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末近代军事教育模式的转变

一 清末军事教育特征

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清末新政等清末的社会变革中，我国的军事教育也经历了引进西方军事教育模式和西方军事思想，以期实现军队装备、军事作战理论等军事近代化的过程。其间，清末的近代军事教育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军事教育从中央向地方普及。从清末以来的陆军教育史上看，无论是清政府的武备学堂时期还是军官学堂时期，清政府的陆军军事教育几乎都经历了先是中央兴办成功后各地方再行开办的过程。清政府的这一做法使得各地的中下级军官能够在短时间内普遍接受到近代军事知识的教育，进而使得当时的新军能够在短时间内随着洋枪和洋炮等近代武器装备的普及，迅速接受近代军事知识和提高军事作战能力。虽然在当时清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各地兴办军事教育机构及时弥补了中央财力不足所造成的军事教育训练的落后，但是这种由各地督抚兴办各式军事院校的做法也有其弊端。各地督抚通过兴办各式军事学校培养了各自的军事势力，增强了地方实力派实力。这种做法的后果在辛亥革命后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比较明显。其中，像东北的张作霖依靠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开设，培养了大批近代化的军事人才，在袁世凯死后，张借助于多年在东北编织的人际关系网，迅速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成为实际上的“东北王”。这样，清末各地督抚兴办的军事院校实际上成为培养“私兵”和个人实力的教育机构，这为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埋下了火种。

第二，从海军教育向陆军教育转变。清末时期我国军事教育上的这转变，可以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分界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虽然也兴办了一些陆军武备学堂，借此进行近代陆军军事教育，但是在“海防”和“边防”的论争中，清政府主要是以购置铁甲舰，建立北洋水师，发展“海防”为主。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清政府从法国、英国聘任了大批军事教官及工匠来华，设立了船政学堂和水师学堂，进行轮船制造、航海及近代海军知识的教育。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政府一方面无力筹巨款购置战舰重建水师，另一方面，清政府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面临着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和势力渗透，因此开始将国防重点放在了“边防”上，日益注重陆军的编练和教育，并陆续开设了各种进行陆军军事教育的武备学堂和速成学堂。

第三，从学习英德到效仿日本的转变，即从英德军事教育模式到日本军事教育模式的转变。如上所述，最初，清政府在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教育和军事思想的同时，在海军水师建设上主要是引进了英国海军的训练和教育体系，而新军主要采用了德国陆军的训练和教育模式。英国的海军教育模式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甚至是国民政府时期。而近代我国的陆军教育则经历了两个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日甲午战前，乃至1900年前后，清政府主要采取了德国陆军的教育和训练模式。这期间，清政府不仅聘任大批德国现役和退役军官来华任教，而且还大量引进了德式的武器装备、教科书以及军事理论著作。清政府引进德国陆军军事教育的情形在1900年前后开始出现转变。从这一时期开始，清政府分期分批派遣官费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同时，在各地陆军军事教育和训练机构中，大批聘任日本现役和退役军官作为顾问、总教习和教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日本陆军各兵种教育机构所使用的教程、教材、训练体系乃至步兵操典等开始陆续被引进到清末兴办的各种陆军武备学堂、军官学堂、骑兵学堂等各兵种学堂教育及训练中。日本陆军军事教育体系成为当时我国陆军军事教育主要参照的模板。

二 清末军事教育的得失

目前我国学术界有关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百年军事上积贫积弱，历次战争中的失败乃至袁世凯死后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出现等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从政治体制上的分析还是从国际经济关系上的探讨均非常充分，并翔实可靠。由于这些议题远远超出了本书所选择的范围，故不赘述。从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看，清末以来的军事教育中有可资借鉴的成功话题，也有可供思考的教训。

清末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军事制度、体制，而且对1911年后的中国军事乃至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像民国初期活跃在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段祺瑞、张作相、蒋百里、孙传芳、李根源、阎锡山、陈仪等人就是清末兴办的各式陆军军事军事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简而言之，从军事教育史的角度看，清末的军事教育直接影响了其后我国的军事制度、体系乃至政局。因此，研究和探讨清末军事教育制度对于探讨辛亥革命后乃至抗日战争中的我国军事作战都有间接的裨益。

清末以来的近代军事教育通过直接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军事体制以及军事训练和教育方法对于提高我国近代陆军战斗素质和军事作战理论水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关这一点相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单就军队的武器而言，清末以来我们引进了铁甲战舰、洋枪和洋炮，完成了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过渡。从陆海军的兵种看，通过西方军事理论的引入，我国完成了从传统步兵到骑兵、炮兵、工程兵以及海军舰队的多兵种专业化分工，迅速赶上了近代世界军事潮流。从军事理论上看，通过西方军事教育体系的引入，我国军队从地图的使用到集团作战的战术，从部队的科学训练到热兵器时代战法战术的运用等都迅速掌握了。

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军事教育及军事理论的引进以及运用中，也有许多至今尚值得我们思考的几个议题。第一，军事教育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长久的规划才能体现其教育的效果。就清末以来的军事教育看，洋务运动至1900年前后在陆军教育中，清政府先是引入了德国陆军的军事教育模式及军事理论来训练和教授新军，而在1900年后则陆续引入了日本陆军的军事教育模式。从两种军事教育模式和军事理论上看，虽然日本陆军的教育模式和军事理论也系仿效德国陆军而成，但日本在引进了德国陆军军事理论和教育模式后，根据日本的国情进行了改进，因此两者间尚有一些区别。其中像德国陆军教育中要求的集中火力压制敌方，并通过火力驱赶敌方后占领敌方阵地的陆战理论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从本国资源稀少等国情考虑，更改了德国陆军的这一教育课程，要求士兵进行精准射击，利用地形地势尽力消耗敌方战斗力，并在近战中利用枪刺和战刀进行肉搏。为了在战斗中利用肉搏消耗敌方战斗力，减少弹药消耗及后方运输的压力，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还将日本传统体育项目中的柔道和剑道列入日本陆军教育和训练科目，以增强日军在战场上的战斗力。另外，同欧洲其他国家陆军一样，德国陆军军事教育课程中大多规定，作为战场的战斗员在弹尽粮绝时可以选择停止战斗。而在日本陆军教育中则强调“生不受辱”，视投降为“军人之耻”。此外，在德国陆军的传统教育中甚至到一战结束后，坦克和重火炮出现在战场前，比较重视陆军骑兵的教育，并按照骑兵的战场功能和作用，将骑兵分为用于突击的装甲骑兵和用于战场侦察、通信联络的轻装甲骑兵等。而日本由于缺少骑兵用马匹和骑手，虽然也设立了骑兵学校，但是在陆军部队中的骑兵联队只是相当于德国轻骑兵，并没有设立用于战场突击的重装甲骑兵部队。德国和日本这两种不同的陆军教育体系和军事理论在先后引入到我国后，导致我国陆军官兵在接受两种不同军事教育和训练后，出现了许多矛盾之处。其中，像民国时期东北军炮兵间关于炮兵到底是为攻城使用还是为步兵突击使用的争论，以及队列训练中口令、战斗术语的不同等均属于两种不同军事教育体系先后引入我国后造成的矛盾。

第二，生搬西方军事理论和教育体系，没有结合我国传统军事理论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军事教育体系。有关这一方面，我们从清末以来各地设立的各种军事学校的教育中就可以看到。从清末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止，我国各地先后兴办的各种军事教育机构有几百所。而这些军事教育机构，要么仿效德国、英国的陆海军教育体系，聘用德国、英国的军事教官来华任教，要么照搬日本和苏联的教育模式，聘用日本和苏联的军事教官，使用日、苏的军事教程和教科书，鲜有使用中国本土的军事教程和教科书的。即使是偶尔聘用了中国自己的军事教官，也大多要求其留洋的教育背景。我们暂且不提近代以来我国是否有自成体系的军事教育理论和军事思想，单从一味仿效德、英的陆海军教育体系完全忽视我国国情的情况看，其本身就有值得继续探讨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的原因很多，单从清军在朝鲜半岛的战斗表现看，完全是照搬了德国的军事理论才出现了弃城失地的局面。

第三，军事作战与国家实力。近代战争不同于传统战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近代战争是国家间总体实力的较量。近代以来，由于洋枪洋炮的出现，热兵器代替了冷兵器，战争的胜负开始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士兵的肉搏和拼杀，还取决于其背后国家的运输、军工生产、企业生产结构、经济实力、军人的素质、军人的教育和训练、军事指挥能力等许多综合因素。中日甲午战争中陆海战是如此，抗日战争也是如此。甲午战争中，一方面要求清军士兵按照德国的训练要求集中火力压制敌方，但另一方面，清军士兵手中的弹药补给严重不足。武器弹药依靠外国生产，没有自己的军工，且运输不济是清军连战连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军工生产的先进与否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原因。关键还在于是否能够在此消彼长的军事实力中，按照自己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取长补短，进行优势互补。中日甲午战前，日本也同样面临着国防预算不足，无力购买与清政府北洋水师同等级的铁甲战舰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日本海军避开了在战舰吨位、炮口直径和炮口火力上与清北洋水师进行军备竞争的政策，选择了吨位小，但炮火速射能力强、船速快的轻型战舰。另外，日本海军还针对北洋水师铁甲舰甲板厚，但防火性能差的特点对火药进行了改进。日本海军的这些改动使得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凭借机动灵活的战略击沉了清北洋舰队的数艘战舰，取得了制海权。与之相比较，我国陆军在1900年后虽然仿效了日本陆军教育体系，但并没有根据我国的国情对其进行重大改良。其中，像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属于山地和平原地带，地形和地势上适合规模性骑兵做机动作战和长距离奔袭作战，且我国北方有着丰富的军马资源和优秀的骑手。实际上，在我国近代军事工业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本应该充分利用北方军马、饲料和骑手资源丰富的条件在陆军内大量设立骑兵部队，以适应平原和山地作战。虽然在1914年前后，坦克和重炮等机械化部队代替了军马，成为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但是至少在此前的军事教育中我们没有充分发挥我国北方军马资源丰富这一特长。诚如一位印度军事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清末以来，我国真正能够按照自己特有的军事资源优势发挥骑兵的特长，即使在日军炮火攻击强大的抗日战争中也可能发挥优势，借此可弥补我国重炮等军工生产的不足。当然印度学者的假设不能改变历史。

三 近代中国军事教育中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诚如所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开设于清末新政时期，停办于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书试图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研究角度去考察清末以来的东北军事教育和军事制度，并试图打破以往从兴办、课程设置、管理、毕业生去向等方面对教育机构、军官学校做平面的编年叙述的形式，以期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形出发来全面考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设立与奉军、张作霖主政东北的内在联系。

当然，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作为东北地方兴办的军事教育机构，其教育对象主要是驻扎在东三省的各地驻军中下级军官，成为东三省各地驻军的最大教育机构。由此，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与东北各地驻军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1928年12月底东北“易帜”后，归并了黑龙江陆军军官养成所和航空教育班，成为当时东三省集步兵、炮兵、工兵、骑兵、机关枪、航空侦察、步炮协同、通信、辎重运输等教育、训练、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军事教育机构。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虽然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东北军撤退关内自行解散，但它的毕业生活跃在东北等各地军队和政界中，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东三省讲武堂的毕业生大多投入到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陆续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长江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滇缅战役等战役和战斗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贡献。从这一角度上看，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不仅影响了近代东北，也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