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西方教育

李开复在美国圣玛丽学校读书的两年，除了语言上的差别外，给他感触最多的要数西方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了。

在中国台湾仍然实行应试教育，以分数来衡量学生的一切时，美国早已经实现了自由宽松的教育方式。完全美国化的教育，常常会给李开复带来惊喜和新奇。比如当时台湾的教育以考试为中心，会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并将成绩排名、公示。但是在美国，每个人的分数却只有一个大概的ABCD的评判。一般来说100分会得到A+，95分到99分为A，以此类推。这种不公布成绩的方法，让李开复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轻松和快乐。因为考试后，成绩单拿在手里的时候，每个学生都只知道自己的分数，不知道别人的分数。或许有时候会知道，自己大概在全班排在什么位置，但并不知道周围的同学处于什么位置。正是这种不排名、不比较的教育，让李开复感到非常自由，而他对学习的渴望非但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增加了许多。

美国的教育与中国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考试和公布成绩方面，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在老师的教育方法和教学设计上。

在中国，学生们要在课堂上将双手背后坐得笔直，要在操场上听校领导长篇累牍的训话，小小年纪的小学生就要面对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和严格的考试。凡是努力背书的学生，肯定会有好成绩，进而成为老师眼中的优秀生，而不会背书的孩子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差生”。

但美国老师的做法则截然相反，他们不会去要求学生背书，而是让他们尽力去理解。老师们采取的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进行鼓励。对于一直接受中国教育的李开复而言，刚到美国时，他并未真正体会到这就是中西方教育的差异，而只是单纯地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没有压力，特别的好。

在中国，大家一直奉行孔孟的“中庸之道”，人们都比较含蓄内敛，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也提倡谦虚的美德，所以老师很少会热情洋溢地表扬某个学生，也很少用赞扬、鼓励的方法去激励学生更好地发挥个人特长，培养个人与众不同的特质。美国教育界的思维方式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在建立学生自信、自尊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孩子的表扬和鼓励。

李开复第一次感受到难忘的鼓励是在一次数学课上，那是他刚到圣玛丽学校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出了很多题目，在黑板上写了1/7，并问同学们谁能够换算出来。题目写完后，李开复就举手了，老师问他答案是什么，虽然李开复当时的英文不是很好，但还是很快地回答了：0.142857。老师立刻惊讶地感叹道：“哎呀，数学天才。”其实这些数字李开复在台湾上小学时背过，而并不是他真的是什么数学天才。但老师的夸奖让李开复小小的心里有了一种自信：也许我真的是数学天才。从此之后李开复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非常踊跃地代表学校去参加考试，参加全州的比赛等类似于奥数的比赛，并且坚信自己一定是一个数学天才。

其实对于李开复而言，虽然心里知道那道题是自己背出来的，但是当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天才的时候，他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自己真的很聪明，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映射反应。这种“天才论”让李开复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认为他的数学不但在台湾能学得好，在美国也一样能够学得好。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中，李开复越来越爱数学，成绩也越来越好。正是这种鼓励，才能让一个孩子的兴趣得到最大的激发。

美国的教育中的课程和作业设计也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刚到美国学习时，李开复就被英文课课堂上一个论文题目震撼到了，因为老师在满是十几岁孩子的班级里，不但布置了写论文的作业，而且题目居然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而在历史课，老师又让学生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是从让孩子们从爱护小动物开始。

这种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让李开复受益颇深，他的思维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中得到了提升，想象力也更加丰富了。这种教育也以它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

李开复在橡树岭的中学快乐地学习着，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校的功课十分轻松，每天的家庭作业很少，但是每天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项目。比如当时，历史课教到美国印第安人的时候，老师并不是在课堂上用课本告诉学生们这段历史是什么，而是让学生们自由结组，一个团队写一个话剧，或者是组织辩论。

正是这些稀奇古怪的题目让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得到了充分发挥和锻炼。

李开复在初中的三年时光，不仅顺利攻克了英文，而且逐渐适应了美国文化，并慢慢融入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