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

在外交战线上我是普通一兵，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外交工作不过几年，但有些事却常常牵动我的思绪，久久难忘……

一

我初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已是“文革”中期，不久后的一次任务是参加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接待班子。大约是1971年五六月间，我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第一次召集我们到4号楼开会，宣布接待任务，并随即宣布保密纪律：这次任务不许向没有参加工作的任何人透露。我们住进钓鱼台4号楼之初，偶尔可以请假回家取些换洗衣物，但不久就完全不许外出了，除非有特殊任务。集中住在那里的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尽量全面翔实地了解美国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包括尼克松总统的思想与性格，当然也包括基辛格本人的理论、思想及性格。叶帅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经常到4号楼来了解大家的工作情况，并加以指导。6月以后，周总理也几乎每天晚上来听取汇报并和大家一起讨论。后来我们的工作更加紧张，除了研究业务，还要准备具体接待工作。

那时，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拟定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的内容，包括议题和我方观点及如何阐述我方观点，还要草拟基辛格秘密来访公告以及准备以后尼克松来访事宜等等。有一段时间，大家常常讨论到半夜。本来周总理的身体很好，但“文革”期间过度劳累，身体逐渐有了毛病。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告诉我，周总理那时心脏不大好，平常稍憩时都不躺在床上，而是斜靠在沙发上。大家讨论过的提纲或某些内容都必须及时向毛主席汇报请示，毛主席指派了外交部两位干部为联络员，在钓鱼台参加工作，有什么需要请示的，大多由联络员去，周总理就在他的房间里靠在沙发上等待，有时从午夜等到清晨三四点。联络员一回来，周总理立刻召集大家到会议室听取指示，然后修改甚至重新讨论再重写。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所以在准备阶段，周总理对此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

周总理对美国情况向来都十分关注，他经常利用报刊、书籍以及接见来自美国客人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记得1971年5月，美国朋友威廉·欣顿（中文名字韩丁）正好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即利用这个机会，召集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专家和朋友，如寒春、阳早、柯如思、艾特勒、马海德等到人民大会堂，共同研究关于美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发展、工人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影响等问题。周总理非常真诚地、仔细地倾听每个人的谈话，特别是刚从美国来华不久的韩丁，周总理不断地向他提问，有时还发表些议论来引导大家畅谈。总理还特别提到如果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在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左派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放松自如，畅所欲言。当时有几位朋友认为，美国总统访华对美国左派运动肯定有很大打击，也有的认为有促进作用。总理诙谐地说，美国总统来之前，许多美国朋友不都可以先来吗？这也是有好处的嘛。

周总理对世界发生的事态都十分注意，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时刻都在研究观察。这次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关系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转变的大事，当时国内情况正处在非常复杂的时候，所以周总理对有关的事情都是慎之又慎，与基辛格会谈的内容、阐述的方式等都反复斟酌后，才由某个同志写成文字材料送毛主席审定。

周总理和基辛格会谈的时候，不像基辛格那样带着有半尺厚的材料和发言稿，周总理习惯于先熟悉总的会谈方针，成竹在胸，然后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会谈。

第一次会谈是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5号楼进行。在基辛格到达的当天中午，周总理从陪同人员处得知基辛格颇为紧张，且有顾虑。因此，周总理准时到达，带着亲切的笑容与站在门口相迎的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洛德等一一握手。坦率而热情的握手，使得本来拘谨的客人很快放松了。周总理陪着客人进入一楼的大客厅，请他们在已摆好的长桌旁坐下。他没有立刻把手中拿着的卷宗打开，而是又重新再认识一下每位客人。当再次和洛德对话时，周总理带着高兴的语调说：您的夫人是中国女士，这一次您是来到岳丈大人的家了。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这时，周总理才对客人表示欢迎，然后请基辛格先发言。

谈判中，周总理渐渐深入正题，在阐述观点的过程中，逻辑清楚，态度从容，入情入理，完全征服了对方。基辛格在以后曾多次说过，周恩来是他曾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我想总理的这种魅力，并不仅仅来自于他敏捷的才思和超人的记忆力，更是源自于他长期对世界战略的研究和经验的积累以及独到的分析能力。周总理自身渊博的知识和对我国外交方针路线的深刻理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一个没有深厚根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能做到那么挥洒自如的。

周总理对接待像基辛格一行那样非常敏感的客人，尤为周到细致。他特别交代我们，在外宾的居室里不要放任何宣传品，仅放英文的参考消息。我们出版的中、外文报刊，只放置在门厅、客厅、休息室等公共场所，由客人自由取阅，也可以随便取走。周总理认为，如果把宣传品放进居室，就有点强加于人了，不放是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总理还具体指示，在客房中放的烟、茶、糖果等每天要换。我们发现基辛格一行抵达的第一天，房中的东西没有动，周总理知道后说，照样放上。第二天，我们就发现烟和糖都少了许多。他们走后，室内的糖果竟一扫而光了。大家笑着议论，客人是来时摸不清底细，不敢乱动；走时心情轻松愉快，行动也就随便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遇到洛德夫人时，她告诉我，他们当年带回来的糖果，都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了亲朋好友，因为他们的亲友有20多年没有尝过直接带回美国的中国物品了。

周恩来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确实异常繁忙，而对具体小事却从不忽略。曾有人认为这是“事务主义”，抓小不抓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此倒有客观深刻的理解，在他的回忆录《领导者》中特别提到这一点说：“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烦琐的罕见才能”；又说：“就周而言，‘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这句箴言确实有道理。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总能够看到森林。”

二

1971年，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国是公开来访，为尼克松1972年春天来中国访问做具体准备工作，为尼克松访华准备联合公告等事宜，来访的地点决定去上海和杭州，同来的有总统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关于地点、航行、汽车等事由外交部礼宾司负责协商解决，而关于新闻记者及新闻发布则由新闻司负责。由于我从准备基辛格秘密访问就参加了接待组，这次也顺理成章的由我代表新闻司与齐格勒商议新闻发布有关事宜。

尼克松总统来访时，因为不能间断与美国的联系，所以美方要带来地面卫星，以便随时可以和美国联系。我国当时还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因为卫星站主要是通讯联络，所以我方除了新闻司参加谈判外，还有邮电部的申光，但第一次会谈后即改由刘澄清具体负责。

齐格勒手下也有个新闻和通讯小组。在第一次会谈后，我们了解到，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美国记者来采访的人数和接待，另一是卫星站的设置问题。因为采访记者人数比较容易解决，所以，第二次会谈就先解决这个问题。美方提出，500名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总统来访，另外还准备邀请其他西方记者，如英、法等欧洲记者100名。我们听后很是吃惊，哪里有这样庞大的记者团？中方认为无此必要。美方却认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世界政治形势发展的趋向，必须扩大宣传。然而在中方看来，中美关系解冻固然是件大事，但也不能因此为美国造势，还要顾及第三世界人民的感受，而且接待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对我们来说也实在难以承担。双方为记者团人数争议半天，未有结果。会后我们接待组和新闻司研究，认为美国记者团只能限在300人以内，其他国家记者来访由我方自行解决。方案报请周总理批准同意，美方也接受了，最终来访的美国记者有288人。

关于建立地面卫星站，美方要求在机场附近设置地面站，只要我方同意并指定地方安放设备就可以，相关的具体事宜由刘澄清再与美方商议。我完全是外行，只坐在一旁听就是了。但这件事关系重大，在外事活动中还从未遇过，所以我们提议暂时休会，等我们研究后再讨论。

我们谈判小组经过全体商议，决定即刻向周总理汇报并请示意见。很快，我们和周总理见面，把情况详细报告了。周总理稍做思考，随即对刘澄清和我说，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美国把通讯卫星安放在我国境内，这涉及主权问题，必须要妥善解决。你们谈判时必须申明立场，美国卫星站不能设立，尤其是不能由他们来主持和运作。周总理又沉思一会，想出一个方法说：你们下次谈判时，首先要阐明立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严肃事情，然后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买下美方的设备，由我们来主持，只需要他们传授一些技术给中方人员就可以了。

在第二次谈判时，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出这一立场和要求，齐格勒当即回答，你们要买下这套设备价格非常昂贵，需要数千万美元，而且你们在天空也没有通讯卫星，地面站用不上啊，你们再考虑吧。在会谈休息空隙，我立即给周总理办公室通电话呈报情况。周总理随即指示，目前买地面站可能有困难，可以提出租用，这就是和美方做买卖，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租用期间主权属于我方，运作也属于我方，租期15天（其中包括安装和拆卸）。会后你们再具体研究。于是我们提出租用方案，否则就不安装了。美方也无理由拒绝，提出租金也需300万美元至500万美元。我们表示第二天再决定。

晚上，周总理再次召集我们开会，大家都感到数百万美元还是太贵了。周总理提出，先不管钱多少，我和你们共同来计算一下，按国际现在行情，每使用一次按时间收费是多少美元，同时还可以估算一下，数百名外国记者加上官方使用都要收费，这样计算一下，租金百万美元，我们能收回多少。于是我们先从邮电部了解了收费标准，然后分别估算数百名记者可能使用的次数，估算了租用时间，再计算中方在租用时间内可能收回的成本。周总理和我们在紧张地计算，最后大致算出，我们可能收回100万美元以上。

周总理经过一番思考，当即决定，可以用100万至200万美元租下地面卫星站，让美方人员培训我方人员操作，这样，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些先进技术。以我为主，即使花掉一些钱也值得。

第二天谈判，美方基本同意我方的方案。他们离开中国时，双方都感到满意，通讯人员之间还建立了友谊。

三

1973年春，墨西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久，埃切维里亚总统即到中国正式访问。4月19日，埃切维里亚抵达北京，周总理到机场迎接。那时，我们的欢迎仪式都比较隆重，在机场内有上千名青少年载歌载舞表示欢迎。当周总理陪同埃切维里亚总统乘坐的汽车行至天安门广场时，数千群众挥动花束彩带，情绪很是热烈。埃切维里亚总统要求从汽车上下来，走向群众，周总理陪同着向群众中走去。鼓掌、握手，他们和群众融合在一起。埃切维里亚总统很兴奋又非常感动，他说中国政府得到人民如此爱戴真是难得；人民群众对外国客人很热情、很有礼貌，中国人民确实是可爱的人民。总统夫人与女青年们热情拥抱，她向陪同人员说，墨西哥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热情好客，使她感觉像是回到家里一样亲切。对这天的接待，保卫工作人员提出了意见，认为让外国元首和我国领导人下汽车走到群众之中，不符合安全保卫的规定，给保卫工作带来被动与困难。周总理为此也曾说过，我们不是主动要这样做的，但客人一定要下车，也不能硬阻拦。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群众，并对群众经常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遵守纪律的作风，而不能完全采取防范的态度，更不能粗暴。

埃切维里亚总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他访问上海的时候，参观市容，步行到南京路上最热闹的地段，忽然走入一家餐厅，声称要和中国老百姓共进午餐。这使上海的保卫人员大为震惊，手足无措。好在北京随同前来的工作人员已有经验，就让这位总统在南京路上一家“人民餐厅”吃了顿午餐，使得这位总统非常高兴而且念念不忘，同时也成为当时随行采访的100多位记者报道的最佳话题。

墨西哥与中国虽然相隔遥远，但两国人民之间一直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建交后，埃切维里亚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墨西哥总统，因此除了增加相互了解、进行沟通、建立高层的关系外，还需要给墨西哥人民，尤其是各方人士带回去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埃切维里亚总统与周总理会谈中，双方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与观点有许多方面通过讨论达成了共识，如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霸权主义等等；也有某些问题双方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对战争与和平趋势的估计上有分歧。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朋友，绝不强加于人。周总理认为我们的观点不为对方接受时，最好的方法是求同存异，经过一段时间，各自取得经验也许终能取得共识。在两国双边关系问题上，如科技、体育、文化交流、发展两国经济贸易方面，按当时的情况条件并不成熟，但由于墨西哥方面比较迫切需要签订一些协议，周总理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体育、文化的单项交流，可以签订协议，关于发展两国科技和经贸往来则签了意向性协议，还发表了墨西哥总统访华共同声明。埃切维里亚总统感到十分满意。这是访问成果的体现。随行记者向世界各国及墨西哥国内做了充分报道，影响很好。

周总理常常对外交工作人员讲：我们做外交工作就是国家之间能够坐下来对话，交换看法，互相补充，互通有无，有时可能分歧很大，进行争论，互不相让，这是正常的，经过谈判达成共识，各自达到满意的目的，这是外交上的成功。倘若达不成共识，争论不休，分歧很大，那也是正常的。我们要坚持原则性的斗争，但也要讲究斗争艺术，善于听取并理解相反的意见，不要把话说绝，而是要处处留有余地，这是外交谈判最应掌握的。

我曾多次参加周总理会见外宾或是高层谈判。他总是采取真诚、平等的态度，即使是完全对立的意见，他也总是心平气和，从不表现出傲慢或是咄咄逼人的态度，而是以理、以礼相待。客人离开的时候，即使没有解决问题，心情也是舒畅的，留下的记忆也是美好的。我想这也许就是周总理使人敬重和难忘的魅力吧。

四

周总理不仅对国家元首的接待工作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接待一般外国朋友也是一样。他总是为对方着想，满足对方合理的要求，使他们处处感受到每一次来中国访问都有收获，不虚此行。

1970年，我从湖南省外交部“五七”干校回北京，分配到新闻司工作，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件具体任务是接待美国作家韩丁。这位韩丁先生不是第一次来中国，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就曾到过西北解放区，并且参加过土改工作团做调查，写过一本书《土地》，并已译成中文出版。这次再来中国，他准备写《土地》的续篇，所以他提出一些要求，使我们感到比较难办。他一定还要去当年土改过的地区，而且要去那个村庄，要找到当年村庄的支部书记和支委会的成员，还要找到被批斗过的地主，找到当年为他做翻译的同志。从1947年到1970年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农村经历过多少事，有多大的变化，要找回原来的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新闻司的同志曾几次和韩丁先生谈话，希望他能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一下计划。但他毫不理会。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打了一个报告，层层上呈，直到周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找我们去他办公室谈话，说韩丁先生的要求也有合理之处，应该尽可能满足这位朋友的要求。他当年的翻译戚云已病故，可以告诉他；至于找原来去过的地方和人物尽量满足吧。总理指示我具体去办，去一趟晋东南打前站，找地方也找人。于是，我和美大司的小孙同志立即出发去山西。抗日战争期间，晋东南是我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和游击区，八路军总部也设在那里。而晋东南的长治市，“文革”期间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生产批发的主要城市，临近河南省北边。

我和小孙立即整理行装坐上火车先到了山西省会太原市。当时省外事办已经基本没有办公机构了，由省委宣传部接待。我们向宣传部的负责人说明缘由，他们很快就安排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去长治市（地委专署所在地）。从太原到长治相当遥远，即从山西省中部直到南端，公路是有的，但许多路段年久失修，估计最快也需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山西省委派了一人陪我们前去。沿途我向他介绍了详细情况，并说明是周总理的批示，要尽可能满足外宾的要求。

长治专署指定一位李副专员专门负责。据韩丁说他当时在晋东南参加土改工作的村子名张庄，离当年白求恩大夫住过的地点不远，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一点线索寻找。在广大农村地区，叫张庄李庄的不少，因为有老支部书记的名字，还有一位当年还很年轻的民兵队长，或许能寻找到。第二天，我们四五个人吃过早饭就开始走上寻找的路程。真是天公不负有心人，第三天我们居然找到了这个张庄。原支部书记老张头还健在，那个年轻的民兵队长现在当了村里的负责人。我们真是万分高兴，就在张庄待了两整天，了解详细情况。老张头居然还记得韩丁当年确实曾经在此地参加土改、斗地主分浮财的事情。在晋东南，这个小村子不太贫穷，村民不住窑洞，而是有的住砖瓦房，有的住土坯房。房子还算整洁，就是粮食非常短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两粗粮，村民（包括中农）的粮仓都空了。当我们和村委会商议时，他们极不愿意接待这位外宾。我答应回北京后报告上级再做决定。

我和小孙赶回北京，立即向总理汇报了情况，建议最好不去张庄，那里条件太差了。总理思考片刻，还是决定让韩丁全家（他的夫人和小孩共五人）去张庄，并吩咐我立即再去张庄准备接待韩丁一家。他把秘书叫来，让给山西省委打电话，让长治专署给张庄村民发粮食，每人每天一斤计算，共发一个月，并让小孙监督此事。周总理说，难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让外国人参观、了解吗？

第二天，我单独一人再去太原。因为赶时间，省军区特别调一架安－2飞机送我去长治。说起安－2飞机，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飞机很小，驾驶舱和客舱在一起，只有驾驶员和我两人同去。他问我怕不怕？虽然我心里很忐忑，但只能当好汉了，表示：不怕！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往下看什么都清清楚楚：树木、房子、田野……我全副武装，戴着飞行帽、眼罩，穿着棉大衣什么的。飞机发动机的隆隆声把我耳朵都快震聋了。飞行了五个小时，到达长治市时，还不错，我下了飞机站得稳稳的，只是什么都听不见。

当晚，地委副书记陪同我到达张庄。我睡在老张头家的炕上，还像是在安－2上，晕晕乎乎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召集村委会成员，告诉他们外宾要来张庄做调查，国务院已经决定由省委调拨粮食给村民。我们立即开始筹备，首先要解决来宾的住房，要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并说明到时我本人将陪同外宾一起住在张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着办，这下村干部似乎放心了。

我们开始到全村各家探访，主要是要找到可以安排韩丁一家的住处，同时也向大家宣传一下外宾来访的注意事项，好在村中有几个老农民还记得韩丁，我也觉得心里有些底。但房子不太好找，如果让村民让出房子给韩丁住，那不妥。村子总共也就40多户人家，两条交叉的小街。最后村负责人想起在村头有一座旧的天主教堂，原来有牧师住过，有三四间房子可住。我们立即过去，房子比较完好，韩丁一家、翻译、陪同都住得下，于是决定让韩丁他们住天主教堂里面。我请村干部立刻打扫清理，找来木板架上几张床，弄张桌子几个板凳就行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紧回北京了。

周总理直接听取了我的汇报，做出决定，让韩丁去晋东南张庄体验生活，指定我为主陪，还有美大司小孙、翻译邢绎。随后总理又思考一下，决定在韩丁一家去山西前，接见他全家，并请外事秘书做准备。我也赶快通知邢绎等人去张庄，可能要去一两个月吧。

去张庄之前，周总理召集大家开一个会，秘书告诉我，是与韩丁等人见个面，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正是“文革”中期，红卫兵之乱刚过去，正在搞大联合，周总理非常忙。见面定在晚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到达会场时，已坐了两三排近20人，仔细一看都是美国朋友。我认识的有寒春、阳早（韩丁的妹妹和妹夫），卡玛和阳阳（韩丁留在中国的子女），还有马海德大夫以及一位美籍老作家等。钱秘书告诉我，因为周总理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些朋友了，趁这个机会一起见面谈谈。我在后边坐下。韩丁的夫人是南美圭亚那人，为人朴实谦和，生了两个男孩，也一起到中国来了。

周总理准时到达福建厅，和在座的朋友亲切握手，然后微笑着坐下来，向各位问好，并歉意地说：“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忙，许久没有和诸位聚谈，非常抱歉。今晚因为韩丁先生一家人又来到北京，并且马上就要去晋东南体验生活，所以一并请大家来聚谈。总理先向大家介绍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说到国际形势，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谈到中美关系，那时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已秘密来访，尼克松总统也决定访问，但双方还没公布。总理问韩丁，如果有一天中美关系改善，美国总统来访问中国，你有什么看法呢？美国进步人士或工人阶级会如何反应呢？韩丁是左派代表人物，立刻表示：一是美帝国主义头头不可能来中国；二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不赞成帝国主义头目来访问，中美两国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根本没有可能和平相处。他发言相当激昂。接着，几位美国朋友发言，他们虽然语气较温和，但大部分朋友认为中美关系很难改善。总理听了这些发言之后，讲了话，主要是从国际大形势说起，当时是大三角（中、美、苏）在国际上起作用，但可能会有新的情况出现。他仔细分析了美国的情况，还特别感谢美国朋友提供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其实，总理是在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他担心如果形势发展了，这些美国朋友思想跟不上。座谈会开到凌晨4点才结束，周总理和美国朋友一同吃夜餐，其实已经是早餐了。最后总理与韩丁握手告别说，到了晋东南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通过陪同人员向他汇报，也可以随时回北京来见面。

会见后的第三天，韩丁夫妇二人和两个小男孩，还有大女儿卡玛从北京出发去张庄了。

五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是中国的老朋友，她父亲有中国血统。她曾经写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书，在世界各国都颇有影响，对宣传新中国有不少贡献。“文革”期间，韩素音多次到中国访问。大约是1969年她来访问时，周总理接见了她，并谈论了不少有关“文革”中的情况和问题，她表示要写一本书介绍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周总理表示十分支持，使她很顺利地到中国许多地方，包括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收集了不少材料。1971年，韩素音再次来访，带来了她的新作《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初稿，请陪同过她的朋友们阅读，征求意见。作为一位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有那样的观察力，并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应该说是颇为难得的。但使我们这些先读到书稿的人最为难办的是，书中用较大的篇幅写了林彪，材料当然多来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那些材料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由林彪等人制造出来的，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那时又恰值“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这些材料传播出去当然不好。我们很快把情况向周总理汇报了。周总理也颇觉为难，因为那时“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在国内知道的人尚不多，对国外还是绝对保密的，而且对外一时也难以说得清楚。此外，周总理考虑得最多的是，如果这本书的内容不修改，对韩素音本人最为不利。因为她是国际上知名的作家，又被认为是最熟悉中国情况的专家。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她的书中还对林彪做那样描述，会有损她的声誉。总理考虑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韩素音主动修改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周总理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在韩素音第二天去成都、西安、武汉等地访问时，由我和另一位同志陪同。周总理亲自向我交代，沿途和访问休息时，让我和韩素音多谈谈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有关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告诉她在“文革”期间收集到的许多材料都不可靠，也可以侧面地多谈谈林彪。她的书稿让我看了，所以也可以适当地结合她的书稿谈点意见。周总理的指示非常细致又具体。但我是否能影响韩素音则是另外的难题。虽然我已经几次陪同她到外地，还算比较能交谈的，但她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而且她已经是位成名的作家，自信心很强，有时近于固执。我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路途和访问中与她交谈，一般说来她还是愿意听的，但当我谈到她书中的某些材料有失实之处时，她就大不以为然，有时还争辩起来。一路上她没有表示要修改书稿。

我们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北京来了长途电话，周总理亲自和我通话，询问韩素音的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周总理像是料想到似的，明确地告诉我，在她离开中国前，要把“九一三”事件的基本情况告诉她。这样如果她到香港或美国以后听到什么消息，也能有精神准备了。韩素音恐怕是第一个了解“九一三”实情的外国人。我在武汉飞往广州的飞机上对她谈了“九一三”事件的情况，她非常吃惊，始终沉默着。我一直送她到深圳，在罗湖桥畔，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告诉周总理，她非常感谢总理对她的信任和帮助。后来，她的书在出版时做了不少修改。

周总理去世多年以后，韩素音撰写了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专著《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书中充满了对周总理崇敬与真挚的感情。她在序言中写道，“本书试图公正地表明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心里权衡的是所有政策和行动的最终目标。特别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对他治理的国家负责，要对他的人民的切身利益负责。为此，他受到了全世界的钦佩和尊敬”。“时至今日，想起他，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我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

六

1973年8月，我们得到通知，章文晋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我亦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

我们离京赴任前的一个星期日，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让我们带着孩子们去西花厅，周总理和邓大姐要见我们。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孩子们，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早在“文革”前周总理曾说过，要在西花厅接见我们全家，包括文晋的父母。

那天下午4点，我们带着四个孩子准时到达西花厅，邓大姐很高兴，和孩子们一一握手，老大年幼时她曾多次见过，还是邓大姐给起的名，叫“百家”。这天见面，她拍着百家的手臂说：你长得这么高大了啊！我倒想起你还是瘦弱得像只小猫似的。邓大姐招呼我们坐下，和孩子们谈起“红卫兵”的情况。不一会儿，周总理从外边进来了，他对文晋说，我今天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和孩子们见了面，你的父母只好等以后再说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见过周总理这时的脸色，那样疲倦。当他和我握手时，我禁不住说：您很忙，真不应该来打扰。周总理却说，对孩子们我是必须实现诺言的。走到孩子们跟前时，周总理高兴起来，孩子们都长大了。他拍着大孩子的肩头说：“你是百家吧？长得很健康嘛。你这条命是拣来的哩，知道吗？”总理又逐一地问了孩子们的名字和兵种，高兴地说，有文艺兵、卫生兵，还有侦察兵。不错呀。当得知百家在总政文工团工作时，周总理饶有兴趣地问起文工团的近况，问起这个单位的领导，其中一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剧作家，还有延安时代的作曲家、指挥，还有导演、歌唱演员，以至年轻的舞蹈演员。总理记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创作和演出。总理说，我现在不管文艺工作了，但你们单位我很熟悉，也很关心。你把我的问候带给他们吧。你是文艺新兵，青年人，要努力学习毛主席思想，深入工农兵。老一辈为你们开创了道路，今后还靠你们年轻一代走下去。记住要努力学习，要革命一辈子！当卫生兵的女儿是军医大的工农兵学员，于是，总理又问到西安军医大的情况。周总理的习惯就是这样，无论见什么人都要问清楚，还要从每个人那里了解单位的情况，哪怕是仅见一面的小青年。

那一天，周总理几乎没有谈我们即将去加拿大赴任工作方面的事，只对文晋说，现在国际、国内情况都很复杂，去一个新地方要多思考问题，遇事要多请示汇报。

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即告辞，周总理还没站起身来忽然对孩子们说了一句：“今天是第一次见你们，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我望着他苍白的面容十分吃惊，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觉察到了，带着一丝笑意对我说：你现在身体不错嘛，有没有信心活到21世纪？我愕然不知所答。周总理又接着说：去加拿大应该学会滑雪，那最能健壮体魄。我木然地点点头。我们离开西花厅时，每人都怀有心事没有说出来。孩子们的记事本上都记下了总理的这句话。

到加拿大仅仅两个月，我们于当年10月10日陪同特鲁多总理访问中国又回到了北京。在北京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又见到了周总理。他精神显得还不错，对特鲁多表示很热情。随后两国总理的会谈真诚、坦率，也有成效，签订了多项双边协议，其中我国进口加拿大小麦签订了长期协定，中国出土文物展到美洲第一站是加拿大，这使特鲁多十分满意。周总理对特鲁多很有好评，说他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很早就能比较客观地了解并认识中国的人。60年代初期特鲁多就写过批评“黄祸”论的书。在加拿大国内处理民族问题上，特鲁多也有好的成绩。10月14日，周总理陪同特鲁多去洛阳龙门参观，临行前还接见随访的加拿大记者，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访问成功，皆大欢喜，周总理对什么都想得很周到。

我们离开北京不到两个月，我的心像是还没有离开过，我时常想起周总理那句不祥的话，也隐约听说他身体有病。在龙门石窟参观时，他上山坡走得很慢，特鲁多已在河南省领导陪同下走在前边。我特地加快脚步走到周总理身旁问道：总理，我听说你身体不好，又那样忙，为什么要来洛阳呢？他笑笑说：我从来没有来过洛阳，中国有许多历史文化胜地我都应该看看，也应该陪同特鲁多，年初我还陪埃切维里亚到过大寨哩，你还去了，忘了吗？随后他又说了一句：我还能坚持住。

没想到，这次与周总理的见面竟成了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