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甲骨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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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的影响

金本位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整合的全球市场,从而降低国家及政府的重要性,但其结果适得其反。当然,波兰尼也知道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与其理论有很大差异。见Barry Eichengreen,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波兰尼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当许多国家采用金本位制时,此制度却极为反讽地加强了国家的重要性,以便整合内部。虽然市场自由主义者幻想塑造出一个和平的世界,其中唯一的国际竞争就是个体或企业试图超越其竞争对手,但他们以金本位制来建立此理想王国的企图,却制造出两次世界大战。

事实的真相是,金本位制的简单法则带给人们无法承受的经济损失。当一个国家的内部价格结构乖离国际价格水平时,其解决黄金外流的唯一合理做法,就是通货紧缩。这就意味着让经济收缩,直到递减的工资能降低消费需求,以重建外贸平衡。此时,工资与农产品价格都会下降,失业增加,企业与银行破产也急速增加。

然而,并非只有工人与农民觉得这种通货紧缩调整策略的代价过高。商业团体也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性及波动的结果。是以一旦金本位制确立,各社会阶层就会串谋以应对冲击。他们采用的第一道策略就是提高保护性关税,以保障农、工产品。见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三章;Christopher Chase-Dunn, Yukio Kawano, and Benjamin Brewer, “Trade Globalization since 1795: Waves of Integration in the WorldSyste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February 2000): 77-95。降低货物流通受价格波动的影响,可让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掌握较高的预测性,也不至因黄金突然外流变得脆弱。

另一对策就是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欧洲各强权、美国、日本都纷纷建立殖民地。自由贸易的逻辑其实是强烈反殖民的,因为若是所有的贸易者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或投资,殖民帝国的支出便会超过其相对的利润。但在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高涨时,这种计算方法就翻转过来。新建的殖民地受帝国关税的保护,而殖民宗主国的商人在殖民地的市场及原料有优先权。此时,建立帝国的竞争,加深了英国与德国之间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对抗,终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由于金融资本的增加,加深了帝国之间的冲突。波兰尼则持不同意见且费心地指出,其实金融资本家应可成为防止战争的主力。

对波兰尼而言,我们无法从国家的生物基因中找到建立帝国的冲动。只有在它们试图自保,以减轻金本位制的无穷压力时,帝国野心才会出现。从富庶的殖民地输入资源,可让该国避免黄金突然外流所造成的危机,而剥削海外殖民地的人民,可让内部阶级关系和缓。

波兰尼指出,市场自由主义者空想的社会蓝图指引他们发明金本位制,并企图借之以建构一个繁荣昌盛的无疆界世界。但金本位制所造成的持续震撼,却逼使各国加强其内部整合,并提升其国家甚至帝国疆界的重要性。金本位制不断对各国施压,其作用却被兴起的各种保护主义(从关税到殖民帝国)抵消。然而,即便这个有内在矛盾的制度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崩溃,金本位制已被视为理所当然,一干政客也群起动员来重建它。不幸的是,这出悲剧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再度上演,各国也被迫在保护其外汇兑换率或保护其公民之间做选择。在此僵持对立时,法西斯主义乘虚而起。波兰尼认为,这种法西斯冲动,即借牺牲个人自由以保护社会免受市场伤害,是普遍的人性反应。然而,各地不同的条件,也可决定法西斯团体是否能成功夺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