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方之光

欧洲的18世纪，即是说现代生活的开始，被人称之为哲学的世纪，看中国是第一道曙光。

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了一部四卷本的著作——《中华帝国志》。这部书是当时关于中国知识的大全，书的作者是温和、虔诚、兢兢业业的杜赫德神父。书的内容主要根据他1709年开始编辑的《耶稣会士通信集》整理而成。这本书一问世，即非同凡响。几年之内，法文版再版三次，英文版两次，此外还有德译本和俄译本问世，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渴望于此可见一斑。欧洲人为什么这么关注中国，这遍及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又包含了怎样的历史内涵？

沿着新开辟的航路刚刚走出欧洲，欧洲人就表现出极强的世界扩张性。1492年哥伦布到达北美后，罗马教皇即宣布，“我将哥伦布已经找到并正在探寻的新地，全托付给西班牙管理”。这引起极具扩张野心的葡萄牙国王的强烈不满，西葡两国紧张对峙。为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教皇出面调解，于1493年5月在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处划出一条贯通南北极的分界线。此线以东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以西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是为“教皇子午线”。大体上，非洲及亚洲归葡萄牙，美洲及太平洋岛屿西半部归西班牙。1494年，西葡两国又签订《托德西里亚斯协议》，将分界线西移270里格，这是欧洲殖民者瓜分世界的肇始。葡萄牙人因此获得在东方的“保教权”。据此，欧洲各国来华的传教士皆受葡萄牙节制。他们动身前必须得到葡王批准，动身时必须从里斯本搭乘葡国船只，他们的传教活动也属葡国传教区管辖。

此后，西班牙人向西行进，登足美洲大陆，葡萄牙人来到遥远的东方，在这里与欧洲人仰慕已久的中华文明相遇。正是从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人的东方视野延伸到了中国，聚焦到了中国。在这里，开始了东西方文明之间不同以往的新一轮的接触和碰撞，开始了欧洲人对东方、对中国更深程度的认识。

自从葡萄牙人以晾晒海货的名义在中国东南方的一个小岛——澳门长期驻扎下来，澳门就成为欧洲人透视中国的一个窗口，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一个交汇点。到这里来的，不仅有满载货物的欧洲商船上的大班，还有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传教士中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不同修会的成员，其中以耶稣会士居多。据统计，16-18世纪，在中国活动过的耶稣会士共900多人。入华耶稣会士来自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10余个欧洲国家和地区。

耶稣会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每个会员必须通过不少于14年的系统训练，包括神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的专门学习，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传教士中的“知识阶层”。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先在澳门学习汉语，然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们讲华语、读华书、穿华服、奉华俗，长期在中国居住，深入了解民情民俗，广交各界人士，活动遍及大江南北。其中优秀者，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等在北京侍奉朝廷多年，有的担当皇帝的老师，有的担当过钦差，有的官至二品。1644-1775年间，负责掌管清朝天文历算的钦天监监正几乎全部是耶稣会士，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担任这个职务达30年。他们绘制中国地图，参与中国外交，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引进中国，又把中国的典籍宝藏如《四书》《五经》《诗经》《易经》等翻译成欧洲文字，介绍到欧洲，大大深化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传教士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突出贡献。大航海之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接触首先是贸易。德国学者利奇温（Adolf Reichwein）认为，“约在1660年，欧洲航行远东的船舶估计约为二万艘，其中荷兰人占1600艘，而法国人所有的不过六百艘……如果说法国在对华贸易发展的方面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但是，作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媒介却具有宏伟的影响”。

17世纪中叶，在欧洲大陆日益强盛起来的法国意欲向东方扩张，挑战葡萄牙的优势。以“朕即国家”自诩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下令在全国遴选“饱学之士”，派往中国，去了解考察这个文物众多、繁荣昌盛的国家，发展在华势力。当时路易十四的重臣科尔伯召见被选中的耶稣会士洪若翰时说，“希望在你们布道福音不很忙的时候，能在当地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去观察那些完美的艺术和科学，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缺乏的”。1685年3月3日，由法国科学院精心挑选出来的洪若翰、张诚、白晋、李明、刘应和塔夏尔6人，以“国王的数学家”的名义，携带科学仪器、礼品和年金在法国布雷斯特港扬帆起航，前往中国。其路费从路易十四私人金库中拨出。他们途中几经周折，除塔夏尔一人留在暹罗传教外，其余5人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宁波，次年2月27日进入北京，开始了对中国的科学考察。

与以往的传教士不同的是，这5位法国传教士除了传教以外，还秉承了路易十四国王“改进科学与艺术”的指令，肩负着科学考察，了解研究中国，弘扬法兰西之国威的使命。卫青心神父称他们“既是上帝的使臣，又是法国国王的非正式代表，同时也是欧洲自然科学的盗火者”。张诚和白晋被留在宫廷，为康熙讲授数学、天文、哲学、人体解剖等科学知识，深得器重。1693年，康熙命白晋以清朝皇帝“钦差”的身份返回欧洲，招募新的传教士来华服务。他随身携带着康熙赠给法国国王的珍贵礼物和49卷汉文书籍。白晋耗时近4年，历尽波折回到巴黎，向路易十四呈上康熙皇帝的礼物，同时献上他自己写的介绍康熙皇帝和中国情况的报告，即著名的《中国皇帝历史画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该书出版后，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1697年，白晋在巴黎还做了一次关于中国《易经》的演讲。他告诉法国人，中国的《易经》是和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一样完善的哲学著作，应该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易经》深邃的内涵。

1698年10月24日，受法国政府支持的第一艘直航中国的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女神）号抵达澳门，随后进入广州。船上有11位白晋新从法国召来的耶稣会士，其中很多人后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绩卓著、名声斐然。可以熟练使用满、汉、拉丁、法、意、葡多种语言，参与中俄条约谈判、中国全图绘制，并留下《中国史》《六经说》《自然典则》《拉丁文字典》等译著的巴多明；写出《中国语札记》《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并翻译《诗经》《书经》《赵氏孤儿》的马约瑟等都在其列。

1687年以后，相继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共120名。他们中很多人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和医生，还有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画家。1702年来华的冯秉正，著有12卷本的《中国通史》，被后来人誉为“西方唯一最全的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的中国通史”。1722年来华的宋君荣，写下《元史及成吉思汗本纪》《大唐史纲》《中国天文史纲要》，翻译并注释了《书经》《易经》和《礼记》等80多部译作和著述。1750年来华的钱德明，以《乾隆帝御制盛京赋之法释》《中国兵法考》《中国音乐古今记》《孔子传》而闻名遐迩。他还编有《满语语法》《满法字典》《中国诸属国文字》等字典。钱德明亦擅长绘画，向巴黎王室图书馆赠送了25本画册，35卷画卷，它们都是关于中国的庙宇亭台、宫殿牌楼、各地风景、风土人情、陶瓷器皿的描绘。1760年来到北京的韩国英留下《中国古代论》《野蚕说与养蚕说》《象形文字之转为字母文字》《论中国语言文字》《中国陶器》等60多种著、译作品。1709-1718年康熙根据法国传教士张诚的建议测量全国土地，绘制全国地图，负责此项工作的9名传教士中，7名为法国传教士。根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统计，1687-1773年，在华耶稣会士与汉学有关的著作共353种，作者55人，其中法国耶稣会士占作者人数的64%，作品占总数的83%。上述这些数字说明，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著述和写作已经成为向欧洲提供中国知识的主要来源。与此相对应，法国也就自然成为18世纪欧洲人关注东方、认识中国的中心，欧洲“中国热”的中心。

18世纪，法国巴黎出版了欧洲汉学的三大名著。

一本是《耶稣会士通信集》，全称《若干耶稣会士传教士写自外国传教区的感化人的珍奇的书信集》（Lettres édifiant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1702年，巴黎耶稣会哥弼恩神父主持出版了8卷，1709-1743年杜赫德神父主持了第9-26卷，随后，1749-1766年巴杜耶神父主持了第27-34卷。由于耶稣会创始人要求其弟子在外传教时，必须提供所传教地区的地理、风俗、物产的报告，这样，几乎所有耶稣会士传教士都与欧洲的宗教机构、家人亲戚和朋友们保持密切的信件联系。《通信集》里收录了在中国和东印度以及其他地区耶稣会士的书信。其中，在中国长期居住的耶稣会士们发回的书信，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和对中国的细致观察，对中国做了详细、生动、具体又丰富多彩的报道。这些书简原本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收集出版后，很快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二本书是前面提到的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ir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从未到过中国的杜赫德神父在编辑《耶稣会士通信集》之余，对100多年来在华耶稣会士的通信、书简、著作做深入研究后，加工、整理、编辑而成此书。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介绍中国各省的地理，从夏朝到清朝的历史大事记；第二卷讲述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科举制度；第三卷主要是中国的宗教、道德和物产风情、园林建筑；第四卷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书中还收录了翻成法文的《诗经》里的十几首诗歌、《今古奇观》里的几篇小故事以及马约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可谓是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它很快被译成英、德、俄文，在全欧洲传播。

第三本书是《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文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aires de Pekin）。出版时间是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1776-1814年，共出了17卷。《中国论文集》先后有三位主编，其中两位主编分别是蒙古史、东方学和阿拉伯文的学者，法国文学院和法兰西学院的双料院士。《中国论文集》不是海外奇谈式的报道和全景式的描述，它收集了曾经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议论中国的各种观点和文章，涉及关于中国各个领域的研究和探索，类似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丛书。这表明，对中国的认识超越了直观报道和一般性著作，进入到了学术层面，但那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如此大量的、密集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传入法国，进入欧洲，大大扩展了《马可·波罗游记》时代欧洲人的中国认识。传教士们对中国的描述感染了欧洲，上至国王，下至庶民，引发、推动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一时间，欧洲劲吹中国风，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玉器、家具、园林、建筑、戏剧风靡欧洲。中国的审美趣味被欧洲人吸吮，成就了在欧洲风行一时的洛可可艺术风格。连中国皇帝春耕开始时的祭祀大典也在法国得到效仿复制。1756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的“籍田大礼”举行了农耕仪式，其王储，后来的法王路易十六也在1768年上演了类似的一幕。

“热”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兴趣和向往，它由羡慕和欣赏牵引出来。仅从这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非同一般的“中国热”现象中可以判断，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肯定的、颂扬的。翻读《耶稣会士通信集》可以看到，虽然他们记载了深入中国腹地传教所经历的千辛万苦，“礼仪之争”让他们领教了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与龃龉以及因此而遭受的种种磨难，他们也记载下他们所看到的中国不好的东西和明显的缺欠，但从总体上来说，在传教士们的眼中，这个延续了4000多年的中华古国，尽管烟雾缭绕，但还是充满光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法文版前言是这样概述中国的民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国民风柔顺”“中国的教育是出色的”“人们因尊重而服从，君主以仁慈来统辖”“所有法庭都是一级从属一级的，因此，偏见、权势或收买几乎不可能支配判决”“没有任何东西比城市里所严格遵守的管理对这个广袤帝国享有的安宁所起的作用更大了，它是准确、审慎和严厉的”“农业在中国极受重视，商贸发达，天文学和几何学在中国也受到关注”“生活于约公元500年前的著名哲学家孔子的学说则是一切学问之基础。”虽然应该考虑传教士和编辑者杜赫德神父个人的好恶取舍，但事实是，呈现在欧洲人眼前的是这样一个文明的中国。

16-18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无疑是欧洲人认识中国的一个新的阶段。与之前欧洲对东方的神话和渲染相比，这时期欧洲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报道很像是新闻记者的现场报道和摄影照相，它们是直观的、平视的。在传教士平视中国的目光中，有不同于自己的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新奇，而不存在比自己落后的差距及由此而来的鄙视。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欧洲与东方的中国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中国的康乾盛世与法国路易十四的鼎盛时代并驾齐驱。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差距还没有显现，现代人对“他者”认识中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价值判断还没有形成。当然，既然是拍照摄影，就难免过滤掉一些在摄影人看来不美丽的东西，传教士的报道中含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因为那时的欧洲正是一个孕育生机、充满理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