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使”出洋与“棉纱大王”

九十年前盛会，今天仍耐回味。

1920年6月底7月初，北京《晨报》连续刊载有关北京大学五位新文化运动干将出国留学的消息，称为“北大欢送留学团之盛会”。同时上海《申报》也随之报道，轰动一时。这些文字眼下读来仍然发人深省，值得寻味。当时人们视此五人为中国青年学生的形象大使，希望他们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故有“五大使”出洋之说。因距1906年清政府派载泽、李盛铎、戴鸿慈、端方、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为时不远，亦有“五大臣”出洋一说。

一 来今雨轩壮别离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养育陶冶了无数英雄豪杰、鸿儒硕士。他们志存高远，目光如炬，务虚务实，与时偕行。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学生会、进德会、平民教育讲演团、新潮社等社团的骨干分子，以及社会名流张庭济等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设茶点，送别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干将、北京大学的段锡朋、罗家伦、汪敬熙、周炳琳、康白情等。盛会由北大学生会评议部负责人之一的方豪主持。他说：“此次诸君之出国留学，同人等实抱无限之希望，……务望此后仍本我辈今日之精神，以谋人类幸福之发展……”好友话别，互相勉励，互致希望。五人在即将出国之前，坦言自己一年来的感受及留学的打算，其心情一承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精神，其言语犹如五四运动中的呐喊。

段锡朋曾任北大学生干事会总务股主任、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在学生界可谓叱咤风云。但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他首先发言说五四运动之后，自己一年来留心于新思潮下关于经济政治问题，对中国现状深感不满，而“欲谋改造如此切身的现状”，又痛感自身知识之不足，岂止不足，“知识欲望，更起绝大之饥荒，由此决心本时代的精神，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政治，尔后再赴东欧更加进一步研究”，以“修养精深的学问与伟大的人格，以与恶社会苦战”，来谋社会全体之幸福。他觉得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师友及国人的厚望。

新潮社、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汪敬熙的目标是研究心理学。他说：“心理学既是研究行为的科学，自然与各种社会科学有密切之关系。”而心理学实验所用各种仪器又涉及物理、化学、高等数学知识，于此种学科没有相当的了解，是不能做好的，更不用说作为心理学的基本学科的生物学和生理学，它们的学习尤为必要。因为它们都是心理学不可分开的伴侣。因此，他希望朋友们各自选定一专门学问去研究，但不希望“仅见其偏，而不见其全，成为一狭义的、偏侧的、机械的专家”。汪日后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于此可见端倪。

周炳麟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积极分子，曾任全国学联主席，五位中最为年长。作为平民教育讲演团文牍干事及刚刚成立半年的“创办平民教育案”筹款委员会委员，他的演说特别注重平民教育及平民经济，希望北大能成为完全之平民大学。他赴美专攻经济学及社会学，以备将来有所贡献。他希望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的同道，能保持新文化运动之精神而不断进取，不要被外界给北大的赞誉所蒙蔽，因为那样会阻碍北大的进步。

罗家伦是个迷信“教育万能的人”，他打算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学，该校教育学发达，杜威在那里创立了实用主义教育学。出国之前，罗家伦念念不忘“完成文学革命之素志”“实不忍抛弃此最有兴趣之学科”，然而“真正之新文学，决非一般改文言为白话者所可冒充”。他说此次赴美将“细心考察，以谋改造中国教育，有所贡献”。

康白情发表过不少新诗，他的发言自然别具诗人的情感。他除了说明自己将赴美欧研究文学、社会学，并作实地调查外，还特别希望国内外同学互益知识、互励行为、互助事业。“北京大学不仅要多出事业家，更需多出纯粹之学问家”，这样“方不掩其本色”。他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地说：“予数年归来，而知识行为事业三者，如犹是今日之我，予将不见诸兄。若诸兄于此三者亦无进步，则诸兄亦不必见我。”言毕声泪俱下，颇为悲壮。

社会名流张庭济操英语致辞，他说：“诸君之精神，为求真理之精神。对于合乎真理者，当多多采取，不然者多多排斥……”

此五人曾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骁将，认为“五四之局，实开东方历史之新纪元”，但一年以来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更感自身“才不足以济用”，有此出国深造机会，敢不努力向前。自己的同志多数只能留在国内，因此出国者好像同时负有替国内同人去求学的双重任务。故其责不能不重，其言不能不宏，其志不能不壮，其心不能不诚。

二 为国育才真豪杰

当年北京大学虽为全国著名学府、北京唯一一所国立大学而闻名，但办学经费十分有限，一次资送五名学生出国留学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这五人何以能成行呢？

原来，这五人的留学费用不用北大出一分钱，而是由一位关心民族命运、以振兴国家为己任的实业家出资玉成的。这位殖产为民、为国育才的实业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棉纱大王”穆藕初。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上海人，祖籍苏州。穆先生青年求学时，甲午之役爆发，中国大败，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一事，这大大刺痛了穆藕初年轻的心。他开始认识到不学则无知，无知则不知彼我之长短，无从与他国竞争，于是决心求西学以救国。他曾经在上海海关、龙门师范、江苏省铁路警务司等处任职。其间目睹中国海关主权完全被洋人把持，屡思出国研究经济及关于税则之专门学问，“为他日收回关税主权之预备”。他任苏路警务长之后，有机会到北方考察。当了解到中国西北一带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时，他又感到要国家富强起来莫如振兴实业，而在诸般实业中，占中心者为农业。中国历来以农立国，故必须先改良农业，“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国力充实，而后可以图存，可以御侮，可以雪耻。故昔日研究经济收回税权之志愿，一变而定研究农业之趋向，深愿投身于农业”。1909年6月23日，34岁的穆藕初拜别慈母，独自登船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坦克塞司农工专修学校等处研修，1913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农科学士学位，1914年获坦克塞司农工专修学校农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创业。先后创办有上海德大纱厂、上海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中华劝工银行、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等，并积极组织植棉改良社，经营棉种实验场，津贴东南大学农科，推广优良棉种和先进植棉技术，均获成功。他为中国的棉纺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称“棉纱大王”。

穆藕初先后出任过南京民国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行政院农产促进会主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主任、农本局总经理、第一次太平洋商务会议中国首席代表等职。1920年代以后，穆藕初的名字已远播海内外。

“颂言满堂，黄金满筐”的穆藕初，始终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他认为“人才为国之元气”，要救国则需要人才，只有养成大量有用人才，国家方能繁荣富强。所以他自奉俭约，不以自享，恣出其财，以成人才。他深盼“得济济多士，为国家社会尽职务……尤盼我国内青年为国自爱自惜，养成有用之才，则国事前途，庶几有豸！”穆先生的可贵在于他能坐而言起而行，“念国外求学之有得，乃助人出国以成材”。

穆先生依照自己出国留学的经验，认为选派年幼者出国得不偿失，耗费大而成就少。因此，“应选派曾在本国大学毕业之学生出外实习，或做诸种专门之研究，则学业可以精通”，利国利民。

据此，穆氏经过多方考察咨询，认为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以来，“改革制度，提倡学术，为时不过三载，而全国从风，移风易俗，学术之力大矣。先生提倡苦心为全国人所共知”，是可托之人。于是在1920年初，穆藕初致函蔡校长：“……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是以不揣绵薄，特先捐银一万两，托诸先生个人，为选派留学之用……”随函附有其手订之《穆氏奖学贮金简章》四条，其中“（三）本贮金为选派欧美留学之用，由穆君委托蔡孑民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选派之……（四）选派学生不拘年岁籍贯，除学术体格之外，能力与道德兼全者，由蔡孑民、胡适之、陶孟和、蒋梦麟四君随时考察而定之”。蔡校长接函后自然高兴，很快便商定了段、罗、汪、周、康五人。当穆先生得知“所派学生备极一时之选，其德性之坚定，教育巨子以曾经百炼之真金目之”后，“大慰快”。

于是便有了来今雨轩的盛会。

此后，受穆氏基金资助留学的还有江绍原、孟寿春、方显廷、张纯明、韩朝宗、万云骏、程景康、朱济等多位。

此外，穆藕初还资助东南大学农科创立农具院，支持创制七七织布机，出资振兴昆剧，发起并资助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等。他是为国育才、实业救国的真豪杰。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逝于重庆，陪都各界人士隆重举哀，追思这位伟大的爱国实业家。冯玉祥、黄炎培、董必武、蒋梦麟、吴蕴初、章乃器、杜月笙等五百余人到会。蒋梦麟主祭，黄炎培、冯玉祥等相继致辞、恭读祭文。灵堂上摆满了花圈，悬挂挽联、悼诗、唁电无算。兹选数则，以见一斑：

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

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模范

——董必武

儒家之心侠士之气二者实并一体

育才为国殖产为民两事已足千秋

——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人

实业振先声一代沪滨推巨子

农桑遗政绩九秋巴蜀殒长星

——中国纺织学会

往事记工曹百折能宏衣被愿

危时策农务一哀竟夺老成人

——孔祥熙

穆先生病逝之日，正值抗战紧要关头。噩耗传至故里上海，各界同深悲悒。只因抗战期间山河遥隔，未便申哀。抗战胜利后，在穆氏灵榇归沪之际，即1947年7月6日，由上海市地方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农学会等十余家团体发起，在上海举行各界追悼公祭穆藕初大会。黄炎培宣读祭文：“……君学为国用，义薄云高。有功在民，有策在朝……颂言满堂，黄金满筐，而君萧然，不以自享。恣出其财，以成人才。念幼年未尝入学，乃学舍之宏开。念国外求学之有得，乃助人出国以成材……”

一代豪杰仙逝，渝沪两次追悼，足见穆先生事迹感人至深。冯玉祥的挽联就道出几分：

重农重工为兴实业树模范

立言立德足与后人作典型

三 学成回国践前言

受穆氏基金资送留学者，都能深刻领悟穆先生培育人才强国富民之真意，知道他资送青年学生留学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世人咸知获利难，不知有钱而能施用正当之途为更难。”穆藕初归国创业五年，颇有成效，自思有了钱财“应如何使用，而于国家社会得最大之利益？”他咨询了黄炎培、沈信卿、蒋梦麟、郭鸿声、余日章等社会名流，他们都认为应“……用之于教育”，穆藕初“颇然其说”，遂决定捐资派送学生赴欧美留学。所以，他们在国外马不停蹄地游历于各国大学，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学有所成均回国效力，无一人滞留海外。他们效仿穆先生“作育人才”以振兴国家，大都投身教育界，并有不俗的表现，举例如下。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1920年赴美欧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1926年回国。曾任东南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清华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中央大学校长、滇黔考察团团长、西北考察团团长、首任驻印度大使等。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时，罗家伦宣称：“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我去办理清华，除谋中国的学术独立外，他无目的。”因此，他提出种种措施，使清华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著有《新人生观》《科学与玄学》等。

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北大新潮社成员，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罗家伦两人作为学生总代表与各国使馆交涉。他对宗教学说感兴趣，1919年2月在《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学报》前身）第一卷第二号上刊载了他的《说明研究宗教学之紧要》一文，是第一个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论文的学生。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哲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等校教授，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编审等。主要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和翻译介绍，他在国内首开“礼俗迷信研究”课程，著作有《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周作人作序）《乔答摩底死》（胡适作序）《佛家的宇宙分析论》《宗教的出生与成长》等。他与钟敬文、娄子匡等发起组织杭州民俗学会，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周炳琳，浙江黄岩人，发起并参与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等社团活动。1920年赴美留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23年入巴黎大学研究政治学、法学；1924年游学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1925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曾任《国民日报》主笔、《中央日报》主笔、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西南联大代理常委和法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曾参加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

方显廷，浙江宁波人，厚生纱厂的学徒工，因好学上进被穆藕初发现，全力资助他求学。方于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192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南开大学创办经济研究所，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远东经济年报》主编、《远东经济季刊》主编、新加坡南洋大学首席荣誉教授等。

汪敬熙，江苏吴县人，北大新潮社成员，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1920年赴美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心理学与生理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河南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等职。他是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之一，著有《出汗的神经管制》等。

段锡朋，江西永新人，在北大曾参与创办《国民》杂志，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20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于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1924年回国，先后任武昌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教育部次长和代理部长、中央大学校长、中央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

四 立己立人续新篇

穆藕初资送留学“作育人才”，不为个人牟私利，实寄厚望于青年学子，企盼他们成为可用之材，有所奉献于国家民族。因此，他从不张扬此事以显己名。蔡校长尊重穆先生之意，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也不宣扬。正如黄炎培先生在《追忆穆藕初先生》一文中所说，穆先生“尝斥巨资选送北京大学高才生出国留学……先生从不暴其事于人前，而人亦不尽知水源之所自，真所谓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矣”。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身教重于言教，模范、典型示范影响巨大，感人的力量更强。受穆氏基金资送留学的众人，效仿穆先生学成回国服务，一方面敬仰穆先生为国育才，奖掖后学之举；一方面传承中华民族受恩当报之美德，当值穆氏产业被人拖垮，无力继续基金时，他们决定捐资一万元继续该基金，订名为“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并聘请蒋梦麟、张伯苓、胡适之、周炳琳、方显廷五位任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董事会董事。

自1937年3月27日至5月27日，完成认捐情况如下：段锡朋（南京教育部）2000元；罗家伦（中央大学）2000元；汪敬熙（中央研究院）1000元；张纯明（南开大学）500元；方显廷（南开大学）1200元；周炳琳（南京教育部）1000元；程景康（上海华嘉洋行）1000元；江绍原（生病赋闲在家）300元；朱济（黄河水利委员会）500元；孟寿春（四川大学）500元。

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董事会首次会议于1937年6月9日在北平举行，会上讨论通过了《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章程》八条和《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董事会办事细则》八条。“章程”第二条：“本奖学金由曾受穆藕初先生资送留学者自愿担任成数，以奖励大学读书青年，为穆先生培植学子之永久纪念。”这说明本基金完全是受惠者的自愿“反哺”行为，并非向社会募集所得，目的是为纪念并发扬穆先生“作育人才”之善举。

资料显示，认捐者中有位高权重者，也有贫病交加生活拮据者，前者可以2000元一次缴清；后者虽300元，尚需分6个月缴捐。然而宁愿分期缴上，也不愿放弃这一报恩的机会，实有“千里鹅毛”之意和“受恩当报”之诚。也是穆先生人格的感召与熏陶所致。“棉纱大王”穆藕初常旧衣素食，自奉极俭，省下钱来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甚至借债办学等事迹传为美谈，感人至深，人们感叹：“有几人能像穆先生那样公正廉明，效忠国家，造福社会？有几人能像穆先生那样谋事之忠，知人之明，肯为国家栽培后进的人才？”（《新华日报》1943年10月6日，第3版）

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首次董事会刚刚开完，万元基金之数尚未缴齐，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侵华战争，北平很快沦陷，中国人民不得不展开全面抗战，一切正常生活、工作均被打乱。基金会的运行受到了严重干扰，但捐款者不改初衷，不言放弃，而在灾难加身、困苦深重之中，更加感到“作育人才”、强国富民的迫切与紧要。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推动基金的运行，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冬终于决定了首批获奖者。1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第2版有如下消息：“《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首次获奖者已决定：农科一名，山大刘有成；理科一名，联大杨振宁；经济一名，师大周大晶。计每年领受国币300元。”这种奖励国内在读大学生的做法，是根据《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章程》第四条之规定：“本奖学金以资助大学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生为目的……”与穆氏手订之《穆氏奖学贮金简章》第三条“本贮金为选派欧美留学之用……”不同。

抗战时期，全国人民均处于异常艰难困苦之中，西南联大概莫能外。不少联大学生一件长衫既当衣又当被，一日只能吃两餐。联大许多学生是靠各种奖金、贷金完成学业的。这300元对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来说，自然是雪中送炭。“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在抗战的非常时期仍在运作，并卓有成效，其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纪念并发扬光大的。

（原载《北京大学校报》第1220、1222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