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欧盟经济改革的初步结果及依然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欧洲联合和改革,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并在一体化方面在艰难中取得重要进展。但同时欧盟国家的经济改革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仍需要不断调整与深化。
(一)欧盟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
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欧盟27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际贸易总额、金融资产和黄金储备等方面均超过美国;统一货币欧元顺利启动并如期流通,欧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欧盟的扩大稳步推进,整体经济实力与潜力得到壮大。作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欧盟对国际权力的需求也在增强,期望参与乃至主导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特别是谋求确定世界贸易规则与国际货币规则,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1.欧盟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就世界经济地位而言,欧盟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无法与美国乃至日本单独相比,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基本上与美国相当,而远远超过日本。同样重要的是,欧洲货币的统一以及欧盟的多次扩大有助于提升欧盟的世界经济地位。虽然随着一批“新兴国家”的兴起,欧盟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但它的绝对分量仍在增长。
第一,欧盟在当今世界经济生产和贸易中都是一支最大的力量。诚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次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欧盟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在80年代比不上日本,90年代又不及美国,进入21世纪之后更落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新兴国家”,结果是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尽管如此,欧盟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欧盟的经济规模占到全球GDP生产的1/4,虽然最近30多年欧洲经济增速不快,但一直基本保持稳定,年均在2%左右,在世界经济生活中起着某种“锚定”的作用;欧盟和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这些秩序、规则自然首先服务于西方的利益,但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迄今为止也正是在这一框架内实现的(不过这一局面正在变化)。这一点对世界经济的长期相对稳定发展十分重要。(见表1)
表1 1966~2009年欧盟、美国、日本GDP增长速度比较
资料来源:1966~1973年、1974~1990年数据取自世界银行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2000;其后的数据取自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9年10月。
至于具体说到世界GDP生产和国际贸易中欧盟所占的突出地位,令人印象依然深刻。2010年,世界GDP生产总值为617810亿美元,其中欧盟27个成员国中前排的15国合占了152822亿美元,占世界的24.7%,超过了美国和日本。(见表2)
表2 2010年欧盟前排15国在世界GDP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按市场汇率计)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0年10月。此表系笔者根据前列资料来源计算汇总。
欧盟是国际贸易中的最大实体。它的国际贸易大约有3/5是在区域内完成的,2/5是在区域外实现的。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货物出口与进口,还是服务出口与进口,欧盟在国际贸易中都是占着领先地位,德国长期是世界头号货物出口国(2009年被中国超过)。2008年,欧盟前排10国在世界货物出口161270亿美元中合占比重达30.9%,价值4984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83.3%,日本的637.2%;在世界货物进口164150亿美元中合占31.1%,价值51033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35.6%,日本的669.7%。2008年,欧盟前排的14国在世界服务出口37313亿美元中合占42.4%,价值1582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03.1%,日本的11倍;欧盟前排12国在世界服务进口34690亿美元中合占38.6%,价值1338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67.5%,日本的8倍。值得提到的是,欧盟的国际贸易长期保持着基本平衡的态势,既不像美国巨额逆差,也不像中国大量顺差。欧盟在经济生产和国际贸易两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与欧盟国家在联合和改革两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分不开的。(见表3)
表3 2008年欧盟前排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WTO Statistics Database Online, 2009年9月。此表系笔者根据前列资料来源计算汇总。
第二,欧洲的货币统一使欧盟的世界经济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创造“欧元”是欧盟最近30年中实现的最大改革之一。1999年起,欧元逐步成长为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之一。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欧元的份额从1999年初的18%增加到2007年末的26.5%,而美元从2001年巅峰时的71.5%降到大约64%。欧元还发挥了稳定的价值储存功能,2007年公开发行的国际债券中,49%以欧元发行,只有35%以美元发行。在国际债券流通中,欧元在2007年的份额为32%,而1999年初仅为19%;美元的份额则从50%下降到44%;日元急剧下降了一半,仅为5%。大约有40个欧洲、非洲和地中海国家将其汇率政策与欧元挂钩,其中还涉及不同的货币体制,有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比如保加利亚;欧洲汇率机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比如波兰。欧元现在已经成为继美元之后的第二大国际货币,它已经超越了之前具有国际货币角色的另外11种货币,包括德国马克。
第三,欧盟的扩大是强化欧盟世界经济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73年以来,欧盟经过1973年、1981年、1986年、1995年、2004年和2007年6次扩大,提升了欧盟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2007年欧盟再次扩大之后,欧盟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欧盟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比以前得到了加强。2007年,随着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入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扩大至27个,人口增至将近5亿,GDP占世界GDP的1/4。欧盟的扩大进一步展延了欧盟的市场规模,改善了资源禀赋结构,扩展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同样重要的是,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规则的空间也随之扩大,同时,这种扩大也进一步巩固了欧盟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能力。
2.欧盟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能力得到增强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取决于经济实力。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和长期的经济改革努力之后,欧洲已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突出地位以及战后以来欧美的特殊关系,所以欧洲的国际权力需求首先要求对欧美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个重新定位的过程首先在协调中进行,由于欧洲的经济规模与经济水平以及欧洲对外部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欧洲在重新定位欧美关系之后首先将谋求自主确定欧洲的对外贸易规则,而由于其巨大的市场地位因而也将在相当程度上确定世界贸易规则。在建设欧洲大家庭的过程中,这种尽力不让局外国家分享的经济利益是把许多分散的国家在政治上联合在一起的必不可少的粘胶剂。要行之有效,这种经济上的粘胶剂就要非常强有力,而只有在内外差别很大的情况下,它才可能强有力。这就是欧洲自己的对外贸易规则。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欧洲1993年实现的内部共同市场到1995年已经发展成为“欧洲经济区”,并且随着中东欧的市场的加入使得欧洲建立起了迄今世界上最大的具有一定自我发展能力的市场。在全球市场上,贸易规则向来是由对进入世界最大市场拥有控制力的国家来确立的,这是历史的通则。由于大家都需要进入该市场,那么他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按照人家规定的规则行事,事情向来如此。英国在19世纪确立了世界贸易的规则,美国在20世纪步英国的后尘。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欧洲大家庭同样也在尽力为21世纪的世界贸易确立规则,而其他国家则不得不学会如何参与这场赛局。由于欧洲共同体将其内部法规加以统一,为局外人进入该市场制定了条件,因此它事实上也在为新世纪拟定国际贸易规则。不管欧洲共同体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其他国家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些规则行事。当然,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局势在发生一定的变化。
但是,欧洲的目标不只是要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为了保证外部经济对欧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洲也要求参与乃至直接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欧洲将会凭借强大的统一货币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遏制美元霸权,伸张欧洲货币利益。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和欧洲各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决定了欧元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这个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历种种困难。当前欧洲就正在经历债务危机的巨大困难,但欧洲人一定能成功地保卫欧元。瑞士联合银行经济学家阿德勒认为一种货币在国际使用范围有多大取决于经济实力、币值稳定、对外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和金融市场的结构。由于美国和欧元区拥有的这些决定要素十分相似,因此,德国前总理施密特预期基于欧元在世界上的地位,欧洲中央银行及其背后的欧盟足以能够同华盛顿、东京抗衡,在货币调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调控方面发挥作用。谋求国际货币权力完全是欧洲有意识的行动。欧元进入世界货币市场比任何政治宣言或条约都能更明确地表明欧洲在实现其全球雄心方面取得了又一个最有形的进展。在2007~2009年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过程中和事件后,欧洲(主要是欧盟)为改革当前依然主要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表现得特别积极,再一次显示了欧洲的雄心。但是,一种国际货币的地位还须以强大的炮舰威力作为后盾,而这恰恰是欧洲的弱点,这或许是欧洲要致力于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的真正原因之一。
(二)欧盟的一体化进展
自从法、德、意、荷、比、卢六国1951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以来,欧洲一体化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从市场的统一,到货币的融合,再到政治的联合,欧盟不断深化与扩大。
第一,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来看,统一大市场大大提升了一体化的高度,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意义极为重大、深远。深化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化挑战,是大市场建设起步的根本动因。1973年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两次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西欧经济发展增长始终乏力,通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连年上升,致使与美国差距重新拉大。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竞争,明显落后于美、日。同时,随着新兴工业国家崛起,在劳动密集型,乃至某些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西欧都应对不力。这是构成“欧洲硬化症”和“欧洲衰落说”的直接起因,引起各国密切关注。对此,欧共体认为,只有启动建立“统一大市场计划”,即成员国间不仅要继续促进商品流动(指消除“非关税壁垒”),还要实现服务、资本与人员自由流动(即实现“四大自由”),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有效迎接挑战。因为,欧洲各国市场规模狭小,任何成员国都不能单独、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西德市场规模最大,仍不及日本一半,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而如能消除造成市场分割的“三大障碍”(指“边界”、“技术”和“税收”障碍),真正建成单一市场,将有望扭转自身的不利地位。随着流通障碍消除,各国企业间交易成本会大大降低;四大自由将有力促进“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特别是对欧洲的高新技术产业而言;若成员国政策得当,中长期的宏观经济效应颇为可观,如促进增长、降低通胀与创造就业等。为此,在欧盟委员会“白皮书报告”(即“实现内部市场报告”, 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交)的基础上,成员国首次修改《罗马条约》,缔结了《单一欧洲法令》,确定应于1992年底前采纳大量相关立法,建成统一大市场,并采纳促进规则通过的两大举措(部长理事会实行多数表决和尽量适用“相互承认”原则)。上述步骤,保证了立法框架如期确立,欧共体在四大自由方面,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第二,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是欧盟区域整合的高级阶段。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欧共体即开始筹划启动经货联盟进程,经30余年不懈努力,终于自此实现重大跨越,单一货币欧元得以产生,政策统一与协调更是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欧盟的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进程持续互动,是导致欧元最终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罗马条约》无此目标,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关税同盟建成,成员国便曾谋求此事,虽然未果,然而从长远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1979年),毕竟迈出了第一步。大市场计划的成功启动,全球化竞争的日趋激烈,则成为再度谋求货币一体化的直接动因:推行四大自由实际上已实现了经济联盟目标;而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进一步实现货币联盟目标,确立单一货币,以提高竞争力和影响力,就不仅可能,且极具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它有助于保证和深化大市场效应,确立健康、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并强化“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基于以上考虑,根据“德洛尔报告”(1989年4月)及有关决定,货币联盟建设第一阶段于1990年7月启动。此后,经过艰苦的政府间会议谈判,成员国终于缔结了条约(即著名的《欧洲联盟条约》,其中就货币联盟做出了详尽规定),并坚持逐一加以实施,终于使成员国在经济统一方面,再次取得重大进展。根据规定,欧元区各国目标、手段本不尽相同的货币政策,已转移到欧盟层面,由欧央行体系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政策的目标、手段,也由此得到统一:“保障物价稳定”成为首要目标;除保证欧洲央行独立性外,量化物价稳定指标,选择实施战略,统一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和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等,都构成促进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为了积极配合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对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实行大力协调。根据条约规定,欧盟在相当程度上获得对各国财政赤字的监管权,如认定某国财政赤字“过度”,可通告其限期削减,若对方置之不理,欧盟有权实行“制裁”,并确定了4项具体措施。此后,又试图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加大财政纪律力度(顺便指出,尽管后来事态发展表明,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并非易事,但这种目标取向与协调机制的确立,对于保证良性财政、货币政策实施,仍然至关重要)。还应强调的是,以往的欧共体—欧盟政策,往往局限于一个部门或地区(如农业、贸易、地区政策等),但作为西方国家最为重要的两大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欧盟层面的货币政策统一与财政政策协调,则意味着对欧盟整体经济环境,产生直接、重大影响,其意义不应低估。但最近两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欧盟层面上的统一货币政策与基本上仍由各成员国分立的财政政策之间,至今依然不相协调,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看来,除了建立货币联盟之外,如何创设财政联盟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旨在建设一个更有效率、更民主、更统一、更强大欧洲的《里斯本条约》2009年12月正式生效,标志着“先经济,后政治”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稳步向前推进。这对欧盟的经济领域也将产生积极影响。世纪之交,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诸多挑战,欧盟的组织机构、决策程序和管理体制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有效运作。2000年,欧盟领导人就如何使欧盟的机构适应未来的扩张达成了一项条约修正案,此次会议成为《欧盟宪法条约》产生的摇篮,《欧盟宪法条约》是《里斯本条约》的前身。欧盟制宪进程并不平坦。2005年法国和荷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欧宪条约后,欧盟陷入制宪危机,机构改革议题被迫搁置。2007年3月欧盟领导人在纪念欧盟成立50周年时通过《柏林宣言》,被视为《欧盟宪法条约》简化版的《里斯本条约》半年后诞生。然而《里斯本条约》在2008年的爱尔兰公投中再次受挫。2009年《里斯本条约》终于生效,这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由此将得到进一步推进。《里斯本条约》是欧洲近十年新一轮改革的结果,它的生效首先将解决扩大后的欧盟如何有效运作的问题。《里斯本条约》把一些原本必须采用一致通过原则的政策领域划归到多数表决制的领域,避免了某些政策因一国反对而不能通过的尴尬局面,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其中,条约引进了“双重多数表决机制”,即欧盟理事会如能获得55%的成员国支持、且支持国人口达到65%的欧盟人口便可通过一项决策。《里斯本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强欧盟的政治导航机制。它设立任期两年半、可连任一届的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即“总统”),取代现行每半年一任的轮值主席国制度。常任主席负责主持欧盟首脑会议、协调欧盟内部事务,并对外代表欧盟。与此同时,欧盟还设立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取代欧盟理事会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与欧盟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两个职位。这将有利于欧盟增强讨论议题和政策实施的连续性,有助于提升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重要性,并有助于其他国家和组织与欧盟进行合作与交往,加强其国际行为能力。《里斯本条约》还增加了民主的成分。在欧盟层面,欧洲议会共同参与决策的领域扩大到农业、渔业、交通运输、司法等;在国家层面,成员国议会被首次赋予监督欧盟立法的权力。此外,只要100万民众签名,就可以要求欧盟委员会重新审议已经出台的措施;条约规定允许已加入欧盟的成员国退出欧盟等。此外,《里斯本条约》还对具有“欧洲”意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加以确认。
但是,《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并不意味着欧洲一体化将从此一帆风顺,其影响至少在短期内还难以显现。首先,欧盟的对内及对外政策需要有一个新的磨合期。对内,随着条约的生效,新运行机制的引入将在欧盟引起新一轮政治博弈,各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如何达到一个新的平衡需要时间;对外,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关系,将是欧盟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一大课题;其次,《里斯本条约》的许多细节如何落实并不明确。从《里斯本条约》获得全体成员国批准到正式实施相距不足1个月。时间的仓促使得许多细节至今仍不明确,如欧盟“总统”的职能,究竟是以在欧盟内部沟通协调为主,还是以在世界范围内代表欧盟说话为主;“总统”与“外长”在外交领域如何分工;如何让普通民众享有民主权利等;再次,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欧盟原有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深层次的矛盾,并不是单靠《里斯本条约》就能解决的。一句话,要落实《里斯本条约》的所有规定和目标,依然会出现许多坎坷和障碍。但数十年来欧盟国家坚持通过谈判和对话已无数次化解危机和矛盾,如今,重新扬帆起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势必会沿着既定方向不断前行。
(三)欧盟国家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在最近二三十年间,欧盟国家在欧洲联合和改革两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欧洲联合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和带来改革的进程),但欧洲改革至今依然存在着不少难解之题。举其荦荦大端,这里只来讨论其中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一直未能及时跟上、适应和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与压力,包括来自经济全球化的、美国的以及“新兴国家”的;二是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扩大与深化,既推进了欧盟国家的改革,又给它们的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困难;三是在欧盟成员国各国内部,由于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同,经常严重阻滞欧盟国家的多项改革。
1.欧盟国家的经济改革步伐未能跟上来自外部世界的迅猛挑战与压力
首先是来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与压力。自1979年开始中国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1989~1991年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之后,加上一些“新兴国家”的逐渐兴起,经济全球化从此含有了真正“全球”的意义。世界经济中一下子增加了将近20亿“新”劳动力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其后果为西方大多数政经界精英人士所始料不及,尤其是欧洲。在此期间,美国等国还在全球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或含有新自由主义因素的政策,核心是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加上有的“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异军突起,结果是使商品、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人员的迁移迅速增加,规模急剧扩大,程度日益深入。这种发展进程给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因为欧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区:2008年欧盟前列10个国家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包括欧盟区内外贸易)占国际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30.9%,进口占31.1%;同年,欧盟前列14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全球的42.4%,进口则占38.6%;欧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又是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输出地和输入地:2007年输出4960亿欧元,引入4000亿欧元,2008年输出3540亿欧元,引入1720亿欧元(欧盟统计局);在欧盟国家的劳动就业人口中,外国人已分别在各国占到5% ~10%,大多数在低层工作岗位从业,而占劳动力总数90%以上的本国劳动力,多数文化较高、技术熟练,这保证了欧盟主要国家产品的高质量。但是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新兴国家”的劳动力及其产品价格低廉,且其中一部分也具有相当的文化与技术水平,而且“新兴国家”还普遍积极采取了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结果导致欧美资本和技术部分外流,许多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甚至整个产业部门生产外迁,对本国就业产生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兴国家”的产品升级在加速进行且成效显著,这特别给欧洲某些支柱产业部门——机器制造、汽车制造、电器电子、化学化工等等——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形成了新的压力。据德国《世界报》网站公布的资料,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威胁”到1100多万个德国的就业岗位流失海外,因为在德国雇员所从事的工作中,有42%完全可以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其他国家完成。当然,虽然有很多岗位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在短期内,它们并不会马上消失。因为在许多国家还缺乏可以胜任德国技术人员工作的高质量的劳动力。但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劳动力素质正在迅速地迎头赶上。在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2009年4月发表的一份评估报告称,德国这一传统优势产业的销售额已被中国赶上:在2008年全球机械制造商销售总额1.58万亿欧元中,中国已占2710亿欧元,份额为17.2%;德国为2330亿欧元,占14.7%。虽然德国人也强调指出,中国机械制造业销售额(包括内销)全球第一,并不能说明中国机械出口的地位。德国机械产品出口仍将是世界第一。在机械制造业31个部门中,德国有17个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包括机械搬运、电力传输设备、印刷技术等;而中国只有在纺织机械等若干个部门有竞争力。而且,中国50%以上的高端机械产品仍需进口。德国与中国的机械制造业目前还不在同一竞争平台上。但无论如何,中国正在快速追赶,这一点就足以引人注目。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欧盟国际竞争力相对削弱,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相对下降。而欧盟国家为改革所作的努力,看来在短期内还难以扭转这种颓势。
其次是欧盟国家现在这样的经济改革究竟能不能有效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与压力,也是一个大问题。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欧盟与美国是两个最大的合作伙伴,同时又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在这一竞争中,自欧洲度过了二战后1950~1973年重建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在接着的30多年时间里,直至2007~2009年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美国基本上占有上风,欧洲却经历了多次“衰落论”的销蚀。然而这一竞争至今并未停止。它主要继续在三个领域内展开:一是一般经济领域。就经济规模而言,201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的欧盟GDP高于美国,而人均GDP则是美国高出欧盟1/5,而且美国的经济力量来自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欧盟则由27国相加而成,这里的“含金量”是大不相同的。至于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它们含有的高科技成分和服务业发达程度,美国总体上也仍略胜欧盟一筹。二是争夺制定世界经济规则主导权。欧盟近些年来忙于制定成百上千的各种规则,其中绝大多数自然主要适用于欧盟内部,但由于欧盟要求外国进入欧盟市场时也要同样遵守这些规则,因此它们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国际”意义;在最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显然又在争夺在这一领域的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例如在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法、德倡议征收“金融交易税”,遭到美、英反对。美国致力于维护和强化二战后由它主导建立的现行国际秩序,在“新兴国家”兴起崛起的背景下,对这种秩序尽管已经有人日益提出必须加以修订使之变得较为公平合理,但没有谁表示要从根本上立即加以推翻。三是“欧美模式”之争。由美国引发的最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使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而作为欧洲模式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却并未从中得益,因为欧洲经济表现也实在欠佳。它们都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影响力和吸引力,尤其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但历史已经表明,欧美市场经济未必会从此一蹶不振。“自由市场已经死亡。死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法西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济控制、(英国)工党于1945年取得的胜利、又一次的凯恩斯主义、阿拉伯石油禁运、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和目前的金融危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自由市场至少已经死过10回……”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在事后却一次又一次地以新的面貌得到复活。同样,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在危机后也会发生变革。如果说“美国梦”的诱人之处在于机遇——美国人相信任何人都有当总统的机会,那么“欧洲梦”的吸引力则是公平。而今“机会”和“公平”都受到了打击,欧美模式新一轮之争将在各自变革的新条件下展开。欧洲模式似乎从道义角度较讨人喜欢,但在未来实践中未必会占上风。
第三是面对“新兴国家”的兴起,一方面固然给欧盟带来不少机会,但同时又给欧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压力,欧盟国家迄今的经济改革显然不足以应对。2009年之后,欧美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吸引力以及道义力量都明显相对下降。但西方的这一相对下降过程其实并非始于2009年。最近二三十年,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欧美国家曾经得意忘形,为所欲为。美国人在这一段时间里主要在做三件事:一是尽情享受生活,寅吃卯粮,过着大少爷生活,以为西方资本主义从此可以自由发展、自由发挥了。过度的自由放纵,疏于监管,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后果严重、深远。二是强制推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到处钻空子搞“颜色革命”,这当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其实际后果尚待观察,但已给美国带来不少麻烦。三是四处打仗。20世纪90年代先打伊拉克,再打原南斯拉夫等;进入21世纪后,2001年开始攻打阿富汗,“反恐”成为美国第一要务,2003年打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扶持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新政权。所有这些战争究竟会给美国带来什么重大战略利益,只有未来的历史才能验证。而眼前的实际问题是这些战争严重地拖累了美国,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消耗不止,并使美国难以他顾。而欧洲人也在这一段时间里在做三件事:一是一心追求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过比较安逸的日子。这似乎是非常理想的美好追求。但与此同时,欧洲并没有以最大的努力,辛勤劳动,关注并实现必要的经济增长。事后的教训已经证明,离开必要的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也就难以保证。二是忙于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努力深化欧洲统一市场、统一货币以及完善经济社会生活制度化的方方面面,同时又力图以此在制定世界经济规则中占据主导权。但是所有这些努力,迄今还尚未在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实际表现出来。三是致力于欧盟的扩大和深化。欧洲联合过程中签订的三项最重要的条约——1957年的《罗马条约》、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其中有两项是在最近20年内酝酿签订的,它们确实深化了欧洲一体化,意义不可低估;而欧盟最大的两次扩大则是发生在最近五六年,它们提高了欧盟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以上所述表明,欧美在最近20年间,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长期内并未充分重视“新兴国家”的兴起。只是在最近这些年,它们好像才以“突然发现”的不安心情来面对已经发生了大变的这个世界,欧盟在2006年10月发表的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政策文件就是这种焦急不安情绪一个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欧盟国家迄今为止的经济改革远远不足以有力应对近几年出现的全新局面。
2.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27个成员国之间的不同利益更难取得协调一致,这给欧盟国家的多项改革带来了新的麻烦
欧洲一体化进程(包括扩大与深化)从来都是一个不断争吵、不断妥协、不断进步的过程。这种似乎永无休止的争吵,矮化了欧盟的魁梧体格,损害了欧盟的内外形象。德国媒体最近写道:“我们(欧盟)对外将继续表现为一条争吵不息的九头蛇,英国还将一厢情愿地扮演美国小伙伴的角色,法国仍将自视为大国,德国政界从几年前开始就让世界认识到德国又享有威望了。意大利早已越过从悲剧到闹剧的门槛,西班牙则需要半代人的时间才能消化掉自己造成的房地产泡沫的后果。”“各国自身利益还将长时间阻碍欧洲有效地行事。”“现在各国都只顾自己。”这种“各顾各”的现象,在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再次暴露无遗。为应对危机和衰退,从2008年9、10月份开始,欧盟主要国家各自纷纷推出了耗资巨大的“救市”措施以挽救本国银行等大金融机构,总额达2万亿欧元左右;又采取了数以千亿欧元计的“刺激经济计划”以扶持公司企业,而在这个“救市”和“刺激”的进程中,欧盟层面虽然也作了一些协调,但分量有限。即使在欧盟热心提出的改革国际和欧洲金融体制的事务里,英国依然独树一帜,强调要保证它的财政独立权和本国监管机构的特别权力。欧盟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不仅由于利益分歧,而且还来自体制差异。保罗·肯尼迪认为,德国高质量的产品、一流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上的谨慎态度给了它力量,而这正是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以及其他国家因为随意贷款和巨额政府赤字而跌倒的国家所欠缺的。利益与体制等方面的矛盾和不同,经常使欧洲一体化事业举步维艰。最近好不容易刚刚生效的《里斯本条约》诞生过程乃是一个生动的新例证。一进入21世纪,欧洲的精英们就早已开始着手制定一部《欧盟宪法条约》,经过两三年的细致周到的努力工作,终于在2004年10月29日,欧盟成员国首脑们在罗马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但该条约在2005年5月和6月的法国和荷兰的公决中遭到了否决,它引起了欧洲人对自己未来的反思。2007年12月,欧盟现在27个成员国首脑们签署了作为《欧盟宪法条约》替代版或“简化版”的《里斯本条约》,不料又遭到2008年爱尔兰公投的否决。后经艰苦工作,爱尔兰认识到欧盟对自己的重要性,终于在2009年的二投中获得通过。即便如此,《里斯本条约》的某些关键条款还需要再等待4~7年才开始生效。条约规定,在将来,在许多情况里现行的一致表决制将被取消,欧盟将更加容易作出决定,将原则上适用“双重多数表决制”,但在2017年前还适用过渡期规定。
欧盟成员国之间不时发生的纷争,除了来自上述的利益矛盾和体制差异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欧盟成员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由英国北约克郡、法国弗朗什孔泰、德国北部的汉堡和意大利北部的米兰构成的中心区域,其面积占欧盟原15个成员国国土面积的18%,却拥有15个成员国41%的人口、48%的GDP和75%的研究和开发经费。而一些边缘区域,包括岛屿地区,发展仍然落后,相当一部分边缘和岛屿地区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这种高度集中状态不仅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边缘地区有负面影响,而且对其中心地区本身也有不利影响。从长期来看,可能抵消中心地区显而易见的优势,影响欧盟整体的竞争力。除此之外,欧盟成员国在人均产出、失业率、产业结构、购买力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流动等许多方面,欧盟成员国之间、各地区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出这种明显的差距。欧盟2007年年初扩大为27个成员国后,其内部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富裕地区的购买力比最贫困地区高出11倍以上。欧盟统计局将整个欧盟划分为268个地区,以每个地区的购买力与整个欧盟的平均购买力相比较,来分析欧盟内部贫富分化情况。数据显示,最贫穷的罗马尼亚东北部地区的购买力只有欧盟平均购买力的24%,保加利亚有3个地区的购买力是欧盟平均水平的26%。欧盟1/4地区的购买力不到欧盟平均水平的75%,主要分布在波兰、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也有少数地区的购买力不足欧盟平均水平的75%。欧盟最富裕的地区是英国伦敦地区,其购买力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303%。紧随其后的是卢森堡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地区,其购买力分别是欧盟平均水平的251%和248%。有1/6的欧盟地区的购买力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的125%,主要分布在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奥地利。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且不断扩大的问题,欧盟计划在2007~2013年期间向购买力不到欧盟平均水平75%的成员国拨款约1770亿欧元。
3.欧盟国家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其实主要是来自欧盟各成员国自身内部
欧盟各成员国的各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各阶层(政府官员、经理人、白领职员、蓝领工人)、各利益集团(工会、职业团体,雇主联合会、行业公会,制造商、出口商、进口商、消费者)、各类社会人群(老年人、中青年、少年儿童,男人、女人,本国人、外国人,就业者、失业者)以及各党派(执政党、反对党、议会外党派),都有各自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关系不断变动组合,时而耦合,时而分离,时而对立。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内,注定了每一项重大的经济社会改革,都必须先经过利益相关方的讨价还价协商谈判,然后达成某种妥协协议,再交给有关决策机构讨论争论,而后作出折中决定,接着可能还要经过一段过渡时期,最后才能付诸实行。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漫长”程度,还会受到欧洲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价值观理念、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追求等等的影响。欧洲人似乎生来就不相信任何人都有当总统的机会,也不认为谁都能把一家小企业发展成为“大帝国”。但是他们大多数坚信,国家会以过硬的卫生和教育基础设施、强有力的劳工保护手段和慷慨的失业贫困救济体系,来促使广大民众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在最近这次危机和衰退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好像都在强化这种“国家干预”。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会是长期的世界发展大势。欧盟国家更多强调市场的经济改革在重重困难中仍将会继续下去。
有人把最近二三十年欧盟国家经济改革的艰难历程归咎于某些有钱人和许多普通公民。他们以法国为例。他们认为,法国和西方主要国家一样,经历过战后30年的繁荣增长时期。然而,此后便进入缓慢增长时期。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尚能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对自身体制进行微调,而法国却丧失了这种能力。这并非来自精英阶层,而是来自公民大众的反对和压力。法国从表面上看,是总统和议会进行决策,但真正的决策力量却是普通的选民和大的财团。一个候选人要想竞选,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这些只有财团才能提供。但想赢得竞选,就需要选民(选票)的支持。因此,尽管政治精英能清醒地认识到法国的问题,但难以进行改革。因为改革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利益的调整。作为金主的大财团不能得罪,而选民更可以直接走上街头,并不惜使整个国家瘫痪。因此,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总统哪怕是进行最小限度的改革,总是以引发全国性的抗议而告终。民众既不想为改革付出任何成本,又想继续改善生活。不改革,他们会走向街头;改革,他们仍然会走向街头。甚至出现借国难之机而向国家发难,谋取利益。2006年的一起事件似乎又给上述观点作了注脚。2006年1月,时任总理德维尔潘政府提出了《首次雇佣合同》法案,允许企业可以自由解雇工龄不到2年的青年员工,希望以此鼓励企业多招青年员工,缓解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问题。政府的用心看来是善意的,但法国青年并不买账,抗议和骚乱席卷全国,最后政府被迫放弃了这一法案。
然而,把欧盟国家经济改革困难只是归咎于公民大众是欠公允的,政治领导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各政党之间的争吵不休经常使政府事事难成;在多党制和选票政治的压力下,政治家们往往没有勇气进行改革;他们也没有能力在经济合理性与政治可行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尽管如此,有理由希望,在经过最近这些危机之后,欧盟国家的经济改革不仅还会继续,而且有可能在日益紧逼的欧洲内外挑战与压力的促动下得到加速。考虑到欧盟国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潜力,高新发达的科技水平和知识,总体稳健的宏观经济基础,欧洲一体化事业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欧洲模式”核心内容本质积极,欧洲人对改革的日益提高的社会共识,欧洲人长期积累的丰富的处事经验,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欧洲的前途并不暗淡。欧盟国家通过进一步的艰难改革,将坚守欧洲价值(包括社会福利制度)的核心成分,逐步去掉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使欧洲成为国际生活中的一支比现今更为强大的力量。当然,欧洲未必会成为像曾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诺·普罗迪顾问的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所预言的那样,“欧洲梦”将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