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领袖——志业追求者

作为一个NGO团队的领袖，在这条路上走了20年，做过国际基金会资助的保护项目，有过种种的经验，邓仪的志业追求，是在中国企业家搭建的平台上，用本土的资金和模式，摸索中国自己的NGO之路。他从南方来，如何完成荒漠化地区的生态保护目标？他拿了企业家的资助，白手起家带去一支团队，两年就得到当地政府、党委和农牧民的认可。为什么？

教训和理念

当一个人走过志愿者/项目干事、项目助理/项目官员、项目主管的路，成为一个团队领袖时，他所认识到的是什么？集成过去的经历，邓仪认为：“传统改革风气，甚至是教育的风气，是‘我用我的’知识来改变社会！’到了一个陌生的文化体系，我们做事和设计，往往是按照一个单一的现代社会组织价值观来衡量，以为可以用规定和政策来制约；假设每一个做事人的能力、想法和‘我’都一样，忽略了（本土人的）能力和生存的环境。最初（我自己）不承认这种乡土文化，做完草海的项目才改变过来。……我们承不承认本土的文化？承不承认他们是主体？承不承认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资源、技能与我们有差异？就是说，到底是我带领人家干，还是我促进人家去自己干？”

这是一个思维转变：离弃了以外来知识、通过行政命令植入的改革方法。

很多扶贫和保护项目有很多教训。“光靠政府的扶贫款满足了一家一户的借贷需求和救济，靠个人去跟大市场接轨，是接不了轨，个人积累很少。许多的项目资源，每一次都落在私人或是外来人的手里。中国有很传统的文化，天上掉下的馅饼是谁捡谁吃的，也就是公地悲剧，自然的资源不好好管理它。……所以首先就是推动利益分配的管理，把它推到那个可以共同受益的层面，然后找到资源对接点……苁蓉的寄生体、梭梭啊、红柳都属于共同管理和保护范畴。我们借钱给你种苁蓉，你把它保护起来，不让人砍，你收益后把借给你的钱还出来；我又在下一个片区把钱投出去，下一个片区又有人维护了。当轮了两三次以后，就成了一个集体的共识和参与，可以与市场博弈了。价格多少？质量是什么？低于这个市场不收，然后使单家独户的农民和整个集体之间有一种市场的约束（契约）。……造血机制就是说，任何项目一定要通过本社区的资源和能力整合，投入期间能使老百姓和集体同时受益，让老百姓可以发展。第二有公共资金的积累。比如养牛，除了每家每户养牛能赚钱，有几百个奶坛子可以产生十多万元的公共资金。项目撤出后，每年公共资金是随着老百姓发展而积累的造血，不需要再输入资金。同时设计有一部分公有积累，比如20%的利润作公共积累，归集体所有，整个老百姓受益的同时，把公共资源积累起来。有了公共的利益，他们就会来呵护社区。伊利不要单家独户三两头牛的奶源，那是不可能机械化挤奶的……一家一户奶质无法控制，要变成共同管护资源，这是第一阶段。资源管护好了，第二阶段就是市场接轨，然后考虑的是公共积累，这是很关键的。如果NGO做事情，钱用完了，项目做完后又回到从前是不行的。大部分NGO得到国际基金的支持，拿着一套设计好的计划书，用资金动员老百姓来执行。这个方法不行，靠外来的计划和专家不行。”

“在贵州草海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国际基金会给村子里最穷的贫困户补贴，严格按照西方参与式操作，我宣布规则让村民选最穷的‘协进户’进入项目，村民讨论很热闹，高度参与。没几天，一个村民来告密：‘协进户’的钱被全村人平分了。老百姓认为：进入村里的钱要平分；就先把钱拿到手，参与式就是吵吵闹闹，做给工作人员看，回头乡亲们再分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钱！”

这样的教训太多了，贫困户把补贴的棉衣、种子卖了买酒喝。后来国际和国内NGO都只把贷款交给女性管理。

草海模式

草海在贵州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境内，是贵州最大的淡水湖，海拔2171.7米，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以水草繁茂而得名。区内有高等水生植物37种，有鱼类十余种，鸟类178种或亚种，是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主要越冬地之一。邓仪1982年进入草海保护区工作，1985年草海自然保护区成立。

“文革”期间，草海造田，水放干了。从1982年保护草海开始，湖水回升前人均土地3亩，水位恢复后户均土地0.3～0.5亩。人口增加粮食不够吃，村民偷着去开垦自己承包的草甸、沼泽，捕鱼打鸟就成了重要补充收入。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村民到湖中捕鱼再到市场换粮食。邓仪等保护区工作人员总是严格执法，翻开动物保护条例跟农民讲。保护区拿不下暴烈的农民，就请公安局去禁渔，没收或焚烧村民的渔网。违反者被抓起来送进监狱。但放出来时，老百姓又给英雄戴上大红花。政府保护与村民生计冲突日渐加剧，农民手持农具高喊：“把邓仪的肠子挖出来！”村民组织了装着石块的80多条船只，将保护区的三条巡查小船团团围住，草海湖面水战激烈！

邓仪和保护区执法人员住进医院。这是武力冲突！就如同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者与盗猎者枪战，索南达杰被盗猎者击中大腿动脉血管而牺牲，只不过邓仪和他的同事没有被石头击中脑袋。

不保护吧，鱼类鸟类被猎捕，人类的生态就被恶性耗尽。保护吧，村里一大堆小孩、妇女、老人抱着公安局警员的腿哭喊着：我饿，我要吃饭。

这些盗猎者是谁？！邓仪说：发达国家的保护是有了富足的生存保障，中国的保护是在贫困状态下进行的。

1992年，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进入草海工作，邓仪作为最最基层的工作人员，接受了国际鹤类基金会、国际渐进组织、福特基金会和乐施会的训练。1994年，邓仪和同事学习农村访谈和参与式工作方法，这时他才了解到：当时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人口占总数的60%，年人均粮食171公斤。草海是人鸟共存湖，保护的方式一定要以农村贫困为代价吗？生存和保护，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吗？

邓仪负责的项目，1997年做了一个举动，把禁渔时间、方式和处罚权力全部交给村寨农民，推动许多村寨农民自觉建立村民禁渔协会。1999年，他利用有限的资金，负责完成了中国第一个由农民自己设计、施工、管理的小保护区：“草海簸箕湾水禽繁殖区项目。”小区为主体保护的效果比政府为主体的保护区效果更好。“可恨”的邓仪被村民称为“邓老师”，村民和邓仪是在草垛旁讨论保护项目，探索自然资源保护与百姓生存发展相辅相成的方式，讨论怎样给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优美环境。

邓仪负责完成了“草海参与式保护与小区发展国际合作项目”，其成果被中外自然保护和发展领域称为“草海模式”——自然保护和小区发展互利的道路，为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验。邓仪荣获“福特汽车环保奖”，并以学者身份赴美国、俄罗斯进行访问，成为《南方周末》刊面的人物。

“草海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国际研讨会总结”于1997年12月2日至7日举行。国际鹤类基金会、国际渐进组织和贵州省环保局、云南农村发展调研中心、福特基金会、美国国家林业署、美国驻华使馆、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安徽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专家都来参加对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5年来项目实施的评估。已经形成的有渐进项目、村寨发展信用基金和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发展机构等项目产品。

草海保护区的成果有：①把自然保护和社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②把农民放在草海自然保护和社区发展的中心位置，增强了农民的凝聚力和自我管理能力；③找出了一条在扶贫工作中切实有效的方法，即参与式和扶贫到户；④培训了一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层工作队伍。会议的评估认为，草海模式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引导村民早日脱贫等方面，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1993年开始，草海项目还做“村寨发展基金”，扶持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由国际资助方捐赠资金，但资金来源只有国际一方。在2003年捐赠停止时，村基金总额达50余万元，启动了74个基金组1598户农户。村寨基金引导农户从事小加工、做小生意，改变了“靠海吃海，人鸟争地”的困局。到2009年，正常运行的基金15个组502户农户，资金244343.9元。邓仪认为基金的持续维护效果不够好，59个基金组消失了。

杨鹏找来邓仪为宋军的生态旅游做设计。邓仪看上了中国企业家的平台，梦想在中国企业家搭建的平台下，用企业家的公益款，让老百姓自己成为行动的主体——这才是中国人自己内生的模式。他离开草海的公职，到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任副秘书长。

团队的成员在各种国际NGO工作过，国际的模式严谨，但与本土地域文化吻合不够。中国土地上各区域、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贵州的老百姓把村子看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阿拉善的蒙族牧民对家园有心灵上的维系，山、水、树、草、生灵高于自己，神圣不可侵犯，湿柴（活树）是不可以烧的，而汉族认为砍下来晒干了就行。在大集体时代，阿拉善产生“公地悲剧”，蒙古族加入汉族猎捕野生动物、挖发菜——龙王爷的头发、砍梭梭树的行列，在经济起飞期，淘金、采奇石、挖树根，资源快速兑现。

要保护，就要把他们生存的家园还给他们。这是中国环保人士以生命和血肉的代价换来的认识。“让老百姓当家做主人”，阿拉善的老百姓和政府很快喜欢上了内生式，让老百姓自己解决了下山后的生计出路。政府“搞不清楚哪家人要酱油，哪家人要醋，你有项目委员会，正好把扶贫款给你们自己管理去！”内生式就在阿拉善出世了。

不为民做主

贺兰山队的村民分为两组：有牛的和没有牛的。有牛的把鲜奶卖给自行车后面挂了奶罐上门收奶的小贩。如果想卖鲜奶给伊利奶业，保持长期有稳定的收入，就必须有自动化控制的奶台和质量控制。村子里的精英，王春，也是大管理委员会的主任，2006年4月8日来找邓仪商量。

“现在没有牛的人想贷款买牛，不给贷款就不买牛；已经有牛的人，想多养牛，还想要贷款。……我希望采取灵活的方法，先动员养牛大户入股牛场，然后动员小管委会成员带动村民入股，就有大约100头牛，协会再买四五十头牛，这样下来能产奶的就有120头。”

王春兴致勃勃地设想，邓仪听着：“村扶贫款有13万元，每家都有权利贷，如果贷100家，每家可1300元钱……买牛的人一头牛拿出4700元，扶贫贷1300元，管委会与他签订协议，3年还回来。我们进一头牛，协会一头拿出6000元，进50头。他（村民）贷了1300元来入股，买一条牛腿也好，分红以后再换股也行。”

邓仪听了说：“就说这个股份是私人出50%，协会出50%。拿私人分走50%的红利，协会把50%的红利分出来。对！这样可以发展第二个牛场，第三个牛场，第三个奶台。好！我们不是要送鸡了，是送个下蛋的老母鸡！”

王春提出建牛场的另一个实际问题，是非产奶牛的饲养负担：“小牛比例高了，牛场就要亏损。”邓仪回应：“那就托管，牛场里下的小牛托出去管……”

他话还没有说完，王春就说：“哦，我感觉这个方法挺好的……那就是，把这个小牛托给困难户，或者卖给他，他养到能挤奶了，再拉来入股。”

王春还要往下说，他是来找邓仪探讨，邓仪打消他探底牌的念头说：“其实你不用（和我）协商，你们拿出方案来，老百姓没有方案之前什么事都是空的，都是在探讨嘛。我们到今天一直都是在探讨问题。但是真正怎么做，包括资金比例啊怎么样，老百姓（说）一怎么样，二怎么样，三怎么样，集资多少，怎么分红，你拿着那个来谈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很简单了。我们要老百姓的方案。”

于是，就有了2006年4月9日晚上的村民大会。

邓仪对团队有一个政策，虽然他手里有协会的资金，“不替老百姓决策，要让他们学会做自己的事，他们做事我们帮助”。所以，邓仪力主信息公开化：“开个村民会呗，怎么入股、两种生产方式，一起向老百姓说清楚。（光）靠下去解说，想单独养的就往这个好处上说，想入股的就往那个好处说它。开会一起讨论，两种方式大家都摆清楚，让老百姓来做选择。越提前开啊，信息透明度越高，效果越好。”

当然，后来牛场成立和管理还有很多很多的曲折。

本土价值

做项目第一要有团队推进。三年是一个项目能基本成型的周期，但头一年半里，基本上是项目点所有参与者，包括老百姓和项目官员的组织能力的培训。技术啊、开眼界啊，他们要自己重新认识自己周围的问题，要形成一个成熟的机制。团队的成员们跟项目点的老百姓一起到其他NGO的项目点去看，例如去贵州、四川、河北、陕西、内蒙、北京农村等地考察不同的项目。

第二，这种团队培训需要大量的日常指导。“他们不光是要从逻辑上、农业产业和生态链上、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商家投资者的眼光上等不同的角度，理解NGO要做什么、政府喜欢什么，也要有对生命的思考，对价值观的思考，这些东西在实际项目中都会涉及到。她/他们不是单纯地实践或者执行，是要以自己的实践去思考，所以需要外界不断有底蕴的人来影响他们。”

SEE团队的培训，请企业家讲社会责任，请学者、政府官员、做佛道研究的或是居士，都来讲课，包括“可持续发展是什么？国际NGO的走势和历史是什么？佛家的生命价值观是什么？和NGO有什么关系？道家的老子《道德经》和项目管理的关系是什么？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出钱做NGO？它和地方NGO的关系是什么？NGO要做到什么点上才会得到跨国公司的支持？政府喜欢什么样的NGO？什么样的NGO是政府认同的？该怎么做政府才会信任你？要了解政府的目光。企业家出钱是为什么？这些方方面面的间接和直接的经验都讲。这个相当重要，不是一个复制，而是提供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和看待问题，让他们在过程中学会这个”。

每一个来阿拉善的人，邓仪都请他们给团队成员讲课、分享和讨论，采用多种多样角度，为他们做事打下基础。第三，“学员接触了方方面面的经验和知识后，包括观察NGO项目，这时他们就有砖有瓦了，做项目也积累了经验，再让他自己搭一个框架，就有东西自己做整合了”。村民也出去考察，扩展自己的经验，从其他保护和发展好的经验中得到启发。

企业家的平台，空间在哪里？国际NGO“缺乏对中国当地种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或者感觉还是与实际远了些。这是做自己本土的项目也要思考的。这个协会的希望在哪里呢？第一是企业家精神。团队的解读是：寻求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开拓和务实精神，这种精神要嫁接到NGO身上，这是团队的第一价值认同。这些基因和整个专业团队的经验结合，我们就避免陷入条条框框，比如说PRA的程序，一定认为政府与NGO是对立的，非要找到一个弱势群体啊，一定把妇女问题分离出来解决，要把那些走招式形而上学的东西打掉。老百姓是当地保护的主体，他们不是弱势群体，不是去救济他们！”

“中国的社会、公民社会形成，会有西方影响。但它不应该由西方介入来左右它的发展。一方面是中国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工商文明的阶层，他们有了这种社会责任感，通过本地NGO的介入来行动，我们也证明这个其实是做得到的，是良性的影响，比嫁接西方理论的影响更有效。就是说不单做到了公民社会，而且地方政府接受了这种公民社会的建立。”

基层民主——空间、时间、语言

团队成员的角色是促进（facilitator）。一进村就要把村民逐步推到自己认识生态和社会问题的主体地位。当村民说出他们想要做的事，团队成员就建议村民成立项目管理委员会，再与协会协商项目。

我旁听了大小项目管理委员会的讨论，也看了一些录像。会议上村民有很多价值和认识的冲突。但村民拥有这个社会空间——大、小管理委员会，是从他们自己中间选出来的成员，他们表达、享受这个空间，讨论、互相聆听，不像政府的决定匆匆忙忙一刀切。村民没有想通“哪条牛腿是自己的”之前，不会做决策。村民开小会，私下议论，管委会成员并不干预。会议随着村民考虑的思路、一堆一堆人的商议，把问题一次一次地提出来。在村子里，王春、王学义、巴黎、柴军贤、赵云等这些精英是受到尊重的。

这些乡亲住在一个地域里，共同拥有这片沙漠、这块绿洲。有不同的意见，不会说‘不行我就走；或者你不同意我，我就把你排挤走’。他们有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这是与企业家的民主模式、与秘书处的行政和执行团队最大的区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还是要做乡亲，还慢慢讨论，一个计划要讨论几个月。他们自己给够时间。

我仔细地反复查对了有关团队工作的影像、采访录音和笔记，他们的日常语言和工作用里语，没有那种手里有权居位优势的态度——“那个不对……”“我认为……”“错了！……”“应该是……”“邓仪说过……”“企业家说了……”那种借权威来佐证自己、威慑对方的话语，在前期的工作中，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前期的团队成员让我十分感动，他们没有那种宣教的架势，也没有因为手中有公益款变成小官僚。他们严守一个底线——NGO不能替村民制定计划、不替村民做决策，村民是当地的主体。这是团队的价值目标。企业家的公益款，应该由老百姓自己决定能做什么。项目的官员建议是“听听大家的意见”或者“开村民会”。团队领袖认为，“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SEE团队的任务就是仔细听，留心观察，顺势推动，让村民自己编织一张社会网络——自己沟通的空间、时间和语言。

我看到嘎查的农牧民找邓仪和团队成员谈事情，态度率直而有信心，不带通常农民见城里人时的卑微或者蛮横的倔犟，他们十分平和地磋商。这一点尤其让我感到震动！在村民和管委会的会议中，虽有激动，村民坦直地把对生活、生产冲击最深刻的价值问题提出来。村民冲动地表达，大家都报以善意的理解和笑声，管委会没有强势进行解说和压制。会议和对话的语言是铺陈事实，探求磋商，理性解释。我坐在农牧民中间开会，听他们述说自己嘎查的事，真的感到很舒心。他们对自己的事、对社区的事很认真，很有信心。你难以想象这是上访闹事的同一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