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山之石

欧洲通过亚洲获得新生。

正当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信息报道源源不断、铺天盖地地传入欧洲的时候，欧洲本土一场新的文化运动正在氤氲成形。“在这场震撼西方的运动中，中国，至少是耶稣会士们看到的中国，有它的责任。”两种文化潮流交融汇合，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文化和历史效应。如400年前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阅读激发了欧洲人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和对东方财富的迷恋，催生了近代地理大发现一样，这一次的“中学西被”又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它催生了欧洲人继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文化大发现。中国绵长悠久的历史、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井然的政治、醇厚质朴的道德以及精巧雅致的建筑风格和园林艺术，都被欧洲人作为效仿的楷模和批判的武器，参与构筑启蒙时代自由与进步的神话。

16-18世纪欧洲人发现新世界，不仅在地理意义上，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在撒哈拉以南，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气候极其炎热、处于原始野蛮状态的黑色大陆；在美洲丛林，欧洲人发现了淳朴、自然、田园牧歌般生活着的美洲印第安人；在太平洋塔希提岛上，欧洲人看到了在阳光和沙滩上自由地生活的“高贵的野蛮人”；在印度，他们看到了信仰奇形怪状的神明，种姓等级森严，在道德、智力和体力上都低于西方人的东方人。唯有在中国，他们看到了“不再是野蛮人和处于可悲的奴役中的民族的景象。他们是久已组成社会的民族，且享有明智的立法带来的惠泽，拥有关注秩序与治安的政府”。16世纪法国著名人文主义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这样描述中国：“在中国，没有我们的商业性和知识性，但王国管理和艺术之超越绝伦，在若干方面超过了我们的典范，它的历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如此广阔而且丰富多彩，这是无论我们的古人和今人所不能体会的……”在国家力量不那么强大、文化传统相对稀薄的地区，欧洲人看到了自身的优势，生长出足够的自信、表现出蛮横的强势。于是，紧随地理发现之后，欧洲人开始了对那些地区的殖民掠夺与侵略；而在历史悠久、文化发展、社会昌盛的中国文明面前，欧洲人惊奇地发现这个国度极大地发展了人类理性，“在希伯来人中，有一位特殊的天使保管着信仰的宝库，在中国人中也有一位特殊的天使保管着理性的宝库”。于是，欧洲人低下了高傲的头，开始赞美、学习与思考。

“发现世界的文化意义，在于发现自我，美化异域的意义，在于表达自己的正义期望与自我怀疑精神，这是欧洲文化的独特与深刻之处。”在欧洲统领全球的世界秩序建立起来之前，欧洲人的这种对异域的、东方的文化的态度，使得他们总是能够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从对外域的美好向往中汲取发展的力量。15世纪，欧洲人把对东方的向往，变成一种自我解放和自我发展的力量，依靠这力量，完成了伟大的新航路开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而在17-18世纪，欧洲本土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精神已经显露出残败的端倪，成为欧洲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这新的变革的时代，欧洲孕育着新的思想，需要用新的想象中的伊甸园来支撑自己、表达自己。就在这时，欧洲人看到中国、赞美中国，在欧洲兴起史无前例的向往“他者”的“中国热”。从热气腾腾又喜气洋洋的中国图景中，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欧洲人寻找到自我救赎的启示，借助中国这块“他山之石”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启蒙。这一次思想文化上的批判和启蒙是实现欧洲新的巨大历史跨越的前奏和序曲。

与马可·波罗时代对中国富庶的向往不同，这一次对中国的欣赏和赞美，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精神的、文化的。如伏尔泰在他的《风俗论》中所说：“欧洲的王公及商人发现了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世界。”因为，欧洲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颠覆旧秩序、开创新世界的思想革命。

在所有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是最为激烈的，他对中国的赞颂也是为最的。正如阎宗临先生所指出的：“对这种文化的热爱与厌恶，往往不是建立在它的正确价值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一种意见或学说在自我辩护中所提供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伏尔泰天生是一位积极的思想者，时代的斗士。在他生活的18世纪上半叶，两种时代的思想潮流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一是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再有就是来自中国的传教士的文章、绘画以及充斥欧洲的各种各样的中国趣味。他在路易大帝中学读书的时候，修辞学教授图米诺米纳神父给了他很大影响，这位神父和在清廷中的耶稣会士传教士白晋有书信往来。后来，伏尔泰本人又和在中国生活了25年的傅圣泽神父建立了密切联系。他阅读过《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和一些回忆录，尤其是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这使他掌握了广博而丰富的中国知识，对中国、对东方情有独钟。他曾说：“当您以哲学家的身份去了解世界时，您首先应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而他的特别之处，是在18世纪法国的时代精神中解读中国，在自己的理想观念中解读中国，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与法国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开创了一个时代。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猛烈地抨击欧洲基督教教会势力，认为它的教条束缚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他认为伊斯兰教和佛教等异域的宗教，都不是他所寻找的那种宗教，只有传教士所介绍的中国文人信奉的儒教，才是那种没有教条、没有神秘性的自然宗教。在《哲学通信》中他这样写道：“文人之宗教，是值得再次赞赏的。它没有迷信，没有荒谬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当“礼仪之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伏尔泰站出来为中国的无神论辩护，他说：“人们多次考察这种旨在用西方神学意识来反对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政府的对无神论的指控，这无疑是我们疯狂的、充满学究气的矛盾行为。”此外，伏尔泰向往一个人人皆兄弟般和谐相处、共同谋求公共福利的社会，这种社会需要有高尚的道德来维系。伏尔泰又在孔子那里看到了他孜孜以求的这种既严格淳朴又与人为善的道德。出于对孔子道德由衷的钦佩，伏尔泰收集大量孔子的格言，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介绍。在《哲学辞典》中就有这样一笔，孔子的弟子说：“吾师孔子的办法就是‘善终吾身，死而无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伏尔泰还在自己的书房里悬挂孔子的画像，并书写了这样的字句：“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这里，伏尔泰把法国的理性益智与孔子的诚信人心结合起来，“不使国王听命于教士，只教导人崇拜上帝、正义、仁恕和人道”的中国儒教，被看作合乎理性社会的道德规范。

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开明君主制。被很多法国传教士记载传颂的英明、睿智的中国皇帝，正好符合他想象中像哲学家一样英明的君主。《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有相当多的篇幅谈论中国，他赞扬中国古代的尧帝亲自改革文字、清朝康熙帝的宽容睿智、雍正帝的“爱法律、重公益”、乾隆皇帝的为文作诗。他认为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统治着幅员广大的国家，关心子民幸福、维护公共利益，这特别适合以父权为基础的自然法。中国的行政制度也被他大大赞扬：“一万三千六百名官员，管理着一亿五千万人民，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这些部门的上面是六大部，六大部则同受一个最高机构的监督。一想到这些我就情不自禁地异常兴奋。”他还看到，中国的法律不仅惩恶，而且扬善。“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受褒奖者立碑挂匾。”伏尔泰还认为，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仁义的道德、贤明的君主、得当的法律、有效的行政机制，通过科举制度层层选拔出来的贤达能人管理中国社会，在伏尔泰的眼中，这简直是一个合乎理性的理想社会。当时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也对中国的儒教推崇备至，心驰神往，中国寄托了他的社会理想。

当然，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启蒙思想家们也是见仁见智，存在歧义。孟德斯鸠和卢梭被看作是启蒙时代批评中国的代表。孟德斯鸠24岁时结识了旅居巴黎的中国青年黄嘉略，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后来他又接触了到过中国北京的传教士傅圣泽、马国贤等，他和伏尔泰一样，是从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杜赫德编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志》等传教士的书籍中获得关于中国的大量知识的。在遍及欧洲的“中国热”的时尚中，孟德斯鸠保持一个学者的清醒与冷峻，对中国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

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中都有相当篇幅论及中国，对中国政治和法律的批评是他中国观的主要部分。孟德斯鸠是三权分立原则的倡导者，主张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因此，当法国和欧洲普遍称赞中国的时候，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中国的政治体制认定为启蒙思想所竭力反对的专制制度。因为他看到中国的皇帝是一国之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国没有强大的教会势力与皇帝的权力抗衡，中国的法律与习俗相混，对皇帝不具备约束力，判定是否有罪、重罪轻罪全凭皇帝一人决断，皇帝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地处置对他不忠的臣民。对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于一人的中国政治体制，他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那么，中国为什么能治理得这么好？孟德斯鸠认为是民众的道德使然，子女服从父母，臣民服从皇帝在发生作用。另外，长于理性思考的孟德斯鸠从中国人口众多这一事实出发，推导出中国虽然富庶，但存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吃饭就成为问题。为应对灾情赈济灾区，防止饥民造反，统治者平时不能够太奢侈，必须储备粮食以应对不时之需。这样就对统治者造成一定的积极压力，使之不能过度的腐败，否则要丢掉江山社稷。对于中国的礼教，孟德斯鸠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赞赏。他认为，“生活上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括在这些礼节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

尽管这两位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对中国的认识不同，但无论是颂扬还是批判，他们本质上都是在借助中国来表达自己，都是在法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情境之中解读中国。传教士们所传播的中国知识被思想家们利用来做自己政治观点的图解：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分析，是基于他反对君主专权的政治理念和国家权力三权分立的未来设想；伏尔泰对中国皇帝的赞扬里面包含着对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批评，而他对孔子和中国儒教的尊崇，寄托的是他对理性而人道的和谐社会的殷殷期盼。应该说，启蒙哲人们没有真正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解释里面存在着显然的文化误读。

但是，欧洲启蒙时代对“他者”的文化误读是西方现代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当这种文化误读和启蒙时代西方文化中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相关联时，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在抨击旧的制度和信仰，构筑理性的理想世界的时候，欧洲思想界需要一个理想的标杆来支撑他们超越自我、批判现实、完成向现代的历史跨越。于是，古老而智慧的中国就成为他们想象中的理性世界的伊甸园。中国给他们一个向往的空间，一个希冀的目标，想象中的中国其实是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与此同时，旧秩序的批判者们也需要一个承受批判的靶子，对中国的批判实际上是针对欧洲本身的封建制度。无论如何，附会了启蒙理想的对中国的理解和诠释，使欧洲人的中国认识具有了适合欧洲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被思想家心中的理念理想化了的中国给了启蒙运动一个强劲的支撑，给法国大革命一个有力的推动，如马克思所说，启蒙思想家们“用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是功垂千古的历史功绩！当初千辛万苦地来到中国传教的各方传教士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介绍中国的文化努力最终促成了欧洲本身的历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