汇兑换并避免一些会损及预算形势稳固的政策。一旦某国采用了金本位制——它限制金融波动到最低程度——这种有用的准则就变成有说服力的行为准则。金本位制和立宪主义就是使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声息传到许多服膺于这个新国际秩序之象征物的小国的工具。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有时必须要以舰炮来维持势力，但更常以适时地抽动国际货币网的丝线来达到目的。

国际金融的影响力也经由它对世界上许多半殖民地——包括在火药气氛甚浓之近东与北非的衰败伊斯兰教帝国——之财务的非官方管理而确保。在这些地区，金融家的日常工作就会接触内政上的细枝末节，并为这些和平至为脆弱的地区提供实际的行政管理。这也就是何以在面对着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时，这些地区经常能确保长期资本投资的许多必要条件。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今土耳其——译者注）、叙利亚、波斯、埃及、摩洛哥和中国等地投资兴建铁路的史诗是一个艰苦与令人惊叹的故事，令人想起北美洲大陆相似的事迹。然而，尾随欧洲资本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技术上或财务上的失败，而是战争——不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很容易将之隔离），也不是一个霸权加诸一个小国的战争（这是常有且很容易发生的事件），而是霸权之间的全面战争。欧洲不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大陆，而是数以百万计新旧民族的家园；每一条新建的铁路都要穿过各式各样的社会体的边界，其中有些社会体会因这种接触而衰落死亡，另一些则会增强生命力。只有对这些落后地区衰败的政府施以金融铁腕支配才能避免灾难。当土耳其在1874年不偿还债务时，军事灾难立即爆发，从1876年持续到1878年《柏林条约》签署为止。其后的三十六年之中和平也得以保住。这个令人惊奇的和平是由1881年的《穆哈雷姆敕令》（Decree of Muharrem）提供工具而得到的，这一法令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小奥斯曼国（Dette Ottomane）。国际金融的代表受托管理土耳其的财政。在许多场合中，他们精心安排强权之间的妥协；此外，他们也预防土耳其自己制造的麻烦；除此之外，他们则单纯地作为强权的经纪人；就整体而言，他们为债权人的金钱利益服务，并且，假如可能，为试图在这个国家取得利润的资本家服务。这项任务由于下列的事实而更加复杂：这个借款委员会并不是私人债权人的代表，而是欧洲公法下的一个机构，在此处国际金融只是非正式的代表人。但正是这种双重性质的立场，使它成为沟通当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桥梁。

贸易已经变得与和平息息相关。从前的贸易组织是军事性的、好战的；它是海盗、流浪者、武装旅行队、狩猎者及设陷阱者、佩刀商人、城镇的武装市民、冒险者及探测者、殖民者及征服者、搜索者及奴隶商、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的殖民军队等的附属品。现在这些都被忘掉了。贸易现在依赖于一个在全面战争时就无法发挥作用的国际金融组织。它需要和平，而霸权们也努力去保持它。但是，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均势并不能自己确保和平。和平是由国际金融来达成的，它的存在具体表现为贸易依赖和平的原则。

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非和平的过程，而金融资本的扩张则是无数殖民罪恶及扩张侵略的主要挑动者。它与重工业的密切关系使得列宁认定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特别是争夺势力范围、租借地和治外法权，以及西方强权得以压制落后地区，以便投资于铁路、公共设施、港口，以及其他重工业等能取得利益之永久性设施的无数形式。实际上，商业及金融资本是许多殖民战争的原因，但它也是全面灾祸得以避免这一事实的原因。它们与重工业的联系——虽然只有在德国才真正密切——可以同时解释这两者。作为重工业之顶点组织的金融资本与工业的各种部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使得任一部门都无法单独决定其政策。如果有一个部门因战争而获利，就会同时有其他部门因战争而遭受损失。当然，国际资本在战争中会是损失者；但即使是国家金融也只有在极端例外的情形下才能从战争之中获利，尽管它经常足以解释许多殖民地战争——只要它们是孤立事件的话。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由金融家筹划推动的，但和平也是由他们安排达成的。

这样一个全然实用之机构的真正本质——一方面极力防止全面性的战争，同时也在不断的小型战争之中提供和平的贸易——可以在国际法的改变上做最好的说明。当民族主义及工业明显地使得战争更残忍、更全面时，在战争期间使和平贸易得以持续的有效屏障也被建立起来了。历史上记载着腓特烈大帝于1752年曾因“报复”而拒绝兑付欠英国的西里西亚贷款。赫尔希（Hershey）说：“但是在之后就从未有过这类事情，法国大革命战争提供给我们最后一个在战争爆发时没收交战地区之敌人的私有财产的重要例子。”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敌对国的商人可以离境，这个措施在其后五十年间被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日本及美国所遵从。从那次战争开始以后，交战国之间也容许很大幅度的贸易。因此，在美国、西班牙战争期间，中立国的船只可以装着美国的商品（只要不是战争禁运品）直接驶往西班牙港口。认为18世纪的战争在所有方面都比19世纪的战争破坏性更小的看法是一个偏见。就敌对国国民的地位，敌对国国民拥有的贷款、敌产或敌对国商人能离境等各方面来看，19世纪显示出一个在战争期间有利于保障经济体制的决定性转变。只有到了20世纪这个趋势才扭转过来。

因此，经济生活的新制度提供了百年和平的背景。在第一个阶段时，就像拿破仑时代的骚乱所显示的，新生的中产阶级是危及和平的主要革命力量；神圣同盟为了对抗这股动乱的新因素才组织其反动和平。在第二个阶段时，新的经济已经获胜。这时中产阶级本身已经是和平利益的信差，并且比先前反动的神圣同盟更为有力，还受到新经济体制之国家-国际特性所滋养。但在这两种情况中，和平的利益只有在均势制为它服务，也就是为它提供直接干涉各国内政的社会工具时，才有结果。神圣同盟时的社会工具是由教会之精神与物质力量支持的封建制度和主权；在欧洲协调时它们就是国际金融和与其并存的国家银行制。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已经没有必要再加以夸张。在从1816年到1846年的三十年和平时期，大不列颠已经开始鼓吹和平与贸易，而神圣同盟也不藐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贡献。再者，在欧洲协调时的国际金融也经常依赖它与王公贵族的关系。但这样的事实只加强了我们的论点：在这两个时期之内，和平并不是只由霸权国的首相们所维系的，同时也得到一些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具体组织的帮助。换句话说，均势只有在这种新经济的背景之下才得以避免全面性的战祸。但是，欧洲协调的成就远大于神圣同盟：后者只在还没有变迁之欧洲大陆的有限地区内维持和平；而前者则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同一个使命——当时在社会与经济上的进步正将全世界革命化。这一个重大的政治成就是一个特殊体制——国际金融——出现的结果，国际金融是国际活动中政治与经济组织的现成联系。

现在，我们已经能清楚地看出这个时代的和平之体制是建立在经济组织之上的，但这两者的特性却很不一致。因为欧洲协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和平机构，而只是一些受战争机器保护的独立主权政体，所以只有在最广义的意义之下才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的政治和平组织。相反，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却是真实的。除非我们使用较松懈的用法将“组织”一词不限定于一些由中央控制，而且由本身之部门来运作的个体，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一样东西会比这个机构所依赖的，而且全世界都接受的原则更为明确。也没有一样东西会比它的事实成就更为具体。国家预算与军备、国外贸易与原料供应、国家的独立与主权这时都成为通货及信用的功能。到了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世界产品的价格已经成为欧洲大陆数百万农民生活中的主要事项；伦敦货币市场的波动每天受到全世界商人的注意；而各国政府也按照世界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研究将来的计划。只有疯子才会怀疑世界经济组织是人类物质生存的主轴。因为这个制度需要和平以便运作，均势制就被塑造出来为它服务。将这个经济制度拿走，和平的利益就会从政治中消失。除此之外，就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追求和平，在其存在的时候，也没有保护它的可能性。欧洲协调的成功源自这个新国际经济组织的需要，而当国际经济瓦解时它也自然会终结。

欧洲协调在俾斯麦时代（1861～1890年）达到巅峰。在德国崛起取得霸权地位以后的二十年间，它是和平利益的主要受益者。它以奥地利和法国为牺牲品而跻身最前端的行列；维持现状及防止战争——此时的战争只可能是对它报复的战争——是对它有利的。俾斯麦刻意培育和平的观念作为霸权国的共同事业，并且避免做出可能迫使德国损伤其和平强权地位的承诺。他反对在巴尔干半岛或海外的扩张主义；他一贯使用自由贸易的武器对付奥地利和法国；借着权力均衡游戏的帮助，他阻挡了俄国及奥地利对巴尔干的野心，因而保住了盟友并避免了可能使德国卷入战争的情况。这位在1863年到1870年间的老谋深算的侵略者，到了1878年却变成了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及殖民冒险的反对者。他有意识地引导着当时的和平趋向，以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

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期，自由贸易的插曲（1846～1879年）已经到达终点；德国实际上采用金本位制开启了保护主义及殖民扩张的时代。这时德国为了加强其地位而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仓促结成同盟；不久之后，俾斯麦就无法控制德国的政策了。从此以后，大不列颠成为欧洲和平利益的领导者——欧洲当时仍然是许多独立主权国的群体并且受均势制的支配。到了90年代，国际金融达到其巅峰而和平似乎也是前所未有的稳定。英国和法国在非洲有不同的利益；英国和俄国在亚洲也互相竞争；欧洲协调此时虽已残缺却仍继续运作；尽管有三角同盟，但仍然有两个以上的独立霸权，猜忌地注意着对方。然而，好景不长。在1904年，英国与法国就摩洛哥与埃及做了一个全盘的交易；两年之后，它又与俄国就波斯达成协议，而且敌对的同盟也形成了。欧洲协调这个由若干独立国家所组织的松散组织最后被两个敌对的权力集团取代了；作为一个制度的均势已经走到尽头。只有两个对立竞争的霸权集团就使它的机能停止运作。这时已经没有一个第三集团可以和其他两者之一联合起来对抗试图扩张势力的另一者。大约在同一时间，现存世界经济体制解体的征兆——殖民地的争夺及国外市场的竞争——变得尖锐起来。国际金融能防止战争扩散的能力很快地消失了。其后的七年间和平仍在苟延残喘着，将百年和平带到终点的19世纪经济组织的解体已经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依照这种认识，这种和平所依赖的高度人为的经济组织之真正本质对历史学家而言是极端重要的。

第二章 保守的20年代，革命的30年代

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是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组织解体与30年代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联系。除非我们能认清这个因素的根本重要性，否则将无法正确理解这个将欧洲带上末路的制度，也无法理解可以说明一个文明之内涵与形成得以建立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这个惊人事实的一些客观形势。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国际体制的本质直到它失败时都没有被真正认识到。当时几乎没有人了解国际金融制度的政治功能，所以这突然的转变震惊了全世界。在当时金本位制已经是传统世界经济仅存的支柱；当它倾倒时，其影响自然非常突兀。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而言，金本位制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制度；他们甚至拒绝将它看作社会机制中的一部分。因此，民主国家是最后认识到这一灾变之真正本质并且最后应付其影响的国家。即使在灾变已经临头的时候，一些政治领袖仍未看出在国际制度行将崩溃的背后，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有一连串的发展使得此制度变得落伍。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本身的失败仍然没有受到他们的注意。

这个转变的来临比一般所了解的更为突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的革命仍然是19世纪的一部分。1914～1918年的冲突只不过是加速并无限地恶化一个外来的危机。但这个困境的根源在当时并没有被人认清：在生还者看来，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恐怖及破坏是阻碍国际组织运转的主要原因。世界的经济组织及政治组织突然之间都变得无法运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可怕损伤似乎可以对此提供一个解释。但事实上，阻碍战后和平与安定的因素其实与引发大战的因素是同一个。190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逐渐瓦解要对政治紧张及1914年的战争负责；因为消除了德国的竞争——这使局势紧张之原因更加恶化，并且因而大大地增加了达成和平之政治与经济的障碍——战争的结果以及和约的签署使得局势的紧张在表面上看来是减缓了。

就政治而言，战后的和约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矛盾。对战败国单方面解除武装阻止了均势制的重建，因为武力是这样一个制度之下不可或缺的要件。日内瓦会议曾徒劳无功地以一种称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之扩大的、改善的欧洲协调的方式去重建这样一个制度；由于这时缺少独立霸权的基本前提条件，国际联盟规约所提供的磋商及联合行动也都徒劳无功。国际联盟从未真正奠定基础；其第十六款“执行条约”，以及第十九款“和平修正案”都从未被实行过。它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和平问题所能采用的唯一可行方案——均势制的重建——方面毫无进展；所以，这些20年代最出色之政治家们的真正意图根本就没有被一般人所了解，他们继续活在一个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混乱状态中。面对解除一些国家的武装，而让另一些国家保有武力（这种情况排除了任何可行的步骤以迈向有组织的和平）的这个惊人事实，一般流行的态度是认为国际联盟具有一些神秘特性，可以使之成为和平时代的前驱，所需要的只是经常在口头上加以鼓励使之成为永久性。在美国就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如果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话，事情的发展就会很不一样。没有比这更能说明人们根本不了解所谓的战后制度在机能上的弱点——我们在此称之为“所谓的”是因为如果语词有一个意义的话，此时欧洲根本没有任何的政治制度。像这种无可掩饰的现状只有在各国筋疲力尽之前才可能持续下去；无怪乎只有回到19世纪的制度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在那个时候，国际联盟似乎至少应该像欧洲协调在其全盛时期一样扮演欧洲督导团那类的功能，但由于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必须得到全体一致通过这个要命的规定，一些难以驾驭的小国竟成为世界和平的仲裁者。对战败国永久解除武装的荒谬措施排除了任何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应付这种灾难状况的另一个可行途径是建立一种世界性的秩序，并赋予其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的有组织力量。然而，这个措施是全然超出当时的视野的。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更不用说美国，会顺从这样的一个制度。

就经济而言，日内瓦的政策一致强调重建世界经济以作为保障和平的第二道防线。即使是成功地重建了的均势制也只有在国际金融制度复活之后才可能致力于和平。在缺少稳定的交易及贸易自由的环境下，各国政府就会像以往一样将和平视为次要的兴趣，只有在和平不会与它们其他的主要利益相冲突时，才会加以追求。当时主要的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似乎了解到和平与贸易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不但是贸易的保障，也是和平的保障。无怪乎国际联盟一贯致力于重建国际货币及信用制度，并以其作为维护主权国之间和平的唯一可能保障，而世界也前所未有地依赖着国际金融。此时，J. P．摩根（J. P. Morgan）已经取代了罗斯柴尔德成为这个再生的19世纪的守护神。

依照上一世纪的标准来看，战后的第一个十年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但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却正好相反。那十年的内涵是极端的保守并且表现出一个普遍的信念，认为只有重建1914年以前的制度，“这一次是奠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才可能重建和平与繁荣。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恢复旧制度的努力失败了才产生30年代的转变。战后十年虽然有极为壮观的革命及反革命，但它们或只是代表对战争失败的机械性反应，或至多只是在中欧及东欧重演西方文明中熟悉之自由与立宪的戏剧；一直要到30年代才有全新的要素进入西方历史的模式里。

不论其情节如何，1917～1920年在中欧及东欧的动乱及反动乱都只是以迂回的方式重新建立那些战败了的政权。当反革命的烟雾消逝后，在布达佩斯、维也纳及柏林重建的政治制度与战前并没有多大差别，直到20年代中期，这对芬兰、波罗的海诸邦、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甚至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国而言也都是如此。有些国家在国家自由及土地改革方面取得极大的进展——这些成就自1789年以来在西欧是很普遍的。就此而言，俄罗斯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趋势是不假思索地去建立（或重建）一个与英国、美国及法国革命之理想近似的制度。就这个广泛的意义而言，不但兴登堡（Hindenburg）和威尔逊是在西方传统的主流之内，连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也是。

到30年代早期，改变突然发生了。其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苏联的五年计划，罗斯福实施新政，德意志的国社党（即纳粹党）革命，以及国际联盟的崩溃而有利于专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世纪的理想仍然至高无上，它们的影响也笼罩了其后的十年，但到了1940年，所有这些传统国际制度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而且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各国都生存在新的国际环境中。

我们认为这个危机的根源是国际经济制度的崩溃。它从20世纪以来就已经只能忽停忽进地运作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和约终于将它彻底破坏。到了20年代就变得更为明显，当时欧洲各国内部的危机，都是在最后变为国外经济问题而达到高潮。这时的政治学者并不按照大陆的分布来区分各国，而是依其对稳定币制的附着性来区分各国。卢布在苏俄的崩溃惊动了全球——此时卢布已因通货膨胀而变得一文不值。德国重复了这个绝望的手法以便把问题推给协约国；接着没收放贷者阶级的财产，为后来纳粹党的革命奠定基础。日内瓦的声望建立在它成功地帮助奥地利及匈牙利重建其货币上，而且因为对奥地利克朗（Krone，奥地利的银币——译者注）施以极为成功的手术（但不幸的是患者却并未生存下来），维也纳成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保加利亚、希腊、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及罗马尼亚等国，货币的重建给反革命者提供了分享权力的机会。在比利时、法国及英国，左派也在健全的货币制度之名下被逐出政坛。一连串层出不穷的货币危机经由一个有弹性的国际信用系统将贫穷的巴尔干与富庶的美国联结起来，它先将一些未经完整重建的货币的紧张从东欧转移到西欧，然后再从西欧转到美国。最后，美国本身终于被这些未完全稳定的欧洲货币所淹没。最终的崩溃开始了。

最早的震撼发生在国内的层面。有些货币，诸如苏俄的、德国的、奥地利的、匈牙利的，在一年之内就被扫除一空。这些货币的价值改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在完全货币化了的经济中。一种细胞组成的过程被引进了人类社会，而其影响却是在人类经验的范围之外。国内外都相同的是：缩减中的货币带来了分裂。各国都发现像有一道裂缝将它们与邻国分离开来，而各国国内不同阶层的人此时也感受到完全不同的而且经常相反的影响。知识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贫困化了，高利贷者则满载着可憎的财富。一个难以捉摸的融合与分解的力量已经进入舞台。

“资本外逃”是一个新现象。在1848年、1866年及1871年都不曾有这种事件。然而，资本外逃却在1925年及1938年法国自由派政府的倾覆事件中，以及1930年德意志之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货币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的中枢。在现代货币经济之下，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都会体验到币值的收缩或膨胀；人们变得很关注货币；大众也将通货膨胀对实质收入的影响预先加以扣除；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稳定的货币是人类社会的主要需求。但是，这种认识却不能与另外一种认识，亦即货币的稳定有赖于国内外的政治因素分开。因而上述社会动乱不但动摇了对某一货币内在稳定性的信心，也粉碎了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体制内金融自主这种天真的观念。此后，与货币相关的国内政治危机会引起严重的国际事件。

对金本位制的信赖是当时的信仰。对有些人而言这是天真的，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是吹毛求疵的，对其他的一些人而言则是一个魔鬼的信条，意味着只接受肉躯而排斥灵魂。但这个信念的本身却是不变的，也即银行的币券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代表着黄金。不管黄金本身的价值来源是如社会主义者所称的体现了劳动，或者如同正统学说所称的因它实用而稀少，在这里都没有差别。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战争忽略了货币这个问题，而将资本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奇迹般地联合在一起。李嘉图与马克思在什么地方合而为一，19世纪时已知之甚详。俾斯麦与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年，德国社会主义者，他强调国家的地位，并偏好成立工人合作社的国家制度，他于1863年帮助成立第一个德国工人政党——译者注），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之子，功利主义者——译者注）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年，美国经济学家——译者注），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1864～1937年，英国社会党政治家，鼓吹自由贸易——译者注）与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1872～1933年，美国第30任总统——译者注），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译者注）与托洛茨基等都接受同一个信念。马克思不厌其烦地指出蒲鲁东乌托邦式的工人券（用以取代货币）是基于自我欺瞒；而《资本论》则在李嘉图理论之形式上蕴涵着货币的商品理论。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索科利尼科夫（Sokolnikoff）是战后依黄金而重建该国货币价值的第一位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年）则因坚定地主张稳定的货币原则而危及他的政党；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 1881～1938年）支持他的政敌塞佩尔（Seipel）以重建克朗为目的之货币政策；英国的社会党人斯诺登在他认为英镑制在工党手中不会安全时转而反对工党；墨索里尼则将90里拉（意大利货币）对黄金兑换的价值刻在石上，并宣称会为保卫其标准而不惜牺牲自己。就这一点而言，在胡佛与列宁，以及丘吉尔与墨索里尼的言辞中很难发现他们之间有何分歧。事实上，金本位制在国际经济制度运作上的重要性，是当时所有国家与所有阶级，以及奉有不同宗教信仰及社会哲学的人之间唯一共通的信念。就是由于这个无形的事实，人们在振作起来以重建他们破碎的生存时，有求生的意志。

重建币制的企图——后来失败了——是全世界所曾见到之最全面的努力。要稳住在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或希腊那些已经彻底崩溃的货币，不只是这些弱小国家的一项信用措施（它们几乎都勒紧腰带以达到黄金的海岸），也是对那些强大而富有之保证人——西欧的战胜国——的一项严酷考验。只要战胜国的币值仍在波动，压力就不会显而易见；它们可以继续像战前那样贷款到国外并协助维持战败国的经济。但当英国与法国重拾金本位制的时候，其稳定之兑换行市的负担就开始出现了。到最后，位居领导地位的金本位制国家——美国，也不得不对英镑的安全表示关切。这个跨越大西洋两岸的首要事物意外地将美国带入危险境地。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很专业的，但我们必须加以清楚了解。美国在1927年对英镑的支持便包括降低纽约的利息以防止大量资金从伦敦移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保证会维持其利率；但在这时，美国本身却需要高利率，因为它自己的价格制度已经开始危险地膨胀了。（这个事实被当时稳定的物价水平所遮隐着。虽然要维持物价的稳定必须大量削减支出，但原有的高支出预算却仍被维持着。）过了繁盛的七年之后，钟摆开始回摆，将美国带入1929年那个逾时甚久的不景气时，事情因当时隐藏性通货膨胀的状况而急剧恶化。负债者被通货紧缩解放，眼看着他们膨胀的债主倒下。这是一个征兆。美国此时急于脱身，便在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制。这个传统世界经济的最后痕迹至此消失。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个事件的深层意义，但历史的齿轮立即扭转了它的方向。

在那十年之内，重建金本位制已经变成世界团结的象征。从布鲁塞尔到斯帕（Spa，比利时东南部的小镇——译者注）和日内瓦，从伦敦到洛迦诺（Locarno，瑞士南部的观光小镇——译者注）及洛桑等各地召开了无数国际会议，以便找到稳定货币的政治前提。国际联盟本身也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襄助，以便使各国的竞争条件相等，进而使贸易能自由开放而不致危及生活水平。华尔街所推动之运动的中心题目就是货币，希望能借此解决汇兑的问题。对战败国所须付出的赔款，首先是将之商业化，其次是将之活动化。日内瓦成为这个重建工作过程的襄助者——在此伦敦及维也纳的新古典货币主义者双方的压力都被用来服务于金本位制；各种世界性的努力最后都是导向这个目标，而各国通常都以政策来配合保障货币稳定的需要，尤其是那些牵涉国际贸易、贷款、银行及汇兑等方面的政策。虽然每个人都同意稳定的货币终究有赖于贸易的自由，但除了教条式之自由贸易的信徒外，所有的人都知道此时也必须采取一些实时措施以节制国际贸易及国外付款。像进口限额、延期偿债及止付的协议、票据交换制度及双边贸易条约、物品交换协议、限制资本外流、国外贸易控制及汇兑平准金等都逐渐在各国发展出来以应付这些情况。但各国自给自足的梦却与保护货币所采取的措施纠缠在一起。虽然各国的意图是贸易的自由化，但其结果却是贸易的窒息。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非但不能达成世界市场的目标，反而限制了本国与国际机构的联结，而且各国为了保持微不足道的国外贸易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牺牲。为了保护货币的国外价值以作为国际贸易的媒介品而所做的各种狂热努力驱使人们违背了他们的意志，而掉进专制的经济体制内。这种限制性措施的全套做法——这急剧地背离了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保守的自由贸易目标的后果。

这个趋向随着金本位制的最后崩溃而突然扭转。以往为了重建它所做的各种牺牲现在必须再重复一次，以便我们能不依靠它而生存。以往为了维持币制的稳定而设计出来压缩生活及贸易的那些制度，现在已经转而用来调节永远没有稳定货币制度时的工业生活。这可能就是现代工业结构能承受金本位制崩溃的冲击而继续生存的原因。在挣扎着以维护金本位制时，这个世界已经在无意间准备好一些必要的措施和组织形态以调整自己去应付金本位制的失败。但是，这时发展的方向已经不一样了；在为这无法达成之目标所做的长久奋斗中，那些承受最多痛苦的国家在复苏时却释放出无比巨大的力量。国际联盟和国际金融都未能比金本位制活得更久；在它们消逝的时候，国际联盟之有组织的和平利益，以及其主要的执行工具——罗斯柴尔德家族及摩根家族——都一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黄金线索的断裂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线。

然而，金本位制的失败至多不过是为另一个即将来临的事件定下时间表而已，而这个事件因过于巨大以致不可能是因金本位制的失败而起的。在世界许多地方，伴随这个危机而来的是对19世纪之国家体制的全面破坏，这些体制在各地都被改变、重组得面目全非。许多国家的自由政府被专制集权所取代，而且19世纪的主要制度——基于自由市场的生产方式——也被新形式的经济所接管。当一些大国重新塑造它们的思维模式，并借一些前所未闻的宇宙观将自己投入战争，以收复全世界时，另一些更大的国家则冲向前去捍卫自由——这一概念在它们手上也同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国际金融制度的失败虽然触发了这个转变，但不能说明其深度与内涵。我们虽然知道为什么该发生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指国际金融制度的失败这个表面的原因——译者注），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它竟然会发生（指更深一层的原因——译者注）。

伴随这个转变而来的是规模空前的战争，这并不意外。历史是适应社会的变迁，国家的命运也与它们在制度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联结起来。像这样的一种共生互存的关系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的；虽然国家群体与社会制度各有其起源，但在它们为生存而挣扎时却常常会互相牵扯。这种共生互存关系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与资本主义和大西洋的沿海国家相联结的。商业革命是如此紧密地与资本主义之兴起相联结在一起，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等取得霸权的工具。一方面这些国家都从这广阔而深入的过程所提供的机会中得到利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也经由这些新兴霸权的媒介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个法则反过来也同样适用。某一个国家在其为生存的奋斗中，由于其制度（或某些制度）正好属于趋向没落者，可能使其奋斗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金本位制度就是这种陈腐制度的一个例子。相反，一些由于本身的特殊理由而违反这个常规的国家则可以很快看出现存制度中的缺点而预先制定更能适应它们利益的制度。像这样的国家就加速推开那些将要失败者，而抓紧那些由于本身之动力而向前迈进者。于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国家似乎开动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而且可能诱导这个趋向去为它们自身的目的服务。

因此，德国在战败之后就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来认清19世纪之制度的潜在缺点，并利用这种知识去加速这种制度的灭亡。在1930年代时，它的一些政治家就产生了一种邪恶之知识优越性，并将他们的脑筋转向这种破坏的工作，在他们企图强使事情的发展配合其政策趋向时，就发展出金融、贸易、战争及社会组织之新秩序。然而，这些问题本身显然不是由那些为了使之对自己有利的国家创造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着——而且不管个别国家的命运如何都会继续与我们共存。再重复一遍，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仍是19世纪的类型——均势制失败所呈现出来之简单的霸权冲突；后者却已经是世界性大变动的一部分。

这种认识可以让我们将该时期内惨痛的国家之历史从已经在进行的社会变迁中分离开来。这也使我们易于看出在什么情况下作为霸权国的德国、苏联、英国及美国，由于它们与这一社会过程的关系，是得到帮助或者受到扰乱。但对这个社会过程本身而言，同样真实的是：法西斯主义及社会主义也以个别霸权的兴起为工具，来扩散它们的信仰。德国及苏联就各自成为世界上法西斯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代表。这些社会运动的真正意图，只有在认清了其超越的特性（不论好坏）并且从其所标示的国家利益中分离出来加以观察才有可能加以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或苏俄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意大利、日本、英国或美国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却不是本书所要关心的；然而，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本书主题之制度转变中的活生生的力量。这个导致德国及苏俄人民产生不可思议之欲望去要求取得前所未有之生活材料的冲创意志（elan vital），必须视为我们的故事展开时的实际素材，而法西斯主义及社会主义或新政（new deal）的目的是故事本身的一部分。

这就将我们带到本书有待言明的论点：这个剧变的起源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企图去建立一个自律性之市场制度的空幻努力之上。这样一个论点似乎将神秘的力量赋予自律性市场制度；它意味着均势制、金本位制及自由主义国家制这些19世纪文明的基本要素最后都由一个共同的母体——自律性市场经济——塑造。

这个看法，如果不是因其粗陋的唯物主义而令人震惊的话，看起来是很极端的。但我们所目睹的这个崩溃中的文明之特殊性正好是：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其他社会及文明也都受它们生存环境中物质条件的限制——这是所有人类生活甚至所有生命的共有特性，不论是有宗教信仰的或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者或精神主义者。所有形态的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19世纪文明却是一个不同的、有独特意义的经济，这是因为它选择了一种特殊的动机作为本身的基础，而这种动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未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从未被提高到成为日常行为准则的程度，这就是图利。自律性市场制度就是从这个原则中导出来的。

这个图利动机所推动的机制，在效能上来说，只有历史上宗教狂热所激发出来的最剧烈暴乱可以与之比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全人类都深受它的影响。就如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它成长于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创始阶段的英国。它在五十年后传到欧洲大陆及美国。最后，在英国、欧洲大陆，甚至在美国，同样的措施也将日常事务塑造成一定的形态，其特性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完全一致。要探讨这个剧变的起源，我们必须转向市场经济的兴起与没落。

市场制度产生于英国，但是在欧洲它的弱点才导致最悲惨的并发症。要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的英国。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这一点是不必夸张的。工业革命是一个英国的事件。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以及金本位制等都是英国发明的。这些制度到了20年代在各地都崩溃了——在德国、意大利或奥地利，此事件只不过更具政治性、更为剧烈而已。但不论这最终插曲的景观及热度如何，破坏这个文明的远因必须从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