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纪录片理念与风格

德·布封在《论风格》中指出，风格与创作主体素养密不可分。他认为在不同作家那里，有的写得典雅，有的写得壮丽，因人而异。也就是说，作家的气质禀赋，是造就风格最根本、最具决定意义的主观因素。纪录片创作也是如此，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体成长环境、知识背景、个性差异，而使作品带有各自的风格特征。

中国纪录片导演、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张以庆，20世纪50年代生于北京。他没上过大学，33岁以前待在工厂工作，开过机床，看守过仓库。他喜欢文学、音乐，性格内敛、含蓄、敏感。1987年，一个偶然机会被借调到湖北电视台做纪录片编导、独立制片人。虽然作品多次获奖，但是张以庆仍然还会为自己能成为导演心怀忐忑，他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也是一个不太喜欢热闹的人，常常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世界里。也就是这些性格特征，使他的作品始终以一种独特的视角看世界。他一直在追求“不一样”，从进电视台开始就在努力追求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把纪录片这种公共表达方式变成了自己的个性表达载体。他无意拍摄宏大的题材，而善于从小处着眼，让人们从滴水中看到太阳的光辉。从小事件和普通人身上折射某些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思考，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张以庆说，我一向坚持纪录片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私人化的东西。它是作者个人描述和解释世界的一种形式。纪录片不等同于纪实片，你看到的还是表象，我要做的是形而上的表达。而中国另一个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科班出身，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而且是硕士研究生，后来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纪录片编导、制片人。他的成长经历与知识背景，使他具有专业电视人的自信与视野，更倾向于关注历史变迁的人和事，所以自觉地把镜头对准时代，用长镜头纪实跟拍时代变迁中的人，深度关注事件中人物的选择及带来的命运改变。在陈晓卿看来，时间让人真实地看见了一个民族的进步，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变迁，这种变迁和这种变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纪录片人的确是变革中中国的忠实守望者。”“中国的变化的确是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前，孩童变成了少年，少女变成了母亲，乡村变成了城镇，梦想变成了现实……在一张张面孔中我们读到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容颜的转变。”他的作品《龙脊》《远在北京的家》《时间的重量》《森林之歌》《舌尖上的中国》等透出浓重的时代色彩。不同的人生阅历导致不同的纪录理念，不同的纪录理念产生不同的创作风格，张以庆的作品精致唯美、深刻思辨，陈晓卿的作品舒展自然、真实温暖。

理念与风格亦如内容与形式。任何优秀的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任何好的作品都是有内容的，而非空洞的玩形式、玩技巧。布封在揭示风格形成的内在缘由即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之外，《论风格》还充分论述了风格赖以确立的客观基础，即“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只有意思能构成风格的内容”。那些“冗散的、松懈的、拖沓的”写作，根由在于思谋的不足，内容的贫弱，作者务须“把他的思想严密地贯串起来”，“造成一个整体、一个体系”，使作品的风格“变得坚实、遒劲而简练”。真正有价值的风格，应当是“在坚固的基础上建立起不朽的纪念碑”。风格必须以思想题材的内容为支撑，“一个优美的风格之所以优美，完全由于它所呈献出来的无数量的真理”。

纪录片创作亦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内容大于形式。好的内容需要一个好的形式加以体现，好的形式，也一定要有好的内容做支撑。不能只追求形式的好看，而忽略内容的选取和提炼。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作品，一定是有价值的内容与恰当的形式的有机结合。

纪录片创作者经常会在拍摄一个作品之前这样问自己，拍什么？怎么拍？拍什么涉及选题、主题、内涵的把握；怎么拍涉及方法、手段等问题。拍什么和怎么拍都涉及创作的理念问题，最后呈现出的样式，则是风格的具体展示。理念作为总的指导思想，统领全局、把握方向，而风格则是具体呈现方式和结果。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风格，比如弗拉哈迪与格里尔逊，一个坚持用长镜头纪录边远地方人们的真实生活，一个把目光收回到身边生活，用蒙太奇短接画面表达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尊严。一个呈现舒缓、抒情的诗意风格，一个呈现昂扬奋进的现实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