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一）田野点选择

之所以选择羊村，坦诚地说，第一是出于研究便利。笔者不具备条件连续数月乃至数年扎根某一陌生中国村庄，慢慢融入、遍查、深描直至资料饱和离开田野。选择一个非完全陌生的村子，有利于笔者缩短融入过程。笔者最初想选择自己的老家，但是这个村子因为靠近城区，已被高度城镇化。而羊村远离城区，笔者在羊村又有可靠“线人”。因此，笔者考虑到羊村去。

第二，选择岑溪市羊村，有利于研究者在“局外人”和“局内人”两种身份间灵活转换。笔者生长在岑溪市，熟悉岑溪市方言。羊村方言虽然与岑溪市方言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足以影响笔者的观察，因此在这个方面，笔者是“局内人”。笔者在2007年以前从来没到过羊村，也较少在农村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羊村的环境对笔者是陌生的，笔者是“局外人”，有利于笔者摆脱惯常来观察这个乡村。

第三，就全国范围而言，选择广西的村庄具有一定典型性。据《20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对全国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统计，2009年广西农民拥有的移动电话是125.2部/百人，居于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第十六位，手机拥有量恰恰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出于以上三个主要原因，笔者选择了羊村。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在考察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时，学者会进行技术引入前后的比较研究。笔者要研究手机对农村的影响，要实现“有”与“无”之间的比较，有两个途径。

第一，纵向比较，进行较长时间跨度的跟踪研究。比如，从电话时代或者更早开始考察这个村子，一直到手机引入、手机普及。但笔者于2007年才第一次到羊村，2009年才有初步的意向将“手机与中国农村变迁”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之后虽然每年寒暑假都会到羊村考察，但要实现以十年计的长时间跟踪，显然不现实。

第二，如果长时间跨度无法实现，还可以考虑横向比较法，即将有手机的村子和没有手机或者手机较少的村子进行比较。美国学者柯克用这种研究设计来考察电视对印度农村的影响。但根据岑溪市通信运营商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岑溪市移动网络已经覆盖所有的自然村，不存在没有手机的村子。甚至，岑溪市最偏远地区——吉镇三塘村至今没有电话，但该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手机。三塘村是该镇最偏远山村，距镇政府10公里。因拉电话线所需资金数额巨大，1989年镇政府出资1万多元买了一部摩托罗拉9900型号模拟信号手机给村长专用，话费每月由政府补贴50元，超出部分由该村负责。当时岑溪市还没有移动基站，但由于三塘村地理位置较高，可以接收到毗邻岑溪市的苍梧县电信公司建设在岑溪县和苍梧县边界一座名为“牛岭界”的山顶上的基站信号。岑溪市政府将移动通信作为比有线电话更实用的农村信息化手段。

在全国范围内能否找到一个没有人使用手机的村子进行比较？2011年，中国已实现了100%的行政村通电话。没有通手机的自然村可能存在，但这样的村子可能要到中国最偏远的地区找。时间、能力、体力的限制使笔者无奈选择放弃。

因为无法进行“有”“无”实证比较，所以本书在进行比较时，更多的是拿村民口述的记忆与笔者的观察、访谈数据做比较。手机媒体是一种具有较强网络外部性的技术。手机不像打印机买回来就可独立使用，而是在其他人也拥有的时候才可实现通话。2007～2012年，羊村人手机拥有率大大提高，很多家庭在此期间同时有两部手机。本书着重考察手机在家庭内部的使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的变化是有利于本书的。

（三）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了文献研究、参与式观察和访谈三种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首先用于搜索获得关于家庭传播研究、手机研究等与本书主题有关的资料，获得概念性指导，建立理论基础并明确研究意义；其次，用于收集羊村乃至羊村所属岑溪市的历史性资料，如羊村族谱、岑溪县志、岑溪市年鉴、岑溪市人民法院卷宗等。

参与式观察贯穿于整个调查过程中，是本书的主要方法。2009年初至2010年初，在笔者对自己的研究设计、兴趣和意图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前提下，笔者选择了隐蔽式进入田野地点的方式，来观察羊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手机使用；到2011年5月访谈阶段，笔者向羊村村民阐明研究目的。

此外，笔者还就羊村村民的手机使用进行了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