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拍卖是一种古老的市场交易机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古巴比伦。但是，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来，拍卖才开始在公共政策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各国政府已经越来越频繁地通过拍卖市场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配置稀缺的公共自然资源以及重塑竞争性的基础设施产业（比如，电讯、电力、天然气、交通等）。近年来，拍卖在公共资产配置中的应用已经扩展到像污染排放权、无线电频谱使用权、海上捕捞权这样的新领域。事实上，公共资产拍卖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趋势。

公共资产拍卖的兴起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很久以来，经济学家们就积极鼓动政府借助市场的力量来管理公共资源。这种亲市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市场竞争与行政命令这两种配置方式的经济效率的理论比较。而且，这种对拍卖的市场力量的信仰已经得到了过去半个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的拍卖理论研究的有力支撑。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政府青睐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却并非拍卖。在经济学理论上具备明显优势的拍卖机制似乎受到了明显抵制。我们的分析表明，只有深刻理解公共资产拍卖决策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合理地解释拍卖为什么曾经长期受到冷落，以及拍卖最终何以能够从众多的配置方式中脱颖而出，成为倍受各国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新宠。

经济学家有理由对自己在推动拍卖在公共资产配置中的应用上所做的贡献感到自豪。但是，拍卖在公共资产配置中的应用也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私人资产拍卖的市场设计问题。政府不能指望公共资产拍卖市场会自动完好地运行，因为公共资产拍卖与完美的市场竞争模型并不吻合，政府所面临的交易环境也要比私人资产拍卖中复杂得多。美国和欧洲频谱拍卖市场设计的成功实践证明，经济学家在公共资产拍卖中还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市场设计工程师的角色。但是，同样不容回避的是，许多重大的公共资产拍卖——包括某些在一流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设计出来的拍卖——的运行效果也相当糟糕。这表明，公共资产拍卖的市场设计是重要的，拍卖规则中的任何疏漏都可能招致恶果。

特别是，在类似于频谱牌照这样的市场经营权拍卖中，拍卖市场的配置结果不仅决定了该由谁来使用稀缺的公共资产，而且还决定了未来的产品市场上会有哪些竞争者，也就是直接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产品市场结构。因此，竞拍人对公共资产的估价必然内生于未来的市场结构，也就是拍卖的配置结果。由此诱发出的市场权力以及各种策略性行为很容易造成公共资产拍卖的市场失灵。在市场经营权拍卖中，拍卖前的销售决策以及拍卖后的市场结构选择是与拍卖过程本身的市场设计相互影响的。公共资产拍卖的市场设计不仅要充分关注拍卖的供给与需求环境，而且要强调拍卖规则设计在特定背景中的个性化。

基于上述的见解，本书第二部分较为全面地回顾了与市场设计尤其是公共资产拍卖的市场设计密切相关的多物品拍卖理论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从中得出的重要启示是，在复杂的多单位拍卖中，商品价值的相互依赖性（尤其是互补性）以及商品配置的外部性会引发许多微妙的策略性博弈行为。这往往意味着效率目标与收入目标之间会存在冲突，或者难以找到适合于所有交易环境的所谓最优拍卖机制。在理论上具有优势的高级机制设计往往会给竞拍人带来巨大的计算压力以及投标的不确定性。

最后，我们对美国和欧洲电讯频谱拍卖的市场设计经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案例剖析。结果证实了上述的理论推断，在出售大量同质或者异质的公共资产拍卖中，政府必须结合所面对的特定供给与需求背景，设计个性化的公共资产拍卖规则。在公共资产拍卖的市场设计中，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可行之有效的固定模式。只有结合所处的交易环境度身定做的拍卖设计，才有可能保证公共资产拍卖的成功。因此，对拍卖的具体背景的理解是重要的，拍卖机制的细节也更是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