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宋儒学复兴的动因及体现

两宋时期，是中国儒学思想重兴和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易学思想繁荣发展的时期。宋代儒学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适应了统治者重伦理纲常的需要。北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混乱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五代时期，王朝更替频繁，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二十三君。君臣父子等伦理纲常大遭破坏，等级制度松弛，宗法谱牒废弃。当时的文臣士大夫们虽以仁义忠孝为学，享受国家俸禄，却不顾国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这种状况对封建统治大为不利，赵宋统治者迫切需要重整伦理纲常，规范道德基础，恢复强化统治秩序。

由于承接唐末五代而起，与汉、唐、明等历史上的其他大朝代相比，宋朝开国的社会形势和立国基础无疑是最为薄弱的。社会政治，财政经济，人才教育，思想学术，武备边防，无不贫弱凋敝。唐末五代之际，社会经历了长期的黑暗与混乱，人文精神匮乏，学术思想衰竭，时代迫切需要有新的学术，即宋学的出现。然而需要虽迫切，而产生却很艰难。时代需要的新学术——宋学，须到胡瑗、孙复的时代才初具规模。宋太祖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但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有所收效。开国之初，朝廷大臣中人才难觅，勉强拉了个范质凑数宰相一职，赵普虽为太祖亲信，但也只是一能吏，才识不够。朝廷上人才凋零，社会上的学术文化氛围同样荒凉，宋代所承接的五代社会寡廉鲜耻，道德沦丧，毫无生气。宋代初期，社会在表面上是一派承平景象，然而深层次的文教学术上的问题日显迫切。虽然采取了优容文人的方略，但朝廷当时却没有培养教导之能力，只能是提供政策导向，造就环境氛围，优容涵养，让社会上自发生长出这种力量来。

和以往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崇尚文治的朝代，北宋尤其是这样。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据史载他即使是带兵打仗，也总是随身携带书籍，一有空闲，便手不释卷。“闻人有奇书”，便“不吝千金购之”。宋太祖亲身经历了唐末五代的藩镇之祸，对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有着切身的体会。称帝后，他就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对士人礼遇有加，广开科举仕进之门。又以“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镌为誓碑，垂示后代。振兴文教成为有宋一代的“祖宗家法”之一。宋太宗、真宗两朝先后相承，也都对文化事业有建设之功，组织编修四大类书即是其一，成功地挽救了大批前代史籍，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如宋太宗曾谓近臣曰：“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宋初几代创业垂统的皇帝对文化高度重视和弘扬，深刻地影响了北宋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崇尚文化，埋头攻读，一时间蔚为风气，读书科考成为了宋代士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宋史·文苑传》记载：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朱熹说过：“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具有了可能性，变为现实。

程颐对北宋开国百年以来的文治之功有过简要的评说，他说：

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

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新的士风逐渐养成、好转，至仁宗朝基本完成。拨乱反正，重整伦理纲常和重建社会秩序，人才和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天下国家之急用。面对如此这般现实，当时在优秀的读书人心中无不油然而生起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勇于担当天下。范仲淹就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第一人，他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最强音，震惊千年。范仲淹身上涌现出的这种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而且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的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在读书人中生长孕育，最终由范仲淹所呼唤出来，得到了广泛的共鸣，社会风尚为之一振，“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北宋的儒家学者们对汉唐以来的儒生各据守其师法，据限于章句训诂之学的学风大为不满，时代需要对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义理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阐发，由此形成了与汉学相对而称的宋学。宋学着重于对儒家经典进行义理性的阐发，也可称作新儒学，作为新儒学的宋学，是儒家学者与释、道两家学者长期地互相斗争、渗透和吸收的产物。钱穆先生曾说过：“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这里的“宋学”就是指宋代儒学而言。

卢国龙认为：“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宪纲。”

钱穆先生对宋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中国历史，应该以战国至秦为一大变，战国结束了古代，秦汉开创了中世。应该以唐末五代至宋为又一大变，唐末五代结束了中世，宋开创了近代。晚清末年至今又为一大变，这一大变的历史意义，无疑是结束了近代，而开创了中国以后之新生。我们若要明白近代的中国，先须明白宋。宋代的学术，又为要求明白宋代一至要之项目与关键。”

朱伯崑先生也指出：“就经学史来说，从汉唐经学转入了宋学时期。宋代的经学被称为宋学。宋学的特征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注重探讨和阐发其中的义理，不重视文字训诂方面的考证。”

由此可见宋学地位之重要，宋学兴起代表着儒学的复兴，对于宋代本身以及后世的影响至深且巨，北宋一朝的政治变法改革运动就是以宋学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