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周恩来与马歇尔在1946年[2]

从1945年以来，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曾作为周恩来的翻译和外交部的干部，在他领导下，参加了不少重要的外交谈判。在我的印象中，像1946年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谈判那样旷日持久，其外交对手有像马歇尔那样声望的是不多见的。更重要的是，这场谈判直接关涉到战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以极其高超的谈判艺术维护了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利益，表现出他不仅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外交家，是党中央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把握瞬息万变的局势、制定符合实际的策略、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领袖。

我为周恩来当翻译

1944年冬天，我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那时正值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国共之间进行斡旋。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尝试插手调解国共关系。以后，从1945年底至1947年初的马歇尔使华，则是美国政府企图进一步调解国共关系。我在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头10个月与周恩来接触甚少，主要因他当时大部分时间在延安，正赶上我们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此外，也由于赫尔利调解活动很快就陷入僵局，赫尔利对我党充满敌意，关系急剧恶化。

抗战胜利后，应蒋介石邀请，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抵达重庆会谈。三位领导同志曾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周公馆接见我党在重庆南方局和报馆工作的全部同志。周恩来同外事组的几位同志见了面。王炳南、龚澎和李少石都是周恩来十分熟悉的，而我还算是个新人。我自我介绍说，1930年春，他秘密去莫斯科经过柏林时，曾接见过几位留德学习的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我也在场。我的父亲还是他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周恩来笑着说，他还记得这些事。

30日，毛泽东从桂园迁到红岩下榻。那时，荣高棠同志正好组织我们排了一个戏，他也拉我参加。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舞台艺术实践。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都来看戏，但他们只看了一幕就退席了。第二天早晨，周恩来见了我就说：“我认识你父亲就是在戏台上，我们曾在南开中学同台演戏；现在看到你也是在戏台上。”

重庆谈判后期，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访问了一些主要国家的驻华使节。当他们去见加拿大大使时，我被指定做翻译。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为党的领导同志做翻译工作，结果出了一点笑话。因要我先独自到使馆等候，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到达时我已在客厅内。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起身与使馆人员道别。他也走到我的面前，向我表示感谢。看来是我穿的那套西服使他把我误认为使馆的译员了。他称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还不错嘛！”我连忙解释：“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实际上，直到马歇尔来华之前，几乎所有的重要场合都由龚澎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她同时还担负着联系驻渝外国记者的任务。这个任务正随着国共和谈的进展而变得十分繁重。马歇尔抵华前夕，她正式建议，由我接替她的翻译工作。那时，我已为周恩来做过几次翻译，他对我已比较熟悉，就同意了。这样，我就以译员的身份，参与了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全过程。

“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马歇尔于12月22日飞抵重庆。那天到机场欢迎他的有各界人士。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三位同志也到机场去迎接他。当马歇尔走到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上前与他握手，并对他作为特使来华表示欢迎。但马歇尔由于刚下飞机，听不清周恩来讲的话。当时的飞机隔音设备不好，噪音很大，坐久了便会影响人的听力。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等三位同志又一起到马歇尔官邸拜访。一见面，马歇尔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解释昨天没听清周恩来讲话的原因。

随后，双方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马歇尔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以便了解各种问题。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他不仅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各方面的人士会谈。他说，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的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须的一个条件。为此，他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话。他说：我们非常高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周恩来又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马歇尔来华后，中国能否走向和平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实现停火。当时，蒋介石已经宣布1月10日为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但直到1月9日国共双方仍未能就停火问题完全达成协议。国共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是蒋介石硬要我军将业已占领的热河、察哈尔两省的赤峰和多伦两个战略要地交给国民党军。这是蒋介石企图从四面包围解放区，并切断我党从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的一大阴谋，而且根本违背就地停战的基本原则。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为我方所接受，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据理力争。他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政府以中苏条约为借口企图占领赤峰、多伦两地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中苏条约载明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仅限于东北地区。他接着说，明天即是政协会议开幕之日，那两个地区已由我军解放，根据就地立即停火的原则当然应由我军驻守。在东北问题上，我们已向国民党做出了重大让步。而如照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停火将遥遥无期。马歇尔感到周恩来的讲话合情合理，表示愿意按照周恩来的建议，随即与蒋介石会谈，劝他不要因小失大，应同意让步。10日，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停战命令。这样，周恩来在谈判桌上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争取到及时正式地达成停火协定，为政协会议按期开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气氛。

我们党同意接受马歇尔的调解是以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前提的。当时，周恩来曾向马歇尔强调，中共方面希望看到盟国关心中国的内争，但也要求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对此，马歇尔表示同意。具体地说，这就是要求美国的调解有利于促成中国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治，同时，美国不得援助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这些是杜鲁门在马歇尔来华前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所保证了的，也是我们检测马歇尔的调解活动是否公正的标志。在马歇尔来华初期，可以说他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行事的。当时，周恩来与马歇尔相处得较融洽。

周恩来觉得他尚属较公正，较坦诚。在最初两次接触后，周恩来曾说过：“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从延安带回的信息

1月27日，有关政协会议各项协议的讨论已基本结束。周恩来和陆定一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肯定了代表团的工作方针。30日，周恩来匆匆返回重庆。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向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信息。周恩来说：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毛主席认为，你这次处理停战问题是公正的。中共愿意在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周恩来接着说：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今天我们还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随后，他又讲了一段“插曲”。那时国统区传言毛主席的身体不大好，又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休养。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毛主席听到这个谣言后觉得很可笑。主席说他身体如果不好，宁愿去美国休养，因为在那里也还有许多东西可学。

马歇尔很重视周恩来的话。他对毛主席捎来的话表示感激。他说，他相信中共的和平诚意，并相信可以根据中共公开宣布的愿望和政策劝说蒋介石在任何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协议。

马歇尔甚至私下还提出了他个人对如何迅速实现临时性联合政府的设想。在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马歇尔请周恩来把转达的毛主席谈话写成节略给他，直接向杜鲁门汇报。周恩来同意了。第二天就交给了马歇尔。马歇尔表示，如果毛主席要去华盛顿的话，他可以安排飞机，甚至可以赠送一架专机。

当天下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五个纲领性协议，明确规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周恩来在闭幕会的致词中指出：虽然大会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互谅互让的结果。中共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党通报：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了中国有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前景。

那时，共产党人的确是真诚地希望中国能走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但是，事情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共产党单方面的愿望，关键是国民党想做什么。

转瞬即逝的和平之光

政协会议通过五项协议之后，为了实现决议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2月2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顾问马歇尔共同签署了一项整军方案。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将中国军队统编为国防军，实现军党分开的制度。2月底，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离开重庆到华北、华中视察各地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和解决军队整编中的问题，以期巩固停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3月4日晚，军事三人小组及随行人员飞抵延安，受到我党领导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人的热烈欢迎。我记得当晚，毛主席还在延安大礼堂招待马歇尔观看文艺演出，包括《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当时陕北的天气很冷，礼堂里也没有取暖设备。毛主席和马歇尔都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3月初，三人小组返回重庆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东北停战。马歇尔来华时，我党我军已在东北占有相当的优势。为了满足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我党在政协会议所签署的协议中，对国民党做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国民党接收被苏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同意让国民党军队整编后在东北与全国一样占有5: l的优势。当然，我们党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国民党必须承认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合法地位，承认东北已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党中央那时曾明确指示东北局，要做好准备，在和平到来之后与国民党合作。在谈判中，周恩来也多次主动地向张治中、马歇尔提出东北问题。但国民党却极力回避。蒋介石显然看出，马歇尔对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关系正存疑虑，他愿意让国民党在东北占优势。

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临行前，毛泽东曾通过周恩来带话给他，希望他等到东北的局势安定下来再走，但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走后，国共美三方直到3月27日才签订了向东北派出停战执行小组监督调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此后，蒋介石又借口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是接收主权，而不受停火限制，结果派出的停战调处小组因受蒋方的阻挠而不能起任何作用。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以种种手段破坏政协会议的各项决议。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政协决议的精神是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实现军队国家化；而蒋介石坚持要先统编军队，对改组政府则毫无诚意。第二是宪法问题。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是建立一个内阁制的政府，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而蒋介石坚持制定一部实际维持独裁统治的宪法。这样，中国的局势便迅速恶化了。

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我党代表团明确看出，只有在蒋介石的大打大斗政策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才有可能谈判。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不能对国民党方面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4月18日，当马歇尔述职归来之时，正是东北的战斗升级之际。国民党军队对东北民主联军据守的四平发动总攻，而我军也在这一天进驻了长春。这个时期，虽然我们党采取了以打对打的方针，但目的乃是为了以反击促和谈。

“周是我未遇过的外交对手”

谈判初期，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会谈经常是每次会议以一方的发言为主。马歇尔第一次来华时，大都由他发表长篇大论，谈美国对促成中国和平统一的设想。除去谈判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之外，马歇尔向周恩来介绍了英美政治制度、军队组织原则和训练方法。在我的记忆中，马歇尔讲解得最为详细的要数英美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他似乎很想以此说服我党放弃军队。作为一个谈判老手，当谈话涉及敏感的现实问题时，马歇尔喜欢使用谨慎的、试探性的措词，暗示周恩来不必立即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以免使谈判陷入僵局。即使遇到十分棘手的情况，他也不动声色。周恩来是位善于倾听对方意见的对手。为了推动中国和平民主的进程，也为了融洽会谈气氛，他认真思考马歇尔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对那些具有实质内容的建议，他还要提出简短的问题，以便弄清马歇尔提议的动机与关键之处。凡遇有重大问题，周恩来决不轻易表态，总是在请示延安之后，才做出答复。从4月份以后，这种在谈判中以马歇尔为主讲的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月22日，周恩来与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我记得约有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在我所参加过的那些重大谈判中，周恩来这种后发制人的办法在赢得主动权方面是很成功的。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向马歇尔指出：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便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给我读过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曾说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在政协闭幕会上，我也曾强调，虽然政协的决定并不完全合乎我们中共的理想，但既然大家同意了，大家便都要遵守。三个月来，我们方面从未要求任何修改，而国民党方面却闹得翻天覆地。随后，周恩来把马歇尔离华期间国民党政府破坏各项协议的情况做了十分详尽而准确的说明。周恩来开诚布公的声明使马歇尔无言以对。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马歇尔承认，国民党给了中共以指责他们的充分口实。

周恩来无懈可击的谈判才干显然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次会谈之后，马歇尔对民盟的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5月中旬，在与无党派职业外交家、新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马歇尔更为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看法。马歇尔说，在他本人的经历中，他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在他看来，周的谈判艺术似乎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

马歇尔还说，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国民党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

实际上，一直到5月中旬，周恩来和马歇尔之间还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马歇尔承认，那时共产党的领袖确有执行协议的诚意，一般来说，来自上级的命令也会被共产党部队的战地指挥员执行。相反，马歇尔常常感到与蒋介石打交道很困难，以致他有时会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歇尔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有所动摇。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当时已预感到，蒋介石一心想要采取的武力政策到头来不仅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反而会加速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这正是他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军事冒险的根本动机。

“美国有两重对华政策”

5月，东北的战斗日趋激烈。我军原希冀在四平、长春能顶住国民党军的进攻，以期有利于赢来停战，但这个目的未能达到。22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国民党军立即进占。

第二天，蒋介石乘马歇尔的专机趾高气扬地飞到沈阳视察。临行前，他向马歇尔表示，愿意考虑在东北停战，还说他到沈阳去是为了控制局势。但他一到那里，就决定继续向北进攻，并向我党提出了新的更加无理的要求，作为停战的要挟。

5月底，我党代表团判断，内战巳临全面化边缘，但美蒋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马歇尔担心蒋介石打内战将引起严重后果。因此，我党代表团向党中央提出了“逼美压蒋”的策略。

在6月初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歇尔，现实使他不能不认识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有两重政策：一个是好的方面，是罗斯福总统所留下的，世界各国要合作，中国各方也要合作；另一个是比较黯淡的方面，就是把中国实现民主化放在一旁，而积极帮助国民党继续搞独裁。周恩来列举了美国援蒋的大量事实，向马歇尔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内战是负有责任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美国是有办法制止中国内战的。他说，美国援蒋就好比从自来水管中放水，已经流出来的，自然收不回去，但至少不应该再放了。“把水龙头关上，美国是有这个权力的。”随后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他对马歇尔说：你来中国代表了美国政策中好的一面。在你来华初期，蒋介石就不希望你的使命获得成功，现在蒋介石已在准备大打，想把你拖下水。

周恩来的这些分析是相当准确的。既要继续援蒋，又想抑制蒋介石打内战的欲望，这正是美国政策中的致命矛盾。周恩来的话的确击中了马歇尔的痛处。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马歇尔在使华之前，就相当担心蒋介石不一定会接受在他看来是合理的让步。为此，他曾向杜鲁门要了一张底牌。那就是如果蒋介石不愿让步而使得国共之间无法达成协议时，美国到头来是否还得支持蒋介石。对此，杜鲁门十分明确地加以肯定。而这一点恰恰很快就被蒋介石心领神会了。

6月份是谈判十分紧张的时期。月初，国共双方达成了一个停战15天的协议。党中央决定，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一时占了上风，在谈判中，他们的条件也不断升级，逼迫我们或则破裂谈判，或则做出重大让步。不过。由于国民党的军队也未做好全部进攻准备，实际情况是谈谈打打。

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每当说到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时候，周恩来的气愤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每逢这种时候，马歇尔就拿起桌上的香烟盒子请周恩来吸烟，以此缓和谈判气氛。周恩来平时并不吸烟，这时却会点燃一支，吸上几口，继续从容地与马歇尔周旋。其实谁都知道，谈判至此已谈不出什么名堂了。不过国共双方仍不断地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对案，美国人则提出一系列所谓“折衷”案。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困难是，既要设法避免谈判的破裂，又不能放弃原则。只有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得合情合理，才更有利于为最后的决战争取时间，赢得人心。这种谈谈打打的局面一直维持了三个月。

“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9月底，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张家口。

周恩来马上致函马歇尔转蒋介石，声明：如果国民党军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中共将认为国民党政府已公然宣告和谈破裂。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换言之，蒋介石明目张胆地显示要以武力消灭中共，并彻底埋葬政协决议。国共谈判已到破裂的最后关头。11月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终于开幕了。国民党内战独裁的道路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

11月16日，周恩来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向国内外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并严正谴责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恶政策。10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历时一年之久的、由马歇尔斡旋的国共谈判实际到此就结束了。

42年过去了。我耳边依旧回响着周恩来最后对马歇尔所说的话；“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