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里红妆”婚俗的独特性

“十里红妆”婚俗与汉民族婚俗有相同之处，譬如“六礼”中的程序，在“十里红妆”婚俗中也有体现。可以说，这个过程大同小异，但它还具有其独特性。这种婚嫁习俗流行于浙东地区，明清时期尤盛，起源于南宋，最为耳熟能详的有关“十里红妆”的传说，就是“凤冠霞帔坐花轿”（也叫“浙东女子尽封王”）。据说，宋建炎三年（1129），登基不久的宋高宗听闻金兵追击，便从杭州经宁绍平原一路南逃，到了宁海地界的西乡，一个农家姑娘在晒谷场上用箩筐罩住他，救了他一命。宋高宗被救后，向姑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承诺说：“等我坐稳了龙椅，就来接你去皇宫做正宫娘娘，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并相约以青布蓝腰为凭，让她挂在门口，说到时来接你的人看到这青布蓝腰，就会接她走的。姑娘不以为意，以为皇帝是戏言，便把这个事情在村里当笑话说开了。过了几年，宋高宗真的派人来接这位姑娘去皇宫当娘娘，谁知来人一进村，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挂起了青布蓝腰，弄得他一时真假难辨，只得回去向宋高宗禀明情况。宋高宗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寝食难安，最后只得下旨：“浙东女子尽封王。”什么意思呢？就是浙东女子在出嫁那一天，可以享受皇宫公主或娘娘出嫁时之待遇：享受半副銮驾仪式，穿凤冠霞帔，坐龙凤花轿，所有嫁妆可以雕龙刻凤。出嫁时，嫁妆丰厚，前后相续十里之长，故有“十里红妆”之称。至今，在宁海一带，还流行着“浙东女子尽封王”的《鱼名歌》: “……十月带鱼白如霜，金兀术追到钱塘江。一匹泥马渡康王，浙东女子尽封王。”

一 嫁女之气势不凡：坐龙凤花轿

古代的轿子原名“舆”，如肩舆、彩舆，其原意是车中受物之处，《说文解字》载：“舆，车舆也。”木工在木材的选择上，往往是“曲者宜为轮，直者宜为舆”。古代的轿子称“乘舆”，如《吕氏春秋·不屈》载：“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晋书·王忱传》载：“玄尝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进。”南朝宋·刘义庆之《世说新语·捷悟》载：“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

乘舆也称“乘轝”，特指古代天子与诸侯所乘坐之车子，如“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汉·贾谊在《新书·等齐》中解释曰：“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乘舆等也。”天子与诸侯的车子均为乘舆，意思是在坐车的级别上，天子与诸侯并没有不同。唐·杜甫在《朝献太清宫赋》描述道：“营室主夫宗庙，乘舆备乎冕裘。”《史记·吕太后本纪》载：“滕公迺召乘舆车，载少帝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

因乘舆之珍贵，后泛指皇帝用的器物，皇帝所用之“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后又干脆将乘舆用作帝王的代称，以示尊崇，汉·蔡邕之《独断》上载：“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托之于乘舆……或谓之车驾。”《新唐书·段秀实传》载：“公本以忠义闻天下，今变起苍卒，当谕众以祸福，扫清宫室，迎乘舆，公之职也。”康有为等《上清帝第二书》曰：“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舆也。”上面两条所说的“迎乘舆” “安乘舆”之“乘舆”均指“皇帝”。

除此而外，乘舆也指车马或战车，汉·王符的《潜夫论·赞学》载：“是故造父疾趋，百步而废，而托乘舆，坐致千里。”又如范泰“有脚疾，宴见之日，特听乘舆到坐”。指战车也有例子，如“武王伐殷……乘舆三百，乘甲三千”。

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盛行肩舆，即用人抬的轿子。轿之名，始于后唐五代。但不管乘舆是车马、战车还是皇帝乘坐的车子，均与平民百姓无关。北宋时，轿子只供皇室使用，在民间并没有出现。

而流行于浙东的“十里红妆”婚俗就显得非常独特，女子出嫁时居然可以乘坐龙凤花轿，全副行头更是非同寻常，出嫁女子将凤冠霞帔穿戴起来，看上去跟公主似的，而且所有的嫁妆都可以雕龙刻凤。这倒是次要的，最为气派的是：抬嫁妆时，前面有人举着高脚牌，一面写着：回避，另一面写着：囍。所有官员见了，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这是何等的气势！

前面讲了，轿子乃是皇帝专用之物，即便不是，那也轮不上平民女子坐花轿呀！据北宋王得臣的《麈史》记载，在唐代，轿子只是帝王和后妃的代步工具，其他任何人不能乘坐，宰相只能骑马而行。北宋年间，著名大臣司马光因身患疾病被皇帝特许乘坐轿子；还有历经四朝的元老文彦博，因年老体衰，步行不便，被皇帝特许乘坐轿子。这属于特例，是优待老臣、重臣的恩典之举。“古人不用肩舆。《麈史》谓，唐时宰相乘马，五代始用担子。文潞公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司马温公为门下侍郎，卧疾，就拜左相，不可以骑：二公并许乘担子，皆特恩也。”

当时的辽国，在乘舆制度上也仿效北宋之举，只有皇帝才能乘坐轿子，贵为皇太子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只能乘车。

那么，浙东女子何以能享受如此待遇呢？难道真如上面那则传说所说的那样，受到过宋高宗的册封？否则，浙东人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之下，让出嫁女子效仿宫廷公主的模样，凤冠霞帔穿戴起来，坐着龙凤花轿，伴着雕龙刻凤的嫁妆一路风光，长达十里之遥，这种做派，若非经皇帝之金口，恐怕没有人敢这么做，除非他是吃了豹子胆。

笔者曾经为这件事情去宁绍地区采访过几次，无意中听到一则传说：“新娘坐花轿”。说的是清朝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坐着花轿途经钱塘江大堤时，迎面来了大批人马，一路上敲锣打鼓，唢呐震天，甚是热闹。那是一支迎亲队伍，新娘子披着大红花，坐在马上。这支队伍并没有避让的意思。跟随皇帝的太监急了，怒喝道：“哪里来的大胆女子，竟敢阻拦皇帝的道路！”谁知那女子怒目相向：“天大地大，不如婚姻事大，人生只有一次呀，今天，就是皇帝老儿来了，也得给我让路！”乾隆皇帝一听，此女子说得有理，感了兴趣，掀帘下轿，说：“让路可以，不过你得先对出我的对子。若是你对出了，我这把轿子让你坐，送你到夫家如何？”新娘一听，小菜一碟呀，“皇上，您就出对子吧。”乾隆皇帝口出上联：“塘里荷花，疯蝶硬要采。”新娘见他有调戏之意，便回他一联：“画中仙女，狂生却难求！”乾隆皇帝听了，暗自叫苦，然有诺在先，只得把轿子让新娘子坐，一直送她到夫家。从此以后，江南女子出嫁都仿效，纷纷坐起花轿来了。

这则传说显然是非常牵强的，再说，浙东婚俗坐龙凤花轿的历史始于南宋，并非清朝，故这则传说难以作为浙东女子出嫁时坐花轿的历史依据，只能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存之，甚或姑妄忘之。

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足为凭，笔者在《宋史》中读到了一段有关“龙肩舆”的记载：

龙肩舆。一名棕檐子，一名龙檐子，舁以二竿，故名檐子，南渡后所制也。东都，皇后备厌翟车，常乘则白藤舆。中兴，以太后用龙舆，后惟用檐子，示有所尊也。其制：方质，棕顶，施走脊龙四，走脊云子六，朱漆红黄藤织百花龙为障；绯门帘、看窗帘，朱漆藤坐椅，踏子，红罗裀褥，软屏，夹幔。

龙肩舆是南宋孝宗皇帝为皇后制作的一种彩舆，这是最早的花轿。皇后厌倦了坐马车，喜欢乘坐花轿。这顶轿子是方的，上面覆以棕丝，装饰着四条走龙，用朱红漆的藤子编成坐椅，并有门窗、踏子，内置红罗茵褥、软屏夹幔，外设围幛、门帘与窗帘，看上去相当舒服。

南宋时尽管有了花轿，但这也是皇后乘坐的。那么，民间的女子出嫁，何以也会乘坐花轿呢？而且她们所乘坐的花轿不是一般的小轿，而是千工轿、万工轿，出嫁那天，这顶轿子抬出去，那是相当的风光！人人看了无不啧啧称赞，叹为观止！

花轿一直是宫廷专用物，难道到了南宋，轿子就在民间普及了吗？如果南宋时，轿子仍未在民间普及，那么，浙东女子出嫁时坐上龙凤花轿就成谜了。为了打破这个谜，笔者查找了大量的南宋资料，《宋史·舆服志》中记载：“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这是百官乘轿，尚未普及于民间。然自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宋高宗觉得江南的气候潮湿，路面湿滑，不便骑马，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臣骑马出行容易摔伤，便说：“君臣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舆。”清代的福格在其《听雨丛谈·肩舆》中写道：“《宋人朝野类要》云：百司出局，人从先报上马，盖旧礼只是乘马。自中兴以来，始乘肩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东都旧制，耆德大臣或尊行宗室，特旨许乘肩舆。建炎初，上以维扬砖滑，谓大臣曰：‘君臣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舆’云云。可见古人乘舆之难如此。《宋史》卤簿中已有肩舆。”这些记载中并没有花轿普及于民间的意思，只是说皇帝考虑到江南路面湿滑，不利于骑马，故让那些老臣改乘肩舆。但福格在其《听雨丛谈·肩舆》里又讲道，“中兴后，中朝始有肩舆之制，初以优礼宗室老臣，其后滥至士庶，伎术至有乘二人肩舆者。”这段记载很有价值，据说宋高宗执政稳当后，始将肩舆从宗室老臣，渐渐地放宽尺度，然后再普及于民间。宋代的诗人陆游非常喜欢坐肩舆，有《肩舆至石堰村》诗：

偶上篮舆踏夕阳，醉魂困思两伥伥。

涧薪旋拾供茶灶，诗稿初成寄药囊。

村舍蓺麻驱鸟雀，牧童随草放牛羊。

归来徙倚衡门久，始觉中春已日长。

陆游另有《肩舆至湖桑埭》一诗，曰：

篮舆随意出衡门，日已沉山野未昏。

小市丛祠湖上路，短垣高柳埭西村。

麦苗极目无闲土，塘水平堤失旧痕。

明诏裕民闻屡下，老农何以报君恩？

诗中的篮舆就是毛竹做的轿子，陆游出门访友，就常坐这种轿子。说明南宋时，轿子已是寻常的交通工具了，不再是宫廷的专用之物。

一国之君放宽政策，施惠于民，应该是全国性的，那么，何以浙东女子享有特权？即“浙东女子尽封王”，出嫁时，坐龙凤花轿，这里面包含宋高宗私人的情感因素，笔者将在第三节里作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二 嫁女之场面宏大：抬十里红妆

常说莲花似六郎，六郎环绕石城芳。

洗清俗态千人监，飘拂红妆十里香。

日映汉空金鲤跃，雨滋溪畔绿杨长。

闲游赏玩知多少，胜入蓬莱片刻场。

这是清朝的广元举人赵炳撰写的《题莲沼环城》诗，其诗本是咏莲之清新脱俗，芳香十里，但诗中有“洗清俗态千人监，飘拂红妆十里香”之句，尤其是“红妆十里”，实乃指古时嫁女之场面，古人以“良田千亩，十里红妆”来形容嫁妆之丰厚、嫁女之气派！嫁女能够嫁到十里红妆地步之家庭无非有两种：经商致富、入仕致富。自南宋之后，而元、而明、而清，浙东地区经济相当发达，尤其是宁（波）、绍（绍兴）一带，更是富庶繁华，向有“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之说。

宁波（古称明州）是个港口城市，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发达，海外贸易兴盛。处于宁波地区的三门湾是当时省内仅次于宁波港口的通商口岸，与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相当频繁。宁海的三门湾航帮在宋朝首屈一指，整个宋朝的民间文化与经济往来，大部分都由三门湾航帮来承担。故宋元时期，明州与三门湾两大港口之海外贸易居于浙江首位。南宋张津在《乾道四明图经》中写道：“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明清时期，虽屡有“海禁”政策出台，但海外贸易作为社会经济的必然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冲破了海外贸易的种种束缚，加上西方的商人、冒险家及殖民者们大批东来，借海洋交通之便利，刺激了中国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发展，地方官员趁机勾结国内外商人，捞取外快，致使“海禁”政策得不到落实，漏洞百出，以致各地商人纷涌，包括宁波商人，形成了“甬商集团”。宁波商人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各主要城市的主要行业，莫不有甬商之身影。直到清末民初，仍有谚语流行：无宁不成市。孙中山先生曾到过宁波，《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提到：“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演说中，孙先生对甬商之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以上海为例，据《上海的宁波人》统计，从开埠至1937年，沪地仅宁波商人先后开设或出任经理的重要钱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有105家，创办重要工业企业101家，参与投资创办的驰名商号28家。另外，在全国重要的城市、商埠都有甬商之足迹，诸如环渤海、长三角、汉口、川渝、青岛、广州、厦门等。

经商致富，使嫁女时的“十里红妆”盛大场面得以成立。那么，做官致富，也是嫁女时出现十里红妆场面的物质前提，这里就涉及“无绍不成衙”一说了。

“无绍不成衙”，指的是很多地方衙门中的书吏多为绍兴人，通俗意义上来讲，指的是绍兴师爷，即古代的谋士。绍兴出名酒，但更出师爷。人说天下“读书种子”出在宁海，这是没人敢争的；若说天下“师爷”出在绍兴，这也是没人敢争的。绍兴师爷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之“师爷帮”。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作幕）者不啻万家。”晚清的李慈铭说：“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那么，师爷何以会多是绍兴人呢？据说与明代朱赓辅政有关。清代的昭梿在其《啸亭续录》中提到个中之渊源：“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朱赓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因为朱赓是绍兴府山阴人，他利用职权任用了大批老家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书吏绍兴帮”，也叫“绍兴籍胥帮”。绍兴人成千上万地外出作吏，与当地的乡风民俗及经济状况有关。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分析过此种情况：“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绍兴人多地少，加上明代的朱赓开了个好头，把家乡的弟子都带到官府中去做幕僚，说到底，幕僚官职不大，但比起种地来，不知好了多少倍！明清中央各部的书吏分为几种班，均是未入流的，绍兴师爷是其中之一，但却是最善谋划且善于弄钱，清代有一首竹枝词是写绍兴师爷的：“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

绍兴师爷称盛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文风炽盛，文人辈出。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宁（波）绍（兴）盛科名逢掖。”绍兴有谚语说：“一百秀才莫欢喜，七个贡生三个举。”这说明，读书人多，考上举人根本没人稀罕。竞争激烈，许多人考不上进士，于是就去当师爷。二是绍兴地处水乡，民性喜迁，不重故土，加上当地人多地少，不少人就四处游幕，以此为生。三是绍兴人一向具有精细严谨、善于谋划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当师爷所必须具备的职业素质。衙门中的官员，无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替自己办事。四是幕学的授受一般都在亲友故旧中进行，而亲友故旧多是本地人。于是，绍兴籍师爷成倍增长。五是明代户部中多是绍兴人为官。“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地方官员为了得到户部掌握重权的绍兴人之关照，不得不用绍兴人为师爷。清代的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中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绍兴师爷肇始于明代，兴盛于清朝，没落、衰亡于清末民初，在中国明清两代的历史舞台上活跃了大约300年的时间。师爷这种职业虽然有其艰辛的一面，但毕竟常随官员左右出谋划策，若能讨得主子欢心，好处自然是不少的，日积月累，也能集腋成裘，积贫为富，成为当地豪奢之家。

故古代但凡嫁女用“十里红妆”者，必是这两种人：经商致富者、为官致富者。为官致富者，与绍兴师爷做幕僚致富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财富来得容易，不比师爷们的家业来之不易，靠三寸不烂之舌谋生，毕竟是可怜的，然一旦致富，便会忘却以往的种种辛酸。

浙东地区的“十里红妆”与嫁妆不是一个概念，嫁妆是嫁妆，十里红妆是十里红妆。嫁妆是结婚时所抬的一些日用器具，不讲究多少。在宁海的乡间，至今还流传关于嫁妆的切口，如二桌四，四桌八等。“二桌四”的意思是单副嫁资（嫁妆），包括：1个大橱、1幢箱（4只）、1张房前桌、2把椅子、1杠串箱、1个礼担、1个桶担、1个酒担、1个木桶担、2条被、4只枕头。如果大家一听是“二桌四”这个切口，就知道有多少嫁妆了，然后会派20个人去抬嫁妆。何以会派20个人去呢？因1桌坐8个人，2桌就是16个人，还有4个人，共20个人，故叫“二桌四”。又譬如说“四桌八”, 4桌加上8个人，刚好是5桌，就知道要派40个人去抬嫁妆了。“四桌八”的嫁妆就是双副嫁资（嫁妆），在单副嫁资的基础上增加1幢箱（4只）、1只橱、1张眠柜、1杠串箱、外加2条棉被。在双副嫁妆嫁过来时，另外还得增加10个人：4个人抬花轿、4个人吹喇叭、2个人抬高脚牌。抬嫁妆的40个人，加上这10个人共是50个人，这样的队伍走在路上，前后才一里路，根本算不上“十里红妆”，只能说是普通的嫁妆。“四桌八”也叫“满堂红”，在乡间，能够以“满堂红”的身份嫁过来的，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大多是地主富户才能做得到，一般贫寒之家无法达到这个标准。在古代，如果一个女子以“满堂红”嫁到夫家，说明娘家比较富，到了夫家，腰板可以挺一挺了，声音也可以响一些了。

比“满堂红”还要厉害的就算“两房堂”了，两房指东厢房、西厢房。如果东、西两房都要摆满嫁妆，那就需要80个人抬嫁妆了。电影《十里红妆》里三太太嫁过来时，嫁妆需要88个人抬。其架势够吓人的了，但这不算真正的“十里红妆”。按照“十里红妆”的严格要求来讲，一里是150丈，三丈一杠，一里路需要50杠，“十里红妆”至少需要300～400个人抬嫁妆。这么多人抬着嫁妆走在路上，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十里红妆”。故这里的红妆，应该是指“宏大的嫁女场面”之意，此红不是纯指“红色”，而指的是场面：宏大的场面。从单纯的颜色到宏大场面，这让人更有震撼感！

古代的大户人家，如果有女儿待嫁，会花很长时间准备十里红妆，以免临时抱佛脚，使女儿在夫家蒙羞。宋代的袁采就提倡养女之家要早备嫁妆：“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畜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女子之羞见人也。”尤其是衣服鞋袜、被褥枕帐、肚兜内衣之类的东西，都是要刺绣的，精工细作，很花时间，故要早早准备。在做家具嫁妆前，他们会请人择一个黄道吉日开工，动用木作、桶作、雕作、漆作等“百作”手工制造家具用品，所做的器具无非是千工床、小姐床、红衣柜、房前桌、梳妆台、箱柜、春凳、各种木桶、马桶、子孙桶、衣架、脸盆架、绣花架、各式祭盘，等等。嫁妆家具通常分“内房家伙”与“外房家伙”。但凡放在内房的家具如千工床、床前橱、房前桌、春凳、马桶、子孙桶、梳妆台、衣架、眠柜等都属于内房家什，而那些八仙桌、圈椅、画桌、琴桌、棋盘等，均被称为外房家什。除了这些家具，还有服饰类、首饰类等东西随嫁。如果光是嫁这些东西，仅能算是嫁妆，而非十里红妆。要300～400人抬嫁妆，没有东西可抬是非常尴尬的事情。故富家大户在准备“十里红妆”时，尽可能地把想到的能嫁的东西都事前准备好，除了内房家什、外房家什之外，如厨房里的东西、织造房里的东西、粮仓房里的东西、酒坊里的东西等都得“嫁”过去。有些大富之家，雇用来的庄客就达上百人之多，这些人中，有的是专门帮主人种田地的；有的是专门帮主人酿酒的。光是酒坊，就有数十个人在酿酒，遇有女儿待嫁的人家，就会准备好一大缸上好的老酒，抬嫁妆时，就得十多个人抬，抬到夫家，足够喝几年的。准备好的粮仓里的东西有：米、粉、菜、水、油、麦磨、风车、竹箩、竹篾、米背、米筛、捣臼、柴、点灯油、食用油、水缸、油缸等。六畜厩栏里的牛、羊、马、驴等也均“嫁”过去。穿的四季衣服，多是些绫罗绸缎，其数量之多，一辈子都穿不完。女人佩戴之首饰更是不能少，《赖婚记》里唱道：“金银首饰样样有，再嫁侬珍珠玛瑙两三升。”据清光绪时富裕人家的一份嫁妆清单记载，光首饰就有金杮底、金珠宝簪、金珠宝钿、金钗、金指环等25对之多；银珠簪、银镯子、银指环等10多对。有些人家，除了日常家用器具之外，还把山林、田地等都“嫁”过去。当然，出嫁女子在娘家时使唤的丫鬟、侍女或老家人也随轿嫁过去，继续侍候着她后半辈子的生活。更有甚者，连寿衣、棺材都准备好了，只不过暂放娘家而已。真正的“十里红妆”，是出嫁女子一辈子的私人财产，这些东西只有她本人有支配权，其他人无权随意享用。

三 “十里红妆”婚礼仪式

我国各地的传统婚俗基本大同小异。旧时浙东地区尤其是宁波一带的婚俗非常重视古礼，也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不过，宁波地区的婚俗又有其独特性，具体描述如下。

问名，是“六礼”中的第一个程序，是整个婚事的序幕，即男方家长遣媒人到女方家去询问女方的姓名、生辰八字等，也即“庚帖”，这份帖子相当重要，是关系到男女双方的婚姻能否顺利的一个关键，男方会把双方的八字拿去卜吉，看看他们八字是相合还是相冲。

纳采，一旦男女双方的八字相合，男家就会向女家送彩礼，彩礼在全国各地均有不同，宁波地区的彩礼多以绸缎、呢绒等衣料组成的尺头，宁波人叫“雁红”（或洋红）。古人含蓄，不像西方人那么浪漫，拿束花跪在女方面前求婚，而是派人送去彩礼，女方家里心知肚明，这就是男方向他们正式求婚了。

纳吉、纳征看似两个程序，实是合在一起进行的，这是“六礼”中的主要手续，宁海人叫“下定”，宁波人称“文定”，就是男方向女方家送聘金，可以用实物代替，如酒、稻谷等。但到了后来，送聘金不用实物，而直接用钞票，而且数目不少，这是考虑到女方日后打造嫁妆及操办酒席时所需要的费用。每每这时，女方家长是绝不肯示弱的，往往会在这个聘金的基础上，多花钱去准备女儿的嫁妆，他们不愿落下“卖女儿”的名声！同时，也以此来出出风头，以示体面，希望女儿嫁到男方家之后不受轻视，不要看人脸色而稳住地位。

请期，就是择日，决定迎娶的日子。这个权利是男方特有的，他们会请风水先生择一佳期美日作为大婚之日，并把此日写在金帖上，送往女家，上曰：请定某月某日吉时，敬备彩舆，恭请令爱于归。字面意思备极恭敬，至于把“令爱”娶到手之后怎么样就不去论了。

亲迎，这是“六礼”中最后的一道程序，也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天。

婚礼那天中午，女方操办喜酒正餐，谓“大业酒”。酒后，男方过来发嫁妆的弟兄们可过一两个钟头发嫁妆，但“马桶小叔”酒后必须挑起桶担上路，桶担是两只夏布布袋，也是代代相传的意思：一头置草席，由褴布包着，底座有一只针箜篮；另一头放一只马桶，即子孙桶，意谓新娘婚后肚子里的小孩马上会动。

婚礼中，“铺床”仪式颇为讲究，此婚俗源于宋朝，司马光于《温公书议》卷三中载：“亲迎前一日，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俗谓‘铺床’。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量很重，一世做人，半生在床。所以，“铺床”仪式不能随便了之，须请“全福人”（俗称“好命婆”：儿女双全、健康长寿、家庭美满）或德高望重的长辈来给新人铺床。铺床也叫“扫床”“撒床”或“撒帐”等，是指婚礼前一天，由全福人布置洞房的一个小仪式。除了扫床、铺鸳鸯枕龙凤被之外，就是大家最为喜欢的“撒帐”仪式了，这个仪式非常喜庆，全福人会把花生、桂圆、莲子、栗子、枣等干果铺撒在崭新的婚床上，取“早生贵子”之意。

新娘在出嫁那天，须请全福人来为新娘化妆，尤其是“开面”，即修饰眉毛，用细线绞光新娘脸上的毫毛，这也意味着女孩子即将做少妇了。出嫁前要用“五子汤”沐浴全身，哪五子？即红枣、南瓜子、桂圆、花生、橘子，也无非图个吉利而已。接下来的“辞亲”场面非常感人，女儿哭拜父母，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无不依依，无不恋恋。而做父母的尤其是母亲总要在这个时候劝勉女儿一些新媳妇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劝着劝着就会哭起来，遂有“哭嫁”之俗，边劝边哭，无尽不舍，养育了这么久的女儿，今日就要嫁到别人家去做人了，难免会有心痛不舍之感。

这时候，男方的花轿到了门前，新娘子化好妆，佩戴凤冠霞帔。穿上新鞋子后就不能下地了，当地风俗：穿上新鞋子后落地走路会带走娘家的泥土，好风水会被她带走。为免娘家风水被带到夫家，新娘子在上轿时，会由她的亲兄弟或堂兄弟抱上轿。上轿之前，新娘做好了一切准备，小便后便禁水，以免上了花轿内急，加上抬轿的小伙子们爱捣乱，把花轿颠来倒去，弄得新娘心慌意乱，便意频频，这都是经验之谈，老年妇女会把这个经验告诉后来者，遂有此习。花轿起步，一路上除了喇叭高奏，还要鞭炮齐鸣，以防邪神作祟。出嫁这天，红妆队伍是最大的，若遇当地官员出巡，官员也要回避或绕道，这其中也有预防冲撞之忌。绵延十里的红妆，在旁人看起来真有无尽的风光！这半天时光的风光，也是新娘一生中最最风光的时光。

到了夫家门前，花轿落地要举行仪式，即三抬三放，连续将花轿抬起放下，前后三次，意思是去掉路上所染的邪气。也有人解释成：连中三元；更有人解释为：提得起，放得下。双方伴娘或傧相挽请新娘下轿，再由男方的至亲婶娘或姑嫂将新娘扶出轿门，走过从门前到礼堂的一段路，这段路早已铺好了数只麻袋，新娘就从这几只麻袋上踏过去，内中有深意：代代相传。进入新房内，有一位“全福人”进来为新娘做象征性的洗脸，然后喂饭，俗称“喂新妇饭”，边喂边说着“尊重公婆、夫妻和睦、早生贵子”等吉利话。当晚，新郎家里是正酒，叫“吃喜酒”。

结婚仪式在堂前举行，俗称“拜堂”。这个大家都熟悉：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最后送入洞房。然后就是弟兄们闹洞房，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小男孩拉木桶尿等。随后，新娘要给公婆及族房长辈献茶，叫“吃茶”，而长辈们则要给新娘包一个红包礼金。

新婚第三天，新媳妇必须一大早起来烧早饭，叫“煮三日饭”，这实际上是公婆想看看新媳妇的厨艺如何。有时也会趁这个机会给新来媳妇一个下马威。如何威法呢？宁海当地就有“绸缎当柴烧”的传说：说是一大户人家嫁女儿，什么东西都嫁过去了，唯独少了木柴。婆婆欲看其笑话，也想给她一个厉害瞧瞧，便让人把所有的木柴搬走了，看她如何煮三日饭。谁料，这个媳妇出自富家，没有木柴有绸缎呀，就令丫鬟把一匹绸缎拿来当柴烧，骇得婆婆再也不敢小瞧儿媳了。

另外，新婚第三日，新娘带着新郎回娘家，俗称“回门”，当天回到夫家。

浙东地区尤其是宁波、宁海一带的婚俗文化非常丰富，其中有许多细节相当有意思，但囿于篇幅，容另文再述。

四 “十里红妆，娘家抬光”的几种情况

在宁波地区尤其是宁海西乡一带，至今仍流传着一句民谚：“囡身还未卖，头就朝外。”意思是女子还未出嫁，心就想着夫家了，这里面牵涉到“十里红妆，娘家抬光”俗语的具体情况。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十里红妆”之婚俗非常盛行，但并非所有的娘家都嫁穷的，有的人家嫁了“十里红妆”之后更富了，而有的倒真是嫁穷了，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其中有几种是颇为常见的。

1．大户之间通过联姻来提高社会地位、扩大商业规模

在古代，商人的地位比较低，尽管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但其社会地位比不得衙门中当官的人，故他们多有攀龙附凤的心理。但凡商人嫁女，往往会考虑把女儿嫁给官宦人家，宁愿自己多掏点钱、贴点钱。“十里红妆”算什么，只要能够攀上高枝，不愁自己的生意做不大，不愁自己的地位上不去，世人都知道“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旦女儿嫁入侯门，即便是侯门深深深似海，也能从深海里捞出一颗夜明珠来。故一旦女儿被聘在官宦人家，商家豪富无不竞尚奢华，不惜花费万金来置办“十里红妆”。待到嫁妆抬在路上，万人空巷，驻足旁观，津津乐道于官家与商家联姻的趣事，这是最好的商业广告，一经人口传播，一分钱广告费不付，没几天，整个地区都知道了，田角地头、村居聚落，无不以此为饭后茶余之谈资，说者添油加醋，听者随意加工，弄到最后，这个版本的“十里红妆”就会被神化。譬如说宁海的前童古镇，明朝时有一位太宇公童应斗，是前童镇第十五代太公，由太学生担任北京上侍卫府军前卫经历司经历，统领幼兵，主管文书出入，属于文职官员，后转升山西藩司经历。时人给他的评价是：“茹茶志甘，清素佩兰，行著芬芳，戎幕功高，儒林誉永。”据宁海前童镇的童富铎先生介绍，这位童应斗家境非常富有，光土地就有36000多亩，从奉化到临海遍布。他们家是“三推九明堂”结构，尚有道地与石砖遗存，在遗址内的石阶上有“覆碟型小耳”，非常稀有罕见，但不知其用处。有人认为这是方便石阶之间更好地连接，类似于木结构中之榫卯，互相扣住；另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仿照皇宫中玉阶泄水螭头之作用，并进行缩小所成。但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至今仍是个谜。不过，从“覆碟型小耳”如此讲究这件事情来看，童应斗当时属于豪富之家。他们家曾经有一缸金、一缸银埋在地底下，那缸银于20世纪70年代翻建晒谷场时已被挖到，而那缸金至今未有眉目。据说，童应斗嫁女儿时就是“十里红妆”嫁出去的，场面相当之大，影响相当之广，那则新娘子下厨时“绸缎当柴烧”的民间传说即源自于此。因所隔年代久远，当时童应斗嫁女时所抬的“十里红妆”到底嫁了些什么，已不可考，但可以想象，按照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其规模是不会小的，否则，此事不会流传后世如此之久。

宁海的前童古镇是全国文化名镇，该村的始祖是南宋时的士大夫童潢。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童潢游历于此，发现此地山清水秀，顿生爱意，遂定居于此。经过800余年的繁衍生息，前童已经成为以儒家文明传承于世的古镇，明代的“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先生就曾经在此地教学，几百年来，这里走出了许多读书人，故前童祖先的家训均以“诗礼名宗”，犹如方孝孺先生所说的那样：读书不求闻达，亦足变化气质。故在宁海一地，前童人的气质与众不同，恶则远之，善则从之，久而久之，这个地方成了一块净土。几百年之后，这个江南的典型小镇，虽说颇有年轮叠加的沧桑，但仍有浓浓的文化意味，那些独具风格的明清建筑院落，青砖墨瓦，飞檐翘角。宅院变得苍老了，精美的石窗花有了斑驳之状，但建筑物保留着的雕饰、匾额以及宗谱、古籍上所记载的点点滴滴，无不流淌着前童人的血脉与文脉。

就在这个古镇里，土地肥沃，五谷丰登，世世代代过着亦耕亦读的富裕日子。在前童宗谱里，曾经记载过“十里红妆”的往事。据现年75岁的前童人童富铎先生介绍，他的太公叫士懋，他娶妻子时，就是用“十里红妆”抬进来的，抬嫁妆的人达300余人之多。除了必备的家具之外，连田、地与山都一同嫁过来了。童富铎先生的太婆嫁过来时，虽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十里红妆”，但气势也不小，她嫁过来的东西可以放满一个院落，这个院落起码有十来间房子，每个房子都放得满满的。她嫁过来的嫁妆包括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等，也就是说，在农村生活的一切用品及用料都备足了，一生所用，无后顾之忧。

一般情况下，大户嫁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商户与官宦之家联姻。我们知道，商人手上拥有财富，而官员手上拥有权力，这两者有时候可以兼容，但更多时候是有这缺那的。所以在这一带，经常会出现有钱无权的商人，和有权少钱的官宦人家，他们之间相互联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婚礼变成了一种广告，变成了一种联盟，变成了一种宣言。另一种就是商家与商家之间联姻。如果商家找不到官宦人家联姻，那么，找一家实力雄厚的商家联姻，也不失为一种上选之举。强强联手，至少在商界也是颇有威慑力的。不管哪一种联姻，都是为了达到富上加富的目的，为了提高政治地位、扩大商业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嫁女儿，绝不会出现“十里红妆，娘家抬光”之尴尬局面，相反，两家会越来越富。

2．“十里红妆，娘家抬光”是娘家人的本意

初看这句话，人们一定以为这娘家人是傻子，娘家被抬光了还心甘情愿？是的，心甘情愿！这种情况是个例，实出无奈之举，这种事情往往出在光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家庭。譬如有的人家只生了一个宝贝女儿，那么，她出嫁时，就会出现“十里红妆，娘家抬光”的局面。何则？因如果女儿出嫁时，不把娘家的东西抬光，那么，娘家父母去世后，他们家的财产就会给子侄们继承过去，绝不会让嫁出去的女儿来继承。子侄虽亲，然非亲生，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财产要交给他们，心里实有不舍，故于嫁女之时，干脆把所有的东西都“嫁”给了女儿，尽管女儿嫁给了别人，但毕竟女儿是亲生的，不给她给谁呀！

宁海有个地方叫柘湖杨，杨氏旧谱上有这样一则记载：明万历年间，柘湖杨氏第十四讳：世炬，号忠宇（松坛25世）。家境富庶，童仆妻妾，一应俱全，仅生一女，嫁岔路湖头村葛总兵之子葛锦城（庠生）。杨、葛两家都是当地大户人家，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何况世炬膝下无子，仅有一个掌上明珠，故当她出嫁时不惜倾资遣嫁。这一方面显示娘家富有，另一方面使女儿到了夫家后有颜面，能够受到应有的尊重。

出嫁那天，女方家的“十里红妆”朱漆髹金，流光溢彩，抬在路上，浩浩荡荡，前首看不到后尾，如同一条金龙，游动在喜庆的大路上，炫耀着女家的富足。“马桶（子孙桶）小叔”挑着马桶开道，花轿居中，嫁妆随后，队伍蜿蜒数里，沿途村庄的男女老幼夹道观看，啧啧称奇，赞叹不已。按照当地婚俗，当“马桶小叔”把第一件红妆即马桶挑到男方家时，要马上鸣放炮仗向女方家报喜，“子孙桶”已经到夫家了，按双方约定，站在湖头、柘湖杨二村十里路程中段的前童塔山顶上的连环放炮人，听到湖头炮声，应马上接着放炮，向女方发出信号，女方可停止发放红妆，不再抬出去了。可是不知何故，时间已经过去老半天了，还未见男方有任何响动，自然，红妆还得源源不断地抬出，从针头线脑到箱柜、桌椅、桶盂、盆盒，以及铜、锡器皿样样齐全，而且还得箱箱满、桶桶满。新娘的所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都已抬走了。家里已经再也寻找不出可作陪嫁的东西了。一时间，大家急得团团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但杨家毕竟忠厚诚实，遵守承诺，还是千方百计从家里寻找“红妆”抬去，等着对方回音，最后实在无奈，只得把家里仅有的石磨、捣臼也抬出去了，并吩咐抬妆人要慢慢抬，把红妆队伍尽量拉长些。因从柘湖杨到湖头正好十里路，故这一路嫁妆称之为“十里红妆”是名副其实的。

外人不知道这一反常现象，其实，事前男女两家早有默契，双方心照不宣，只是外人不知情而已。在封建时代，只有男子可以继承家业，若无子嗣，家业最后只能由子侄承继或瓜分。杨世炬仅生一女，只得用“十里红妆”陪嫁的形式，把除房屋以外的所有家私财产，名正言顺、正大光明地转移到独女手中，可谓用心良苦。这位杨世炬嫁女不久，又在邻近湖头村地界，为女儿买下一座柴山，作为取薪烧饭之用。随后又把余资捐造佛像于永宁庵，并赡田亩为庵堂香火之资，一心向佛，济贫救困，积德行善，民望甚高，此乃后话。

3．“十里红妆，娘家抬光”，娘家从此一蹶不振

北宋以前，婚礼的奢靡风气不甚盛行，之后，逐渐讲究起来。司马光说：“今世俗之贪卑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到了明清之际，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中上层阶级逐渐讲究奢靡的陪嫁妆具。尤其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家庭，喜欢求奢、夸俗，加上对女儿的钟爱，故在女儿出嫁时，大肆操办，铺张浪费，这种以奢嫁为尚的风气，确实起到了上行下效之作用，一些中下层的人家在这种压力之下，也就是说在婚俗中这股奢靡之风的吹拂下，一旦嫁女，无不讲究嫁妆之丰厚，而不去考虑嫁女之后果。《定海县志》记载：“赠嫁之具，昔颇简朴，中人以下之家不过略备衣服、箱笼、用具，约值二三百金而已。迩年习尚奢靡，富家始倡于前，一女出嫁，动辄数千金，中家相率效尤，大抵以千金为律，甚至割产举债而不惜，亦可异也。”加上当时有一股不良风气，即新媳妇嫁到夫家之地位，实由嫁妆之厚薄而不同，妆奁之多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其在夫家的地位，“嫁妆丰厚程度，既显示室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实际地位，而且也关系到室女嫁到夫家之后的家庭地位”。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在浙江一地有，在全国各地均是这样。妆奁丰厚，“则翁姑喜”; “男家计其妆奁之多寡而爱憎其妇”; “妆赠不丰，往往为婿家所厌薄，先后奚落，妇姑勃谿，驯致秦晋失好，每由于此”。天下父母爱女之心深切，为了免除自己的宝贝女儿“舅姑因资装之薄，终身愤憾媳妇”，不惜倾家荡产，为女儿嫁过去丰厚的嫁妆，“婚多论财产，侈奁具，有破产嫁女者”, “女须厚奁，璀璨琳琅，夸多斗靡，中人常因以破产”。

宁海县城的金儒才先生曾介绍他们祖母嫁过来时，也是“十里红妆”抬过来的。他们祖上在明代时曾官至司马侍郎、兵部侍郎等职，方孝孺案发，他才回到宁海。到了清乾隆时，其家庭成员中有人买官复职，故他们一家向来富奢，有“司马第”之称。民国时，他的祖父曾到杭州考试，遇军乱而返。他祖父结婚时场面非常大，可以说是“十里红妆，无限风光”。当时的嫁妆从宁海花楼殿一直抬到桃源桥蔡家巷马司第大岔门。金儒才祖父的岳父是个武举人，力大无比，120斤的大刀，舞起来就跟玩儿似的，他的家境虽说尚算殷实，但嫁女之后，就穷了，从此一蹶不振。类似例子很多，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奢靡之风非但没有煞住，反而更盛了，如《上林县志》载：“咸、同以前，男家送聘金制钱二十四千文者谓之中礼，三十二千文者谓之上礼，迨光绪中叶后，有送至小洋六十、八十、百元不等者；女家赔奁所费称是，或且倍之，冀争体面。中资之家，每经一次婚嫁，为儿女还债必磬多年艰苦居积。”甚至于弄到借物或以次充好之地步，如清同治《洪洞县志》记载：“近俗竟有假妆奁为饵，以争财礼者。既有用铜锡充数，以骗亲者；更有以好看为名，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及赚物到手，或尽裁减，或竟当（卖）者，致使日后残恨其妇，诟詈其婿，究以两姓之好，遂成仇雠。”浙江上虞“惟富家嫁女务侈妆奁之丰厚，贫家许字尤索重金，甚有因嫁女而荡产，缘娶妇而倾家者，以至穷苦小民老死而不能婚”③。

古人是非常讲究娶妻娶德的，但随着婚俗奢靡之风越刮越猛，其情形大有日落西山之势，《合江县志》卷四《风俗》记载：“妆奁一事

③ 《上虞县志校续》卷四一《风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尤重，无识者第以嫁装之丰绌为衡，不问女性淑愿，而媒妁每夸妇装丰富，以期男家许诺，古人择德不论财之意荡然矣。凡嫁妆，自床榻、荐席、椅桌、柜椟、毡褥、帐幔、衾枕、服饰、器用，无不具。于嫁日或前期一日，女家使人张陈于婿之室，曰 ‘过礼’，犹古铺房意。虽贫苦，亦必备床帐、衾枕、箱柜始可以嫁，举债不惜。”故民间有“生男满堂红，生女一场空”之俗语。

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婚姻陋俗一旦蔓延，要煞住是很难的，如同烈火上干柴，其势只会越来越焰炽。风俗大变之后，婚姻论财不论德，殊不为怪，此种现象，到处皆是。

4．“十里红妆，娘家抬光”是女儿贪心所致

所谓“抬头嫁女，低头娶妇”，从这句俗语可以看出，在婚姻双方中，女方家庭往往掌握着相当的主动权。当然，这要看嫁妆之丰厚程度了。如果娘家将女儿体体面面地以“十里红妆”嫁出去，那就可以一世抬头了。相反，如果男方的家庭条件相比于女方来说要差一些，那么，抬头娶妇就不适宜了，只得低首敛眉地把媳妇娶进来；当然，也有男方条件比女方优越的，则另当别论。嫁妆之丰厚与否，决定着新娘在夫家的地位与尊严，故一般在出嫁时，女儿定会想方设法让娘家多做嫁妆。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但女儿也是父母的心头骨肉，故大多数父母会在女儿出嫁时尽量给予满足，但也有女儿贪心不足，譬如《珍珠塔》中，那个方朵花在出嫁时，父母给她“十里红妆”陪嫁，但她还嫌不够，非把她们家的传家宝“珍珠塔”也嫁过去，这还不够，还将她们家的老佣人方本也随她嫁到夫家。故民间就流传着诸如“生囡白白，嫁之直滑”, “女儿亲，不是亲，全副嫁妆还嫌轻”, “檐前鸟，噪奁前，看新娘子好妆奁。妆奁少，一定恼”等民谣。宁海乡间曾流行一则民间故事，叫《头发兑针》：说的是有一小户人家的独生女儿要出嫁了，父母倾其所有，为她备办嫁妆。可女儿看来看去，就觉得比别人差。她就在房间里东翻西倒，把能用的东西都放进箱笼里。到最后，翻到一块布头，她觉得布头好做肚兜，就放进箱子里；翻到一些布头零碎，她觉得可以垫鞋底，也放进箱子里，但凡能派点用场的东西，全部收进去。她父亲从门缝里看着她整理，气得大骂“朝外货”，气得胡子从门缝里直戳进去。女儿一看门缝里有一簇头发，心想：这团头发带过去好兑针，便用力一拔，只听门外“哎哟”一声，原来她手中那一簇“头发”是她父亲的胡子！另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嫁妆外的“嫁妆”》，说的是明朝时，宁海大湖村有个大户叫胡亦易，他家有良田千顷，金银无数，惜爱妻早故，膝下独留一女。一次乘船办事途中，遇恶风，险些丧命，幸得山头村青年后生冯成相救而得脱险。胡亦易把这番奇遇告诉了女儿，女儿对冯成心生爱意。胡亦易觉得，冯成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女儿也喜欢他，便央人前去说媒。男方很高兴。他女儿知道后，说哪有女方主动向男方说媒的，说她不答应。胡亦易不能食言，千劝万劝，答应女儿以“十里红妆，良田千顷”作陪嫁。女儿总算点头了。胡亦易花了三年时间准备嫁妆，到了出嫁这天，女儿又赖在家里不肯上轿了，哭得很伤心。胡亦易问其故，她说山头村只有一个小山丘，周围全是海滩涂，没柴烧，她不去。胡亦易一听，这个好办，立马写下：“自某年某月某日起，将我名下的一座柴山赠予山头村冯成。”于是，女儿高高兴兴地上了花轿。在古代，若有兄嫂在，父母怕儿子或儿媳不高兴，往往会私下里赠予女儿田契一类的东西，如宁海桥头胡屠氏出嫁时，父母就将眠牛山西坡作为嫁妆陪送女儿。女儿怕兄嫂得知后追回，便将田契藏于裹脚纱里，但还是被兄弟们知道了，他们追到半路，把妹妹全身搜了一遍，结果没发现什么只好回去了。从此，屠氏的眠牛山西坡就属于胡姓了。

尽管是民间传说，但传说不是没有缘由的，而且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文人的竹枝词里，对这种现象也有反映：

玉满奁，珠一斛，宝钿金钗杂罗縠。席卷母家财，女心犹未足。昔人嫁女仅卖犬，今者几至田宅典。锦绣以上侈裁剪，犹道父母力弗免。女勿恹恹愿尔思，异日亦有嫁女时，破费不赀当自知。

这种“奢嫁”之风竞相吹拂，有些时人相当反感，尤其是一些地方的方志作者往往会在志书里以厌恶的口吻记述这种劣俗，如“至奁具，则靡费已甚，始而富家稍炫其妆，继而迭出求胜，渐至贫窭效尤，典卖以从，此则侈靡之宜变者也”；语气更为不屑的则如“往往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男家之不识事理者，犹以妆奁多寡揶揄；妯娌行坏俗不情，莫此为甚”！尽管如此，奢嫁之风仍然蔓延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