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二“平”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拒俄运动，可以说是中国青年大学生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集体行动的第一次大表现。蔡元培长校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倡民主倡科学之风在北大的兴起，北大学生的时代责任感更加强烈，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工作；形式是多样的，其中成果最可称道的是“北京大学平民夜校”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们都是由进步学生自发创办起来的。

平民夜校女生

北京大学平民夜校最初开班在1918年4月14日，蔡校长亲自到场演说，对北大学生“就学之暇为诸位担任教科”大加赞扬，同时勉励校役珍惜学习机会，学得本领办好事情，也为不得已需另谋生计时有一技之长，如果能力求进步，“亦未尝不可成为学者”。

首批夜校学员为北大全校校役，共计251人，按程度不同分为6个班，年龄最小者18岁，最大者66岁。教学目的是“以引起其道德观念，增进其生活常识为宗旨”，教学目标则是“以与高等小学同程度为限”。高等小学程度在今天看是太低了，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具有这个程度已被称为“秀才”，文化人了。因此北大开办平民夜校的消息一传开，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反响，而且自北大创办后，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法政专科等相继筹办，由于探听要求入学者很多，于是从第二年开始便由只招收北大校役扩展到居住在北大附近的市民。到第三年更有扩展，不得不开办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夜校，“凡七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之男女，无论识字与否，皆可来校报名……不收学费，书籍文具完全由学校供给”。为了鼓励学生努力求学，平民夜校还设有“优”字奖章和“勤”字奖章，前者奖给各班之前三名，后者奖给从未请假之学生。1922年毕业的蔡德宪兼得“优”“勤”两枚奖章。

北大平民夜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北大教职员、学生自愿的捐款，学校则供给教室及教务用品，夜校教职员全部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知名学者傅斯年、罗家伦、魏建功、丁绪宝、康白情等都是当年热心积极的参加者。

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为什么有闲暇不去消遣游玩，而要自己出钱出力来办这平民夜校呢？在1920年的开学仪式上蔡校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说，“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学生们自己有了学问，“看见别的兄弟还没有学问，自己心中很难过”，“一个人不但愁着肚子饿，而且怕脑子饿”，大学生看见许多弟弟妹妹的肚子饿，固然难过，看见你们脑子饿，觉得你们很苦，也是很难过的，所以愿为大家尽力，开办这个平民夜校。由此可见北京大学师生为解除民众的痛苦竭尽绵薄的心是相通的，是热的。

北京大学平民夜校在校学生多达七八百人，但北大师生仍不满足，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处处是文盲的北京，处处是文盲的中国，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受教育，“以学就人”，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廖书仓、黄日葵、许德珩、康白情等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除在市区设有固定讲演所，每星期由团员轮流讲演三四次外，他们还利用春假时间到京郊去讲演。良乡、丰台自不必说，就是河北重镇保定市也留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足迹。例如1922年4月7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一行12人来到保定，在育德中学教务主任张纪五先生的帮助下（团员们带去了蔡元培校长给育德中学郝仲青校长的信），经过与保定警察厅的交涉，团员们到工人农民中去讲演，讲题有“不要缠足”“迷信”“为什么要工作”“父母如何待遇他的儿女？”“儿女如何待遇他的父母？”“下雨的原因”“防旱的方法”“病菌之传染及其预防”“人与国家的关系”“勤俭”“卫生”等。除讲演外，还向识字者发售《新生活》《工人胜利》《五月一日》等由团员以往讲演录编辑成的小册子。这一切活动都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但也“有四位便衣侦探跟着我们由各庄往来奔走，并时常用言语来挑引非难当场的讲演”。

同学们出钱出力普及文化知识的举动，在反动政府看来是个威胁，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不仅在保定受到警察的监视，在北京的定期讲演也不是自由的。其实所讲题目不过是“赌博之害”“改良家庭”“家庭与社会”“国民常识”“爱国”“国民应尽之责任”“利己与利他”“权利”“自尊”“青岛问题”等增进民众知识的科普性问题而已，当然民主、科学的思想也贯穿其中，尤其到五四时期的讲演，主题中爱国反帝的特色更为鲜明。

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平民夜校、平民教育讲演团是我国现代面向民众的非学历的社会教育的开端，曾在唤起民众觉醒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各大报刊曾予热情报道。

（原文载《文史精华》1998年第2、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