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灵魂”与现代化变迁中的中国农村家庭:基于广西东南部羊村的手机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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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框架、内容及创新之处

本书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来组织研究框架。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一个较典型的家庭,始于形成期,结束于解体期,前后经历六个阶段,分别为形成期、扩展期、稳定期、收缩期、空巢期、解体期。其中,形成期是从结婚到第一个孩子出生,扩展期是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到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稳定期是从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到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收缩期是从第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到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空巢期是从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到配偶一方死亡,解体期是从配偶一方死亡到配偶另一方死亡。

这套基于西方背景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农村家庭。比如,在中国农村家庭,总有一个儿子不会离开父母家,年老的父母会与他共同生活直至去世,因此,中国农村家庭虽然会出现收缩期但很少出现“最后一个孩子离开父母家”的情况。因此,本书排除了收缩期、空巢期和解体期。在羊村,会对家庭传播产生显著影响的是形成期、扩展期。形成期代表婚姻关系的诞生,扩展期代表亲子关系的诞生。而稳定期主要涉及同胞关系,虽然同胞村民之间也会使用手机进行传播,但是,因为男性同胞之间即使分家住得也不远,所以常常保持面对面接触,而女性出嫁后与原生家庭联系并不是特别密切,所以本书没有研究同胞关系中的手机传播。而且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划分,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应该将恋爱看作家庭生命周期“第一阶段,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R. M. Cate & S. A. Lloyd, Courtship, Sage Publications, 1992.。结合下文谈到的家庭互动路径,笔者采纳了这种观点,将恋爱加入家庭生命周期中。

另一常用的家庭传播研究视角是将家庭分成若干子系统,然后分析每个子系统内部的传播。这就是文献综述里所提到的伯吉斯开创的家庭内部互动路径。按照克里斯·瑟格林等的分法,家庭可分为五对互动关系: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同胞关系、扩展家庭成员关系C. Segrin & J. Flora, Family Communication, Routledge, 2011, pp.89-183.。这同样是一套以西方核心家庭为基准的惯用分法。出于上文解释过的原因,本书并没有研究同胞关系。扩展家庭成员关系常常包括祖父母-孙辈的关系,或者外祖父母-孙辈的关系。在中国农村,扩展家庭中的祖父母常常和孙辈住在一起并且负责照看年幼的孙子,所以他们保持着日常面对面的接触而很少用手机。而外戚方面,羊村人一般只在过节或庆典时会与外戚会面,而且多是联系第一代、第二代的外戚。羊村的一句俗语“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了了”,形象地描述了与外戚关系的变化。意思是说,对于外戚,第一代是兄弟姐妹或堂兄弟姐妹;第二代就称为“表兄弟姐妹”;到了第三代,疏远成几乎可有可无的社会关系,“了了了”的意思是社会联系的彻底“了断”。因此,本书没有将扩展家庭成员关系作为重点。

另外,在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观念里,家庭与家族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国家基层权力的收缩以及几千年以来宗族意识的影响,宗族在中国农村开始复兴。作为单姓村的羊村,是具有强烈群体认同感的宗族大家庭。为此,笔者还考察了手机对羊村家族的影响。

综上,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书的研究主题以及现阶段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笔者注重考察手机对单个羊村家庭中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这三对关系的影响;然后跳出单个家庭,从家族故事的角度去研究手机对农村社群的影响;最后,考察手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

本书的内容如下。

首先为绪言,阐明本书的背景和意义,回顾国内外关于手机媒体的研究以及关于家庭传播的研究。同时对田野点——广西东南部自然村羊村的选择和研究时间跨度的选择进行了解释,并说明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第一章先介绍了手机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进化历程,以及手机媒体从产业链发展到产业网的过程,以为更好地了解手机媒体在或者将在农村家庭中发挥的作用打下基础;然后采用角色的视角界定了本书中的家庭概念,从而将农村家族涵盖在内,同时强调家庭关系是在传播中构建的;最后介绍了羊村家庭情况和羊村家庭的手机使用情况。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详细剖析了手机对恋人互动关系、夫妻互动关系、亲子互动关系的影响。其中,第二章比较了第七代、第八代、第九代羊村人的择偶观和择偶行为,分析了手机在青年人恋爱的开始阶段、强化阶段、结合阶段的作用,并分析了手机如何使关系终止感被延长。第三章通过分析手机与夫妻系统的适应性、凝聚力的关系,来阐明手机传播促进了现代农村夫妻关系的多样化。第四章“手机与亲子互动”,分析了父母如何培养孩子的手机使用技能以及手机媒介素养,然后通过孩子的视角来看手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第五章讲述了羊村关氏家族通过手机寻亲的历程,分析了手机是如何使家族故事内容、讲述场景和讲述者以及传播介质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现代农村家庭的认同感的。

第六章将手机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联系起来,分析了手机与农村个人主义、异化、犯罪、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从中看到技术与现代化的互动。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目前国内尚没有学者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手机与中国农村家庭变迁的关系进行系统的、长期的研究。用综合的方法收获有关手机对中国农村影响的一手资料,能使有关手机传播的研究更加全面。

第二,对家庭单元内部以手机为中介的互动子系统进行深入剖析,希望对中国的家庭传播研究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