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意义

1．春秋时期的历史经验是否可对国际关系研究有所贡献？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借鉴了近代以来欧洲国际关系的实践。西方学者对现有理论的经验局限进行了清醒的反思。比如，有不少学者批评指出，西方盎格鲁—萨克森（Anglo-Saxon）式的国际关系学术框架不应成为学术研究上的话语霸权，也有批评更指涉了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的美国中心主义倾向。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尖锐地指出，历史具有国别性，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固然应得到提倡，但这种综合是以国界和民族为基本单位的综合。

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与西方的历史进程有很大不同。因此，在逻辑上说，无论是中国的思想还是经验，都可能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作出独有的贡献。在研究创新上，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比较中西思想差异，特别是借鉴中国先秦的政治思想，力图修正现有理论。国内外学者都已意识到，通过分析中西方思想的差异以修正现有理论在学术上是可行的。例如，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研究中国明代的战略文化与当代战略文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现实主义的理论。最近，有西方学者比较了孔子与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国际思想之间的联系。比如，研究发现，孔子的“仁”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合法性存在共同之处，而非马基雅维利单纯权术的现实主义；孔子强调观念的作用，反对武力滥用的观点与建构主义的观点，存在颇多的共通之处。中国学者自梁启超以来，也试图通过分析中西方思想的差异，论证现有理论的不足以获得政治学上的启示。这种努力为最近的国际关系学者所进一步阐发。

第二种思路是借鉴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并比较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的差异，从而修正现有的以问题为导向的西方理论。现有理论的经验局限性，为非西方的经验贡献于理论讨论提供了可能性，而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构建系统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理论创新上的方便。例如，美国华人学者赵鼎新分析了春秋时期的二级封建化过程与国际霸权转移等问题。许田波（Tin-bor Victoria, Hui）则比较了中国从春秋末期走向秦帝国的大一统过程与欧洲的长期分裂和势力均衡，并探讨了这种差异在形成机理上的差异。中国大陆学者叶自成也提出了中国经验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今天人们研究的许多热门话题，从联合国、集体军事联盟、国际秩序、经济制裁、武力威慑、遏制，到孤立主义、人道主义、干涉主义……在那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和论述”；“美苏两极对抗与晋楚争霸相似；苏联解体后的情况，使人们想起晋国瓦解后出现的韩赵魏三国；当今的联合国的命运使人们想起齐国、晋国等霸权操纵下的周朝；美国的霸权使人们想起当年称雄一时的齐国和晋文公时的晋国；一超多强和多极化的格局使人想起战国的七国争雄。”

有西方学者批评指出，中国学者对于学习何种西方知识以及如何学习，缺少明确的自醒意识。这种批评至少在目前来看仍有一定道理。例如，对于国家间干涉问题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现有理论几乎全部是从现代主权国家的经验研究中获得。这种经验研究上的偏见，不仅造成简单地将理论分析直接套用于“中国事实”上的风险，而且这些论断自身的科学性也颇令人生疑。然而，我们尚未见到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系统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干涉问题的著作。这未免是干涉问题研究上的明显缺失。

春秋时期丰富的国际干涉现象，为理解国际关系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本书试图通过系统分析《左传》中粗略记载的干涉事例，拓宽干涉问题的经验研究并促进对现有的干涉问题的理论反思。春秋时期的历史不能作为未来国际政治的预测，但春秋时期的干涉可以成为探讨干涉这一国际关系中重要现象的宝贵经验基础和思想资源。春秋时期的干涉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基础的一致之处，可启发研究者思考理论的应用范围，而差异之处则可启发研究者思考现有理论的缺失和改进的空间。根据这一思路，我们试图根据春秋时期的干涉现象，对现有干涉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完善和修正。

2．本研究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在我们看来，研究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基础研究。本书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以获得有意义的理论和政策结论。

首先，对所讨论的春秋时期干涉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历史学家、国际法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已关注到春秋时期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并在研究当时国家间政治关系时，对春秋时期的干涉问题有所提及。

但是，现有研究的重点往往在于论证历史事实，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正如有学者指出，提出现有文献所忽视的研究问题，本身就具有学术上的创新意义。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出问题的太少，提出问题能引起争论的更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国外‘进口’的，而不是中国学者自己提出来的”。本研究将试图提出既可以从学理上进行逻辑分析，又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问题，包括干涉现象的界定、干涉的经验要素、干涉与霸权之间的关系、干涉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干涉的规范与干涉的成败，等等。

其次，我们试图比较系统地描述和分析春秋时期的干涉问题。尽管现有研究对某些干涉案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甚至有外国学者专门撰文指出，“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帝国建立以前），各个封建邦国普遍遵守不干涉的规范，但是例外是大量存在的。不干涉的规范存在着深刻的裂痕。例如，为了维持国家的生存可以发动干涉；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外是，对压迫本国人民的国家，他国有权发动干涉。对失去履行条约义务的国家发动干涉，为换上一个友好的邻国而发动干涉”。

但是，现有研究不仅极为零散，而且对干涉问题的论证往往是只言片语。上述外国学者的研究，其观点尽管存在不少合理之处，但其结论既不系统，也很不准确，更缺乏比较扎实的实证基础。总的来看，现有的对春秋干涉的专题研究严重不足。在本书中，我们不仅提出了春秋时期的干涉问题，还试图按照相对系统化的选择，尽可能全面地考察春秋时期的所有干涉案例。

第三，我们还试图对与干涉相关的其他国际关系问题，例如霸权结构、国内政治的约束、规范演变、国际干预的成败等，进行综合性和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分析这些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我们试图结合春秋时期国家间政治经验，对现有的干涉理论进行批判和思考，以达到贡献理论争论的目的。有论者指出，对特定领域的关注，可能导致将国际关系分割成为互不联系的危险。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克服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之间通常存在的鸿沟和偏见，力图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进行综合。例如，我们既关注了干涉的经验属性，也关注了干涉的规范特征，并注重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现有文献对此几乎没有论证。我们相信，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关于春秋时期邦国政治和干涉问题两个专门领域的知识积累。

最后，我们试图在分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获得有益于当下的政策启示。理论研究不能安于坐而论道，而应对政策实践有某种联想和启示意义。相比阐发理论意义而言，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不太关注理论研究的政策意义。本书的结论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干涉规范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借鉴春秋时期的干涉规范对当代中国选择和塑造干涉规范等问题。

3．研究难点

有学者指出了以春秋时期历史为经验基础来研究国际关系的难度：“第一，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的学者都不是历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家中，尽管阅读先秦史是个‘基本功’，却也是个非常专门的领域。先秦史学家不懂国际关系理论，也未必对国际关系感兴趣，从未告诉过我们那个时代国际关系的细节，甚至连主线索都没有。第二，这就意味着，对先秦时代感兴趣的国际关系学者要自己先去变成先秦史的专家，至少要拥有扎实的关于先秦文献的知识。非此难以熟悉那段历史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理出那时国际关系史的主线索。第三，我国的学术大环境要求急功近利，引诱学者们放‘流星’。若花很久的时间，踏踏实实做基础科学，学者极可能落个穷困潦倒的下场。第四，在国内，说中华在大一统之前有‘国际关系’，有点犯忌讳，容易挨棍子。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受了半辈子棍子威胁，评议者和出版者都在心里给自己划了界限，也习惯于给别的学者划界限。”

概括而言，我们认为本项研究难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复原春秋历史现象是讨论春秋干涉的知识基础，工作量繁重。尽管国际关系学者不应陷入力所不及的历史考据之中，但搞清基本历史事实对于缺乏史学训练的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第二，研究者必须回答，究竟该如何借鉴现有的关于干涉的国际关系理论？毕竟，春秋时期邦国之间的政治互动与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的实践，在国家形态等行为体上多有不同。为此我们将确立比较严格的案例选择标准，力图从经验上寻找春秋干涉与现代干涉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使基于春秋邦国干涉的结论可贡献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