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的遗憾

京师大学堂从开办起就聘有外国教师，到蔡元培革新后，北京大学对外交流则更进一步展开，各国著名学者被聘来北大任教、讲学者项背相望，络绎不绝，并于1920年8月、10月两次授予法国班乐为、美国杜威等4名外国学者北京大学名誉学位。来北大讲学者大都是世界一流学者、大师，如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1919~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量子论的创立人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1923年）、发现大气中朗之万离子并提出描述磁体磁化的朗之万函数的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1931年）、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创立者维纳博士（1935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937年），等等。这些学者大都是某学科、某领域的开创者、发现人，特别是物理学界的世界大师，除爱因斯坦之外，几乎都到北京大学这所闻名世界的学府讲过学。对20世纪物理学影响深远的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不想访问北大吗？北大能漠视这位科学巨人而不曾邀请吗？当然不会。

爱因斯坦自1905年创立狭义相对论、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之后，名扬世界。有一个故事能说明其知名度。据说有一位少年慕名给他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只写了爱因斯坦先生收，并无地址，因为这个少年不知道爱因斯坦是哪国人，更不知其通信地址，然而爱因斯坦居然收到了这封信。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师怎么能不为北京大学所关注呢？

民国元年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长、后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的袁希涛（号观澜），是蔡元培的故交，他1919年赴欧美考察教育，1920年自柏林给蔡元培拍电报一通，简略告知他爱因斯坦有访问远东之意，不知北京大学是否愿意招待。蔡元培接电后立即以北京大学名义复电袁希涛：“甚欢迎，唯条件如何？请函告。”后来袁先生函告蔡校长，爱因斯坦因事暂时不能出访。

蔡元培自1907年5月首次赴德研修，之后多次游历欧美，而以留德时间最长，对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德国的科学进步及学术空气，感受甚深。1921年春，蔡先生再次访德，为1920年爱因斯坦访华未成而亲自前往拜访爱因斯坦，时间是1921年3月16日，陪同前往者有留学德国多年，后任北大理科学长（相当于理学院院长）夏浮筠教授。拜访中，蔡先生询问何时可以访华到北大讲学？当时爱因斯坦告知：“今年已允美国学者之请，且为设立犹太大学事必须往美，恐不能到亚洲。”蔡元培即说：“由美至华甚便，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说他不能久离柏林，至于访华，他非常愿往，只好另外安排时间了。

时隔一年，即1922年3月，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组致电蔡元培：“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时往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希电复。”接此后，北大立即复电魏公使：“电诵悉，Einstein博士来华讲演，甚表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祈转达。”此复电由中国驻德使馆于4月8日转致爱因斯坦。5月3日爱因斯坦复中国驻德使馆函称：“本年4月8日，准贵馆来函，内称各节业经查悉。鄙人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唯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兹拟各款略加修改开列于下，谨请鉴察为荷：（1）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2）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及北京饭店开销，以上各项均须按两人合计……”此复函由驻德使馆魏公使转致北京大学，蔡元培于6月下旬收到。

由于花费较大（当年北大每月经费为5万多元，一般教授月薪200多元），北大一校负担甚为困难，蔡元培乘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开会之机，携带各有关函电前往，与梁启超等协商。梁表示赞同蔡的意见，并说可由讲学社等团体负担部分经费。于是蔡即复电魏公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5月魏公使复函：“前接惠电，允照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当时对Einstein的译法有安斯顿、爱斯坦等）先生条件办理，当即通知前途。兹接（安斯坦）复称，约于新年来华……”至此，爱因斯坦来华讲学的事算定了下来。

为了迎接爱因斯坦的到来，北京大学做了充分的准备，请北大及国内物理学名教授开展有关相对论的系列讲座。现将讲演者及讲题开列于后：丁燮林“爱斯坦以前之力学”；何育杰“相对各论”；高叔钦“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浮筠“爱斯坦之生平及其学说”；王士枢“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范村“相对通论”；张竞生“相对论与哲学”。7次讲演还感不足，又请北大数学系主任秦汾教授讲演了天文学与牛顿力学；夏浮筠又补充讲了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从11月24日至12月23日共计讲演9次，由于听讲者众多，座位有限，不得不发听讲券。以往北大的各种讲演都是自由去听并不限制，可见北京学界兴趣之高。与中国首次大规模地举办有关相对论的系列讲座之时，爱因斯坦正在日本讲演。

北大师生及中国学界盼望听听相对论创立者亲自讲演相对论的心愿，最终没能实现。1922年12月17日，爱因斯坦寄发的一封致北大教授夏浮筠的信宣告了这一结果：“夏博士：今日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宿愿终不得偿……现以要事，急需西归……”之后，爱因斯坦又于12月22日致蔡元培一函：“校长先生：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如今我切实希望……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然而这擦肩而过的机会一失，以后的33年中（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再也没弥补的机会。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与一座著名学府之间的缘分竟是如此，不能不令人遗憾。蔡元培接到爱因斯坦12月22日的信后，感到很是意外和不解，他将爱因斯坦来信全文刊登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将自己的感受、认识写在信后，作为对北大师生的一个交代。他说读过爱因斯坦的来函“颇多不可解的地方：安斯坦博士定于今年初来华，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我们哪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终定行止呢？”看来这误会也许是中国人一言九鼎，说过算数，与西方人办事先有“意向”之约，临近实施时再来“确认”一次的文化不同所造成的。也许还有中国人重情谊，而西方人重经济条件等原因所致。

爱因斯坦曾于1922年四五月间给北大一封信从中或许可看出上述差别，信中称：“……我们以前的谈话（应是指1921年3月16日蔡访爱之谈话——笔者），我现在尚记得很清楚；当时因我所提出的游华时间与我的他种义务相冲突，并且经济的报酬太少，不足我旅行之用，所以我暂时把游华一事作罢。现在的情形……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宽裕……我自己却想先到日本，因为我想，中国天气稍暖，而我到东亚的时期，是11月中到1月初……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厚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磅），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文化差异也好，误会也罢，著名学者与著名学府无法结缘的遗憾成为了历史事实。

实际上，爱因斯坦讲学北大未果是一个特例，蔡元培及北大与欧美人打交道不止一次，以往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现实面前，蔡元培更寄希望于我国学术能有大的进步，他坚定地说：“这都是已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千百倍，也肯用一个月二千磅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诚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罢！”

李大钊与蔡元培有着相同的期待，几乎就在爱因斯坦来信的同时，李大钊的短文《本学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发表在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与蔡元培的想法相呼应：“……我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原载《北京大学校报》第1232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