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思想建党破题来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此后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但由于敌众我寡，各地暴动武装在进攻大城市失败后，被迫退往农村，并在偏远山乡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开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革命道路。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朱毛两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之后，如何进行党的建设，使之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坚强核心和开路先锋，成为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最紧要的课题。

朱毛会师的时候，并不知道党的“六大”很快就要在异国他乡召开。

从莫斯科市区驱车40公里，就可以到达沙俄时代大贵族穆辛·普希金庄园。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这是中共在遭受大革命失败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下，这次会议特别强调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倡导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在有表决权的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有41人，占48.8%；在大会选出的由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有21人，占58.3%。而在当时全国党员成分中，工人党员只占农民党员的1/7左右。这个比例，随着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步向农村转移，还有不断扩大之势。

“六大”以后，在7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会议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上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的位置。但就是这个向忠发，由于经不住白色恐怖条件下的艰苦斗争考验，很快成为共产党的叛徒。

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要想开辟一条独具特色的革命道路，仅仅依靠约占全国人口5%的工人阶级，只注意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片面强调“唯成分论”，坚持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盲目排斥农民及其他受压迫的阶级、阶层，是行不通的。长此下去，最终只能脱离中国国情，使革命失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于这个浅显的道理，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已经有所阐述。

毛泽东没有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但仍然担任了第六届中央委员，是少数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之一。此时，他正和朱德一起，在湘赣边界领导红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大”召开之时，红四军刚刚取得龙源口大捷，根据地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共50多万人，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然而，在初到湘赣边界的时候，这里的党组织和党员状况又是什么样子呢？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即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有过具体的描述。他说：“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事实正是如此。这年10月中旬，当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酃县水口村时，该县自“马日事变”后，已只剩下一个临时党支部，3名党员在坚持活动。对此，毛泽东当即提出要抓紧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10月15日晚上，他在水口村叶家祠堂亲自主持了赖毅、陈士渠等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此后，各连队相继举行了类似的建党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支部。部队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日益增多，战斗力开始增强。

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要“把支部建在连上”，这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但由于当时尚未明确在井冈山“落脚”，没有时间发展党员，因此这个原则并未得到及时贯彻。“水口建党”使“三湾改编”的成果真正落到了实处。后来的边界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所言：“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鉴于大革命失败后湘赣边界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1927年11月初，毛泽东又在井冈山茅坪的象山庵召集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重建党组织、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等问题。会后，边界各县党组织迅速恢复。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欢欣鼓舞：“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

党员队伍发展壮大了，从支部到县一级的党组织也迅速恢复起来，然而边界党的建设却遇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 “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 “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更有甚者，到处都是机会主义现象：“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作‘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越是艰难得很，越是当务之急。1928年“八月失败”以后，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边界各县党组织于9月进行了严厉整顿：一方面把一些“反水”投敌、贪污腐化的党员清洗出党，解散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党组织，纯洁党员成分和党的机关；另一方面吸收一些思想进步、忠实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在各级党组织里面扩大工农成分。经过这次“洗党”，虽然党员数量减少了，但战斗力反而增强了。

残酷的斗争现实，使毛泽东认识到“思想领导”的重要性。他向中央报告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党员的来源主要是农民群众。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下，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建党道路，把一个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毛泽东提出“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开始破题。

然而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观点，一开始并没有为中央所接受，甚至在红四军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来后，艰难转战于赣南、闽西，队伍内部围绕着党的建设和红军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产生了认识分歧。这些分歧首先是由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引起的，而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后来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红军初创时期，大部分人是从旧式军队里脱胎出来的，他们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喜欢“长官说了算”，对党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不愿接受“思想领导”，认为现在“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

争论期间，毛泽东于1929年6月14日，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明确提出要克服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认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强调“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然而，随后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不但没有接受毛泽东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评，而且否定了他关于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等正确意见。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会后，他不得不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发生在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很快就传到了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于8月下旬专门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争论的情况汇报，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陈毅执笔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在这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中共中央指出“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并说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显然，毛泽东关于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观点，得到了中央的认同。

两个月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着手开展部队整训工作，建立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为准备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毛泽东在汀州龙岩会馆、新泉望云草室，多次召开地方干部座谈会，各党支部、纵队代表联席会，广泛听取意见。

在上杭县古田镇八甲村，毛泽东白天在松荫堂开座谈会，晚间起草决议。

为了加快写作进度，毛泽东调来前委秘书熊寿祺和军政治部宣传员宋裕和协助工作。为了御寒，他们帮毛泽东生起一个炭炉放在桌边取暖。夜深了，宋裕和似乎闻到一股焦糊味，赶紧查找，原来是木炭炉里的火星溅到毛泽东的棉大衣上，烧了个洞。他们赶紧把火星掐灭，而毛泽东还在埋头写决议，浑然不知。

1929年12月28日、29日，红四军“九大”在古田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统称为《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被收入了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这篇文献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有二：一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二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

紧接着，毛泽东从实际出发，一一列举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分析它们的来源，提出纠正的方法。其中特别强调，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要注意对广大党员进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这个决议，实际上确立了一条思想建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成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毫无疑问，人都是有思想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靠思想来支配的。正是从这点出发，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强调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去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第二部分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第三部分关于“党内教育问题”、第四部分关于“红军宣传工作问题”，都是为了保证党的思想建设而提出的。

针对艰苦征战、环境恶劣的现实，为了提高红军党员的素质，《古田会议决议》作出了发展党员的5条具体规定：（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在今天看来，这5条入党要求实在不算过高，但它非常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体现了对一个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要求，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进程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实事求是精神。

如果说，《井冈山的斗争》提出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只是为处于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破了题的话；那么，《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则是交出了一份科学的答卷。“唯成分论”教条主义地排斥广大农民群众，固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一味迁就甚至放纵农民阶级的小生产意识和落后观念，也不可能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际、革命实际和党的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它的提出，开创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的伟大道路。

从思想上建党，实际上解决的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它所领导的革命就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没有本质的区别；它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就无法长期坚持下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挫折中奋起，不仅实现了中国革命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而且实现了党的建设从“唯成分论”到“思想建党”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