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5月的北京，美丽可人。风沙已过，寒意退尽。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着，还不觉炎热。中旬的一天，我又走进中南海邓大姐住所的院子，只见院内的各色月季花已竞相开放，芍药的花蕾也绽出点点洁白粉红。满园春色正象征着主人明朗的心绪和蓬勃的精神。我高兴地走上台阶，踏进了前院的“朝阳”厅。今天，邓大姐在这里宴请日本朋友真山美保先生和她的助手及演员们。我进得门去，见邓大姐已穿着整齐，等待客人。她虽然步履有些微迟缓，但仍是神采奕奕。

真山美保是日本新制作座的领导人，这次专程从日本来北京，特意向邓大姐问好致意。因为她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是1956年，至今正好30周年了。30年前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她，并对当时年轻的真山小姐给予很大的鼓励，促使她30年来，自强不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年来邓大姐也曾和她不断相会，结下了深厚情谊。这天在邓大姐家的聚会，充满了热烈的气氛，人人都激动得泪光闪闪。这灿烂的友谊之花，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播下的种子繁衍而来的。

邓大姐说：“我只在这间大客厅里宴请过西哈努克亲王。你就是我第二位客人了。”真山美保连连点头说：“我太感谢啦，我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呵。”邓大姐回答她：“你同样是我们真正的、值得尊敬的朋友。你们专程来看望我，也太感谢啦。”她接着又说：“恐怕在座的中国同志，也没有谁在这里吃过饭吧。”邓大姐首先问我，因为我大概是来得较多的一个。我回答大姐：“我来这里吃过饭，但不是招待外宾。”

“是的，1964年我和恩来在这里会见了南京前线话剧团的全体同志们，还一起照相吃饭。”她的思维还是那么敏捷，记忆力也真好啊。

举目看看四周那熟悉的隔扇门窗，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记得1964年，南京前线话剧团到北京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很喜欢这出戏，曾多次和作者、导演、演员们见面，谈论修改意见，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认识每一个演员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天，大家特别高兴，恩来同志与每个人谈他的意见，有赞许，也有批评：小陶演出了农村姑娘可爱的气质，连长的性格表现得过于急躁……恩来同志饭前像是很认真地对大家说：“今天你们是到我家里来做客，可不是国务院请你们。用的是我和大姐的工资，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好好吃这顿饭。不过，粮票可是得交，不然这一顿就把我一个月粮票都吃没有啦。”几句平常的话像一股温泉悄悄地流过了每个人的心田。正是一件件一桩桩平凡小事，积累成一个整体的品格，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难道不是以具体的模范行为来影响着所有的人么？我们党良好的作风，也是无数党员的具体模范行为所汇集而成的啊。

时光流逝。这所院子，如今看来虽然面目依旧，但那些年它曾经历了多少沧桑，也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那天我回到家里，思潮起伏，往事萦绕，于是又拾起笔来。

一

1964年春天，偶然的机会我知道恩来同志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去重庆，并过三峡，这触动了我多年的心愿。我多么希望再回到重庆看看啊。自1946年我离开那里以后，一直没有机会旧地重游。于是我尝试着与童小鹏同志联系，问他是否可以把我带上。他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那一次我回到重庆，真是感慨万端，除了重返红岩和曾家岩以外，还特别去了白公馆和渣滓洞。当年我们有谁曾想到是处在如此险恶的斗争环境之中？是恩来同志面对那样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坚持原则，挥洒自如，处处表现出大无畏而又乐观开朗的精神，感染着大家，鼓舞着大家，使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刻，总是充满信心。

重庆的3月，春雨绵绵，那是我第一次乘船过三峡，虽然被那雄伟的山河景色深深吸引，又为古往今来的多少英雄人物的悲壮故事所激动，但在我私心深处留着工作上思想上许多疑团，无处诉说，也无处求教。这时我突然想到应该找合适的时机向恩来同志倾吐。

到武汉以后，恩来同志即乘飞机返回北京。这是最好的机会了，我请求在飞行时向他汇报思想。整整两个小时，我向他汇报了1963年底在上海举行的华东现代戏会演的许多情况。在会演之前，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同志要出席参加，却没有得到邀请。田汉同志还是去了上海，但遭到了异常的冷遇，甚至是歧视，任何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他是老一辈戏剧家，深受各地剧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敬重，他们自然会到他所住的旅馆去探望，听取他对某些戏的意见，这也引起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不满，以致他所住的旅馆房间都受到监视，以后谁也不敢再去看望他了。这也就把他孤立起来了。此时，我在上海观摩现代戏，了解创作情况，就劝田老早日返京，以避免出现更不愉快的事情。田老是位刚直的艺术家，他对张春桥等人的卑劣行为非常气愤，终于在会演闭幕前夕离开了上海。上海市委宣传部有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因为是熟人了，他比较坦率地对我说，“中央”已对周扬、夏衍、田汉等人有看法，斗争很复杂，劝我不要卷入其中。我对他的关照表示感谢，也表示了我对上海这种做法的不满意。我说：上海与国务院、文化部像是在唱对台啊。此后我感到我在上海的行动，包括我向北京打长途电话汇报情况都受到了监视。现在回想起来，那实际上是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策划的一次对中央的挑战，可以说是“文革”的前哨战。当然，那时候我丝毫也没有这样想过。

从武汉到北京的专机上，我很激动地向恩来同志叙述了在上海看到的和遇到的一切，表示我对此迷惑不解，也愤愤不平。在我的记忆中，我还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这样放肆过。那是由于在心里压着太难受了，只有一吐为快，也只有恩来同志在我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的时候，会严格批评我，而绝不打击。在飞行的两个小时中，他很少说话。他的眼神显出一点忧虑，看着我激动的样子，时时陷入沉思。我像连珠炮似的说了一个多小时，安静下来又有些心神不定。我等待着恩来同志对我说点什么，批评责骂都好。但他却沉默着站起身来，在小小的机舱里来回走了几步，站在那张小桌前说：“顾全大局，要学会顾全大局。”声音低低的，沉沉的，像是对我说的，又像不是。那时我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分量，我默默离开了。但这句话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

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清醒一些：1963年华东现代戏会演时，张春桥等人如此猖狂，也是有来由的。1962年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大力支持下，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那次会议的精神是要作家解放思想，百花齐放，不要过多的行政干涉；同时要切实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要承认知识分子的觉悟，承认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来对这次会议，恩来同志是十分重视与支持的，并准备在会上讲话。但我去广州之前，恩来同志忽然把我叫了去，告诉我：“广州会议我不能去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也是代表我的。”当时我十分惊讶，原来他是那样积极支持，而且了解了许多情况，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呢？我把消息传给文化部及剧协领导，大家都感到失望。在会议开幕前一天，3月3日，恩来同志忽然到了广州，把我们几个人找去汇报，并说他要做一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仅为创作会议，还请了正在广州参加科学工作者会议的同志。这个报告考虑得非常全面而又极周密，与陈毅同志报告的那种辛辣和明快，成了极好的相互补充。我后来知道，那次恩来同志是为了别的事到广州的，可见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而对广州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海的领导人完全置之不理，既不派人参加，会后又不向文艺界传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同志的讲话成了“大毒草”，广州会议也成了“大黑会”。如此种种，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1964年夏季，文艺界对夏衍、田汉、阿英等同志进行大批判。我受命为批判者，要在相当范围的会议上，发言批判这几位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老作家，我始终尊敬的前辈。给我的题目是批判《关汉卿》《谢瑶环》等剧本，而且必须提升到“影射现实”的高度，我内心感到极大的矛盾与痛苦。作为党员，我必须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但这违背我的良心与意愿。特别是批判《谢瑶环》，这是在我主编《剧本》月刊时，向田老约的稿，他写完初稿就交给我看过，我非常欣赏这个剧本。随后他做了些修改，每改一幕我们发排一幕。中国京剧院也立刻排练了。演出十分精彩而又激动人心。时隔不久，我又怎能振振有词地去批判它呢？思想不通，又作不来假。我带着深深内疚的心情到田老家，把我写的批判稿给他看。当时他也在极度烦恼之中。看了之后，他苦笑着对我说：“你这样批判还很不够啊，通不过吧。”我立时感到一股冷气往肚子里倒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忽然，他站起来迅速拿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我，让我读。这是给恩来同志的，内容既有检查又有申诉，写得辞情恳切，都是肺腑之言。我的眼泪再也不能抑制……他让我亲自转交这封信。

解放初期，我在天津工作，虽也经常有公事或会议到北京来，但我还没有去拜望过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那是因为我感到他们公务极为繁忙，没有特殊要紧的事，我不应该去打扰，所以直至1955年，我调北京工作以后，才应恩来同志之约，和十几位曾在重庆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到他的住所西花厅吃饭。这些同志彼此已有多年不见，这天聚会在一起都十分快活，像离散已久的亲人，重又相逢一般，问长问短，欢笑之声洋溢全屋。在饭桌上，恩来同志指着我说：“你常常到北京来，可就是从来不到这里。”我当即带点顽皮地笑着说：“现在和解放前不一样了，您这里门卫森严，门槛高，我不易进来呀！”眼看恩来同志的脸色沉了下来，用严厉的语气批评我：“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是共产党的政府，不是衙门，哪有高门槛？你这种自命清高的思想要不得，必须纠正。”我十分后悔说错了话。随后他把秘书叫来说：“任何时候她要来，只要我们在，你们都不要拦阻，要告诉我。”当时我心里还真不好受。尽管恩来同志这样说过，我还是很少主动去看望打扰他们。

这一天，我手里拿着田汉同志的信，心中十分难过，我必须立刻把信亲自送去。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小侧门旁左边那间小办公室，把田老的信送上。恩来同志随即把信看过了，浓浓的眉毛紧锁，神色有点不安。恩来同志的眼光向我射来，那时我也怀着满腹心事，不敢说，又难以抑制。恩来同志严肃地对我说：“你有话就说吧。”我的话就像开了闸门的河水一样，把那时搞的批判，我怎样想不通，而领导对文艺的批评我也觉着不大符合事实，批评太过火了，诸如此类说了一通。说着说着，连我自己都吃惊了。恩来同志紧紧皱着眉，盯着我。我立即住嘴了。他严肃地批评了我，说我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对，要从多方面来考虑，而不应该带着满腹牢骚，即使批评不当，也要正确对待。这立刻使我想起那次从武汉飞回北京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要学会顾全大局”时的神态。他随即拿起办公桌上的毛笔，给田汉同志写了一封回信。恩来同志让我看看。我记得内容大致是，肯定田老多年来为戏剧工作的贡献，同时要他正确对待当前的情况，并希望继续写好他的剧本——田老当时正准备改编京剧《红色娘子军》。信的言辞比对我的批评婉转多了。恩来同志让我立刻把亲笔信带给田老。

二

恩来同志恐怕也未曾料想到，1966年就爆发了那样一场“文化大革命”。1966年下半年，在林彪和“四人帮”煽动下，“革命小将”卷起疯狂的巨浪，到了谁也难以控制的地步。林彪、“四人帮”攻击的目标始终是明确的。什么“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打倒一大片”“全面夺走资派的权”等等。火势蔓延到外交部，驻外的大使、参赞们纷纷被召回或揪回来。陈毅同志感到势头不对，出面批评那些“造反派”，这无异于引火烧身。我在运动开始之前已调到外交部了，在我的记忆中，动乱开始不久，可能是1967年初，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与外语学院“造反大队”成立了揪陈司令部。他们联络“各路诸侯”，把外交部团团围住，安营扎寨，非要把陈毅同志揪出来才肯罢休。那时恩来同志常常出现在这被围的大楼里，也常把外交部的“造反派”找去谈判。恩来同志坚持只能小会批评，不许大会批斗，会议的标语也绝不能用“打倒陈毅”的字句。搞了三次批陈小会，恩来同志前两次都在场，并坐镇到底。第三次恩来同志因为有别的公事未能赶到，“造反派”即想把陈毅同志劫走，幸好受到保护脱了险。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领袖”，就是风头极盛的、曾右手挽伟大领袖、左手扶江青的“红色外交战士”，他们非要开批陈大会，恩来同志坚决不答应。于是“红色外交战士”和恩来同志拼体力，谈判长达十数小时，通宵达旦，还没有结果。恩来同志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搞法，那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吧。”最后由医生出面干涉，才把那些人劝走了。除了保护陈毅同志外，姬鹏飞、乔冠华也一直在恩来同志坚持下，继续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同一时间，“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也时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或西单这些最喧闹的地方，只不过很快就被撕掉了。

1967年8月7日，十年动乱中的这一天，全国没有震撼人心的大事件，而外交部古老的院落里，“造反派”们正气冲霄汉。他们刚集合起来，在传达“中央文革”夺取外交部大权的讲话，这后来被人们称之“王八七讲话”。我记得清楚的几句话是：“二十几岁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可以当。不要听某些人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意思是周总理和陈毅的外交大权可以夺，而且是打着“最高指示”的旗号。于是整个大院一片喧嚷声，准备砸政治部，夺大权。姬鹏飞、乔冠华很快被揪走了，由造反派押到大街上去卖小报。连续几天，所有的大使、参赞、司长们几乎都被揪斗，要人人表态拥护“王八七讲话”，而认真表态的却寥寥无几。

在那之前，恩来同志曾召集过一次会议，“当权派”也参加了。那是一次壁垒森严的会议。“造反派”恐怕已得风气之先，恩来同志看来也不无预感，所以面孔显得威严。他环顾四周，突然放开嗓子说：“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往前头来坐下，你不是走资派，怕什么！听说你的家被抄了，拿走你所有的记录本，有这事吗？谁抄走的立刻全部交出来，退还龚澎同志。”恩来同志指着另一个年轻人说：“你是头头，执行命令，退回抄走的东西。”

不久，狂风几乎席卷了整个北京城，连续发生“三砸一烧”等外交事故。“王八七讲话”更是火上加油。在那以后，恩来同志对“造反派”的几次讲话中都曾沉痛地说过：“在社会主义中国，发生这种事故有失国家体面。外交大权旁落四天，闹了这样大的乱子。告诉你们，外交大权不能夺，外交大权归中央，谁也不准违抗。”对于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四十八小时事件”，恩来同志曾检讨过是自己的过火，对其他事故未能防范也深感不安。后来我在整理“文革”材料时，才了解到所谓“四十八小时事件”的内情，原来是几个人商议好的卑鄙圈套。他们趁恩来同志极度疲劳，已上床就寝，送上“特急件”要他首肯批签。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伙人真是机关算尽。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恩来同志仍然坚守在外交战线这一重要岗位，毫不妥协，所以才会有1971年以后我国外交方面得到的很大发展。

1968年初，不少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大家也都盼望陈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工作，于是有一部分中层领导经常在一起议论，想要用大字报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愿望。那些天，“当权派”们来往频繁些，在研究那张大字报的写法，其实这件事完全没有秘密可言，更无什么后台。过了些天，大字报写好了，签名的有91人。这就是后来说的“91人大字报”。

不到两天，惊动了“造反派”，当然他们立刻给予迎头痛击。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各个战斗队立时揪斗这91人，并且一定要揪出黑后台，声称“中央文革”传达了“最高指示”，说这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现行反革命罪行，矛头是直指“文化大革命”和伟大领袖的。一夜之间，阴霾密布，外交部两个大院都变得死气沉沉，只听见“造反派”吼叫之声。91人每天都要罚站十数个小时，非要说出并不存在的“黑后台”不可。

也就在这关键时刻，恩来同志召集会议，把签名的91人都叫了去，当然也有“造反派”的头头。恩来同志开始先把这数十名干部严厉地批评了一通：“你们都要各自好好检讨，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至于是否搞阴谋活动，那要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实。至于陈毅同志恢复工作问题，中央会考虑，你们这不是帮倒忙吗？每个人回去好好接受审查。但听说批斗十多小时，也不必吧。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嘛……”

在“造反派”不断批斗、严厉审查91人期间，恩来同志借着接见外宾的机会，曾与几位参与其事的大使谈过话，了解了全部事实真相。这场风暴持续了许久，直到几年以后，毛主席出来说话了：这是红大字报，不是黑大字报，91人都是好的或较好的干部，这一段不小的风波才算结束。

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同志们议论起当时的情景，对恩来同志关心和处理事件时的机敏和适度都深有感慨。

三

1970年秋末冬初，我从外交部湖南干校回到北京。一天，我接到电话，可以去看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我心情很不平静，经过那五年动荡的日子，真不知道有什么还能拾起来再谈的话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日，我踏进那熟悉的院子，秋风萧瑟，显然比以往清静多了。进得门去，我看见邓大姐坐在一张较高的单人沙发上。几年不寻常的经历使她显得憔悴多了，但那熟悉的眼神依然炯炯发光，仿佛能洞察一切，包容所有。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不知该先说什么。刚坐下，恩来同志就进来了，他显得消瘦，但仍保留着谈笑自若的神态。他和我握手时，就好像这五年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轻松愉快地问我在湖南干校劳动的情况。当我说起在茶陵干校种茶采茶的种种事情时，他哈哈笑着说：好啊，那你们都要变成种茶采茶，至少是品茶的专家啦……

他坐下来后，突然有所思，对我说的是：“田汉同志1968年病故时，还是在押期间。”他带着那样无限惋惜的语气告诉我：“当知道他病势沉重时，已无法挽救了”，并感叹田老病危时，只有孙女园园曾去探望。说到这些事，恩来同志脸色变得阴郁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不知该说些什么。恩来同志深沉地说：“田汉同志是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他的诗和词都写得十分好，《关汉卿》的《蝶双飞》更是一曲绝唱。”这时，恩来同志换了话题，突然问我：“听说你还写过我们的黑材料，有这回事吗？”我不无疑虑地说：“您两位相信我写过黑材料吗？”恩来同志听罢露出笑容，邓大姐解释说，有人打你的小报告呢。邓大姐又说到另一件伤心事：维世死去了，居然说是自杀身亡。邓大姐很愤怒，这是极少见的，她从来都很能够克制自己。后来我又去看望邓大姐，她才详述了当时的情况：邓大姐曾接到维世被抓走前嘱咐妹妹写来的信，说她绝不自杀，相信党能主持正义。没过几天，恩来同志接到维世自杀身亡的报告，他立即批示：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但两天后林彪处送来报告，说尸体已火化，无法再查。那时，那伙人十分猖狂，是非颠倒，尽人皆知，但内在的尖锐复杂，是很难使局外人理解的。

在恩来同志家里，一般我只坐一小时左右即起身告辞。那天，邓大姐却把我叫住说：“难得恩来同志今天有点空闲，应该让他换换脑子。没日没夜那么多烦恼的事，闲谈对他是最好的休息。”恩来同志问起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情况，其实我能知道什么呢？只是把造反派向我追问材料时透露的，小报上登的，加上道听途说的说了一些。恩来同志对一点一滴情形都听得入神，而且关切地追问。我可是十分不安，因为即使是那一点点，也只是耳闻，并未目睹啊。恩来同志问我是否遇见过曹禺，健康如何，精神状态如何？部队的作家怎样了？沈西蒙、陈其通、胡可，直问到刘川、漠雁。因为他对前线和总政话剧团的同志们特别熟悉，尤其关心。他又提到，听说连冰心都下放劳动了，巴金在上海地下防空洞搬砖，光未然的手臂曾经折断过，是否也参加劳动了，作协其他的老同志是否去了干校……我什么也回答不上来，因为我已与绝大多数同志隔断了联系。只见他眼神显得忧郁了，常常陷入深思，并发出低低的慨叹。他突然又问我：“以群真的自杀了吗？”我肯定地点了点头，证实他已于“文革”初期故去了，从上海派来的外调人员也曾多次严厉地对我说过。恩来同志为这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共事多年的战友之死，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哀痛！几乎是所有能记得起来的人，他都问到了，最后对我说：“你从小报上还能看到点儿消息。那么多小报，我没空看，连我的秘书也没法看呀。”

我吃过午饭离开他们时，恩来同志还特别叮嘱我，要我多关心文艺界的情况，多关心那些朋友们，有机会就向他说一说。那几年，他对文艺工作完全不管，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几乎隔绝了，但他心里却是时刻惦念着。

1971年春天，我在外交部恢复工作以后，有较多机会见到恩来同志。记得就在那一年，英国著名记者格林先生来我国访问，要求会见周总理并做电视采访。恩来同志在前一天听取了有关格林先生的情况，其实过去已不止接见一次了，恩来同志要详细了解近况：格林先生最新发表的文章及作品的内容，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分析态度等。在采访现场，恩来同志从容潇洒，谈话的逻辑性很强，语言准确，20分钟采访，回答了当时国外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谈话记录由我们整理，两天以后，也就是格林先生离开中国的前夕，恩来同志突然把我和另一位同志叫去。他说，谈话中某些用语不够准确，特别是译成英文，可能引起不同的解释。他要再审英文稿，并和那位英文好的同志商量，共同议定用什么词句更为准确恰当。直到当天午夜，我们才把英文核定稿送到新侨饭店。格林先生又是激奋又是感动，他感叹地说，几十年做记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对人如此诚恳，对事如此负责。

恩来同志那时工作极为繁忙，日夜操劳，还如此细致地对待每一件具体的事情，这给我极大的教育。我同时又在想，这是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恩来同志的每一行动都格外谨慎。他也是时时处在逆境之中啊，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当然这样要耗费他几倍的精力。在这次接待格林先生的同时，我觉察到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同志。虽然我对新闻界不熟悉，但恩来同志反复问到某些同志的情况，并告诉我，往后他接见外国记者时，要有新闻单位的老同志（指被“四人帮”揪斗的“走资派”，过去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来参加，名字要见报。我很快就理解了恩来同志的心思。“四人帮”打倒了各个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虽说那时也提出过“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但真正能出来工作的好同志又有几人？多数还在靠边站、等待。所以有一段时间里，“名单学”引起了许多人的极大兴趣：谁的名字上了报，就意味着这个干部被“解放”了。那时新闻单位的老同志能出来工作的太少了，恩来同志在外事方面还有权威，即想到用这种曲折的办法让其他部门的干部尽快恢复工作。所以在接待格林先生以后，每次恩来同志接见外国记者，我都尽可能提出几个同志的名字由恩来同志衡量决定，甚至接见的消息稿，恩来同志都亲自审批，为的是不让总编室或其他人删改掉。有时恩来同志还亲自把陪同接见的新闻单位负责同志的名字，改写成副标题，以示重视。见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真难过，整个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恩来同志要坚持党的政策中还算正确的一部分，也要费尽心机。

在那个年代，有多少革命老前辈、专家、学者、党的好干部被林彪和“四人帮”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等等。几年之后，不少老同志纷纷向恩来同志提出申诉，要求查清问题，要求给予适当医疗条件，要求恢复人身自由，还有各种特殊问题希望得到解决……这种申诉和要求的信件，经我转交的也不止百件，通过各种渠道送到恩来同志那里的恐怕就难以计数了。恩来同志虽然工作极忙，处境也是岌岌可危，但对这些申诉，都要亲自审读，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想方设法给予帮助。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使我印象尤其深刻。荣高棠的大儿子乐天，出生在重庆最黑暗的年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父母精心关怀，终于长大成人。十年动乱中，孩子的身心都经受了苦难和折磨。大约在1971年冬，乐天心脏病复发住院。他妈妈管平写了封信让我转交恩来同志，要求身陷囹圄的荣高棠去一次医院，与孩子诀别。但过了好几天仍无音信，管平希望我打电话问一问邓大姐。邓大姐告诉我，恩来同志已经批准，并交给有关方面办理。因为乐天的生命危在旦夕，我赶紧跑到恩来同志家求见。我见到恩来同志时，他极力忍耐着心中的纷繁忧虑，随即打电话给看管高棠的地方，叫他们立刻把高棠送到医院。他们全家已分散数年，重逢在那间小小病房里，乐天说话都已困难，只是泪流满面，全家痛哭。只过了一天，乐天年轻的生命就结束了……

几天以后，我又带着信件去见恩来同志，我尽量用平静的语调，简单地告诉他，高棠到医院见了乐天一面，乐天已去世了！看到恩来同志内心痛苦而又不愿表现出来的神情，我心中一阵阵难过。好像过了许久，我才把带来的信送到他手中。他怔怔拿着，又沉默久久，终于对我说：“让高棠父子见上一面都这样难，你都看见了。”他指指手中拿着的那几封申诉信，慢慢地说：“我知道，这些信你得送来，是受人之托嘛，而且每个同志都怀着多大的期待啊，我是十分理解的。我想你会看到一些了。‘解放’这批老干部，我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只有几分之一吧。现在管这些事的有六七人，只要其中某个人批上对此人情况不了解，这就得压下来。”这样的话是恩来同志在极不得已时才会说出来的。他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内疚与难过使我沉默了。随后他接着说：“这种情况常常周而复始，一两个月再轮一遍。有时要等上面特别点了头，才有可能解决。另外，有些同志则是在我说了话之后，受到更多的磨难……”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中南海。从干校回北京以后，我听到了不少，也看到了一些，恩来同志内心难言的苦恼、沉重的负担，绝不是他用表面上的神态自若，甚或风趣的言谈所能掩盖得住的。但他那样具体地受到那么多来自各方面的逼迫，确实是我未能料到的。有几次我话到嘴边没敢说：恩来同志，你那样苦撑着何苦来呢？但如果他也倒下了，那么多干部、全国人民还能看到多少亮光，还有什么希望呢？在那些年月，我时时想起恩来同志那句话：“要顾全大局啊！”

四

1973年8月，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被派往加拿大工作。当时我们都感到高兴，因为可以暂时离开阴云沉沉、又风又雨的北京城。但也有点吃惊，因为下令不到一个月即去赴任，这是不大寻常的。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四人帮”急于打倒周总理，以便夺权，把一些他们认为与恩来同志较接近的人逐渐调走，这叫作“扫清外围”。

离开北京前，我们全家去看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这本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约定了的，孩子们很久以来就渴望这一天了。我记得那天，当我们要辞别的时候，恩来同志忽然慨叹地对孩子们说：“我第一次见你们，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当时我们都有点儿意外，都以为是听错了。我曾思忖过多少次：为什么恩来同志会有这样的感叹呢？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有不祥的预感呢？当我们到达加拿大不久，听到国内飘来一些消息：恩来同志已确诊患了癌症。“四人帮”知道他身患绝症之后，开始对他进行政治围攻和精神迫害。这位顶天立地的伟人，在怎样顽强地抵御着这一切啊！

当年10月，我们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又返回北京。看见恩来同志虽然又清瘦了些，但神采依然，我们才又感到一点点宽慰。他不仅参加了会谈、宴请，而且还决定陪同特鲁多总理到河南洛阳和龙门参观访问。我们心中十分高兴，也许那些都是谣传吧。在龙门参观的时候，我走近他身旁，轻声地询问：“您这样繁忙，还来参观龙门，身体可好？”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而是告诉我，他从未到过龙门，能欣赏一下这样辉煌的民族文化遗产，是非常需要的。何况特鲁多总理是难得的朋友哩。

另一天，我们一群人随同恩来同志去牡丹园，可惜花已凋谢。恩来同志问到那些年牡丹遭劫的情况，管理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整个园子的牡丹花，几乎被挖尽、绝种，最近才又从宾馆弄回一些，余下不到10个品种了。恩来同志难以抑制满心惋惜之情，回过头来问我：“你还记得《镜花缘》中武则天在上林苑炭炙牡丹后，又把牡丹贬来洛阳4000株吗？4000株恐怕也不是4000个品种。”他有点风趣地笑了。我默默瞧着恩来同志，觉着他对生活各方面的情趣和往常差不许多。我心里一直猜度着恩来同志心中有许多不快之事，这时倒放下了点牵挂似的。

那几天，我们有幸能天天看到恩来同志。那期间我们也去看望过邓大姐，她并没有说起什么特别的事，但显然心情并不舒畅，言语不多，我们没好多问，快快地离开了她。

在特鲁多总理访问中国的最后一次宴会之前，恩来同志接见了随同来访的加拿大及各国记者，一起照了相，然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恩来同志双手抱在胸前，微笑着站着：“你们怎么不提问呀？可以随便嘛，我是有问就答呵。”这一下气氛就热烈起来，闪光灯也开动了，数十名记者拥上前去，纷纷提问。恩来同志又说道：“不急不急，一位说完再请另一位说，好吗？”他逐个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

当时我站在最后边，忽然听到恩来同志问：“你都认识这些记者吗？”当着那么多记者，恩来同志开起玩笑来：“这位夫人兼参赞，还是你们的同行哩。生在从来没有见过冰雪的地方，现在到了贵国，是个多雪之国、寒冷之国……怎么样，习惯得了吗？”我只好简单地说：“习惯，我很喜欢渥太华，也很喜欢雪。”恩来同志又说：“不仅要习惯，而且要入乡随俗。听说在加拿大，人人都会滑雪，给你个任务，在加拿大期间，必须学会滑雪。”记者们都笑了起来。学会滑雪没那么容易呵，我有些为难，也只好答应一声：“尽量努力去学。”他的眼光温和又炯炯有神地向我射来，好像他已察觉我对他有了什么猜疑，有意说几句风趣话使我们宽心似的。

在郑州送别加拿大总理之后，恩来同志和我们紧紧握手。这次一别，哪能料到竟是永诀！从此，他的音容笑貌，只在我的记忆中时时浮现，却是那样清晰，那样明朗，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在眼前。

五

恩来同志病重以后，我失去了再见他一面的机缘，这是我想起来就悲痛悔恨的一件事。1974年隆冬，恩来同志已病重住进医院，那时我们刚好从加拿大回北京。但我在北京整整过了一个月以后，才有机会去看望邓大姐。那天我悄悄走进恩来同志的住所时，那本是我很熟悉的地方，突然变得生疏了。邓大姐默默坐在那把高背沙发上，神情抑郁。我坐下好一会儿，才开口问候恩来同志的病况，并请求让我到病院去探望，哪怕只有两分钟。邓大姐告诉我，已经太迟了，因为任何人要去医院探望，都要经过王洪文等人批准，是很困难的。邓大姐告诉我，恩来同志在医院还曾多次问起你们是否已回到北京……我好悔啊！怎么不早来看望呢！……

1976年1月8日清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我在当晚10点多回到北京。到机场接我们的同志悄声地秘密告诉我，恩来同志不在了！噩耗使我们惊呆了！那几天在国外听到许多传言，而我们还希望，也相信这位坚强的人，能战胜病魔和恶人。回到家，我立刻想到应该去陪伴邓大姐，她一定很悲痛，她身旁唯一的亲人……

我急忙跑到中南海西北门，自己打电话进去。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告诉我，邓大姐不想见任何人，她需要安静。这些天她太疲乏、太紧张了，往后她还有许多事要做哩。放下电话，赵炜跑到大门口。我们相抱悲泣。赵炜告诉我，大姐很坚强，在那些人面前，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身体也挺得住，叫我们放心。

过了几天，在北京医院后门的一间小小房间里，停放着亿万人民敬仰的周恩来总理的遗体。那一天阴霾片片，寒风刺骨，等待着与总理告别的人们从医院前面直排到长安街。但只有手持特殊证件的人才能进去。被拦在门外的有多少人啊，他们号哭、悲泣、哀求全没有用。我站在那长长的行列中，冷却的心又燃起满腔怒火。

在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外交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我国驻国外的大使、参赞们，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心里很不平静。恩来同志曾任外交部长多年，这里多数人是他的部属，对他满怀感情，为什么不能与他见最后一面？为什么不能去参加追悼会？大家难以抑制胸中的不平和愤怒。一位大使当场痛哭起来，要求外交部单独举行追悼会，让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一个年轻的当权者居然说：“你们要拿死人来压活人吗？”气势汹汹，可把大家激怒了。那位大使是个直性子，当即拍案而起，慷慨陈词。众怒难犯呵。部长们又派人来解释：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参加追悼会，可以多派几个代表，并声称以后外交部再举行悼念活动。这才使大家悻悻散去。

十里长街那动人心魄的情景，谁能忘却？它表现了人民的悲痛，也表现了人民的力量。

1976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我得到邓大姐的消息，去看望她。在公共汽车上，我神思恍惚，仿佛又见邓大姐捧着骨灰盒慢慢走进灵堂的身影。她在追悼纪念会后，接见恩来同志的亲属和曾在恩来同志身旁工作过的部分工作人员，殷殷劝慰那些过于哀恸的老战友……这同样是一颗伟大的灵魂！她以巨大的毅力，压制悲愤、哀痛，面对爱和恨，她是那样的沉稳坚强。

当我走上中南海那段非常熟悉的路，走上有柳树荷花池的园子，我拖不动自己的脚步，我能对邓大姐——这位可敬的坚强战士，待我像母亲般慈爱的人——说出一句半句安慰的话吗？我走近大门，整个大院悄然无声。我推开那扇小门，直奔她住处的回廊。这时赵炜夫妇走出来，把我领入室内，也是悄无一人。邓大姐常坐的那把稍高的沙发是空的，这间往日洋溢着温情的起居室，空荡荡冷清清。赵炜指着大姐的寝室让我进去。邓大姐坐在门口靠里的小座椅上，一个人静静在沉思。我走进屋轻轻握住她的手，叫了一声。她抬眼看见我，泪水簌簌不断地落在我的手背上。她那冰冷的双手在发颤，我更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我真想说：“您痛痛快快哭一场吧，吐一吐胸中的郁闷吧。”然而没有，她很快平静了下来。我在另一把小座椅上坐下。我告诉大姐，天气转暖了，我们到天安门散步，看看老师和孩子们……邓大姐沉重地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办。这里静悄悄地无人了，只有老赵和小赵，他们帮我整理东西。我必须把恩来的东西，尤其是他批阅过的文件，安安全全地移交给中央，这是我的责任。”她哪有心想到过自己呢，她不忘的是人民对她的重托。这时赵炜走进来告诉我，邓大姐收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寄给她的信，不少人寄来钱，要为周总理建纪念碑、纪念堂，她都一一回绝，将钱退了回去。人民的爱戴使大姐的心暖了。大姐留下的纪念品只是天津数百名纺织女工每人一针一线缝起的一件棉衣，她们说这是女儿们缝制的，留下这点心意吧。邓大姐收下了，拿出较大数目的钱，寄给她们，感谢她们，鼓励她们。啊，这就是我们廉洁奉公、毫无个人私利私欲的革命老一辈！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又来到西花厅，向邓大姐辞行。她正在恩来同志的书房和办公室帮着整理书籍文件。她的精神在亢奋中，掩盖了极度疲乏的脸容。她告诉我，文件已经清理就绪，等着中央派人来清点。交接清楚后，她就可以放下最大的一件心事了，她怕江青一伙会下毒手或滋生事端。我倒是带着一种兴奋对她讲述天安门的情况，她好像知道，但又显得闭塞。这所院子曾经住满了人，那时多么热闹，而此时又是多么凄凉！没有多少人来向她说点外边的事情。但她听着这些却眉头深锁，脸色严峻，无半点高兴的样子。我向她辞别，她伴我走到廊子外边，走下两级台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紧紧抱着她瘦弱的身躯，眼泪湿透了她的肩头：“大姐，您一定要保重啊，明年我们就回来，一定要再见。健康就是一切，保重啊。”我觉得自己在喊叫，我要笑着说这些话，我相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邪恶。我感到大姐的身体在颤抖，她也是在笑着的，和着泪水，夹着哭声。我不忍心再次回头看她，奔出了那熟悉的大门。

4月4日，孩子们大清早拿着照相机走了，早饭前我也悄悄乘上公共汽车到前门，然后又绕回来。天呵，北京的人都挤在这儿了。人们的脸色是庄严肃穆的、坚定的，在互相的对视中，似乎感到了心与心的碰撞，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不到9点钟，我回到家里，正巧接到政治部的电话：“呀，你在家！”接着查问我的家人是否都在家，并命令全家不得去天安门，说这是为了保卫工作的需要。不到12点又来了一次电话，又要我清查家里的人数，孩子们是否全都在家。不到几分钟，我听到赵炜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她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其实这是她早已知道的，接着又说：“你来看望邓大姐没有谈到周总理的治疗情况，什么也没有谈吧？”听着这些话我一时懵了，随即我就完全明白，大声回答她：“我只是向大姐告别，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谈过。后天我们就离开北京，清晨6点就离开，我什么也没有谈过，什么也不知道……”天呀！这是什么样的讯号啊。邓大姐那里的空气一定十分紧张，她受到了无形的重压。我心中充满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周恩来同志这样一个无私的伟大战士，半个多世纪，备尝艰辛，死而后已，在长期病痛直到弥留之时，都没有听到一句慰勉的话；他与世长辞了，留下的唯一的亲人，这位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尽沧桑、为国辛劳的革命者，也没有听到一句慰藉劝勉的话，那群魔鬼们，却把巨掌向她压下来！

4月6日，我们在东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的警告声，对天安门事件做了颠倒黑白的报道，把觉醒的群众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进监牢，还居然把已被打倒在一旁的邓小平同志当作黑后台。一切还在颠倒，颠倒！我们心中特别惦念着邓大姐的安危，她会再遭到风暴的打击吗？

六

一切又回到1986年5月中旬的那一天，邓大姐送走了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她抚着我的手，突然对我说：“去年我回到重庆，对曾家岩的工作人员谈起一件对谁也不曾说过的事，就是关于你的、我们大家的那个孩子的故事，你没有忘记吧？”我头脑中一闪，连忙回答：“我没有忘记那个孩子，倒也从未对人谈起过。”邓大姐又说：“这也不是小事，这可以说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啊。”这位垂暮之年的革命家，竟然没有忘怀45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这怎能不使我这个当事人深深动情！

1941年隆冬，重庆下了一场大雪，这在山城是极少见的。那天我约会一位朋友，所以大清早出门。刚踏出门外，忽听见微弱的婴儿哭声，而曾家岩那小小窄巷并无一个行人。我正觉着奇怪，哭声又从近处传来。我俯首一看，就在我们50号的门前那小石墩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用毛巾包着的婴儿。我猛然一惊，又不知所措：是谁把婴儿弃在我们的门口呢？我犹疑片刻，就把婴儿抱进门去了。进门碰着勤务员小李，问我抱着什么又回来了。我告诉他是穷人弃下的孩子，门外太冷就把她抱回来了，并让小李拿条被子把孩子裹上，我又匆匆赴约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赶回家来，这时大家正围着那个拾来的孩子，大概已有一个同志给她喂了一点米汤或糖水，小小的眼睛已经睁开。大家正在议论该如何处置这个弃婴，有同志说，可能有什么政治目的，应该警惕，最好交给警察当局；有的说不宜收养，否则以后婴儿都放在我们门口，成育婴堂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说不能让这孩子冻死在门口不管啊。人家偏偏放在这里，也许正是认为共产党才能给她活路吧。这真是让大家犯愁的事，那时住在曾家岩的女同志，除了邓大姐和晓梅同志之外，就只有三个未婚的姑娘，男同志又都是单身汉，谁能养活这个孩子呢？

这时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走进门厅，见大家围着个孩子，又听见议论纷纷，他望了一眼邓大姐，像是征求大姐的意见，回过头来再问大家：“婴儿既是放在我们门口，也许真是她父母无奈中的一片心意。你们谁愿意领养这个孩子呢？”我带着迟疑的声音说：“我愿意，可以吗？”邓大姐和恩来同志微笑着点点头，说：“为孩子领一份津贴吧。”刚才大家七嘴八舌，这会儿都高兴起来。曾家岩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同志们分别寻找一些旧花布衣裳，为孩子改造成小被子小棉袄。天晓得，我们三个姑娘，谁都没有抚摸过这样一个小小婴儿哩。

在忙忙乱乱中，总算平安地度过了一星期，孩子的脸色也开始有点红润了。我们给她起个名字叫小幸，因为她是幸福的。但我们工作整日繁忙，常常外出，抚养这个孩子总不是办法，于是大家商量决定，把小幸寄养在当地老乡家。我立即四处奔走找熟人，托朋友，终于在化龙桥到沙坪坝的路旁，找到一户只有夫妻二人、无儿无女艰难度日的村民，他们很愿意代养我们的小幸。我说自己就是孩子的母亲，因为工作忙不能自己抚育，我将每月送钱给他们，衣服和营养品我也会送来。

每隔十天半月，我都去看望小幸。转眼过了半年，小幸虽很瘦小，但活泼可爱，咿呀学语，很讨人喜欢。我每次去看望她之后回到曾家岩，都得向大家汇报情况。不料祸从天降，由于山城频受空袭，气候也乍寒乍热，小幸得了肺炎，那户贫苦人家没能及时带去治疗，待到我去看望时，孩子已高烧昏迷两日了。我即刻把孩子抱到医院急救，只挨过一晚，她就离开了人世。小幸的夭亡使曾家岩的同志为之嘘唏感叹不已！邓大姐在45年之后，忽然又提起这件事，她没有忘掉不幸的小幸。我们又怎能不为今天真正的幸福而高兴呢。多少革命者奋斗牺牲，不就是为了换取今天吗？

一些与邓大姐和恩来同志相熟的人，有时谈论起来都为他们两位没有孩子而感到一点儿欠缺。这种谈论偶尔被他们听到了，这两位总是哈哈大笑地说：“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有千千万万，我们都爱。”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过孩子。记得在1940年秋季，邓大姐的母亲曾对我说起过，邓大姐曾经有过孩子，那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疯狂追捕、屠杀革命党人，邓大姐第一个孩子正要降生，但由于生活极端紧张，不稳定，缺少医生，更无医疗条件，这个婴儿没有降生到人世就夭亡了。从此邓大姐也不能再生育了。但这件事他们两人从不谈起，也从未因此而感到遗憾。他们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他们内心那为父为母的慈爱之情用在更多更多的孩子身上了。在重庆红岩村，荣高棠有两个孩子，叫乐天、乐妹，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就自称大乐天，有空时就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还有许涤新的孩子“小火车”，还有我们的小幸，他们都喜爱……

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对年轻一代也是关怀备至，对我们这些在他们身旁工作的青年人的一星半点长处，都给予鼓励，若有缺点则是谆谆教导乃至严格批评。他们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又以父母般的热情与爱心去爱护青年人，是他们的行为感染了他们身边年轻的一代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曾有过许多善意的传言：说这个或那个青年人是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干女儿，也曾不止一个同志问我：“听说你也是他们的干女儿么？”我先是客气地笑笑，然后总是严肃地声明：根本不是，而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事。据我所知，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对许多革命烈士的子女体贴入微，用长辈的感情培养教育他们，因此也获得了这些青年人的敬爱，有时甚过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本来是人生中极小的事情，那些传言在我心中不知怎么的，总有一种亵渎之感。我，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对革命老一辈的崇敬心理，是出自共同的伟大理想、共同的事业。人与人之间那么一点点即使是真正的血缘关系，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倘若再蒙上一层世俗的概念，那将近乎羞辱了，还是全部把它抛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