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同”的知识谱系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在全球经济联系不断密切，民族主义思潮仍趋活跃，文明冲突与对话日渐频繁的当今世界，已然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世界性问题。族群认同，或可以认为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得以确立的、对于主体所在族群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而国家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族群认同发展的“自然结果”，是一国公民对于其所属国家的主权表现形式及其意识形态的接纳和认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理论阐释模式，但二者有着共同的元问题——“认同”。因此，要实现对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个宏大概念的细致解读，需要将其置于“认同”的知识脉络之中。与此同时，也只有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现实场景当中，我们对于“认同”的认识和理解才有可能更为全面。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认同（identity）通常指的是个体如何确认自己在时间、空间上的存在。这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肯定的过程，其所涉及的似乎不只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对于自己的主观了解，同时也掺杂了他者对于自我的存在样态是否具有同样或者类似的认识。尽管已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学术界对于“认同”内涵的解读依然是多元的。事实上，即便是在作为认同研究的始作俑者的心理学领域，对于认同概念的认识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清晰的”界定。认同概念所蕴含的这样一种诡异的模糊性，甚至于被视为恰恰是人类“心理内容的多重性、混沌性的反映”。一般认为，“认同”源自于心理学的“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也称为“自居作用”“表同作用”“仿向作用”）。它的基本内涵，系指“一个人成为或者变得像另一个人的愿望、动机、行为”。而为了达到排解内心焦虑的目的，认同往往表现出“无意识地选择模仿别人的某些特质”的倾向，并通过主体同化来构建自身的人格。在此意义上，认同又被看作是一种内化型的防御性机制。

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最早从事认同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相关文献考据表明，弗洛伊德在1897年就开始思索认同的相关问题——尽管他在当时似乎只是随意地使用“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个词。在其最初的研究当中，弗洛伊德使用了identification, incorporation, introjection, internalization四个内容时有重叠的词汇来表述认同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洛伊德对于认同的一些早期的学术观点，大多倾向于认为所谓的认同其实是在人的欲望被压抑的基础上，主体无意识地认同另外一个人。这是一种病理性的认同，即癔症性认同。在弗洛伊德看来，认同作用是癔症症状机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所谓的认同作用，“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基于同病相怜的同化作用，它表现出一种类似性，源于保存在潜意识中的某些共同因素”。而这些共同因素，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都与性有关。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由潜意识中的欲望或者内疚激发出来的，而人的自我则隐藏在其所认同的对象背后，实际上，“认同是一种心理上把自己放到其他人位置上的思维，是潜意识中对其他人的模仿”。1917年以后，弗洛伊德对于认同问题的研究结论有所调整，他强调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病理性的防御机制，它对于人的心理发育至关重要，对于人格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弗氏提出了另外一种认同的模式，即所谓的自恋性认同，这种认同模式与癔症性认同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在癔症性认同中，“客体灌注”是持续存在并发生影响的，而在自恋性认同中，“客体灌注”却被抛弃了。总的说来，在1921年以前，弗洛伊德对于认同概念的界定似乎是有些含混不清的。一方面，他用认同来指称一种心理发育过程，而另一方面，他又用认同来指这种发展过程的结果。1921年，弗洛伊德出版了《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书，在这部被认为是弗氏关于认同问题研究最为重要的著作当中，弗洛伊德认为认同作用是与对象情感联系的最原初的形式，它往往以退行的方式成为对“力比多”（libido）对象联系的一种替代——正像依靠对象内向投射到自我那样。认同作用可能会随着与其他人分享的共同性质所产生的新感觉而出现。这种共同性越是重要，这种部分的认同就可能变得越成功，因而它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的联系的开始。弗洛伊德据此猜测，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属于这种以重要的情感共同性质为基础的认同。在其学术生涯的晚期，弗洛伊德更加细致地分析了认同对于个体心理发育的重大影响，以及认同与人格结构形成、认同与群体整合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认同的重要性往往就在于所谓的“认同机制”能够引导一个人努力模仿被视作模范的人来塑造自己的自我。而为了更好地阐述认同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建构了另一种认同类型，即所谓的“部分性（次级）认同”。这是一种基于普遍特质的概念认同形式。这种机制不依赖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关系，没有内投射的卷入，属于自我结构的一种发展形式，但对于人格的形成和集体的构成却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弗洛伊德极为自信地描绘了“原始群体”构成的模式，他认为，“原始群体”是这样一种群体：“有一个领袖且未能通过太过‘组织化’而次生地获得个人特征的群体。”而“原始群体”中的个人，则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把完全相同的对象置于他们自我的位置上，结果在他们的自我中使他们自己彼此认同。”

与弗洛伊德等人沉溺于从人的生物本性之中寻找认同作用由以产生的原因不同，埃里克· H．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罗斯·普尔（Ross Poole）等学者试图透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来探讨认同的形成机制，并把认同问题的讨论引入公共话语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埃里克森认为，总体而言，认同就是一个位于个人的核心、同时又位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场景的核心之中的过程，而个人正是利用这一进程来判断自己。在普尔看来，认同的产生乃是因为成员认可其所在的群体所具有的形象特征，而群体成员可以通过其处的社会生活模式所能提供的资源来了解自己到底是谁，因此，认同表达了主观性模式和客观性模式之间的一种构成性联系。

事实上，早在埃里克森等人对于认同的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之前，坚信“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的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克姆），就试图通过建构“集体意识”这一概念来阐述其对于群体认同的思考。涂尔干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的持续状态，会促使一种“自然而然地完成”的完整的意象系统的形成，并使之成为群体成员意识的连续的、恒定的组成部分。因此之故，“我们很喜欢那些由这种意象表现出来的同伴，因为他们的在场将意象转化为此时此地的感觉状态，并使意象展现得更加真切”。涂尔干把这种意象定义为“集体意识”。他说：“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涂尔干借助于人类学研究的诸多证据，系统地考察了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雄辩地说明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或许可以这样说，涂尔干有关集体意识问题的研究，为民族学人类学之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社会科学在认同问题研究上的理论探索。