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从容，不惧任何流言蜚语

在世间行走，没有人可以摆脱毁誉，一个人即使再优秀、再伟大、再尽善尽美，也没有办法被所有人喜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即使努力求得每个人喜欢，也终有人不买单，甚至在背后说你的坏话，议论你的为人，将你骂得狗血喷头。

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你的优点很难被人用望远镜去看，而缺点却很容易被人用放大镜去看。所以，即使你做了很多好事，但如果你某个细节没顾虑周全、说了一句不讨巧的话、做了一件差强人意的事，很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拿出来横加批责。

1922年，徐志摩在德国柏林和张幼仪协议离婚。徐志摩去世之后友人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写道：

“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出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觉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在许多人看来，徐志摩选择离婚是因为林徽因。自英国伦敦的第一次邂逅起，徐志摩便认定林徽因是他命里的红颜。在伦敦的雨雾里，徐志摩和林徽因坐在温暖的壁炉前，聊文字、聊音乐、聊雨后的虹、聊康桥的梦，他们在一起，总是会有聊不完的话题。在异乡伦敦，林徽因的父亲整日为工作奔忙，并不能常伴她左右、与她闲话，所以徐志摩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她少女时期独处时对亲密伴侣的所有向往，而徐志摩也爱上林徽因那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和天真的模样，只要一对视，彼此的心湖都会微微荡漾。

然而，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情与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情又实在不同。这段情，对林徽因来说只是少女的一段温暖初梦，徐志摩于她不过是友人之上，恋人未满。她只是欣赏他的温文尔雅、他的浪漫情怀，把他当作一个可以互相谈心的人，可是，并没有真的要嫁给他的想法。

而且，自幼目睹了父亲与母亲的不幸婚姻后，林徽因对徐志摩离婚的做法并不赞同，她内心所持的道德准绳不认同一个人为了一己之私而弃原配于不顾。她不想因为她的缘故而断送了张幼仪的幸福，所以最终选择了离开。

在徐志摩、张幼仪和林徽因三个人的感情纠葛中，林徽因无疑背负了很大的误解。尽管如此，林徽因却并未因那些流言而恼，相反，她依旧从容地面对自己，面对世人。在她心中，一个人只要问心无愧，就不惧任何谣言。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到中国。徐志摩担任泰戈尔访华期间的翻译，与主张将外国思想家观点介绍给中国的讲学社共同负责接待工作。而讲学社恰是由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与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共同创办的，对于林徽因来说，是否参与接待泰戈尔是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果参与接待，那么势必要与徐志摩碰面，在外人看来，那将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啊！如果不参与接待，那是不是又显得刻意回避呢？再说，泰戈尔也是她非常喜爱的一位诗人，如若错过，可能再难有机会相见。

处在舆论中的人是很难下决定的，也很容易为避流言而选择退却，但林徽因不是，她并不在乎那些流言与谣传，最后还是选择了参与接待泰戈尔。她以大家闺秀之姿，将陪同泰戈尔的行程安排得非常妥当，与徐志摩之间的来往也非常坦然，既不过于热情，也不稍显冷漠，拿捏得恰到好处。因为她早已摆正了与徐志摩之间的关系，他们只是在文学诗歌上有共同理想的好友而已，她并没有什么可避嫌的。

游天坛那天，林徽因、徐志摩如同一对璧人陪同在泰戈尔左右，三人站在一起组成了一帧妙丽的景致。有人这样形容他们：“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海的一幅三友图。”

林徽因的优雅正如她行事的姿态，坦荡大方，她用她从容的姿态回应了外界对她的一切不怀好意的指点和评论，让人不得不为之称赞。

其实，林徽因早就明白，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充实，只要坚持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旁人的误解、谩骂和怀疑就都不值得计较和恐惧了。她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这样写道：“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倔强地尝试用功，你还会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报副刊》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槌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

在流言蜚语面前，你的态度决定了你将收获的一切。你愈是犹豫胆怯、慌张焦虑，那些恶意揣摩之人就愈觉得你心中有鬼、不敢面对，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看法，认为你就是那样一个可恶之人；而你态度坚定、从容无畏，那些恶意揣摩你的人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当你优雅地展示自我时，他们也会为自己猥琐龌龊的想法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