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科学考查团从北京大学出发

今年是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及开始考察80周年，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已立项进行专题研究，北京大学作为此次科学考察的主要参与单位，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纪念和研究的。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考团中方团员在出发时于北大第三院研究所国学门前留影

第一，西北科学考查团是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发起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Sven Hedin）定进行协商后组成的。第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一直是这项活动的地点，包括各次会议、协议的签字以及考察团出发地等。第三，合作协定的三位起草人徐炳昶（徐旭生）、刘半农、马衡均是北大教授、国学门导师，而刘半农先生作为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负责实际工作（其弟子、哲学系助教沈仲章协助）。第四，十名中方团员中除詹藩勋（测量师）、龚元忠（摄影师）外，徐炳昶、袁复礼（兼任）、丁道衡、黄文弼、李宪之、刘衍淮、崔鹤峰、马叶谦八人都是北大师生，北大是参加人数最多的单位。第五，5月9日送考察团出发人员中北大人占了多数……总之，在这次西北科学考察中，北京大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百多年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不仅无力抵抗外来的武力侵略，也无力阻止外国的文化侵略。外国人以探险、学术调查等名义，多次由个人或团体组织大规模的远征队，深入我国西北、西南内地私行采集、搜求生物标本，探查矿产，搜集交通资料，甚至盗窃文物。世界各国的著名博物馆中陈列的那些中国壁画、石刻、经卷、书籍……其中不少是外国的所谓“探险队”的强盗式专家，通过骗、抢、盗等不法手段运出中国的，以至于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的说法。这些不法行为早为中国有识之士所注意，所痛恨。

1926年底，瑞典人斯文赫定到达北京。1927年初，斯文赫定组织探险队欲赴我国西北各省考察地质、气象及收集文物古董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北京学术界的反对。1927年3月5日，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清华学校研究院、北京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等十多家学术机关代表近二十人，在北大三院国学研究所开会。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在我国古物保护法、古物出口法、古物采集法等未经政府出台的情况下，决议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不久改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作为永久机关，一方面监视外国人，不准其随意挖掘、购买或假名窃取我国文物及学术上稀少之物品；另一方面，各学术机关应积极相互配合、补助，自觉主动地发掘、采集、保存学术上之材料开展研究。本会根本反对斯文赫定等人的这类行为。此后，该联席会议连日开会商讨办法，并于3月9日发表《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

宣言指出，学术材料不可输出国外：“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料，如历史材料，及稀有之古生物动植矿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国权等理由，胥宜由本国各学术团体自为妥实保存，以供学者之研究，绝对不允输出国外。”并表示对国权丧失，古物任外人掠夺的痛心：“乃近数十年来，常有外人所组织之采集队，擅往中国各处搜掘，将我国最稀有之学术材料，如甘肃、新疆之经卷、壁画及陶品，蒙古之有脊动物化石，陕甘川贵之植物，莫不大宗捆载以去。当时虽亦有人呼号反对，而政府社会，置若罔闻，不惟国权丧失，且因材料分散，研究不便，致学术上受莫大之损失，兴言及此，良勘痛心。”宣言认为斯文赫定探险队所呈申请西文原意不善，是一个独立国家断然不能接受的。因此“同人等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科学材料之攘夺将尽，我国学术之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故联合宣言，对于斯文赫丁此种国际上学术上之不道德行为，极端反对”。宣言最后“深望邦人君子，急起直追”，联合全国学术团体，并促政府妥筹办法，“庶几中国文化之前途，有所保障。幸甚幸甚”。宣言由北京学术团体联合会、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等共同签署。（《晨报》1927年3月10日）宣言发出之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支持，斯文赫定等人只得与我国学术机构进行磋商合作事宜。

4月17日，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开第8次会议，推定北大教授徐旭生、马衡、刘半农三人负责起草合作办法。

4月中《晨报》连登“西北科学考查团招生广告”面向社会招募团员，4月22日在北大国学门进行考试，李宪之、刘衍淮、崔鹤峰、马叶谦四名北大学生被录取。

4月26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十九条，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研究所国学门签订。4月20日，第9次会议的当日主席、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代表双方签字。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协定。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

“办法”中规定，考查团由协会理事会委任中外团长各一人，重要事情须中外团长双方同意方可执行（第四条）；而采集品之运输，由中国团长主持办理（第五条）；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关系之事务，一概不得考查，如有违反者，中国团长有权随时制止（第十条）；收罗和采掘所得之物品，统交与中国团长或其委托之中国团员运回北京，由协会保管。地质学物件经理事会审查，得以副本一份赠予斯文赫定博士（第十四条）；此次考查所产生的著作分为两部：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为甲部，由中国团长任总编辑，外国团长任副总编辑；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等为乙部，由外国团长任总编辑，中国团长任副总编辑（第十七条）；等等。这些维护中国主权的条文第一次出现在中外协约中。

1927年5月9日上午9时，中外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员徐旭生、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龚元忠、李宪之等十人齐集北大第三院研究所，10时许由北大三院乘汽车前往西直门京绥车站，与瑞方斯文赫定等人会合，乘火车赴包头等地开始科学考察。到车站送行的中方人士有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导师刘半农以及北大国学门有关教职员、学生徐鸿宝、庄尚严、李振邦、李子开、金希贤、常维钧、冯沅君、刘濬哲、沈仲章等和学术界人士、大批团员亲友。瑞典驻华公使也到站送行。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代表、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亲撰一首《新出塞曲》，送给团员及送行者作为纪念。送行场面颇为热烈隆重。

这次考察历时五年，收获颇丰，丁道衡在包头附近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袁复礼在准格尔盆地东部发掘出二齿兽、水龙兽、恐龙等化石；黄文弼发现了高昌砖、高昌陶、楼兰汉简；贝格曼等发现了居延汉简；李宪之通过观测初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东亚寒潮侵袭”影响南半球气候的观点，突破了“赤道无风带”的传统概念；等等，这些都是近代学术上的重大成果。

1932年为了纪念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功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科学纪念邮票，这在中国是第一次。票面图案为“沙漠之舟”骆驼在茫茫沙海中昂首前行的“平沙卓歇图”。发行的简要说明文字中称：“中华民国政府为学术团体发行纪念邮票，此为第一次。票中中国文字与拉丁文字对照，此为第一次。票中图画，为故宫所藏元代无名画家所作沙漠散牧图缩本（见《故宫周刊》第五十八期）；以古名画制邮票，亦为第一次。”不仅如此，由于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约行事的，开创了外人来华考察必须与我方签约的先例，刘半农称之为“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并且，考察所得标本、实物等，依照约定交由中方保存，而以一份副本赠予斯文赫定……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不局限在科学方面。

（原载《北京大学校报》第1121期，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